第八章 恨從何來
我一直和趙教授保持著聯繫。他的優雅風度和謙虛品質讓人印象深刻，就像他同時流露出的明顯的民族自尊心和過分的小心。
一次，我問趙教授：『金日成的身分問題，日本和韓國有沒有一些新的研究發現，知道真相是什麽嗎？』
北韓的國家敘事刻意把金日成塑造成率領遊擊隊擊敗日本侵略者、解放朝鮮半島的民族英雄，以此標榜金氏政權的合法性。但事實上，日本人是向蘇聯軍隊投降，金日成只是被蘇聯欽定為代言人。近些年隨著中國網民的興起活躍，很多人開始對高度可疑的官方敘事發起挑戰，指出金日成本名金成柱，冒用了另一位抗日將領的名字。
沒想到我挑起的話題引起了趙教授的不快。他的表情出現了片刻凝滯，然後十分堅決地回答我：『楊先生，如果是我，絕不會問這樣的問題。』
他的抗拒讓我感到意外。圍繞金日成真實身分的討論，並非花邊新聞，而是揭穿虛偽的意識形態宣傳的學術問題。
發覺到氣氛有些尷尬，趙教授緩和了下口氣說，『這些問題，至今都是十分敏感的外交問題。』
我感到遺憾。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對於知識分子的政治迫害之後，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比較注意『口徑』尺度,中國很多學者仍然擔心禍從口出。威權政治製造了一種讓人們不敢提問題和質疑的社會氛圍，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十分普遍。批判性知識分子在中國並不活躍，批判性的評論亦不受官方歡迎。可是金日成作為一個外國領導人，為什麽讓中國學者如此小心翼翼，成為了言說的禁區？
當我對北韓的發展軌跡有了更多了解，我理解了趙教授的擔心。北韓具有和中國極為相像的近代國家史。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政治體制，北韓一直在蘇聯和中國後面亦步亦趨，刻意模仿。而中國和北韓也曾經結成一種畸形的國家關係。金日成幼年隨父母流亡東北，參加了抗日遊擊隊，一九三一年甚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生活了二十五年，青年時代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他的祖國。他幾乎可以稱得上半個中國人，熟悉中國民情，與中國人打交道十分得心應手。這段經歷對他日後登上極權頂峰，産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也不拿金日成當外人。外交部是國與國之間打交道的部門，但是中國跟北韓的聯繫部門是中聯部，把北韓視為自己的一個省。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北韓是北京手裡的一副牌，也就不難理解了。有這麽一個大哥罩著，北韓變得有恃無恐。逐漸的，中國研究北韓和半島問題的學術界，形成了一種風氣——北韓問題等同於中國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延伸，輕易不可觸碰，或者只能說好話。曾經有一份北京雜誌著文批評金正日政權，認為北韓應該施行中國式的改革開放，引起了北韓外交部的不滿，向北京告狀。這份雜誌的命運就是關門大吉。這種禁錮導致長期以來大多數研究者對於北韓問題諱莫如深。在中國，媒體盡可以大罵美國總統歐巴馬如何侵犯人權，但是絕對不可以罵金正日是暴君，就是這個道理。對於中國體制十分了解的趙教授如此謹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趙教授的朝鮮族身分。作為官方體制內的少數民族學者，並不總會得到主流漢族文化的賞識和重用。按照慣例，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政府、大學等機構的正職一定由漢族人擔任，少數民族即便專業能力再高也無法擔任正職。何況朝鮮族因為和南北韓的複雜關係，為了避免政治衝擊，歷來養成了小心求生存的集體心態。趙教授憑藉聰明和自身努力，從一個沒有根基的韓國移民家庭脫穎而出，成為頗受政府信任的學者，著實不易。他珍惜這種成功，希望保護自己不受到環境的影響。
那天中午，我邀請趙教授和夫人到附近一家餐館用餐。趙教授謝絕了，趙夫人已經在研究生食堂幫我預定了飯菜和座位。食堂就在他們家的對面，乾淨實惠。趙夫人說，趙教授有高血壓，因此對於外面的飯菜要特別小心。看得出，他們的生活平靜幸福。
我感謝他們的善意。趙教授是與我深談的第一位朝鮮族學者。幾年前，趙教授在日本的大學教書時，日本雜誌邀請他寫了一篇家族故事的文章，藉著個契機，趙教授開始書寫家族回憶錄。他交給我一份親自寫的家族傳記，希望我有機會能更加了解這個朝鮮人家族在東北亞輾轉生存的故事：充滿驕傲和不凡，也飽含不幸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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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移民滿洲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一八八一年，清政府解除了圖們江北部的封禁令，移往滿洲這塊滿洲人龍興之地的朝鮮人開始增加，他們逐水而居，種植了東北地區最早的水稻。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了清朝，從清朝手裡奪走了對於朝鮮的宗主權。一八九七年，朝鮮王宣布建制稱帝，建立『大韓帝國』，『韓』第一次從民間進入國號。一九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日本通過《日韓合併條約》把韓國變為殖民地，統治朝鮮半島長達三十六年。『日韓合併』第二年的一九一二年，移民滿洲的韓國人就有二十八萬之多。
趙教授的家族是韓國歷史上的名門望族：白川趙氏。據說這個家族的祖先來自中國宋朝的皇室。趙教授的祖父是趙家的靈魂人物，日本吞併韓國後，祖父於一九一三年流亡滿洲。
照片裡，祖父有韓國人典型的儀態——光頭，目光深沉，蓄著濃密的兩撇胡子，面容剛毅。趙教授的神態跟祖父極為相似，但是眉宇間多了柔和。
曾經有傳言，祖父來到滿洲是為了追逐風花雪月，他在滿洲另討了一房妻子，背叛了自己的韓國家庭，並且很快誕生了後代。這讓童年的趙教授頗感困惑。有一天，母親悄悄告訴悶悶不樂的他說，祖父生前其實是一名獨立運動者，流亡滿洲後參加了梁世鳳的大韓獨立團，主要在鴨綠江沿邊的山嶽地帶活動。
『梁世鳳是一名具有傳奇經歷的韓國人抗日將領。』趙教授說。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後，滿洲成為韓國獨立運動的中心。在上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國活躍著幾個系統的韓國人抗日武裝。獨立運動家金九為首在上海組建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梁世鳳是民族主義團體在滿洲組建的獨立軍總司令。另外，參加共產黨的韓國人在東北的勢力也非常龐大。一九三零年，共產國際解散了內鬥不休的朝鮮共產黨，要求他們以個人名義加入所在國的共產黨。朝鮮共産黨領導的遊擊武裝，包括金日成在內，都加入了中共。【註22】一九三零年中共滿洲省委統計，當時東北地區二千多名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韓國人。【註23】赤色思想在滿洲的韓國人中間有很廣泛的群眾基礎。因為移民滿洲的韓國人大部分屬於底層農工階層，共産黨宣稱的均貧富思想讓他們相信赤色革命會是一個天堂。
雖然同為抗日武裝，但是梁世鳳的反抗軍和共產黨游擊隊有著不同的色彩。前者旨在恢復被日本消滅的大韓帝國，後者則宣稱要在韓國建立一個嶄新的蘇聯式的農工國家。《與世紀同行》記載，金日成一九三二年創建了抗日遊擊隊，他曾經想要率領這支隊伍加入梁世鳳的隊伍，但是梁世鳳拒絕了，【註24】因此金日成來到汪清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在三十年代初期，金日成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角色。共產黨系統的韓國人遊擊隊中，李紅光、崔石泉、金策、許亨植、李光、金哲等人，都是比金日成名氣大的韓國人將領。【註25】直到一九三四年金日成擔任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獨立師第三團的政委，才首次出現在中共的檔案記錄中。【註26】
趙教授對祖父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參加的是獨立軍系統。很多年後，趙教授的一個朝鮮族博士研究生到韓國公派訪問，偶然在韓國的研究所裡發現了關東軍的一份文件，無意間發現了趙教授祖父的名字。
這個文件收藏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日本《現代史資料（二十八）韓國》文獻中。駐紮滿洲的阪本大尉撰寫的《情報第十號桓仁縣內不逞鮮人搜查報告》，報告書寫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六月。這份搜查報告書詳細記載了桓仁縣一帶韓國人抗日獨立運動的具體情報。在其第三十二頁中，阪本記錄了當地韓國人『熾烈的排日熱運動』：
『一九一九年五月，桓仁縣韓國獨立團長梁基河來到桓仁橫道川村，做了關於獨立團運動形勢的演講，之後就任命了外交員金閏赫、參議員金京河、總事務員趙宅濟、書記宋鶴瑞。居住橫道川的二十歲以上至四十歲以下的男子全體被動員參加排日運動。』
趙宅濟就是趙教授的祖父。所謂『總事務員』即是『總監』的日譯詞。一九一九年五月，趙宅濟被任命為大韓獨立團總監，主管軍隊的裝備和後勤保障。這份記錄說明，趙教授的祖父是大韓獨立團和獨立軍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一九三七年患傷寒，病逝於桓仁縣老砬子山溝一處反抗軍的祕密軍營，享年六十四歲。彼時，金日成剛剛嶄露頭角，因此兩者並無交集。當時，戰友們把遺體埋在老砬子深山老林中，墳墓至今還在那一帶的深山裡。
雖然祖父的事蹟僅有文獻上的片言隻語，卻讓趙教授感到釋然。在他的成長歲月，曾經對未曾謀面的祖父充滿想像，現在發現了真相：他的流亡家族和民族的命運竟然如此緊密勾連，讓他內心受到了一種巨大的衝擊。歲月臨近黃昏，像所有希望梳理人生的心靈一樣，趙教授開始追尋家族的來路，追尋韓國人從哪裡一路跋涉走到了這個陌生的國度？
在祖父去世兩年後，趙教授的父親——一個瘦小老實的韓國人，帶著一家人遷來滿洲。一九三九年的新年，白川趙氏的一家人是在來滿洲的火車上度過的。一行六口人：父親、母親、大哥、大嫂、二哥，還有七歲的趙教授。夜晚黑洞洞的，火車從平安北道的滿浦過鴨綠江去集安，一過江就是異國他鄉的滿洲。日本人占領了韓國，也占領了滿洲，因此沒有國境線的概念。趙教授當時太小了，什麽也不懂，只是記得，父母的口氣裡，滿洲是個神祕而熟悉的地方。在他的記憶裡，滿洲銀裝素裹，滿洲人都穿著黑色的衣裳。火車停在通化車站，一個戴皮帽子的中國人在車廂外面哈著熱氣擦車窗玻璃，對坐在車窗邊的他說了些聽不懂的中國話，幼小的他感到這是與韓國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世界，而且正像母親說的『比韓國寒冷得多』。
一家人在通化換乘巴士，巴士一路顛簸沿著鴨綠江往西南方向開去，目的地是一百公里以外的桓仁縣的一個山村，那是祖父生活過的地方。
在祖父戰鬥和犧牲的村莊，趙教授一家度過了八年時光。韓國人漂泊無根的生活如此坎坷，趙教授在滿洲接受了日式殖民教育，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作為亡國奴的韓國人不允許說韓語，並且要求改成日本人的名字，趙家為了敷衍，只把家族的名字白川權且作為姓氏。那時候年幼的他已經有了韓國人的概念。同時父親要求他和二哥都要學說中國話，父親的告誡至今猶在耳畔，『在滿洲生活，就要學會如何跟中國人相處。』
說到這，趙教授搖頭歎息，『直到我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我才理解當年父親的良苦用心。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這就是朝鮮人的命運啊！』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二戰結束，趙家居住的山村陷入了短暫的權力真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還沒有接管這個地區。針對韓國人的報復行為開始出現，因為日本人統治期間，韓國人的地位高於滿洲人，在一些中國人眼中，韓國人是日本人的走狗幫凶。直到今天，在一些不友好的漢族人口中，也經常能聽到對於朝鮮族人的奚落。『管朝鮮族人叫「高麗棒子」。』趙教授苦笑說。
一九四六年夏天，趙教授的大哥去世，經政府同意並辦理了手續，埋葬在中國人的公共墓地，墓地在村莊的南方後山坡上。
送葬之後過了幾個月，村裡的一些中國人散布流言說，韓國人死了下葬之後，中國人墓地每晚都鬧鬼，沒法睡覺，附近養雞場的雞都得病而死。有人在墳墓周圍亂扔東西，還威脅說，韓國人的骨頭不能埋在這兒，要讓他們馬上挖走，不然就要採取行動。
趙家比任何時候都感受到作為移民的孤獨感和恐懼感。韓國人和在滿洲的漢人關係是一個敏感話題。趙教授想起了父親常說的『學會跟中國人共處的語言和本領』所具有的深刻內涵。擔心發生什麽不測，在一些韓國人的幫助下，趙家把墓地搬遷到其他地方重新下葬。因為時間緊迫，心情又緊張，匆忙埋在太平溝山谷的路邊。
遭遇這些事情，促使父親決定返回韓國。一九四六年秋天，父親跟趙教授的舅舅一起去平安北道，看看未來新家的環境，準備搬回韓國。兩個人到了邊境，父親讓舅舅代管所有的錢財和貴重物品。他們在桓仁縣沙甸子一帶過了鴨綠江，沒想到一到邊境小鎮，舅舅拋下父親跑掉了。父親只好一路乞討返回滿洲家中。母親當時受了很大的刺激，不僅回家的夢破滅了，還錢財一空。從此，趙教授一家就留在了中國。
回想起來，如果沒有發生那樣的事情，父親肯定會回韓國。這成為父親心中的一道似乎總是買不過去的坎。『父親時常自言自語：我們祖國在哪兒呢？朝鮮人難道沒有自己的祖國嗎？』
趙教授陷入了對往事的回憶之中。父親的發問，每一聲都敲在趙教授的心上，在他人生的懵懂階段，這種質問讓他感受到震撼與茫然。流亡的韓國人沒有建立強大的政治共同體，因此無法培育出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成為事實上的邊際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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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我沿著邊境旅行的時候，看到郵箱裡趙教授發來的郵件，告訴我一個悲傷的消息，他的二哥病逝。
兩天後，我來到長春，見到了剛從瀋陽參加葬禮回來的趙教授。他看起來有些疲憊，還沉浸在悲傷的情緒中。
『二哥對我影響很大。』趙教授這樣說起他的二哥，一名忠心耿耿的共產黨高級幹部。雖然經歷過政治運動的衝擊，但是對黨和國家忠心不改。二哥曾經在遼寧省的前身遼東省擔任過省委祕書處處長、遼寧省辦公廳副主任、教育廳副廳長，還做了多年遼寧省委黨刊《黨的生活》主編。他代省委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有的曾經由毛澤東寫批文下達全黨貫徹。二哥還是一名活躍的老幹部書畫家，雖說沒有讀過大學，但是寫得一手好毛筆字，曾經在十多項全國性書畫大賽中獲獎。總體而言，朝鮮族是一個整體素質比較高、聰明的民族，在中國政府、軍隊裡，都有朝鮮族領導人的身影。
跟從小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趙教授不同，二哥受到了共產主義的紅色教育，韓語稱這些人為『巴爾蓋』，意即『赤色分子』。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一支穿土布軍裝、身背三八式步槍的韓國人部隊，高唱《朝鮮義勇軍歌》和《赤旗歌》，穿過趙教授老家的村莊。趙教授和村裡的韓國人跑到大路上，高呼『韓國解放萬歲』。許多人到前面去同士兵們握手，熱情擁抱，有的還用韓語問他們從哪裡來。
由流亡在中國的韓國人組織的朝鮮義勇軍，在陜西省延安的太行山山脈，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領導人有武亭和金鬥奉等。趙教授看到的就是由太行山地區進軍東北的朝鮮義勇軍。這支隊伍後來回歸北韓，被稱為『延安派』，五十年代末期，金日成為了鞏固個人權力，發起了政治鬥爭，『延安派』、『蘇聯派』都遭到了清洗，最後擁護金日成的『滿洲派』一家獨大，幫助他鞏固了個人權威。
在歡呼的人群中，趙教授看到二哥身著軍裝，從一輛吉普車上跳下來，英姿颯爽。趙教授現在回想起來，這一幕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韓民國』 成立，李承晚任總統，也就是今天的『南韓』。一個月之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金日成任首相，也就是今天的『北韓』。
『那時從一般人的意識而言，心目中代表朝鮮民族的國家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當時叫「民主朝鮮」，那時民主朝鮮的影響力超過大韓民國。』他回憶說。
那時二哥打算跟朝鮮義勇部隊回北韓。母親絕不允許次子去北韓，她認為這等於讓兒子去送死。結果，二哥做了中共桓仁縣農會幹部，還做了剛成立的縣中學黨支部書記。對二哥來說，去北韓還是留在中國是一個關係前途的大事。後來他跟趙教授說：『那時去了北朝鮮，恐怕就成「延安派」了吧。』
那個黑暗已退、黎明未現的清晨，遺留在滿洲的韓國人面臨著選擇。所謂國籍問題，不少韓國人持無所謂的態度。他們所關心的是，舊體制崩潰之後，中國社會能否安定？外國人的生命和生活能否有保障？當時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八十萬韓國人在日本投降後回到韓國家鄉，還有一百余萬人留在了東北。一九四八年底，趙教授在遼寧省的新賓讀中學，填寫簡歷的時候，『民族』一欄裡，一般都寫『鮮族』或者『朝鮮族』，從來沒有寫『韓國』或者『韓國人』。
『我那時雖然還沒有明確的「朝鮮族」概念，但是自我意識發生了變化。』趙教授說，冥冥中他意識到自己跟中國將要開始長久地維繫在一起。
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他的正式證件是地方公安部門發給的《居民證》，也就是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身分證。
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剛剛度過二十二歲的生日，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五四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首次明確承認了少數民族的法律地位。趙教授接受了自己的新身分——『中國朝鮮族』。中國號稱有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其他少數民族都是土著，唯獨『朝鮮族』是一個外來移民群體形成的嶄新民族。
到一九五七年，中國基本建立了蘇聯模式的政治和經濟體系。趙教授去讀了大學，又當了大學老師，在自己喜愛的政治經濟學領域耕耘了一輩子。跟無數中國人一樣，趙教授本人也曾經被捲入了政治漩渦，因為朝鮮族的身分，文革中他被指控為間諜。幸運的是，小心謹慎的性格幫助他熬過了一系列洗心革面的運動。他的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朝鮮族同學則不走運，因為堅持『兩個祖國論』，認為北韓也是自己的祖國，被驅逐回北韓，後來在北韓一個紀念館管理員的職位上默默死去。
我們靜靜地坐在書房交談，時間轉眼到了中午。趙教授回憶起了大哥。大哥早在一九四七年病逝，留下大嫂帶著一雙兒女。二哥和二嫂當時也有兩個孩子，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一九五九年趙教授的母親去世後，大家庭面臨著一個切實的困難：糧食不夠吃了，尤其滿足不了正在成長的孩子們的胃口。並且，這種情況導致兩個哥哥的家庭產生了矛盾。大的兩個孩子是大嫂的，小的兩個孩子是二嫂的。當時中國實行分配制，按照一個家庭的人口數目、年齡、社會等級等綜合因素實施口糧分配，就如同今天的北韓。具體到這個家庭，罕見供應的肉類和雞蛋如何在四個正需要食物的孩子中間合理分配，導致兩位嫂子發生了磨擦。多數時候，總是忍辱負重的大嫂做出讓步，因此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大嫂的兩個子女，兒子叫成慶，那時十五歲，念初三。女兒叫成子，十三歲，念初一，都正是身體發育的歲數，卻每天都處於飢餓狀態。
一九六零年，中學生趙成慶突然消失了。在一個滂沱的雨夜，也許是受到了某種力量的召喚，十五歲的成慶縱身一躍跳入了鴨綠江，義無反顧遊向了黑不見底的對岸。種種跡象表明，他遊過了鴨綠江，跑到了一岸之隔的北韓，自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他的消失在這個循規蹈矩的朝鮮族家庭掀起了波瀾。
趙教授的父親和二哥都不知道具體的內情。成慶跑到北韓並沒有事先告訴他們，也許只是和他母親商量過，而母親似乎也支持。或許他們考慮到，少了一個中學生，可以緩解糧食不夠吃的窘境。
趙教授至今不知道侄子遊過鴨綠江的細節。遼寧省跟北韓接壤的鴨綠江一帶，屬於中下游，『那個地方江水落差大，流量大，一般人是很難遊過去的。』他相信，很大程度上，成慶是為了逃避生理和精神的痛苦，衝動之下亡命北韓。一如三十年代這個韓國人家族流亡滿洲。
六十年代的北韓經濟狀況比中國好，依靠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北韓正在大興土木搞千里馬運動。另外，大嫂的妹妹還在北韓，也算是成慶逃亡北韓的一個因素。大概有十萬中國朝鮮族人在中國大饑荒期間跑到了北韓。事實再次印證，鴨綠江兩岸人民的流動，首要原因一直是出於生存目的。
開始北韓並不信任這個對岸游過來的中學生，不給成慶安排工作，而是讓他到深山老林裡伐木，等於是變相的苦力。後來在親友的幫助下，成慶被安排進了一個做軍鞋的工廠。過了一年後，他的母親和妹妹也都辦正式手續去北韓定居了。走的時候，父親讓大嫂把家裡的唯一一份族譜帶去交給成慶。因為在家族觀念深重的父親看來，成慶是長孫，是白川趙氏延續的正統。
趙教授自此沒有再見過成慶，他跟這個侄子其實歲數相差不大，某種程度上倒也能理解年輕人心底的衝動。成慶至今生活在平安北道朔州郡，他消失了多年以後，趙教授接到他從北韓寄過來的一封信，信中只是簡單地說，『遊過鴨綠江，到達平安北道邊境。』成慶在信中表示『對不起兩位叔叔』 ，還說『我還是想念中國』。趙教授當時身在長春，回信肯定了侄子的行為，並且鼓勵他，『今後，你應該為你的祖國和你的領袖爭氣啊。』
趙教授的父親至死對成慶十分思念，為再也見不到白川家的長孫痛心疾首。他在晚年曾經多次向趙教授流露過想要葉落歸根的念頭，『我一定要永眠於故國的土地。』 一九六六年，趙教授的父親在瀋陽去世，死在異國，也長眠於異國。
在一九三八年開往滿洲的那列火車上，對異國生活充滿希望和不安的那個韓國人家如今多數都去世了。先是大哥、接著是母親、父親、大嫂、二哥。這個遷徙流離的韓國人家族只剩下了趙教授一個人。生老病死本是常情，但他回憶自己家族那些艱難的過去，不免傷感。『我們祖國在哪兒呢？難道沒有自己的祖國嗎？』
話題似乎有些沉重，一時不知如何繼續。『這就是我們朝鮮人呀！』說到這裡，趙教授拿過我的記錄本，在上面一筆一劃寫下一個漢字：
恨
『父親常說，我們朝鮮人，有終生解不完的恨啊！你去查一下吧，韓語中的「恨」，就是恨嘆的略語，表現我們獨特的一種民族意識和悲憤情結。父母一旦有為難之事，常常使用這個用語。』他對我說，『如果理解了這個「恨」字，就理解了朝鮮人的漂泊命運。這是朝鮮民族揮之不去的情結。』
趙教授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已經可以熟練地隱藏一切民族獨特性，這讓他行走在漢文化為主的學術圈中游刃有餘。不過他承認，『思想認識上，我已經是一個中國人，文化上，還是朝鮮人。』他肅穆的神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好像是一個提醒，為我打開了一扇了解這個在大河兩岸輾轉遷徙的民族的窗口。
我被趙教授充滿感情的回憶打動。我們一直交談到午後。趙教授起身與我握手道別。
『楊先生，』當我轉身離開時，趙教授在身後叫住了我，我下意識轉身，看到他瘦小的身軀依舊站在自家樓下，目送著我，並微微鞠躬，『祝你一切順利！』然後折身離去。
我一時怔住。那些隱忍、自尊的朝鮮人形象，都濃縮在這個瘦小身軀中，像黑白底片一樣，仿佛是一個舊時代的縮影。那一瞬間我有所觸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