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只是新聞頭條，而是他們的生活日常。
在踏上革命的路口上，抗爭者為何時而奮勇向前，時而徬徨躊躇？
如果民主無法承諾太平，專制未必不能苟活，市井小民該何去何從？
《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呈現最真實的革命面孔。
北非強人穆巴拉克、格達費為何倒台？伊朗人民是否仍然對什葉派領袖何梅尼敬若神明？以普丁為師的厄多安，還能把持土耳其政壇多久？查維斯在美國後院豎起反美大旗的真相如何？擺盪在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烏克蘭，要投靠強權還是追求獨立？位在世界邊陲的尼泊爾，那裡的人們又是如何被毛澤東思想感召而挺而抗暴？在英國、瑞士，乃至列支敦士登等富裕的西歐國家，民主又面臨什麼新的挑戰？
最重要的是，那些在這些歷史現場的小老百姓，怎麼看待這一切？那些既受革命風潮左右命運、也推動著歷史巨輪向前滾動的中產市民，如何面臨一連串加諸在他們身上的選擇？
從2004年烏克蘭的「橘色革命」、2009年伊朗的「綠色革命」、2010年底席捲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阿拉伯之春」，進而到2013年土耳其反對厄多安總統威權作風的「占領蓋齊公園運動」，整個歐亞大陸的心臟帶地接續燒起反威權、爭自由的燎原野火，成為整個21世紀初除了反恐、金融危機之外，最重要的全球政治事件。然而這一波民主浪潮的本質是什麼？這是永遠不畏烽火、哪裡有危險往哪裡跑的周軼君要在《拜訪革命》去探索的。
「每一瓢革命的滋味，冷暖自知。而每一種滋味都是真實。」
為此，她去了全球記者都得去的開羅、伊斯坦堡、德黑蘭、巴格達、基輔、大馬士革，也造訪了不太有人去的加德滿都、列支敦士登。在一個個全然陌生的環境，冒著扒竊、歧視、性騷擾、甚至汽車炸彈攻擊的危險，採訪計程車司機、示威民眾、盜版ＤＶＤ小販、地下樂團歌手、地產開發商、各大主流媒體記者、穆斯林兄弟會青年領袖、報社總編，多國政府首長。我們會看到寧願戴上面紗而捨棄大學教育的土耳其婦女、就算發現車上有炸彈也只想敷衍了事的巴格達衛兵，以及哭著懺悔自己的暴行的警察。
藉由真誠的態度、犀利的提問，周軼君時而牽引出受訪者的熱切渴望，時而逼問他們的猶豫困惑：拼經濟還是爭自由、本土或開放、反美或親美、集體認同還是個體自由，回歸傳統還是擁抱現代？
那些對一般台灣人來說只是「國際新聞」、「時事分析」的事件，例如軍事鎮壓、貪腐、經濟封鎖、宗教對立，究竟是如何影響著當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激起人民抗爭的意志？又如何限制了成功邁向民主化的可能？
在問與答之間，作者也邀請讀者一起反思：置身事外的我們，該如何公正客觀看待遠方人們的奮鬥？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又是否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 三十五篇採訪報導，是由獨裁者與小市民、軍人與信徒、男人與女人述說的真實故事，見證了21世紀民主的挑戰與機遇。
★ 作者周軼君為《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曾為全世界唯一常駐以色列加薩走廊地區的國際記者，堪稱華人新聞界中第一線國際經驗最豐富的記者。
★ 針對21初全球各地重大民主抗爭事件的第一手報導採訪與深刻反思。除了推翻穆巴拉克、格達費的阿拉伯之春之外，本書還涵蓋了許多目前書市較少觸及的領域，如全球最富裕的列支敦士登罷免大公的公投、英國女王之存廢、委內瑞拉強人查維斯的評價等等。
★ 全書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撰寫，綜合記者採訪與旅遊文學的特色，文筆俐落、輕快，不時穿插著生動的比喻、尖銳的反諷，相比於一般同類的新聞分析作品，可讀性非常高。
針對烏克蘭革命、阿拉伯之春、尼泊爾民主化等全球重大民主運動的第一手報導採訪與反省。《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深入險境，以輕快、銳利而深刻的文筆，呈現最真實的革命面孔。
周軼君
現任《端傳媒》國際頻道主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2002至2004年，任新華社駐以巴地區記者，期間是唯一常駐加薩的國際記者，曾採訪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阿巴斯，對哈馬斯組織創始人亞辛的專訪被多家國際傳媒轉載，關於以巴衝突的文字、攝影故事獲得國際多個獎項，曾被評為「中國記者風雲人物」。2005年出版《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當地一般民眾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隨幽默溫馨，展現衝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任職香港鳳凰衛視，並定居香港。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尼泊爾改制、南北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政變，亦有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局。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於《風傳媒》、《端傳媒》、《金融時報》中文網，也常受邀「鏗鏘三人行」談話節目。
第十七章 埃及 牆的盡頭
夏六月，開羅正午。他從裡到外，黑色正裝。
我幾乎認不出瓦利德。三年前那個昂揚振奮的青年，沉下來，像一塊黑色的石頭。他從記者協會門前臺階走下來，快到眼前我才確認是他。「你好嗎？」我伸出手。
「不怎麼好啊——」他摘下墨鏡，我一聲驚呼：一條刀疤貫穿左臉。
像幾乎所有革命一樣，三年前的解放廣場，屬於全體埃及人，但歸根結底是青年的，他們是發起者、組織者。最具規模的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一開始並沒有參加——運動最初的召集人都是世俗派，跟穆兄會沒有溝通，但是穆兄會的青年組織卻一早投入，繼而喚醒沉睡的本部。而當穆兄會本部決意起義，憑藉他們無人可及的動員能力，廣場抗爭迅速變為燎原之火。
穆巴拉克倒臺後的一天，我去採訪「青年聯盟」領導人之一穆罕默德·阿巴斯。這個聯盟在廣場上誕生，十五個來自不同派別的年輕人，聚集在一頂綠色帳篷下，摒棄派別成見，攜手抗爭。阿巴斯是穆斯林兄弟會青年組織負責人。
我剛在阿巴斯的辦公室坐下，瓦利德走進來，跟房間裡所有男人握手、貼面。他一隻胳膊吊在胸前，打著繃帶。
「這傢夥是共產黨。」阿巴斯從桌子背後站起來，拍拍瓦利德的背，親密環抱。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兩人在抗議人群中結識，之前從未謀面。「他是我在廣場上撿來的好朋友。」阿巴斯這樣介紹。
瓦利德也是「青年聯盟」成員，來自「革命社會黨」，一個信奉托洛茨基的共產主義流派。我一陣驚喜，像是逮到了「活文物」——共產黨人在埃及人數稀少，行動秘密。阿巴斯說他第一次見到瓦利德的反應也是：「埃及共產黨人長這樣啊……」
阿巴斯二十六歲，身材高大挺直，笑容燦爛舒展，那是穆巴拉克倒臺後，埃及人臉上常見的神情。革命前，阿巴斯在一家印刷廠工作。叔叔和堂兄弟都是穆兄會成員，他自己也認為那是最好的反對派，「廉潔、關心窮人」。他加入其中已經九年，在學校裡念的是商科，卻在媒體宣傳方面展現天分，常常通過網路、電臺組織活動。
瓦利德三十歲，比阿巴斯矮一頭，體態敦實，臉上掛著些風霜。艾因·夏姆斯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成為一名民事訴訟律師。穆巴拉克統治的最後幾年，他接了不少人權官司，也差不多在那個時候，同幾名律師一起加入了「革命社會黨」。嚴格說，那個組織並不成「黨」，成員五六千，主要是工人、記者和律師，沒有明確領袖。瓦利德說自己是靠閱讀馬列著作才成為共產黨人的：「人要追求公平，才可以生活，不是嗎？」
粗略分下這兩個年輕人的政治光譜，瓦利德算「極左」，阿巴斯是「極右」，抗議爆發前，他們的整個人生，都在穆巴拉克統治的三十年裡。他們的組織都處於地下狀態，穆兄會算「半地下」，曾經贏得議會近五分之一席位，但是抓捕、打壓還是經常發生。二〇一一年前各種反對派形同傳說，未曾聚合。只是在聲援巴勒斯坦人的大型運動中，偶有謀面。
埃及鬆散的共產黨組織，與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穆兄會互抱敵意。但是在反對舊制度的廣場上，兩個年輕人攜手互稱兄弟。我本來是想瞭解穆兄會青年組織，因為偶遇瓦利德，話題一下子轉向他倆的跨界友誼。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前，阿巴斯留意到網上一個世俗青年組織「四月六日青年運動」號召在「警察日」遊行，抗議暴力執法，網頁上超過一百萬人點贊。對潮流的敏感，促他決心回應，還制定策略，要求青年會的人分兩路，到開羅不同的貧困城區動員，夾擊切斷警察封鎖線。那天早晨，阿巴斯帶著幾百人行動，號召沿途民眾跟隨，等兩區示威隊伍突破封鎖會合時，聚集人數超過一萬五千人。這個結果大大出人意料，阿巴斯激動地跪地禱告。
但他忽然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正與同伴討論，身邊冒出一個人，他左看右看，興奮大叫：「嘿！夥計們，我們正在鬧革命，這是一場革命！」
「革命社會黨」也號召出來抗議，但是籌畫並不嚴密，瓦利德一個人上街，遇到了穆兄會青年大軍。當他說出「革命」時，一下子點醒阿巴斯，行動目標超越了對警察的抗議。
當天夜裡，他們與其他抗議隊伍在解放廣場會師，穆兄會青年和共產黨人一起迎向警察的催淚瓦斯和高壓水槍。接下來的十八天裡，瓦利德和阿巴斯吃住一處，每天都會發現新的共同點：兩個組織都宣導公平社會，組織的基礎都是中下階層人群。當然，直接把他們粘合在一起的，是對穆巴拉克統治的不滿。兩個人的外表裝束沒有明顯差異，年齡相近，都是足球迷。雖然瓦利德並不像阿巴斯那樣虔誠禱告，但他們把宗教暫時放到了一邊。
抗議持續。警察換上橡皮子彈、真槍實彈，不斷有人死去。離他們不遠處，一個年輕人被打死。瓦利德難以忘記那個年輕人母親的眼淚。她對送葬的人群說：「你們都是我的兒子。」在內政部門前，葬禮遊行隊伍又遭槍擊，瓦利德肩頭被子彈射中。阿巴斯和穆兄會的人抬著他，飛奔去臨時救護站。包紮、休息之後，瓦利德回到廣場。他說，從此把兄弟會的人視為生死之交。
「青年聯盟」帳篷下面，除了這兩個意識形態相對的年輕人，阿巴斯還結識了基督教女青年領袖薩莉·摩爾，他們每天都通電話相互問好。阿巴斯說起那情形，激動地連說好幾個「難以想像」——同共產黨人和異教女性站在一起。穆巴拉克時代，社會團體因為受到打壓而各自封閉，兄弟會的人很少結交外人，也難免互持偏見。「但是，見了面才發現，跟我們持不同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是值得尊敬的好人。」阿巴斯的電話本上，多了自由派、左派、基督教團體等活躍分子的聯繫方式。
他並不是唯一有此收穫的穆兄會成員。當時社交媒體上有則短文流傳廣泛：「我弟弟剛從解放廣場回來，和穆斯林兄弟會的人聊天。其中一個告訴他，自己後悔過去對世俗青年的偏見，特別是女性。他說，當兄弟會的人在抗議中受傷，開羅美國大學的女生們，那些穿牛仔褲不戴頭巾的女生，沖過來幫他們包紮，送來水和果汁。這時候，他覺得埃及人團結起來了，有關宗教、生活方式的討論不再是最重要的，他希望這種團結能保持下去……」
抗議期間，穆兄會始終沒有亮出伊斯蘭旗幟，這叫阿巴斯驚奇：「穆兄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當時廣場上只有埃及國旗，所有派別都不打自己的旗號。阿巴斯談到這個變化時，眼神變得深邃，仿佛看見了什麼新的東西，但又一時難以把握。
整整十八天的血淚相搏，穆巴拉克突然垮臺。廣場上的人歡呼震天，應和著煙花直上夜空。「像夢一樣。」瓦利德和阿巴斯都只能用這個詞來形容歷史在眼前轟然轉折。而當我見到他倆的時候，兩人似乎還不願從那場夢裡醒來。瓦利德每天都來找阿巴斯，否則好像缺了什麼。
我望著眼前這兩個年輕人，想到他們身上，伏著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中東從二十世紀初探求出路的歷史線索。西元7世紀伊斯蘭教發源於阿拉伯半島，很快從東羅馬帝國手中奪取北非。絕大部分埃及人皈依了真主，人口結構也發生改變。一小部分不願改變信仰的「土著」，延續到今天被稱為「科普特人」，也就是埃及基督徒。此後帝國盛衰邊界起落，但伊斯蘭信仰在北非西亞一直穩定延續。
一千多年以後，共產主義在歐洲興起，在當地的阿拉伯人把這種新的信仰帶回來，第一站就是埃及、土耳其和巴勒斯坦，但沒有獲得廣泛認同。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造成了從未有過的變局，維繫伊斯蘭信仰和傳統的鄂圖曼帝國戰敗了。
雖然此前蒙古人也打敗過穆斯林，但他們走得也快，甚至還被伊斯蘭教同化了。一戰後，英國統治埃及、巴勒斯坦等地，猶太人回歸。幾乎與此同時，中東發現石油，先是法國、英國，稍後是美國，都投入了利益爭奪。外族人、異教徒主導了中東，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忽然陷入政治、社會和精神信仰的危機。
什麼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王權、共產主義和伊斯蘭教都試圖給出答案。1928年，埃及人哈桑·班納成立了第一個以伊斯蘭教為基礎的政治組織穆斯林兄弟會，開辦學校傳播思想，建立醫院提供社會服務，這些都是為了組織起來反抗外強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接下來的冷戰期間，強大、富裕起來的蘇聯再次向中東輸出共產主義。這時中東恰好有了一定規模的工人無產階級，「均貧富」思想在知識精英中也廣受歡迎，他們把共產主義看作中東現代化的捷徑。
共產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團體彼此競爭。有時候，中東共產黨團體並不公開宣揚無神論，反而認為共產主義最符合伊斯蘭教對平等社會的追求。但伊斯蘭團體對共產主義並無好感，認為如果「外來信仰」與本土宗教追求一致，那沒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二十世紀四〇年代開始，中東陷入持續戰爭，蘇聯在以色列建國中扮演暗中相助的角色，後來因國際局勢變化，改向阿拉伯人輸送槍炮。埃及曾經是蘇聯最大外援對象。雖然當時的埃及總統納賽爾既不想投靠共產主義，也不倒向伊斯蘭教，而是宣稱「民族主義永恆」，但埃及對蘇聯的高度依賴，使得納賽爾實行的其實是一種包含社會主義因素的民族主義。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也被同樣的政治潮流裹挾。
納賽爾的民族主義在對以色列戰爭中宣告失敗。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蘇聯解體，中東本來就不強大的共產主義，幾乎再無立足之地。「主義的浪花」此消彼長，每一次嘗試都帶來了苦澀的結果。而主義的灰燼中，在本土文化、社會秩序中紮根最深的宗教，重新在民間獲得廣泛認同。「伊斯蘭就是答案」，成了一句空泛卻鮮明的口號。
納賽爾推翻封建王權統治，曾經聯合穆兄會力量，但後來視蓬勃的宗教組織為隱患，宗教勢力也不惜暴力顛覆世俗統治。納賽爾幾次清剿穆兄會，先後迫使數十萬人流亡，其中很多人在沙烏地阿拉伯落腳，從事教育、工程等，積累最初資本。薩達特、穆巴拉克執政時期，社會矛盾緩和，對穆兄會的控制時緊時鬆，穆巴拉克甚至希望借穆兄會對抗「基地」等更加激進的勢力。穆兄會流亡者陸續回國，用他們在海外累積的資本從商，一度控制了埃及企業的十強。與此同時，埃及共產主義團體開始逐漸凋零。
二〇一一年，人們又要為國家尋一條出路了。但這一次不是反抗帝國霸權，而是決定一個現代社會要不要摒棄威權統治。瓦利德和阿巴斯在廣場相遇，也許是一百年來不同意識形態在中東為數不多的攜手。穆巴拉克統治像一堵牆，隔開了社會上各式各樣的反對聲音。在牆的盡頭，兩個年輕人終於相見。
可是將來呢？他們畢竟來自兩個不同的陣營，會再次成仇嗎？歷史上各派同仇敵愾之後，權力鬥爭隨之而來，比如一九七九年伊朗教士們在趕走國王之後，對共產黨人的清洗。
「至少我們已經找到了共同語言，那就是對話。」瓦利德回答我的疑慮，「哪怕回到各自陣營，對話會繼續下去，從抗議那天起，我們就看到不同派別都在為埃及共同的利益鬥爭。」他停下想了想，緩緩地鄭重道來：「最重要的是，未來埃及不再只有一個聲音說話。」
採訪結束後，阿巴斯留在辦公室，瓦利德帶我去他們曾經戰鬥的地方。坦克還在街上，警察重新上崗。忽然瓦利德像是認出了熟人，徑直走向一個警察，上去握手：「嘿，可能是你或者你的同事開槍打傷了我。」警察臉色一黑，忙說：「肯定不是我，我沒開過槍。我當時不在這裡。」
瓦利德滿不在乎，呵呵笑了幾聲，轉過來對我說：「是他我也不會怎麼樣。」我們一路走，街上很多年輕人，有的清理街道，有的更新標語，最常見的是「我愛埃及」，用各種語言寫成，包括中文。「聖潔的氣氛」籠罩埃及，寬容與希望彌漫在每個人心間。這於我也是從未有過的體驗。
瓦利德、阿巴斯、街上的青年，就連警察都在這純潔期裡感動落淚。
前一天，我在解放廣場看到一群穿制服的警察衝進來——不是抓人，而是懺悔。領頭的那個被民眾舉過頭頂，淚水漣漣：「我們這些人什麼都沒幹……」站到地上，他又低聲說：「埃及人是一家，你們就像是我的父親。」很多隻手拍在他肩頭。也有人叫駡著，要衝進來揍他，被眾人抱住腰，拖到一邊。
一個圍觀者對我說：「現在軍隊、警察、民眾一條心。」為了幫助我理解，他的左右手掌緊緊相疊。我不敢相信：「那鎮壓呢？」「過去了。」那人一揮手。
純潔的氣氛淹沒了一切。阿巴斯還提到過一件叫他驚奇的事情：「你知道，超過五個埃及男青年站在一起，看到女性走過就可能起哄。那些天，廣場上幾百萬人，卻一起騷擾都沒有發生。」他眼角一熱：「革命改變了埃及人。」
這也正是我的體驗。雖然埃及是一個世俗化程度很高的社會，但教規對日常生活的約束還是明顯可見。保守家庭的男孩子在成長期間，正常接觸女性的機會很少，去街上揩油有時就成了他們探索異性的途徑。十年前，這是我和其他留學埃及的女生經常抱怨的話題。但是，二〇一一年2月穿梭廣場的十來天，我沒有遇到過任何不愉快。「埃及人變了。」我也曾驚歎。
打著繃帶的瓦利德，像一個艱難獲勝的將軍重返戰場，追撫戰友的傷逝。內政部前的街道，滿地碎玻璃，四處可見拳頭大小的彈坑。街對面是一堵矮牆，塗鴉畫著沖天緊握的拳頭，底下紅字寫著「自由」。
瓦利德帶我轉到附近一座清真寺。醫科大學的學生老師在這裡成立過臨時救護站。供人換鞋的走廊上，曾經躺著許多傷者。瓦利德被阿巴斯他們送過來以後，醫生為他取出肩膀裡的子彈，縫補傷口。他問過醫療點的人，那些天統計到大概八十名死者。
清真寺旁邊一排都是店鋪，示威期間都關了門，店主們給傷患送來飲食和水。「當時顧不得什麼生意了，就是支持革命。」一間雜貨店開著，店主說道。附近小孩子都聚攏過來看我們說話，有的還偷偷摸了下瓦利德的繃帶。
最後我們返回內政部旁邊一家連鎖咖啡館，門窗全碎了。店員一邊招呼客人，一邊忙著掃出玻璃屑。喝著咖啡，瓦利德愈發興奮，還是單身的他舉著受傷的胳膊說，將來要給兒孫講這段故事，何等光榮：「我媽媽說，想推翻穆巴拉克的人都在做夢。現在，我們做到了！」
離開咖啡館的時候，我一直在後悔，為什麼沒來得及拍下他講這句話時的滿臉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