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版普魯斯特，當地狂銷500,000冊，人手一本
《華爾街日報》評：「二十一世紀以來，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
繼村上春樹後，2014年德國《世界報》文學獎得主
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
全六冊，繁體中文版首度上市
吳明益／專文推薦
妮可．克勞斯（《烏有》作者）
詹姆斯·伍德（《紐約客》重量級評論家）
莉迪亞·戴維斯（2007年國際曼布克得獎主）
江佩津、朱嘉漢、吳曉樂、李桐豪、言叔夏、郝譽翔、高翊峰、
張亦絢、陳栢青、湖南蟲、盧郁佳、廖偉棠、顏擇雅
──國內外一致推崇
「實時直播的苦行百里，真實碾磨你身體每一吋，讀完傷痕累累。」──盧郁佳
「我懷疑自己走入了一座陵寢，作者在裡頭以文字逼問永生的可能性。」──吳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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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作家最深層的意識
平凡的日常，卻私密得令人恐懼。
「他是她的第一個孩子。
小孩不應該在父母之前死去，不應該這樣的。這不在計畫之內。
但對我來說，爸爸又是什麼呢？
一個我巴望他死的對象。
那所有的這些眼淚又是為了什麼？」
不只是以自己的秘密作為利器
更將親友、愛人的一切內幕，為了寫作而傾巢而出
「這是文學自殺之作。
因寫作內容過於真實，在出版後曾多次遭受親人反對，儘管如此，評論者卻認為這樣的露骨反倒滿足了人們最深處的窺視欲。《我的奮鬥》第一冊甫出版就迅速引起熱議，除了暢銷挪威，也迅速售出各國版權。全六冊的半自傳體小說，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每一冊都從生活中洞察出深刻反思，以樸實的日常經驗喚起讀者強烈的共鳴。作者不避諱揭露的事實的寫作風格也是造就出如此精彩敘事的原因。在克瑙斯高的寫作策略成功後，北歐也有越來越多作家紛紛效仿，引起一波克瑙斯高的美學風潮。
「有些書在美學上過於強勁，以至於具有革命性，克瑙斯高寫的書就是其中之一。」
──《巴黎評論》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榜
★2013年《紐約客》年度好書
★2015年榮獲德國《世界報》文學獎、入圍《獨立報》外國小說獎
系列初始，克瑙斯高就以父親的死亡作為一切開端。他的父親嚴肅、寡言，對待工作十分認真，卻是個失職的父親。父親的死重新讓他想起了曾與他相處的一段童年時光，他是如何在那樣的威嚴底下成長，又是如何從中找到破口學會叛逆。父母離婚後，父親與他的關係變得更加疏遠，得知父親死訊，想起上一次單獨與他談話，竟已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晚年的父親儘管試圖在他面前維持著端正、得體的樣子，但實際上已落魄不堪，終究端正的形象沒能印入克瑙斯高眼中，而那間父親死去的屋子，更是充滿了大量的垃圾、空酒瓶、髒污……那是巨大孤獨的極致。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
挪威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被譽為「挪威的普魯斯特」。1968年生於奧斯陸。1998年，以首部小說《出離世界》（Ute av verden）獲得挪威文學評論獎。2004年，以第二部小說《萬物皆有時》（En tid for alt）獲得北歐文學獎，及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提名。2009年至2011年間，克瑙斯高出版了六部自傳體小說《我的奮鬥》（Min Kamp），主題分別為死亡、愛情、童年、工作、夢想與思考，此系列完成後，隨即獲得挪威文學界最高榮譽──布拉哥文學獎。2015年9月，更獲得了德國《世界報》文學獎。如今《我的奮鬥》系列已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近年著有《四季四重奏》（暫譯，Årstid encyklopedien）四部曲。
林後
生於成都，長在重慶，職大教師。1987年旅居挪威至今，從事雙語教師多年，之後在奧斯陸人民大學任教十餘年。現居家從事翻譯和寫作。已出版譯作《挪威民間故事選》。
對心臟而言，生命的含義再簡單不過了：它將盡可能地持續跳動下去，然後停下。早晚會有那麼一天，這個跳動的、有韻律的心臟跳動會自動終結。這時候血液便會開始流向身體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裡形成一個小小的池子。這在外觀上是清晰可見，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塊累積在逐漸蒼白的肌膚上。與此同時體溫下降，四肢變得僵硬，腹內的腸肚一瀉而空。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裡，這些變化的進展極為緩慢，且不可抗拒，那過程幾乎帶有著儀式意味。仿佛生命是屈於某種規則，是在履行一項「紳士協定」，而死亡亦然。死亡總是得等到生命退卻之後，才開始入侵與佔領這片新領地。而這種入侵是無可撤反的。伴隨著極度高熱，細菌病毒開始在體內擴散，勢不可擋。若它們試圖提早幾個小時進犯，那將會立刻遭遇抵抗，但現在環繞其中的一切只有沉寂，它們僅需不斷地向溼潤、幽暗處縱深發展。這支大軍將入侵哈弗斯骨管，穿過腸腺，進駐胰島，再插入鮑氏囊，途經克拉克柱，進入中腦黑質，最後抵達心臟。截至目前為止，身體以一種未被觸及但被劫掠後的狀態存在著，儘管外觀完好，整個內部卻已然被蝕空掏盡，其間含有一種詭譎的荒涼與頹敗。這就像是在一眨眼間，工人們全都從建築工地撤離，又或者如所有車輛一動不動，車燈的黃光投向樹林的幽暗中，小屋裡空無一人，而一旁的斜坡路上，往山上的纜車一個接著一個，都裝載滿滿。
在生命離開身體的那一瞬間，身軀就歸屬死亡。廢棄的燈盞、行李箱、地毯、門把、窗框。泥地、
沼澤、溪流、山脈、雲彩、天空。這一切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們持續地被這死亡世界裡的萬物及自然現象所環繞。縱使如此，一旦看到真的有人陷入了那個世界，還是會有什麼東西喚起我們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於是，在情況確定之後，我們也同時盡可能不讓死者的屍體進入視野。在大型醫院，屍體不僅被藏在單獨的、遠距離隔絕的房間裡，連往那裡去的通道也是隱蔽的。一切有專用的電梯，專用的地下室通道。即便碰巧有人迷路誤入該區，經過的推車上的屍體也遮蓋嚴實。當屍體要抬出醫院，還有專用出口與深色玻璃的車輛。而在教堂墓地，則為他們備了單獨沒有窗戶的房間。舉行葬禮時，他們被蓋在緊閉的棺柩裡，直到最後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爐裡化為灰燼。若從實務性的角度思考，很難看出這樣子的程序能有什麼目的。比如，推著這些屍體經過醫院走道時，大可不必加以遮蓋，從醫院抬走也用一般的計程車就好了。這不會為任何人帶來任何風險。一個老人在電影放映期間斷了氣，盡可能讓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電影放完，待到第二部電影結束也未嘗不可。一個老師中風猝死在校園，沒必要立刻開車抬走。讓他躺在那裡等校工有空再來處理就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可以的，這不會傷害到任何人。或許會有一隻鳥兒飛來停在他的身上，這裡啄啄，那裡啄啄，但這又何妨？只因為我們在入土前把他藏起來，情況就會比較好嗎？其實只要死者躺在那裡不礙事，就毫無理由這麼匆忙行事，他們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嚴寒的日子裡，這種處理方式應該是更為有利。在長椅上和月臺上凍死的露宿者，從高樓和大橋縱身跳下的自殺者，從電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車上死於車禍的人，在城裡待了整晚後因酒醉恍惚掉進湖裡的年輕男子，被公共汽車拖拽到車輪下的小女孩，對這一系列的死者，為什麼都是那麼急匆匆地要把他們趕快藏起來？為了合乎禮儀？等女孩的父母在一兩個小時以後趕來看上一眼，可能還更合乎禮儀。她躺在出事地點旁的雪地上，破裂開來的頭顱和完整的身軀，浸滿鮮血的頭髮和潔淨的羽絨服。向世界敞開一切吧，像她那樣躺在那裡，這本沒有什麼祕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這麼一小時，卻又是那麼令人難以理解。一座城市若不將其死者排除於公眾視線之外，看著他們橫屍大街小巷，在公園與停車場，這就不是城市，是地獄。這地獄以一種更寫實及更深入真實的方式，反映出了我們生存的條件。但這又能怎麼樣呢，我們原本就理解這些狀況的，只是不願去面對罷了。將死者驅除在外的做法就是一個明證。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麼、驅走什麼，卻又難以說清。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問題，死亡這現象在社會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報紙或者新聞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據不同情況多少又有些變化，但一年半載下來，其數目可能很穩定，也就漸漸習以為常了。消息總會由多種管道傳播開來，無論如何無法避開。同時，死亡這一現象看上去也不是那麼具有威脅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們還感興趣，甚至願意為它掏腰包，例如許多電影公司就拍了有關死亡的電影，且數目還多得驚人。而這使得將死者摒除在公眾視野之外的這種做法，更讓人難以理解了。若是死亡作為一種現象沒有讓我們驚駭，那面對死去的軀體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覺呢？這一定意味著，要不就是有兩種死亡，要不就是我們對死亡的想像和死亡的真實面貌之間存在著衝突與差距。而無論是何者，結論只有一個：這兩者相比較的結果是，我們想像死亡的畫面如此強烈地刻印在我們的意識裡，以至當我們看到真實的死亡時不僅感到震驚，同時也試圖用所有的手段去掩蓋它。這不是源於人們有意識的深思熟慮，如教堂的種種儀式或者是葬禮那樣，不，在我們的時代還可以通過協商求得解決，因而從非理性轉向理性的領域，從集體的轉向個體，但我們將死者移出視線之外的方式從來就沒有過任何爭議，我們向來就是這麼做的，天經地義，然而卻又沒人能給這種做法一個必要的理由。但所有人都明白：若是你父親在秋天一個颳風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會儘快將他抬回屋裡，要是辦不到，至少會為他蓋上一條毯子。然而這種衝動並不是唯一我們對死者所做的，跟掩藏屍體一樣顯而易見的還有一個事實，它們總是被儘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醫院把死者的屍體往上搬，停屍房和火化房都建在房屋的最高一層，這幾乎是難以想像。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將這同樣的原則換到處理這種事務的單位，則會是：一家保險公司完全可以把辦公室設在八樓，但殯儀館就不行。所有殯儀館的辦公地點都在盡可能接近街邊草坪的地方。很難說清楚這到底有什麼原因。很可能是受傳統習俗影響或出於實用的考量。比如，地窖陰冷，自然最適合保存屍體。但以此原則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現今時代，也絕不會有人想到要把屍體往建築物的高處搬，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好像高度與死亡兩者為互斥。似乎我們有某種潛在的直覺，一種藏於心底深處的情結，我們的死者必得下行於土地，落葉終須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