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類社會是巨大的宿主，那麼誰是――寄生者？
西方史學泰斗威廉．麥克尼爾直指「軍事工業複合體」之惡
大膽剖析千年戰爭與歷史的犀利之作
本書是作者對成名作《西方的興起》的補述
也是其名作《瘟疫與人》的姊妹篇
著名史家暨暢銷作家史景遷讚譽：
「整個世界都在威廉．麥克尼爾手中」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翁稷安副教授專文導讀
在這一部結合軍事史、科技史與社會史的精彩鉅作中，史學大師威廉．麥克尼爾教授探究了有史以來的人類歷史，尤其著重於西元一千年後的動盪時期，並追溯人類為何與如何步入今日所面臨的戰爭險境。
本書的核心論點是：在十一世紀之後，世界的商業變革使軍事活動越來越受到市場力量的驅動，而不僅僅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戰爭的工業化」與「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興起，使得國家軍隊與為其提供武器的國防工業之間的關係，更大規模形塑了軍備競爭與世界的樣貌。
作者在本書全面且系統地回顧了人類戰爭的歷史，涵蓋戰略戰術的演變、武器的進步，以及戰爭規模的改變等各個面向，以寬廣的視野、淵博的學識論述了「技術、軍事與人類社會如何共存」此一重大議題。
相較於作者前一部代表作《瘟疫與人》探討的是病菌這類微生物的「微寄生」（micro-parasitism）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富國強兵》論述的則是「巨寄生」（macro-parasitism），也就是將不直接參與生產，而以暴力為專業，獲取名利與財富的武裝力量組織，視為人類社會的巨寄生物。因而，本書是《瘟疫與人》的姊妹作。
本書從動念到完稿，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作者在書中自述，最初寫這本書的動力是為了回應一位評論家對《西方的興起》的批評。《西方的興起》強調了過往各個歷史時期裡軍事科技和政治模式間的互動關係，本書則對現代軍事和政治間的互動做出補述。因此，本書也可說是對《西方的興起》遲來的補註。
本書英文原著出版於冷戰尚未結束、美蘇兩大強權對峙的一九八○年代，但作者期待人類能組織全球政府，用以限制暴力，讓戰爭的規模控制在可預期的範圍之內。如果不走向這條道路，如果無法將武裝力量（寄生者）收束在人類的理性能力（宿主）之下，人類物種終將走向毀滅。這也是作者在論述中所呈現的淑世熱情與史觀。
這本書或許無法為人類自行招致的戰亂帶來立即可行、速見成效的「解方」，但它的發現、假設與寬廣的視野，的確為我們目前面臨的不安及恐懼提供了一個觀看視角，以及如同作者所期盼的，「為更睿智的行動提供依據」。
威廉．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
當代史學泰斗，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1917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1947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於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任教四十年，1987年退休，是世界史研究領域的奠基者與先驅。
其著作豐富，並有廣大影響力，著有：《西方的興起》、《歐洲歷史的塑造》、《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瘟疫與人》、《世界史》等作品，並與其子John Robert McNeill合著《文明之網》。
《西方的興起》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1996年獲頒「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2009年榮獲美國人文獎章。
於2016年辭世，享壽九十八歲。
廖素珊
臺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子城校區比較文學研究所肄業，現專事翻譯。譯有《伊莉莎白女王》、《被發明的昨日》、《蒙古帝國與伊斯蘭世界》（合譯）等數十部歷史及文學作品。
導讀 一部融合軍事史、科技史、社會史的大歷史分析
作者序
第一章 古代武器和社會
第二章 中國稱霸時代，1000年至1500年
第三章 歐洲的戰爭業務，1000年至1600年
第四章 歐洲戰爭藝術的發展，1600年至1750年
第五章 歐洲暴力官僚化帶來的拉力，1700年至1789年
第六章 法國政治和英國工業革命的軍事衝擊，1789年至1840年
第七章 戰爭工業化的開端，1840年至1884年
第八章 軍事─工業互動的強化，1884年至1914年
第九章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第十章 1945年以來的軍備競賽與指令經濟
結論
註釋
作者序（摘錄）
本書是我較早一部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的姊妹作。《瘟疫與人》一書在於探討人類與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的互動下的主要事件，特別是對於微生物而言，相對較小的環境突發變化。每當新的地理環境出現某些新的突變或突發現象時，微生物便能不時短暫突破原先的生態限制，從而發生上述變化。本書則是以類似方式探討巨寄生模式（macroparasitism）的變化。病菌是人類需要對付的首要微寄生物。而我們唯一最主要的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則是一些專精於暴力的人士，他們無須自行生產糧食和消費商品即可生存無虞。因此，對人類社群中的巨寄生物的研究在此書中便轉化成對武裝力量的組織，特別是對戰士裝備種類變化的探究。就某種意義上而言，軍備武器的變化與微生物的基因突變類似，它經常能開創新探索領域，或從寄生社會本身內打破老舊軍事常規的限制。
然而，我在描述人類武裝力量的組織變化時，力求避免使用流行病學和生態學的語言。我會如此做的部分原因是，一來，此舉會牽涉到「巨寄生模式」的嚴格定義之比喻性擴展，再來則是因為有效武裝力量和支持它們的社會之間的共生關係，通常會將維持它們生存所需的地方資源消耗殆盡。微寄生物的共生現象在疾病生態學中也很重要。實際上，我在《瘟疫與人》書中曾主張，每當從未經歷過某些陌生傳染病的社會初次接觸到這些傳染病時，曾有患病經驗的文明就比隔絕於世的社群在生存上更具優勢。當一支裝備精良、組織強大的軍隊和缺乏同等戰力組織的社會接觸時，它所起的作用就和曾有患病經驗的社會中的細菌雷同。在這樣的遭遇戰中，較弱的社會可能會在戰事中承受嚴重傷亡。它所承受的主要損失往往出自於毫無防備地暴露在經濟和流行病的侵襲中，而這類侵略則是由較強大民族的軍事優勢所造成。但無論究竟是哪些因素引發，一個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外力侵擾的社群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喪失自治權外，也許還會喪失其整體地位。
戰爭和人類的有組織的暴力中，含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英雄行徑、自我犧牲和尚武精神是社會性的最高體現。戰士間的團結和結盟關係堅韌強固。的確，人類在擁有痛恨、恐懼和需要毀滅的對象上，以及擁有能分享暴力行徑的危險和勝利的戰友兩方面，最能充分展現天性。因此，我們以狩獵為生的遠祖團結起來過這種生活，儘管他們的敵人多半是野獸，而不是人類。但在我們意識的表面之下仍舊殘存這類古老心理傾向，並深遠地影響著人類的戰爭行為。
另一方面，當代人的意識極端痛恨具有組織且刻意毀滅生命和財產的行徑，特別是自一九四五年以後，人類不必親自下手的遠距離殺戮能力得到大幅增長。事實上，過去近身肉搏所需的剽悍驍勇在現代戰爭技術下幾乎消失無蹤。發展不到百年的戰爭工業化已經抹消了往昔的作戰現實，但是自古流傳下來的集體使用武力之心理傾向卻未曾改變，而這便導致了危險的不穩定狀態。武裝力量、軍事技術和全體人類如何繼續共存，的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課題。
檢視過往的強權歷史，分析技術、武裝力量和社會之間原有平衡的改變，將無法解決當代難題。話雖如此，它卻可以提供一種角度，而在擁有以歷史綜觀事物的習慣後，將不再必然陷入簡單的解決方法和極端的沮喪。在大難臨頭下笨拙地摸索應付，是所有過去世代的命運。或許我們及我們的後代也將如此。然而，既然我們仍舊必須每天做出決定，更瞭解我們究竟是如何陷入當今的可怕困境，或許會有幫助。
本書明白彰顯作者對使用這類知識的謹慎信念，可以想見，它能為更明智的行動提供依據。即使最終證明那是錯的，我們在了解過去的事物如何與今日不同，又怎樣迅速演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的過程中，仍能保有根本的理智，並得到真正的樂趣。
本書寫作過程歷經二十年，最初寫此書的動力是來自一位批評家對《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的評論。那位批評家指出，我對於軍事技術和政治模式之間互動關係的論述，在往昔歷史的部分強調較多，但在談及現代時，則著墨較少。因此，本書可說是《西方的興起》這本書遲來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