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高牆：1949至1990年的東德

前言

第一章　在希特勒與史達林的夾縫間求生存（1918-1945）

德國共產人士／在天堂的時光／史達林的德國計畫／共產孩童／自我審查／領袖／倖存者／零時？

第二章　餘燼再生（1945-1949）

戰敗的代價／史達林的特種部隊／心急如焚的德國人／副手當政／民間情誼／全新的政府／大清洗─第二部／蘇占區工人團結起來！／容克土地歸農民管／洗劫與掠奪／分裂之路

第三章　東德誕生前的陣痛（1949-1952）

東德的誕生／總統／憲法／黨永遠是對的／獨攬大權／選舉與投票／自由德國青年團／埃里希．梅爾克與史塔西的誕生／善意／經濟追趕／史達林的備忘錄

第四章　建造社會主義（1952-1961）

一九五三年─不成功，便成仁／六一七起義行動／新方針／軍事化／去史達林化／打造社會主義─續集／超越而不追趕／一窺權貴的世界／錯失種種良機的十年

第五章　磚牆築起（1961-1965）

柏林圍牆／柏林圍牆的沉重陰影／認真工作，努力玩樂／新經濟體制─讓社會主義奏效／現代式住宅／特拉比小轎車／青年政策／女性就業／悲劇和進步

第六章　另一個德國（1965-1971）

一九六五年，解凍告終／梅爾克的史塔西帝國／向前邁進／國際承認／國家補助的體育運動／烏布利希垮台

第七章　計畫奇蹟（1971-1975）

何內克出擊／何內克時代的黎明時分／藍色牛仔褲／一九七三年紅色胡士托音樂節／東方搖滾／西方政策／跟西德做生意

第八章　敵與友（1976-1981）

教堂以及國家的其他敵人／咖啡危機／移工／軍事化社會／黃金時代？

第九章　存在安逸的危機（1981-1986）

兄弟鬩牆／經濟危機／同床異夢／馬丁路德是東德人／德國夥伴關係抑或是社會主義兄弟會／社會不滿

第十章　一切都走上社會主義之路（1987-1990）

帶有東德色彩的社會主義／遙遙無期／風向轉變／共和國的最終日／圍牆倒下／再統一之路

尾聲：統一

致謝

參考書目

注釋

【前言】

二○二一年十月三日，薩克森．安哈特邦（Saxony-Anhalt），哈雷市（Hall）。

 一名身穿奶油色西裝外套與黑長褲的六十七歲女性邁步上台，以套裝、金色鮑伯頭、就事論事的態度打出名號，形象鮮明、一眼就讓人認出的她，堪稱地表上最有權勢的女人。她走到德國國旗與歐盟旗幟間站定，調整了一下台上的麥克風，台下許多觀眾感受到他們即將見證歷史性的一刻。即將卸任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歐洲最大民主國家掌舵十六年後，準備談論國家團結。

 十月三日是德國最接近國慶的日子，這天稱為「德國統一日」（German Unity Day），因為在一九九○年的這一天，德國重新統一了。過往曾有長達四十一年的時間，世上存在著兩個德國，分別是西邊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G），即西德，以及東邊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即東德。統一至今已三十一年了，但時間還不足以將德國的分裂埋入歷史深處。事實恰好相反，梅克爾總理在她的演說中開門見山地表示：「我們大多數人都深刻經歷過統一，生命也因此而改變。」

 一九九○年不只對德國來說是分水嶺，對梅克爾個人也是。這一年開啟了她在德國政壇的登峰造極之路。一九五四年，梅克爾三個月大時，父親舉家從德國西部搬到東部，梅克爾前三十五年的人生都在德國分裂下的東邊度過。東邊這塊土地看著她從牧師之女成長為一位有成就的科學家，這前半段人生對她的影響不亞於一九九○年以後的三十年生涯。

 梅克爾在德國政壇頂端的漫長職涯印證了統一帶來的諸多好處。曾經的家鄉東德在一夕之間瓦解，與過去一直視作敵人的西德合併，此時梅克爾頭也不回地展開新生涯，至少在大眾眼裡看來是如此。她心裡明白，對於現在這個積極展現統一姿態的國家來說，自己的東德背景在理論上是重要政治資產，但實際上她的東德出身也僅能作為背景，萬萬不能成為她的認同。執政者不希望有人時刻提醒他們，東德和西德人民心中的那堵牆，比實際上的圍牆更難拆除。

 梅克爾很少提及自己過去在東德的日子，而少數提起的時刻，皆立即遭到前西德政治人物主宰的政治圈砲轟。一九九一年，她提到自己在一九七八年時為了完成博士學位，她寫了一篇論文，題為〈何為社會主義式生活？〉，於是所有記者上窮碧落下黃泉，就為了找到這篇論文。梅克爾後來笑道：「不曉得他們到底希望挖出什麼醜聞。」這類政治文章與東德統治下的大學生活密不可分，許多人都是敷衍了事，梅克爾也是，甚至因此成了她亮眼學術成就中唯一的汙點。這個故事呼應了東德時期的許多社會面向，就如同梅克爾在二○○五年成為總理之前曾扼要提及過的：「要理解我們當時是怎麼過活，顯然是件很困難的事。」

 梅克爾認命地閉口不談自己的東德歷史，但她依然無法放棄這一部分的自己。二○二一年十月，她即將告別政治舞台，因此把握任內最後一次的德國統一日，點出許多東德人也像她一樣，生命經歷被國家當成不可告人的醜事。十分親近梅克爾政黨的德國智庫「康拉德阿德諾爾基金會」（Konrad-Adenauer-Stiftung）曾頌讚梅克爾，說她對政治事務相當得心應手，即使背負著他們口中所謂的「東德包袱」。這句話顯然惹惱了梅克爾。「包袱？」她氣憤地回應這番對她早年生活的評論，「一種隨時可以丟棄的負擔？」這是她難得在公共場合展現個人情緒的一刻，她強調自己當下並非以總理身分發言，而是「一位來自東德的公民」，她接著說：「我們有一千六百萬人曾經生活在東德，我是其中之一，我也跟這些人一樣不斷地接收到這類評論……彷彿在東西德統一前的這段日子都不算數……不管這些經歷是好是壞。」

 令梅克爾沮喪的是自己早年在東德的生活，至今依然被德國人視為無關緊要，許多前東德民眾也有同樣的感受。一九九○年起，有一系列的調查顯示，他們在統一後覺得自己像是「次等公民」。至今依然有三分之二的前東德人有這種感受。7許多人感受到或明或暗的壓力，被迫拋棄自己的東德「包袱」，必須順利地融入對他們而言全新的文化之中。這點就連梅克爾都無法倖免，即使她成功適應了統一後的社會，並且一路登上政壇之顛，媒體依然點出她時不時「流露出」她並非「生來就是西德人和歐洲人」，似乎在這個選擇她作為領導人的國家裡，她終究不是「本地人」，不是「原生的」。在這片土地的最高領導位置掌舵了十六年後，身為東德人的梅克爾依然必須證明自己的忠貞，斷開與過去的連結。

 每位東德人都要淡化他們在一九九○年前的生命經驗，同樣地，整個國家也難以接受東德是自己歷史的一個篇章。從許多方面看來，東德早在消失前，就已經開始逐漸從國家論述中遭到抹除了。一九八九年，就在柏林圍牆倒下後，西德前總理布朗特（Willy Brandt）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話：「如今，歸屬在一起的將會一同成長。」（Now what belongs together will grow together）

 在冷戰時期，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說，不論他們來自東德或西德，國家的分裂看起來再正常不過，如今，這卻成為非自然狀態，是二戰的產物，甚至可說是懲罰。都已經一九九○年了，難道德國做得還不夠多，還不足以跨過這黑暗的歷史篇章嗎？難道不能停止提起這段歷史，讓德國重新開始嗎？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將冷戰的結束形容為「歷史的終結」，這似乎特別適用於德國。這個國家渴望且需要將統一視為快樂圓滿的結局，來為動盪的二十世紀畫下句點。若是承認德國過去數十年的分裂仍持續發揮著影響力，而非將其視為遙遠的過去，就會破壞這份讓人安逸逃避的幻想。如果真的要記得東德曾經存在，就只能將其視為德國歷史上的一個獨裁政權，就跟納粹一樣遙遠、萬惡且罪不可赦。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草草畫下東西德的句點，並且把一九九○年視為所有德國人的嶄新開始。西德人早就將一九四五年看作自己的「零時」（zero hour），因為就在這一年，民主幼苗從二戰的餘燼中探出頭來。對於自一九一四年起就終日面對動亂的西德人來說，不論新興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面臨什麼問題，這個政權帶來如一床毯子般舒適的繁榮與穩定，是個令人驕傲的國家。西德被宣告為過往德國的延續，東德則成為反常的存在。一九九○年，被迫分裂的狀態結束了，統一因此成為圓滿的結局，對許多東德人來說也正是如此。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年，許多東德人在言語與行動上都投票支持解散自己的國家。

 但雙方合意統一，並不代表東德的生命經驗就該遭到遺忘，或視為不重要的歷史而逕行歸檔。東德作為一場政治、社會及經濟實驗，有好也有壞，並在前東德人身上留下了印記。這些東德人帶來的是經驗，而非「包袱」。至今還有數百萬德國人既不能、也不願否認自己曾經活在東德統治下，儘管在一九八九年，形塑出他們的那個世界已隨柏林圍牆倒下，但他們的生命、經驗與回憶並沒有遭到摧毀。然而，在大部分西方世界的人們看來，東德在德國領土上成為冷戰中完敗的一方，也因此所有與之相關的事物都不再具有道德正當性。一九九○年十月三日，東德一夕之間消失了，也失去了撰寫自己歷史的權利。相反地，東德成為了歷史。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東德也難逃此命運。

 西方世界大多難以理解怎麼會有人希望記得鐵幕下的日子，冷戰的勝利看來已經印證另一種生活模式是錯的。西方的消費主義與自由價值以鮮明的方式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中，而東德則被描繪成灰暗、單調的模糊形象，是個沒有個人、能動性或意義的世界。在西方的想像中，東德是個高牆聳立的俄國殖民地，受到名為「史塔西」（Stasi）的國家安全部掌控，東德就在這個狀態下虛度了四十一年的光陰。這一切究竟有什麼值得紀念的？

 把東德全然視為德國歷史的注腳，並置之腦後，這是罔顧史實的看法。東德政權存在了超過四十載，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瑪共和國以及納粹德國的存在時期加起來還要長。東德絕非一處在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間，遭時間遺忘的靜止之地，這數十年間也出現了鉅變。事實上，許多影響著東德發展軌跡的人物與事件，不僅發軔於一九六一年圍牆建立前數十年，更是在一九四九年東德建國前數十年就已成形。從一九一四年起，接連不斷的動亂蹂躪著德國，而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動盪時期所遺留的經濟、政治、社會與心理影響並未隨著東德的建立而立刻消散。

 本書試圖追溯東德建立前的蛛絲馬跡，以提供一九四九年建國的背景脈絡。我羅列出四十年來的發展，而非將之視為不變的整體。一九五○年代，剛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幾乎全心全意忙著扎下政治與經濟的穩定基礎，採用的政策有時徵得人民同意，有時卻並非如此，因此在接下來的十年，他們建立了一個自信積極的社會，但同時也引發人民強烈不滿，造成暴力衝突。

 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建立，技術人才無法再外流到西德，東德看來已經安頓下來。為了建立進步與國家團結的形象，出現了大型建造計畫，例如重新改造柏林的亞歷山大廣場及具象徵意義的柏林電視塔，還有太空競賽以及諸多科學突破。許多東德人對他們的成就引以為傲，因為社會流動為勞動階級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一九七○年代，東德靠著勤奮勞動打造出共產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因此獲得各國矚目，成功加入聯合國，許多國家也承認東德的國家地位，東德產品還外銷至英國與美國。但同時期的石油危機揭露了東德先天的問題以及對蘇聯的依賴，蘇聯後來無法提供原本承諾的石油，東德再也無法維持過去人民習慣的生活水準，只能宣告破產。

　　逐漸老化的東德變得光芒黯淡，黔驢技窮，到了一九八○年代，政權已僵化，不再靈活且十分脆弱，亟需改革。眼見改革無法進行，東德人民決定自己來。這十年間，東德開始陸陸續續對西德開放並進行交流，而東德的生活經驗，不論好或壞，都在這波複雜的歷史浪潮下受到影響。

 史塔西在整個東德時期都干涉著人民的生活，但東德人並未因此失去動力。同樣地，雖然東德政權仰賴莫斯科的庇蔭，但東德從來都不是被動的蘇聯附庸。整個二十世紀後半期，東德人經歷並形塑了一場獨特的德國實驗，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都獨具特色，不該只是視之為圍牆後的「史塔西之國」（Stasiland），而應該在德國歷史上獲得應有的一席之地。

 本書根據採訪、書信與檔案紀錄，讓東德各式不同意見得以發聲。這些人的生命故事組成了我在書中所敘述的國家，即他們所形塑，同時也形塑了他們的國家。本書採訪的對象包含政治人物與藝人，例如東德末代領導人克倫茲（Egon Krenz），以及流行歌手法蘭克．蕭貝爾（Frank Schöbel）。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推動國家運行的人物，包括老師、會計、工廠工人、警察與邊界警衛。他們為東德歷史帶來全新面貌，展現出這個已消失的國家從政治高層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面向。

 冷戰背景下，鐵幕兩邊的世界皆創造出對他者的簡化形象。東德以粗糙且敵對的筆觸描繪西方的形象，而這個據說存在於牆的另一邊的世界，也同樣被西方以諷刺漫畫的方式描繪成一個單調的共產主義世界。如今東德已經消失三十年，已有一整個世代的德國人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經歷過以實體邊界去隔開彼此，從未見識過兩個德國之間的體制競爭，也沒有經歷過兩個德國互相以武器瞄準對方的時光。隨著冷戰以及它所帶來的緊張敵意退到歷史布幕之後，如今我們獲得全新的機會，可以在不受情感與政治影響下細看東德。

 分離的創傷、獲得身分與失去身分的創傷，這些情感在剛統一後的時期都過於強烈，令人難以檢視，寧可任其結痂。現在時機已成熟，可以試著以全新視角看待東德。若願意直視東德，我們將會看見一個多彩的世界，而非一個只有黑白的世界。確實，當時的社會壓迫且殘酷，但同時也可獲得機遇和歸屬，這是大多數東德人的生命經驗，他們有落淚與憤怒的時刻，但也有歡笑與榮耀的時刻。東德人民曾經努力生活、彼此相愛、勤奮工作並年華老去。他們會度假，也會譏笑政治人物，並將自己的小孩撫養成人，他們的故事值得寫入德國的敘事當中。是時候了，讓我們正眼看待圍牆另一端的另一個德國。

【內文試閱】

第四章　建造社會主義

一窺權貴的世界

一九五八年春天，布蘭登堡，萬德利茨（Wandlitz）。

　　萬德利茨迷人的聚落以及中世紀古城貝爾瑙（Bernau）之間座落著一處國有森林，此時一群穿西裝打領帶的男子下了車，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一群官員。在當地人好奇的打量下，這群人開始調查這片土地。他們肩負一大重要機密任務，負責調查當地是否適合作為社會主義統一黨政要與其家人落腳的封閉社區。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部分共產黨官員遭憤怒的群眾殺害，烏布利希因而認為目前東德政要居住的環境不夠安全。政治局的幾位重要成員居住在徵收來的住屋當中，居住環境綠意盎然，房屋彼此相隔不遠，就位在在柏林北方的潘科區（Pankow），座落在橢圓形的馬雅可夫斯基環路（Majakowskiring）上。瓦爾特與洛特．烏布利希住在二十八號，隔壁二十九號住著威廉．皮克。何內克一家則住在十四號，隔壁的十三號是東德政府公設幼兒園。《新德意志報》的記者與編輯魯道夫．赫恩施塔特在失勢前也住在同一條街上，文化部長兼詩人約翰尼斯．貝歇爾（Johannes R. Becher）也是一樣。皮克的正式官邸則位在僅三百五十公尺外的美麗堡，又稱申豪森宮（Schloss Schönhausen），這棟巴洛克建築有著黃色外觀與景觀花園，皮克曾在此接待胡志明和赫魯雪夫等重要外賓。蘇聯在一九四五年徵收了這個地區，在四周立起柵欄和高牆，權貴們需要的一切都在裡頭。「潘科」日後成為這個地區的代名詞，這片封閉區域自給自足，被蘇聯人暱稱為「戈羅多克」（Gorodok，意指小鎮）。

　　但在烏布利希看來，這裡離市中心實在太近了。單單一道牆不可能阻止怒氣沖天、滿腹怨氣的勞工，匈牙利革命證明了這點。東德自己在一九五三年爆發的六一七起義也依然歷歷在目。如果落腳在柏林以外的地方，就可以好好戒備，也會讓注重健康的烏布利希能夠獲得運動空間。烏布利希每天早餐前都要做上十分鐘的有氧運動，也常常跟妻子洛特進行長時間的散步。一旦搬出柏林，他也可以在夏天時到附近的湖泊划船，冬天時則在湖面上溜冰。調查人員從萬德利茨回來後，回報他們找到了一片適合的地方，不只滿足烏布利希的個人需求，同時適合二十三位政要及其家人入住，因此搬遷一事就這麼決定了。

　　「森林官邸」（Waldsiedlung）於一九五八年夏天開工，一九六○年夏天落成，占地六十公頃，位在市中心以北三十五公里處，這個絕佳地點距離首都夠遠，能確保安全，且驅車前往首都的辦公大樓也不用半小時。周圍的湖泊、河川以及林蔭地閒適恬靜，而蘇聯大使的避暑住宅就在鄰近的利普尼茨（Liepnitzsee）。這個社區有診所、俱樂部、商店和髮廊，私人湖畔還配有船屋、泳池以及電影院。社會主義統一黨人士住在森林官邸區的內圍，街道並無命名，住屋只以一到二十三號作為標記。烏布利希自己選了第七號住宅，何內克一家住進十一號。一九五七年，史塔西首長沃爾韋伯垮台後，由埃里希．梅爾克接手，此時他也搬進了十四號住宅。社區外圈則由工作人員進駐，此外，這裡還有烘焙坊、加油站和肉鋪。

　　不論是與東歐還是西方其他國家的政治領袖相比，東德權貴的居住條件都相對較樸實無華。確實，跟全國年輕夫妻所分配到的兩房公寓比起來，他們的住所寬敞明亮，但絕對稱不上豪華奢侈。二十三座住宅都灰撲撲的，強調實用性質，搭配著紅瓦屋頂，其實看起來與早期提供給東德城市大量人口居住的組合式建築相去不遠。烏布利希獲得最大的住宅，裡頭有十間房間，但裝潢相當樸素。一樓有一間寬廣的會客室，還有餐廳以及私人起居室。訪客常說這些待客空間了無生氣且毫無特色。二樓則是烏布利希的書房，還有一間（稍微大一些）書房供他的妻子使用，另外還有一間浴室、按摩室（裡頭裝有供烏布利希運動用的拉桿），以及一間診間讓烏布利希可以接受私人醫師亞諾．林克（Arno Linke）的診療。甚至還有一座地堡可以在遭受核武攻擊時供政治局成員家人躲藏，政要則會在柏林的政府地堡內持續管理僅存的國家事務。

　　社會主義統一黨的首腦人物在萬德利茨應有盡有。早上他們會搭乘專車前往柏林，傍晚再回來。此地戒備森嚴，區內有六百五十人在此工作並居住，他們受到嚴密監控，而且受僱前都經過嚴格的背景調查。所有在萬德利茨的工作人員都加入了史塔西，從司機到技工無一例外。社區內圍的二十三座官邸外則圍著兩公尺高的水泥牆，晚上牆上會點燈。社區外圈以鐵絲網包圍，上頭掛著「野生動物調查區」告示作為掩護。鄰近的德國十一號高速公路上沒有任何關於「森林官邸」的路牌，而且僅三公里之遙，因此政治人物與其家人可以在攻擊來襲時立刻疏散。「森林官邸」從未在任何地圖上標記出來，這裡有三十三處哨站，由兩百名士兵每天二十四小時駐守。

　　住在這個舒適，甚至略帶小資產階級風格的環境之中，一眾政治局成員並未感到幸福，反而覺得自己被關在金籠中。瑪格特．何內克（Margot Honecker）日後不斷將森林官邸比喻為「隔離區」（The Ghetto）——後來這個地方的存在開始在外頭傳開來，許多東德人也如此稱呼。瑪格特抱怨這裡絲毫沒有隱私，每個步伐、每個詞語、每個決定都被緊密監控，她身旁跟著一個「影子」盯梢者維護她的安全，終日形影不離。她後來索性考取駕照，弄來一輛瓦特堡車（Wartburg），偶爾逃離密不透風的環境，甩掉她的「影子」。

　　社會主義統一黨權貴孤立在神祕的面紗以及高聳的水泥牆後方，引來部分民眾的怨恨、嘲笑與猜忌。謠傳「上頭的人」窩在他們的「高級隔離區」內奢華度日，裡頭有黃金內裝的浴室和新奇的別墅，人民則只能住在粗鄙簡陋的房子內，忍受劣質的咖啡。烏布利希原本就給人一種冷酷死板的資深共產黨人形象，如今萬德利茨更是著實證明了這點。

　　烏布利希的政權與人民之間有一道日益擴大的鴻溝，他所打造的森林官邸就是一大徵兆，更是隔閡加深的原因。之所以說是一大徵兆，因為烏布利希從來未曾放下對自己人民的質疑。他過往住在德國期間，共產黨人被視為全民公敵，被監禁或甚至遭遇更可怕的對待，因此在他心裡留下極大陰影。這並非希特勒一手造成的，早在威廉二世與威瑪共和時期，烏布利希就遭政府迫害，納粹上台後則是將反共產迫害行動擴大到史無前例的規模。烏布利希曾經身陷囹圄，他的許多同志都死在德國人手中，因此可想而知，一九四五年歸來時，他認定社會中至少還留有一絲對「赤色分子」的敵意。此外，他在莫斯科的日子同樣籠罩在恐懼之中，因為絕大多數跟他一起在一九三○年代來到這裡的人，都在史達林大清洗中受害。烏布利希一生都保持警戒與不安，如今就算已六十多歲，這點也永遠不會改變。

　　但森林官邸與世隔絕這點同時也加深了當局與人民的隔閡，甚至在烏布利希的統治結束後仍維持原樣。一九八四年，一位新同事詢問埃里希．何內克將政治權貴關在圍牆後方是否為明智之舉，何內克咕噥著回覆：「這是烏布利希當初的規劃，或許我們應該重新考慮，想想到底要不要繼續維持這種方式。」其他國家的政治權貴同樣居住在封閉的政治圈與社交圈中，但烏布利希打造的森林官邸簡直是一絕，他讓作出生死攸關決策的人遠離和決策息息相關的民眾。在這個國家裡，中央負責制定且組織生活中的一切，從人民可以寫跟讀的書，到能夠進口的水果種類都囊括在內，因此這種分離不僅導致失敗的決策，也在缺乏了自由媒體以及私人企業下導致政府完全無法掌握民意，同一時間還孳生了雙方對彼此的埋怨與猜忌。「上頭的人」以及「民眾」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並且開始把對方想成最惡劣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