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會：佛洛姆從人本主義出發，勾勒人類真正的理想生活

【導讀】科技時代下的人性未來◎紀金慶　

【導讀】從異議中找尋意義的人性需求◎蘇俊濠　

前言

第一章　我們的心理健全嗎？

第二章　社會有可能生病嗎？——關於常人的病態

第三章　人類的處境——人本主義精神分析之關鍵

第一節　人類的處境

第二節　人的需求——源自其生存的條件

一、連結與自戀

二、超越：創造性與破壞性

三、扎根性：友愛與亂倫

四、身分感︰個體性與從眾

五、對「定向架構」與獻身的需求︰理性與非理性

第四章　心理健康與社會

第五章　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

第一節　社會性格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結構和人的性格

一、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資本主義

二、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

三、二十世紀的社會

第六章　其他人的各種診斷

第一節　十九世紀

第二節　二十世紀

第七章　各種診治方案

第一節　極權主義的偶像崇拜

第二節　超級資本主義

第三節　社會主義

第八章　通向健全之路

第一節　概論

第二節　經濟的轉型

一、社會主義問題

二、社群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原則

三、社會心理學的反對意見

四、興趣和參與感成為工作動機

五、實際可行性的建議

第三節　政治的轉型

第四節　文化的轉型

第九章　結論

第一章  我們的心理健全嗎？

沒有比這種看法更常見了︰生活在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人自認極為理智。雖然我們之中很多人事實上患了或輕或重的心理疾病，但這並沒有使我們懷疑人類心理健康的整體水準。我們深信，只要採用較好的心理衛生方法，就能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心理健康狀況。至於個人的精神障礙，我們則僅僅視之為個別事件，你或許會有些驚訝，在一個如此理性的文化中竟然會發生那麼多的此類事件。

但我們有把握說我們不是在自欺欺人嗎？精神病院裡許多病人都認定，除了他們自己，人人都是瘋子。很多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患者相信，他那難以控制的強迫行為或歇斯底里的發作，都是對有點不正常的環境所做出的正常反應。我們自己的情形又是如何？

讓我們從正確的精神病學角度來看看事實吧。過去一百年來，西方國家創造出的物質財富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但是，我們卻透過一種名為「戰爭」 的機制，殺戮數以百萬計的人。除了小型戰爭之外，我們在一八七○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進行過三次大規模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每個參戰方都堅信自己是為自衛而戰，是為榮譽而戰，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反觀戰爭中的對手則常常被視作殘酷和喪失理性的惡魔，必須予以擊敗方能將世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但不到幾年工夫，在相互殘殺事過境遷之後，昔日的敵人便成了我們的朋友，昔日的朋友便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又再一本正經地重新劃分敵友。在一九五五年的今天，我們正在準備進行一場大屠殺，如果成為事實，其規模將刷新人類歷史。自然科學領域最重大的發現之一將被用於這項目的。每個人都懷著信任又擔憂的心情，指望各國的政治領袖，只要他們能成功避免戰

爭，就準備好對他們大加讚揚，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正是這些政治領袖才會引發戰爭。他們之所以造成戰爭，通常甚至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因為對人民所託付的事務管理不當。

然而，當我們爆發出毀滅性的行為與偏執的猜疑時，我們的行為其實與過去三千年來所謂文明社會的人類並無不同。按照維克多．切布里茲（Victor Cherbulliez）的計算，從西元前一五○○年到西元一八六○年之間，人類簽訂的和平條約不少於八千份，而每一紙和約都被認為能維持恆

久的和平，但平均效力只有兩年！

經濟事務的運作也談不上樂觀。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中，農作物特別豐收反而成為經濟上的災難，我們甚至以穩定市場為由，限制部分農業生產力—儘管世界上有千千萬萬人正好缺乏這些被限制生產的物資，且極度需要它們。目前，我們的經濟系統運轉良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來生產軍備。經濟學家對我們停止軍備生產的那一天感到憂慮；主張國家應該蓋房子與生產其他實用且必要的物資，而非軍備的觀點，則常被指控為危害自由與扼殺個人行動自主。

我們有九成人口識字。我們有廣播、電視、電影，人人天天有報紙可看。但是，這些傳播媒介並沒有為我們引介古今最好的文學和音樂，反而在廣告的推動下，用最廉價的垃圾內容塞滿人們的腦袋。這些內容完全缺乏現實感，充斥著施虐式的幻想，連稍有文化修養的人偶爾想到這些都會感到難堪。儘管不論老少，每個人的心靈都受到毒害，我們仍然高興地確保螢幕上不會出現任何「不道德」的內容。如果有人主張政府應該資助製作電影和廣播，以推出啟迪人心的節目，這樣的建議必定會被人以自由和理想主義之名加以指責。

我們已經將平均的工作時間減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們現在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遠超過先人所夢想的。但結果又是如何？是我們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新獲得的自由時間。我們盡力消磨掉這些省下來的時間，樂於看到另一天又結束了。

我為什麼要繼續描繪這幅人盡皆知的畫面呢？如果一個人以這種方式生活，我們一定會懷疑他神智是否健全。又如果他聲稱自己一切正常，行為完全合乎常理，那我們的診斷更顯正確無疑。

可是，很多精神疾病學者和心理學家都拒絕接受「社會整體可能神智不健全」的說法。他們力主社會的心理健康問題只關於某些「無法調適的」個人，文化本身不可能存在這種問題。本書關注的是後者，不討論個人的病態，只討論常人的病態，特別是當今西方社會的病態。在對社會病態這個概念進行複雜討論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些有關西方文化中個人病態發生率的數據，它們說明了很多問題。

西方各國的精神疾病發生率是多少？最讓人吃驚的是，我們竟然沒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任何數據。在物質資源、就業、出生率和死亡率這些方面，我們都有精確的比較統計數據，但我們卻沒有關於心理疾病的充分資料。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比如美國和瑞典）有一些精確數據，但這些數據只是關於精神病院收容的病人，無助於我們估計心理疾病的相對發生率。有關精神疾病護理和設備的改善情況，以及精神疾病發病率增加程度的數據，也少得可憐。美國所有醫院的大半病床都用來安置精神病患者的事實，還有我們每年在他們身上花費了十多億美元的事實，可能並不表示精神疾病發病率的增加，只表示對這方面的醫療護理資源有所增加。不過，有些其他數字更能顯示較嚴重的心理障礙的發生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免服兵役的人，當中，有一七．七％是由於患有精神疾病。這樣，即使我們沒有過去或其他國家的數據可供比較，

也足以說明精神疾病的高發生率了。

我們能夠得到的唯一可粗略顯示心理健康情況的比較數據，是有關自殺、殺人和酒精中毒的數值。自殺無疑是最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某個單一原因。但是，即便我們不馬上討論自殺問題，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做出以下假設：一個國家的自殺率高，顯示這國家的人民缺乏心理健康和精神穩定。所有數據都清楚證明：高自殺率絕不是物質匱乏的結果。最貧窮的國家自殺率最低，而在歐洲，人們在物質方面日趨繁榮的同時，自殺率也在升高。至於酒精中毒，毫無疑問也是精神和情緒不穩定的徵狀。

殺人的動機可能不像自殺的動機那樣具有病態性。雖然在他殺率高的國家自殺率通常較低，但如果把這兩者加總，卻得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結論。如果我們把殺人和自殺都歸入「破壞性行為」，那麼，表二便顯示了兩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三五．七六％與四．二四％之間浮動，這與佛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論中所假設的「破壞性相對恆定」相矛盾，並進一步推翻其「破壞性保持恆定比率，僅在指向自我或外在世界時有所不同」的說法。

我們只要略看一下這些表，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現象：丹麥、瑞士、芬蘭、瑞典和美國的自殺率最高，自殺率與殺人率的總和也最高，而西班牙、義大利、北愛爾蘭，及愛爾蘭共和國的自殺率和殺人率最低。有關酒精中毒的數字顯示，自殺率最高的國家（美國、瑞士、瑞典和丹麥），酒精中毒率也最高，不同的只是美國高居首位，而法國位居第二（法國的自殺率是第六位）。

這些數據確實令人震驚，也發人深省。我們或許應該懷疑，單憑高自殺率是否足以判斷一個國家人民的心理健康狀況，但自殺率與酗酒率大體一致的事實，似乎清楚地表明，我們所面對的是精神失衡的症狀。

於是我們發現，最民主、最和平、最繁榮的歐洲國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繁榮的美國，顯示出最嚴重的精神障礙症狀。西方世界整體社經發展的目標是舒適的物質生活、相對平均的財富分配、穩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然而，正是最接近這些目標的國家表現出最嚴重的心理失衡跡象！當然，這些數字本身並沒有證明什麼，但至少它們令人吃驚。雖然我們對整個問題還未做詳細討論，但是這些數據卻引發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奮鬥的目標，難道沒有根本性的錯誤嗎？

這是否因為，中產階級的富足生活在滿足我們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帶給我們強烈的乏味感，而自殺和嗜酒則是逃避這種乏味感的病態方式呢？這些數字是否有力地說明了「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這句話的真理性，顯示出現代文明未能滿足人內心深處的需求？果真如此，那麼，這些需求又是什麼呢？

以下幾章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並批判性地評估當代西方文化對人類心理健康的影響。但是，在進入對這些問題的具體討論前，我們似乎應該先探討「常人的病態」這個基本問題，因為它是本書整體思想脈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