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親眼見證
一場「種族滅絕」╳「政治滅絕」的時代悲劇
名義上「自治」卻無法「自治」的內蒙古自治區
★文革階級鬥爭／民族鬥爭──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
★定居者殖民主義──「洗人口」降低蒙古人比例
★「中華民族共同體」神話──任何自主意圖都會被視為「分裂國家」
在中國大躍進期間，數十萬名內地饑荒難民湧入內蒙古，本書的主角程鐵軍，也在1959年隨父親來到內蒙古。1966年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正值大學生年紀的程鐵軍也加入翻騰全中國政局的階級鬥爭熱潮，成為「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員。本書以程鐵軍身為紅衛兵的親身回憶為基礎，配合寶力格及塞爾登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內蒙古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全中國十年浩劫的一部分，更存在中共摧毀蒙古人自治能力、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迫使蒙古人永遠效忠國家的意圖。此外，本書提出的蒙古人例證，也可作為當代中國對待維吾爾人、西藏人，甚至香港人等民族（群體）的參考，了解中國為求鞏固政治穩定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神話，是如何將國家機器伸入邊疆地區。
階級鬥爭還是民族賦權？文革期間傷亡慘重的蒙古族人
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文革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僅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歉意，也始終將這場「革命」定性為「階級鬥爭」，而漠視蒙古族爭取政治自決與文化自決的可能。
從「種族滅絕」到「政治滅絕」的理解框架
本書認為，文革時期內蒙古發生的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雖然帶有明顯民族性質，但不宜簡單歸類為「種族滅絕」。本書提出「政治滅絕」一詞，強調這場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力量，而非消滅整個族群本身。
放任漢族「洗人口」與定居者殖民主義
透過檢視歷史脈絡，本書指出文革中針對蒙古族的壓迫延續了中國自清末以來的「定居者殖民主義」邏輯。漢族在內蒙古逐步獲得的地位與特權，讓他們得以施展國家機器迫害少數民族。據資料統計，蒙古族的人口占比從1800年的近50%，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18%，漢族則占到79%。「內蒙古自治區」已成為蒙古族名義上「自治」，卻無法「自治」的民族自治區。
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西藏、內蒙古到新疆不斷編織的神話
本書指出，自2017年以來中國在新疆推行的高壓政策，以及2020年開始內蒙古中止蒙古語教育，都是官方數十年來持續不斷控制、同化、甚至消滅少數民族自我認同的舉措。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因此，《長城外的造反》探討的內蒙古經驗，不僅是文革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更與今日中國的民族政策及國際人權議題密切相關。
程鐵軍
澳門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1943年生，原籍中國河北饒陽縣，1959年隨父親移居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學，親身參與且見證了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狀，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2001年在澳門大學任教期間，與內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領袖高樹華合寫回憶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2007年）。現居美國加州，為自由撰稿人。
烏．額．寶力格（Uradyn E. Bulag）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研究橫跨中國與內亞地區，特別關注蒙古人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革命、意識形態與文化轉型，以及在國家主導的暴力與種族迫害過程中，如何努力建立自身的認同與主權。寶力格認為蒙古人兼具征服者與被殖民者（被壓迫者）雙重身分，可為當代探討國族建構、主權、定居者殖民主義與種族滅絕，到多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治理，以及外交與國際關係等議題，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
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社會學與歷史學榮休教授、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計畫資深研究員、《亞太雜誌》創刊編輯委員，近年與潘毅、陳慧玲合著有《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2015年），與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著有《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2014年）。
程鐵軍
澳門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1943年生，原籍中國河北饒陽縣，1959年隨父親移居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學，親身參與且見證了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狀，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2001年在澳門大學任教期間，與內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領袖高樹華合寫回憶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2007年）。現居美國加州，為自由撰稿人。
台灣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前言
簡介
第一章 河北農家子，孤身闖塞外
第二章 文革前奏曲，傳言滿天飛
第三章 造反時刻到，文革風雷起
第四章 初現紅衛兵，自發大串聯
第五章 軍人殺學生，全國開首例
第六章 造反初獲勝，權力歸軍方
第七章 挖肅運動起，奉調當記者
第八章 深挖內人黨，罪在造反派？
第九章 領袖發指示：「內蒙古擴大化」
第十章 全區被軍管，內蒙古遭肢解
第十一章 批林整風後，告別內蒙古
結語 定居者殖民主義，少數民族和政治滅絕──從邊疆視角，重評文化大革命
譯後感言
注釋
【內文試閱】
第一章 華北農家子，隻身赴塞外
一九五八年，對全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我自己也不例外。那年我十五歲，是河北省饒陽中學國二的住校生。
一九五八年夏天，學校沒放暑假，在物理老師周福田指導下，我們在校園建了三個小工廠：生產焦炭、鋼鐵和水泥。這是我們對席捲全國的「大躍進」所做的貢獻。黨國號召，農村也要生產作為工業標誌的鋼鐵和水泥，以實現所有人快速富裕的承諾。
一九五八年，也是饒陽乃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夏秋作物將要大豐收的一年，但六月時出現嚴重的勞力短缺。幾乎所有體格健壯的饒陽男性，都被動員到承德縣正在建造的鋼鐵廠和其他工廠。承德是清朝皇帝的避暑勝地和夏都，位於北京東北二百多公里的長城以北。
到了八月，衡水地委發布一項令人震驚的通知：科學研究證明，紅薯（地瓜）產量遠高於玉米，所以，要改種紅薯。當時，玉米已經三尺來高，卻被下令砍倒，改插紅薯秧。以前，黨從未如此直接干預和侵犯農民的智慧。大家都知道，紅薯要在六月種植，才能成熟。村民無視上級命令時，幹部和民兵就直接介入，拉著兩公尺長的繩索，穿過田壟，毀掉玉米。村民的辛苦勞動付之東流，自然，改種紅薯的計畫胎死腹中。
大躍進也承諾大幅擴展全民教育，一九五八年一年內，饒陽縣的中學數量，就從一所增加到六所（每個大公社一所）。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我跟三十個男生，搬進縣中一排破舊的紅磚宿舍，十人擠住一個房間，五人合睡一張木板大通鋪。
但隨著工業下馬和飢餓加劇，學校人數大幅削減，部分學校開始關閉。一九五九年六月，校長命令學生站成兩排，大家開始報數：一、二，一、二……偶數學生繼續學業，奇數學生當場解散，被動員回家。當時沒有偏袒或特權，甚至沒有顯示出對地主家庭子女的歧視。當然，也許有，但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就連一些幹部子弟，也被動員回家。有些學校重複抽籤，每次都減少一半人數。
我的號碼剛好是偶數，但也不容慶幸。一九五七年，我們村小學畢業班的三十五名同學，共有七人考上中學。到一九五九年秋，除三人之外，其他人都回了村莊。一位轉到承德附近某所中專；另一位參軍入伍，最後成為軍官；我是第三個。一九五九年，隨著學校大幅削減規模，母親擔心我的學業和未來希望都會落空，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父親曾多次勸說我，去呼和浩特跟他住，在那裡上學。一九五六年，他又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第三任妻子。一九五九年初，他曾寫信給我，把貧困的饒陽農業縣與呼和浩特快速工業化的自治區首府做對比，他所描述的美好生活，在饑荒來臨的時刻，變得難以抗拒。
母親說：「我實在不想讓你去跟繼母住，但教育是咱們唯一的希望。」在她說服下，我最終同意，轉學去呼和浩特五中，靠近父親開卡車的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依照規定程序，五中需要我的中學轉學證。我多次去公社和饒陽縣城，辦理轉學證和另外兩份重要證件：「戶口遷移證」和「糧油供應轉移證」（簡稱「轉糧證」）。前者將我的合法居住地從河北農村遷到了呼和浩特市；後者則保證，作為國家職工的家屬，我可以獲得政府的口糧供應。中國從一九五八年起，就試圖控制農民進城的機會，但大躍進的瘋狂，壓倒了管控流民的嘗試。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初，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全國新興工業城市，以及受災較輕的農村地區，找到了新工作。一九五九年，是農村人口獲准進城的最後一次機會。到第二年（一九六○年），隨著經濟全面崩潰，大批內地的自發移民，在省際邊界上，即遭收容，並被遣返。
出發那天，母親送我出村，我們朝村北的河岸方向走。我背著一個小包，天一亮悄悄出發，趕在瑞軍醒來之前，因為我擔心他會大哭。母親跟我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叮囑我要好好學習，不要跟繼母衝突。她的話語，多次被肺氣腫引發的咳嗽打斷，肺氣腫是饑荒時期常見的多發病之一。我強忍淚水，懇求她回家。當她瘦弱的身影被晨霧遮擋，咳嗽聲逐漸消失在樹林後面時，我終於忍耐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告別母親弟弟，去與父親和從未謀面的繼母生活，其前景如何，讓我心情沉重。但我畢竟已經十六歲，期待繼續學習，也準備經風雨見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