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鄉是被統治的「琉球人」
在臺灣是代理權力的「日本人」
一段往返於多重國界與認同
在帝國夾縫中不斷翻轉的生命之旅
★臺大歷史系副教授顏杏如專文導讀
19世紀末，隨著日本在東亞海域擴張殖民地版圖，有一群人乘著帝國的海風，在群島之間流轉。他們是來自沖繩群島的居民，對他們而言，大海另一端的臺灣，是一片充滿機會與矛盾的應許之地。
在傳統的民族國家框架下，沖繩往往被視為日本的邊陲。然而，隨著日本向外併吞與擴張殖民地，沖繩成為連結「內地」與「外地」的關鍵場域。這讓原先在帝國秩序下，深受歧視與貧困之苦的沖繩人得以從家鄉出走，透過遷移、講標準日語、模仿日本風俗，甚至隱藏出身，開啟向上流動的帝國主義生涯。
沖繩史研究權威松田紘子教授耗時近20年，橫跨臺灣、沖繩、日本3地，勾勒出沖繩移民多元且豐富的生命軌跡。她探討來自八重山群島的農民漁夫、追求經濟獨立的女性打字員、尋求翻身的年輕醫生以及駐守山地的沖繩警察，這些人如何運用殖民地制度的落差，在不平等的權力結構中尋找空隙？從被統治者到被統治者、帝國邊緣人到現代摩登的打工人，他們又如何在日本人跟沖繩人的曖昧認同間搖擺？而當帝國崩壞，他們帶著殖民地經驗回到戰火蹂躪的家鄉，「成為沖繩人」似乎再次成為生存的選項......
本書寫下這群沖繩渡臺移民的故事，深刻揭示個人乃至於群體的身份跟理想，如何在移動中被形塑，臺灣與沖繩列島的命運又如何相互交織。作者將引領我們思考：
●琉球被日本吞併後地緣位置的變化？
●沖繩人如何透過出外打工，尋求階級向上流動？
●從女傭、接線生到軍方打字員，沖繩女性如何在移動中尋求生命自主？
●臺灣醫療體系如何與沖繩移民史交織，成為孕育現代沖繩醫師的搖籃？
●從帝國統治者到被遺忘的琉球僑民，戰後沖繩人身份認同如何轉變？
松田紘子
1976年生，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碩士、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博士。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中研院臺史所博士後研究員，現任神戶學院大學現代社會學部教授。松田紘子長期投入沖繩、臺灣近現代史與日本殖民地史研究，專長領域為社會史與歷史社會學。著有《日本帝國的交界地帶》，合著有《重思戰後沖繩》、《多文化共生公民教育實務手冊》等著。
審訂
顏杏如
臺大歷史學系副教授。專長為臺灣史、日本殖民地社會文化史，關注人群移動與文化變貌。著有〈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歌人尾崎孝子的移動與殖民地經驗：在新女性思潮中航向夢想的「中間層」〉等論文。合著有《「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家是動詞：臺灣族群遷徙故事》。
黃昱翔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琉球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社會科教育組碩士，關注主題為日本的和平教育及沖繩近現代史教育，現為東京都內和平資料館館員。譯有《沖繩戰的孩子們》、《上一堂「慰安婦」的課》。長期目標希望促進台日雙方對於彼此史觀與當代政治的連結，有更細緻和多角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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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在帝國邊緣交會的沖繩與臺灣 顏杏如
臺灣版序
凡例
序章 重新思考沖繩的近代
第一章 沖繩人為何前往海外？
第二章 帝國的擴張與八重山的近代
第三章 「出外打工者」的帝國主義式生涯發展
第四章 殖民地醫學與帝國主義式生涯發展
第五章 帝國日本的克里奧
第六章 「返鄉」回到美軍統治下的沖繩
終章
後記
生命史調查的受訪者
沖繩、臺灣年表
參考文獻列表
註釋
性別化的帝國主義式職涯
在殖民地工作的沖繩女性在日本統治初期，由於臺灣治安尚不穩定，前往當地的日本人多為男性。不過，隨著統治體制漸趨穩定，女性移民人數也逐漸增加，只是其中許多人是跟著父親或丈夫一起前往。因此在臺灣從事有薪勞動的日本女性並不多。根據一九三○年的統計，臺北州共有一○一一八四名日本移民定居，其中女性有四六三八五人，但受僱工作的女性占比不到百分之一五。
另一方面，當時沖繩縣的女性前往臺灣工作卻不是少見的現象。如果說其他地區的日本女性移居臺灣，大多是受到父親或丈夫工作影響；那沖繩的女性則多半是為了尋找自己的工作機會，而主動赴臺。
這種情況在臺北市職業介紹所的求職者資料中可見一斑。一九三三年，日本（內地）女性求職者合計有一五六九人，其中沖繩縣女性高達一○九九人，大約占了總人數七成。雖然當時並非所有日本移民都是透過職業介紹所找工作，但上述比例仍清楚指出沖繩移民在日本移民中的特殊性。
然而，比起男性，當時女性能從事的職業種類相當受限。當時，女性求職者大多介於十五到二十五歲左右，學歷多為小學校畢業，而針對女性的招募幾乎都是家務勞動者（女傭）。無獨有偶，筆者的訪談調查也印證這一點。多數為了打工渡臺的沖繩女性，都是在日本移民家庭中以住家女傭的身分工作。不過也有一些例外狀況。對職業婦女的憧憬
一九二四年出生於石垣島的山本清子（化名），小學校畢業後在一九四○年首次前往臺灣。她與鄰居好友仲間トヨ（讀作Toyo，化名）同行，兩人前往投靠當時在臺北市一名大學教授家中當女傭的姐姐。抵達臺灣後，仲間到一名醫生家裡當女傭，山本則因為不想做女傭，改在和菓子店工作。她在接受採訪時如此回憶：
山本： 姐姐介紹我的工作是甜點店店員。雖然說是店員，但不是在外面賣東西，而是在店後面切羊羹、包紅豆餡。我心裡就想，我來臺灣可不是為了做這個啊〔笑〕。
筆者：你的意思是想找一份不一樣的工作？
山本： 對啊。怎麼說呢，小時候不是都會有一些憧憬嗎？像憧憬那些讀女學校的學生，會穿上石垣島上從沒看過的有摺邊的漂亮裙子、白色水手服，還會戴端正的制服帽、穿皮鞋。那時我就很嚮往那些，覺得很羨慕。同樣地，到了臺灣之後看見穿著高跟鞋、昂首闊步的女性，我就會想：「我不要當女傭或店員，要成為那樣的職業女性。」
山本的雙親在年幼時就過世了，她是被祖父母養大。祖父母家境並不寬裕，但山本前往臺灣不是為了賺取更高收入、在經濟上支援祖父母。事實上，雖然後來她確實賺得比其他女性多，但她從未將錢寄回家。對山本而言，比起金錢收入，更重要的是去體驗她在石垣島聽別人說過並心生嚮往的「近代都市生活」。
然而，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般理想。山本在和菓子店工作幾個月後便辭職，開始尋找其他工作，但始終找不到理想職位。別無他法下，她透過熟人介紹，去到一戶位於臺北市高級住宅區「大正街」的家庭擔任女傭。這個家庭的男主人是臺灣電力公司的高層主管，他與一名曾為藝伎的小妾同住。由於這戶人家沒有生小孩，而當時女傭主要的工作是幫忙顧小孩，山本認為生活應該會相對輕鬆。她進入這戶人家時，有一名來自竹富島的女性已在那裡擔任女傭。
家裡有兩個女傭，新來的是下女，資深的是上女。雖然只有兩個人，但在以前的殖民地，日本人真的很驕傲啊。他們不是拿了外派津貼嗎？因為有外派津貼，他們的生活相當優渥，還雇得起車夫。〔中間省略〕我去的時候雖然千百個不願意、哭著上工，但還是得過生活。記得有一天是個陰雨天，那天雨不大，主人夫妻倆外出歸來。回到家時我到玄關迎接他們，說：「歡迎回來。」結果他們把腳伸出來。一句話也沒說。那時比較資深的女傭說：「拿毛巾來幫他們擦。」我只好用毛巾幫他們擦腳，突然心中湧上一股氣，就把毛巾丟在地上說：「我要走了。」我心裡想，這樣被當成傻瓜，為了那一點錢竟然得幫別人擦腳？如果是現在根本是人權問題了。於是我說：「我要辭職」，然後就走了。
就這樣，山本先後辭去了姐姐和認識友人介紹的兩個工作，對任何一份都不滿意。幾個月後，她前往職業介紹所，終於獲得理想的近代工作──電話接線員。
山本曾說：「看到那些穿著高跟鞋、在街上昂首闊步的女性，就覺得不想再當女傭或店員。」這段話透露出她嚮往的是當時「職業婦女」的女性形象。雖然「職業婦女」在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定義，但該稱呼一般是指隨著日本近代化興起的新型態女性職業，例如辦公職員、教師、打字員、護士、電話接線員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職業婦女成為社會矚目的新興群體，引發廣泛討論。這個稱呼不僅單指職業或產業類別，也象徵女性進入近代都市生活與社會地位發生的變化。因此，儘管有時職業婦女的稱呼會被揶揄或批評，但這種身分也是讓無數女性欣羨嚮往的存在。
如此觀之，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山本心目中，在臺北都市生活與職業婦女的形象何以會連結在一起。相較於男性移民，女性移民要在殖民地臺灣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相當渺茫。不過在山本的案例中，她對都會職業女性的憧憬與非凡的意志與行動力，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成為軍隊的打字員
進入一九三○年代後期，隨著戰時體制強化，在臺灣從事軍事相關工作的女性也漸漸出現。來自宮古島的大原ヤヨイ（讀音為Yayoi）便是其中一人。她在臺灣習得日文打字技能後成為軍隊專屬打字員，開啟女性的帝國主義式職涯。
一九二三年生的大原，是在母親四十八歲時出生。她有兩個年長許多的哥哥和姐姐。由於父親長年多病無法工作，母親靠著販賣紡織的麻繩維生。大原與當時許多女性一樣，嚮往成為紅十字會的護士。
她從尋常高等小學校畢業後，便到家附近的福嶺診所擔任助理。然而診所工作內容很瑣碎，要清洗髒污的衣服，還要幫患者剃毛，大原對此心生抗拒，只做了半年就辭職了，決定前往臺灣。當時，她的兩位大哥已在臺灣擔任警察，並已結婚擁有自己的家庭。
一九三八年左右，她抵達臺灣的基隆，在當地短暫停留後，從基隆動身前往工作機會更多的臺北，並立即造訪職業介紹所。由於她曾在宮古島的診所工作，而被介紹到市區一家小兒科診所成為住院護士。那家診所還有一名來自八重山地區的女性擔任住家女傭。大原工作兩年後，決定用存下來的錢報名日文打字學校。
當時，學歷低的人都只能做〔體力〕勞動，在大太陽底下工作。高中畢業的人能做行政類型的〔工作〕。我也嚮往那類職位，現在想想覺得自己真的滿會想的。我工作的那家醫院附近正好有一間日文打字學校，是培養日文打字員的地方。一般課程是六個月，但如果能拿到優等成績，就能四個月畢業。於是我拚命把《我是貓》的三、四十段文章全部背下來，不用看也可以啪啪啪打出全文。最後我拿到優等，四個月就畢業了。
大原花了四個月完成日文打字學校的課程後，透過隸屬於軍隊、擔任理髮師的姐夫介紹，到臺灣南部岡山的海軍航空基地擔任打字員。之後連續六年她都從事同一份工作，直到終戰後一九四六年引揚回到宮古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