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起司的滋味

序章　在自然中才能找回生命力──何謂共働學舍？

 

　　曾經有位讀者告訴我，日本也有所謂的共働學舍，那是一個專門收容身心障礙人士和繭居族的農場，而且還生產美味的起司。

　　在過去的著作中，我曾經採訪過某個義大利的農場。一位神父帶領一群戒毒青年，在一座深山裡的農場製作山羊起司。

　　後來，那本書的讀者告訴我日本也有共働學舍，這是我對本書探討的北海道「新得．共働學舍」（即共働學舍新得農場，為非營利組織）產生興趣的契機。

　　十三年後的冬天，我從新宿車站搭乘早晨的特急列車，再轉搭四個半小時的區間車，才抵達長野縣的南小谷車站。「信州．共働學舍」就在這座人口三千兩百多人的小谷村。

　　那裡是新得．共働學舍的前身和原點，創立者是一九二二年生的宮嶋真一郎先生，他是新得農場負責人宮嶋望先生的父親。

　　負責開車接我的宮嶋信先生，是真一郎先生的次子，比望先生小一歲。信先生先向我介紹小谷村的立屋地區，這裡的成員帶我參訪了染料和紡織工藝館、木工所和畜舍等地方。立屋地區的宿舍裡住了二十九個人，有一位青年從男性宿舍二樓的窗戶探出頭來，信先生問他：「你在這裡不要緊嗎？」

　　青年笑著默默點頭，看樣子今天輪到他休假。

　　「他是這裡的工作人員嗎？」

　　「不是，是從橫濱來的家裡蹲，繭居族啦！」信先生用開玩笑的語氣說出「家裡蹲」這個字眼，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說法感覺多了幾分輕鬆自在、少了幾分沉重。

信先生指著姬川對面的河岸，他說在山坡上的真木聚落的房子裡，有十個人共同生活。冬季下雪的時候，從立屋地區走到那棟頂著茅草的古老民宅，單趟就要兩個半小時，夏天最少也要花上一個半小時。那裡過去是運輸重要物資的繁榮地區，以往就有大型的老舊茅屋。他們修復了那些茅屋，並且住在裡面生活。遠遠看上去似乎有點寂寥，但也有人在這片森林中找到內心的寧靜，許多大學生和國外的研修生也常來這裡。

　　「去年，有一位法國女孩在那裡住了三個月。這裡女孩子比較少，我本來還擔心她不習慣呢！幸好她和其他同伴處得很愉快。」

　　另外，村子裡有車庫改裝的麵包工坊，負責烤麵包的是草創時期就在這裡服務的工作人員。

　　他們目前在立屋地區的村中設立了各種設施。在這種下雪的日子，信先生必須一大早開著向村人借用的除雪機，除雪三個小時才行。

　　白雪皚皚的畜舍裡，養了幾頭黑毛和牛及山羊，裡面還有前幾天剛出生的小牛。總共三公頃的多塊田地，栽種出的稻米和蔬菜可供自給自足，遺憾的是，現在下雪無緣得見。田地生產的稻草能拿來養牛，牛糞又能用來施肥。畜舍從以前就養了各種牲畜，維持著古早的循環型農業。

　　那間木造的小畜舍，看起來也是手工打造的。

　「建築是手工建造的，添水也是利用桶子。」一位神奈川出身的年輕成員正要餵牲畜飼料。「這個工作挺辛苦的，我們在這裡飼養小牛，再拿去市場賣。這個村子以前有六戶養和牛的農家，如今只剩下我們了。一開始，我們的牛只能賣二十多萬，最近已經能養出價值四、五十萬的小牛了。至於山羊，我們是養來喝奶用的。不過，在白馬一帶，有個叫羅伯特的人在製作山羊起司，我們在考慮，是不是能和他一起製作起司。」

　　青年口中的羅伯特．亞歷山大，在七年前和妻子一起搬來白馬山麓。這位澳洲人本來是山岳攝影師，後來成了製作山羊起司的農人。

　　畜舍周圍有好幾座小型的養雞場，這些養雞場也是手工建成的。雞隻採放養的方式，畜舍周圍還有狗負責巡邏，以免家畜遭受野獸侵襲。

　　「我們現在有三百隻雞，本來自給用的頂多五、六十隻就夠了，因五年前某個農家的太太去世了，對方在歇業前拜託我們接收那些雞隻。」

　　白米、味噌、雞蛋之類的農產品，也會賣給共働學舍的會員和當地居民。

　　每天早上，負責製作堆肥的信先生夫婦得去收集共働學舍中的廚餘，以及村裡幾戶長年培養出交情的民宿所給予的剩飯。

　　來到這裡，我對信州．共働學舍的印象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原以為他們是在深山中與世隔絕的團體，沒想到他們的設施座落在小村子裡，而且是在兩千公尺名山下的白馬山麓。開車二十分鐘，還可以看到長野冬季奧運（一九九八年）會場的滑雪場和跳台。村子裡到處都有溫泉，在滑雪運動興盛的時期，小谷村也開了不少民宿和旅館。可是，如今風潮已過，村子的高齡化問題日益嚴重。這種典型的窮鄉僻壤，有越來越多荒廢的空屋和田地，共働學舍巧妙利用這些荒廢資源，建立了安身立命的場所。

　　「德國的伯特利是我們的典範。」

　　信先生提到的地方，位於德國西北部的北萊茵—威斯伐倫省（簡稱北威邦）的比勒費爾德市，是個被喻為「慈善之鎮」的基督教團體。

　　一八六七年，伯德史溫牧師創立了伯特利，和五位重度殘障者共同生活。該團體在希特勒政權下，賭命守護受迫害的猶太人和殘障者，至今依舊傳為美談。近來，伯特利蓬勃發展，甚至還擁有大型醫院。不過，重度殘障者仍在那裡從事農業和工藝等事業，摸索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

　「那棟房子，就是我們的起點。」

　　信先生所指的建築，是他父親在這座村子展開共同生活的據點，外觀猶如一座木造的山莊。

　　「其餘的都是後來加蓋的，只有中央的方型部分是我們親手建造的，我哥也曾幫過忙。」

　　這座小谷村是真一郎先生父親的故鄉，過去他父親居住的古老民宅已形同廢墟，座落在村中的一隅。

　　「祖父身為長子，卻選擇離開家鄉，放棄繼承家業。後來，他到了名古屋，從事住友海上火災保險（現在的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的工作。在那個時代，發生事故是一件很沒保障的事情，這也是共働學舍會在這個村落的原因之一。」

 

創立者宮嶋真一郎先生出身名古屋，他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亦即五十二歲時，才在這個村子經營共働學舍。

　　談到宮嶋家的歷史，自然不能忽略另一個場所，也就是位在東京都東久留米市的「自由學園」。

　　自由學園創立於一九二一年，是日本第一位女記者羽仁元子，和同為報知新聞社記者的丈夫羽仁吉一共同創立的。

　　這個名字引用自《約翰福音》中的「真理將使你們自由」一文。羽仁夫妻對缺乏心性培養的填鴨式教育感到憂心，立志以基督教精神創辦教育事業。九十年後的今天，同樣的教育問題並沒有獲得改善，實在令人煩憂不已。

　　羽仁夫妻在現今的豐島區建立了第一棟校舍—明日館，美國的知名建築師法蘭克．洛伊．萊特也參與設計，目前已是國家指定的重要文化財產。

　　其後，校舍遷至東久留米市。該校不但擁有古木參天的十公頃腹地，在栃木縣另有那須牧場，在三重縣的海山町（現在的紀北町海山區）和埼玉縣的名栗村（現在的飯能市），以及栃木縣的黑羽町（現在的大田原市）也有林地。至今學校也會利用這些地方，讓學生體驗酪農、造林、種菜、種米的經驗。

該校重視團結合作勝於相互競爭，對美術和音樂教育也不遺餘力。在這樣獨特的教育理念中，最特別的是他們重視真正的飲食教育。基於創始者「良好教育出自良好生活」的理念，校方讓小孩體驗生產稻米、蔬菜、豬肉等食材。配膳工作也在父母的協助下，讓孩子們自己負責。

　　自由學園就是秉持這種理念創辦的，宮嶋真一郎先生是該校男子部的第一屆學生。真一郎先生在學生時代是個文武雙全又受歡迎的資優生，大家都親密地稱呼他「阿真」，他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他原本想成為服務大眾的醫生，但因獲得了羽仁吉一的賞識，便留在母校擔任英語教師。

　　他在母校擔任初中和高中科男子部的英語教師，還負責指導學生踢足球和管理廣大的校有林地。

　　信先生提起他父親對教育的熱忱。

　　「我爸爸在校時熱心教學，放假還會帶學生去山上玩。簡單說，他關照的是那些品性不端的學生，而不是特別聰穎的孩子。過去在學生抗議示威時，他還自己一個人去監獄探視被逮捕的學生呢！」

之後，真一郎先生娶了剛從自由學園女子部畢業的澄子女士，生下了三男一女。夫妻都在自由學園念書，小孩當然也在該校求學。

　　不料，某一天，執教三十一年的真一郎先生突然說要辭去工作。他想回到父親的故鄉小谷村發展新的教育事業。

　　這可是年過五十歲的一大挑戰。

　　那時候，剛升上最高學部的望先生很不能諒解父親辭職，畢竟嚴格的父親平常總教導他們幾個孩子做事要有始有終。為避免和父親正面衝突，望先生還寫了信勸告父親。

　　然而，真一郎先生的決心並沒有改變。

　　根據信先生的說法，真一郎先生當年向校方提議，想將自由學園的男子部遷移到有牧場的那須校地，但理事會沒有人贊同。

　　「當初，其他教職員同時教導男子部和女子部，只有我爸單純教導男子部，可能和這件事也有關係吧！總之，校方不贊成我爸的建議。」

另外，在望先生和信先生年幼時，武藏野台地還有類似森林的地方，不過，那陣子土地快速住宅化，連剩下的森林也消失了。長年管理校林和造林作業的真一郎先生，也許是對這樣的環境變化感到焦躁不安。

　　隨著自由學園的名聲日漸響亮，校方逐漸只招收優秀的學生，其中望先生好友的弟弟便因患有癲癇而無法通過入學考試。望先生推測，這件事可能也帶給父親不小的衝擊。

　　在望先生高中時，還發生過一件事。某年聖誕節，在身體欠安的父親的託付下，望先生帶著許多自由學園的麵包工坊製作的蛋糕，拜訪多摩市的「島田療育園」（現在的島田療育中心）。那是日本第一座重度身心障礙兒機構，創立於一九六一年。

　　那一天，望先生感覺自己見到了父親不為人知的一面。

　　幾年後，真一郎先生又託付升上高三的次子前往島田療育園。

「我去到那裡，看到有小孩脫光衣服在扔輪胎玩。起先我還以為是男生，當我知道是女生時嚇了一跳呢！我還看到罹患腦性麻痺不良於行的小孩。」

　　有了那一天的體驗，信先生畢業後立刻到島田療育園擔任看護助手的工作，整整服務了兩年的時間。

　　「讀了聖經後，我一直在思考耶穌是為了什麼樣的人奉獻人生，我想他是要幫助那些真正有困難的人吧！所以，我想身體力行地幫助別人，再用幫助別人賺來的收入，購買自己喜歡的機車。」

　　信先生說這話時，態度有些靦腆，現在他也是個重度的機車迷。

　　在那段日子裡，信先生深切體會到有些小孩無法在社會中找到立足之地，他也很清楚那些小孩的親人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當時，那邊還是需要上鎖的環境，否則小孩子會偷跑出去。有些來訪的醫生或參觀者，都會用一種好奇的眼光看待那些孩子，還有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老實說，剛開始前半年我只負責清掃工作，以前，女性病患房的看護助手都是女性，男性幾乎是沒辦法在那裡幫忙的。機構裡的男性也多半是從礦坑退休的大叔。」

　　年僅十八歲的次子立定的志向，也影響了父親的第二段人生。真一郎先生在多年後表示，如果次子沒在那裡工作，他也許沒辦法真正理解那些身心障礙兒童。

　　一九七三年，亦即在前往小谷村奮鬥的前一年，真一郎先生提出了令人動容的〈共働學舍構想〉。

　　這位滿懷熱忱的前教師，對教育沒有顧及的層面深感憂心。

　教育的目標和體制偏重培養擅長在競爭社會生存的人，這樣的教育只會創造許多看重自身名利和浮華功名的人，很難養成尊重他人、與他人協力共生的特質。況且現在學校教育只注重培養少數菁英，難以養成感性豐富的良善之人。

 

　　真一郎先生表示，當今社會不重視那些笨拙的孩子、不得要領又沒效率的孩子、不擅長競爭的孩子、不適合體制的孩子、身心有先天疾病或缺陷的孩子，他想創造一個場所，改變這樣的社會。

　　此外，他在〈對慈善事業的展望〉一文中寫道──

 

　　在這樣的日本社會，慈善事業若只能從急功近利的物質文明中求取小惠，我們將無法遏止科學進步造成的身心障礙人口增加。為何醫學和藥品科技日新月異，患者卻越來越多？為何在物質與知識豐沛的世界，身心障礙者不減反增？為何教育制度越先進，被視為無能的學生卻越來越多？

　　我認為這些問題隱藏了生命的奧祕，這是無法靠立法和行政解決的。

 

　　共働學舍並不否定文明社會，不過，他們會盡量生產自己食用的東西，憑自己的力量打造工藝事業和家園，像家人一樣生活在一起。

　　這些作為，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在那段類似禱詞的短文後面，還寫了這樣一段話──

為了讓養尊處優的人付出努力，學習如何完成自身的義務；為了讓厭惡或害怕與人接觸的人，打開內心緊閉的大門；為了幫助患有痼疾或不良於行的人，脫離缺乏自信和不安的窘境，讓身心恢復朝氣；為了讓沒有親朋好友的孤家寡人戰勝寂寞，互相成為好友，邁向光明的人生。

　　為了讓不識字、沒有一技之長、不夠聰明而不事生產的人，能憑自身的意志做出想做的東西；為了讓說謊的人，再也不會騙人；為了讓竊盜成性的人，培養出約束自我的良心；為了讓任性懶散的人認真工作，不再找一堆歪理推託；為了讓只重視金錢的人，瞭解無形之物的可貴。

　　為了讓仗勢欺人的人，重新喚醒內心的仁德；為了讓自我封閉的人，可以順利與人交心暢談；為了讓命運乖舛的人，擁有不放棄自己人生的責任感；為了讓一味看重他人評價的人，無畏地活出真實自我；為了讓自私自利的人學會感謝，學會服務他人和服務大眾的生活方式；為了讓缺乏信仰而受拘束的人，擁有信仰和勇氣。這是一個幫助大家互相鼓舞和勉勵的地方，每個人都會自動自發地追求成長。

 

　　真一郎先生為何以「共同工作、共同學習」為宗旨呢？關於這一點，他年過八十時在某一場演講中做了以下的解釋──

　　

 

　　日文的工作一詞寫作「働」，拆開來看就是人在活動，亦即生活之意。因此，我們的宗旨也想闡明一起生活的概念，我們不光是一起生活，還要一起學習成長。

 

　　信先生表示，這裡所謂的工作，是指配合當事人步調的工作方式，不是辛苦勞動之意。

　　「現代社會凡事求快，人心也容易生病。因此，共働學園的成員連除草也是慢條斯理，總之，慢慢來就好。有些來我們這裡研修的學生工作速度非常快，他們總是兩三下就除好草了，可是仔細一看，幼苗周圍的重要部分常常有雜草沒拔乾淨。嚴格來講，他們連除草的目的都沒好好想過。」

　　所以，工作不是講求快速就好。這裡的生產事業多半是不求快的工作。大家能以自己的步調，從事適合自己的工作，這就是共働學舍的優點。

　　「限制時間、限定標準的做法，會抹煞小孩子的優點。何況現在的社會有越來越多孩子沒辦法像我們一樣，專注地持續做一件事情。」

　　在島田療育園工作滿兩年的信先生，原本想帶著從高中開始學習的大提琴到德國留學，以見識一下那個名為伯特利的慈善之鎮，聽了父親的構想以後，他放棄了留學的念頭，決意和父親搬到小谷村。

 

　　一九七四年四月，真一郎先生帶著信先生和兩名義工，以及來自各地的三位少年，在立屋地區的山上蓋了一間小屋，開始了共同生活。三位少年中，其中一位是來自北九州的十八歲小腦症患者，一位是來自東京的二十一歲感覺統合失調症患者，還有一位是來自三重縣的十二歲繭居族。信先生的母親澄子女士，則留在東京照顧信先生年幼的弟弟。

　　辭去學校的工作後，真一郎先生從事汽車保險相關的差事來維持家計。當初，他離開自由學園是由於理念不合，但給予他最多金援來打造新天地的，卻是該校創立者羽仁元子發行的雜誌《婦人之友》的全國讀友會。

　　「至今讀友會也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我後來才知道，每年十一到十二月的農閒期，我爸都會積極走訪全國的讀友會進行說明會，富山縣的讀友會他甚至去過六次呢！他們真的給予我們許多支持，不僅是經濟上的援助，像是北海道『寧樂．共働學舍』的土地就是讀友會成員提供的。」

　　不過，真一郎先生會如此義無反顧，其實另有原因。

　　那陣子，他逐漸失去視力，病因是每三、四千人中僅有一人罹患的視網膜色素病變。這種疾病的狀況因人而異，不是每個人都會失明，但真一郎先生的一隻眼睛已經看不到黑板上寫的字了。

　　身心患有殘疾的小孩，無法像一般人那樣靈活行動，同時也跟不上社會要求的步調，真一郎先生或許也切身感受到這樣的痛苦了。

 

　信先生從百忙中撥冗訂了一間小旅館的午餐，他說在那裡可以吃到新得．共働學舍生產的起司。

　　當天風和日麗，地處高台的旅館窗外，閃耀著白馬連峰的純白山巒。在這樣的美景中，我和信先生促膝長談，同時享用著美味的起司、天然酵母烘焙的麵包和手工果醬。從那段真摰的談話中，我發現他們懷抱遠大的理想，不斷摸索具體的方法，幾經嘗試和失敗後才有了如今的面貌。話說回來，我想請信先生解答的是，他的父親提議遷移男子部並選在這裡落腳時，為何這麼堅持回歸自然？又為何這麼堅持從事農業？

　　先前提到的〈共働學舍構想〉中，有這樣一段字：

 

　　在缺乏自然環境的都會中，連四季變化都被人工的物體淹沒。豐富的物質讓小孩的身心變得脆弱，也剝奪了家人之間溫暖的交流和心靈的富庶。

 

　　現在，真一郎先生在次子和媳婦的照顧下，靜靜地生活在信州．共働學舍，年過九十的他，依舊會幫忙拾取棉花種子，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至於妻子澄子女士，今年中風病倒，住進了安曇野的醫院裡。信先生每天會開一個小時的車到醫院探病，而這樣的日子也維持不了多久了。

 

　　信先生輔佐創始者的這四十年來，在這座偏僻的村落和各式各樣的人共同生活。於是，我再次詢問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問題──為什麼他們要選在自然落腳？

　　信先生告訴我：「很簡單啊！要在都市裡這樣過日子是不可能的嘛！我們追求的不是繁忙和富裕的生活方式，而是緩慢的樂活。想過盡量不花錢的生活，就得先解決最花錢的飲食問題，所以，我們食用的東西也盡量自己生產，我們必須自己培育種子、自己播種灌溉才行。自給自足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是土地，土地是培育健康食材的一大要素，因此，我們腳下一定要有自己的土地才行。

　　都市裡有很多便利的東西，住久了身體會漸漸退化，血液循環也會變差，所以，我們從事勞動，活絡四肢末梢的血液循環，這樣腦袋才不容易有血栓。另外，與其在充滿廢氣的都市裡工作，在空氣新鮮的地方肯定比較好嘛！要在都市找到這種地方太花錢了，鄉下地方就沒有這類的問題，好比我們現在使用的土地，也是向村裡的人借來的。在這種地方生活，享受日本四季分明的自然環境，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嗎？」

　聽了信先生的說明，我稍微理解真一郎先生提倡共學共生的目的了。

　　缺乏自然薰陶的，不光是那些無法適應社會的殘障兒童，在都市中的我們也是一樣。不對，正確來說不光是都市人，現在電腦、手機、家電、超商、速食、大型量販店等帶來了便利，卻也讓所有的現代人遠離大自然。

　　同為動物的人類，也是大自然偉大循環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完全忘了這件事。以我個人來說，如果叫我到山裡自力更生，我也是個無能為力的脆弱存在。

　　再者，那些每天擠電車通勤的大人，還有成群走在柏油路旁上學的小孩子，動作都顯得極為僵硬呆板。就連天真活潑的小孩子，也沒有地方可以玩耍了，因為大人動不動就說河川危險、土地充滿細菌。

　　轉念及此，我終於領悟了共學的意義。

　　真一郎先生深信，當那些難以在社會中生存的小孩在自然中獲得解放，或是在共同生活中建立全新的關係時，一定能從中找到改變現代社會的啟示。

　　因此，所謂的共學宗旨，不僅適用於重新學習如何生活的孩子，照顧他們的工作人員、幫忙務農的研修生，以及像我這種偶爾會來參觀的人都適用。

　　再來要介紹北海道新得．共働學舍，自從走訪過那裡後，年屆五十歲的我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