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夏末，中國抗戰的外部環境產生了劇烈變化，而且不是變得更好。八月底，蘇聯和德國簽訂所謂莫洛托夫-李賓特洛甫條約（Molotov- Ribbentrop Pact），承諾雙方就歐洲事務進行合作。幾天之後，希特勒揮師攻打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於焉開始。日本起先感到相當震撼，這兩個意識型態上的敵人竟然簽約締盟、而且他們的德國盟友事先也未和日本諮商；不過德蘇條約倒是除去他們的北翼壓力，使他們可以集中力量和中國作戰。國民黨政府也失去蘇聯的軍事援助。往後二十八個月，中國必須咬緊牙關，獨力應戰日本強敵。對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國民黨政府，這是極為艱鉅的考驗。
日本在中國既能放手作戰，遂於一九三九年底從幾個戰場發動攻勢。華中方面，日軍兵分數路，打進湖南，雖然未能達成目標，攻克省會長沙，但已經大大改善其戰略地位。當年年底，日軍又進攻廣西省，於一九四○年一月攻陷省會南寧。對蔣介石而言，更糟的是，華北與國民黨淵源極深的一些地方強人，如山西的閻錫山，竟與日軍洽商停火。國際方面，戰事亦對國民黨不利。英國研判德蘇條約會使柏林和東京關係變壞，希望能和日本有某種有限度的合作，於一九四○年七月暫時關閉滇緬公路——這是重慶政府從外界取得重要物資的管道。同時，越南的法國當局已效忠當時聽命於德國的法國維琪政府，也切斷從南方進入中國的補給線。一九四○年九月底傳來另一個惡耗：日本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組成軸心國家。根據盟約條文，其宗旨是「在大東亞圈和歐洲範圍彼此並肩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及維持新秩序、並促進相關民族之共同繁榮及福祉」。（註8）
日本針對中國進行類似德國對付英國的大規模轟炸，來慶祝它在國際上的新突破。中國空軍被摧毀後，日本完全掌握空中優勢，中國城市及老百姓都嘗到苦頭。日本在南京扶立傀儡政府後，它認為蔣介石終究會被迫同意停火。不料，蔣介石選擇纏鬥到底，不去管華中方面已有大規模部隊叛逃，以及有愈來愈多戰場指揮官抗命不從的現象（抗命的有些來自中共部隊的指揮官），搞得政府軍在和日軍苦戰之際，還得和他們打了幾場戰。可是，救了蔣介石的仍是日軍作戰線拉得太長。日本的全面大進攻讓自己的部隊曝於險境，而且由於後勤有問題，搶下的領地有時候又必須放棄。一九四一年春天發生在華南的上高會戰是個好例子。皇軍達成所有的戰略目標，卻因為無法透過長距離增援其前線，而在傷亡慘重下被迫後撤。
在蘇聯實質上已退出亞洲戰事之下，蔣介石必須積極尋覓新盟友。他從德國在歐洲如秋風掃落葉、頻頻告捷時就曉得，唯一務實的希望是美國，因而他竭盡全力遊說華府提供援助給中國。到了一九四○年秋天，美國人終於開始聽他說話；到了十一月，蔣介石得到第一筆美國的借款。一九四一年春天，國民黨在華南、華中陷入最激烈作戰時，羅斯福政府把決定「租借法案」（Lend-Lease）亦適用於中國——英國在最黯淡的時候，透過「租借法案」得到重大的援助。美國志願人員開始駕駛美方交運給中國的新軍機。雖然蔣介石曉得美國還不預備派出部隊參加在中國的戰爭，可是美國對東京愈來愈嚴格的禁運措施，使他相信羅斯福已經認為日本日益威脅到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當日本領導人和蘇聯於一九四一年四月簽訂中立條約時，蔣介石判斷日軍將會南進，企圖攻佔東南亞。他預測日本將會和英、美發生戰爭，而且日本是「自取滅亡」。中國只需要再忍一段時候，「太平洋局勢將會變化」。（註9）
一九三七年之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救亡圖存、民族主義的理念動員全民抗戰。以國民黨當時超高難度的勝算機會來說，它表現得可圈可點。最重要的是，它避免軍事崩潰——以戰爭爆發後頭幾個月的情勢看，它的確危如疊卵。這一次和中國自一八四○年以來所打過的國際戰爭都不同，政府軍沒有在一開戰就士氣崩潰。反而在許多地方，面對技術、訓練高明多倍的敵軍，中國部隊不畏犧牲、堅挺奮戰。
德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進攻蘇聯，害中國領導人擔心了好幾個星期。他們試圖研判：歐洲戰事擴大，是否也代表亞洲戰事會擴大？日本人很快就認定德國不會照其盤算的時間之內攻克他的新敵人，所以並不想和蘇聯交戰。中國方面，希特勒攻打蘇聯最主要的結果是，中國政府與共產黨重新結盟，現在中共奉莫斯科指示要加入反抗侵略者及其盟國的全面戰爭。即使蔣介石從來沒有能夠讓中共照他的指示作戰，現在至少中共在非淪陷區已不是頭號搗亂者。但是他也必須醒悟，蘇聯已為自己的生存陷入苦戰，不可能在軍事上援助中國。
東京方面，日本領導人對中國抗戰的能力愈來愈有挫折感。到了初秋時，力主進攻美國和英國的軍人在罕見的政策辯論中佔了上風，日本領導人亦認為西方企圖扼殺日本。有一派人士主張，征服東南亞，既可迫使中國投降，又可取得需要的資源打更大規模的戰爭。陸軍一九四一年底未能在中國獲得重大戰果，使得主張擴大戰爭才能勝利並進一步維護榮譽的論述更加強烈。私底下，許多日本軍官開始議論「中國泥淖」。動用海軍在亞洲擊敗西方列強，才能消除掉陸軍在中國戰場迄乏戰果的罵名，讓大家看到日本是帶給亞洲其他民族現代化的大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蔣介石被副官叫醒時，他一點兒也不驚訝耳中所聽到的新聞。中國領導圈裡，蔣委員長比任何人都更相信日本人遲早會南進。聽到珍珠港遭日軍全面攻擊的報告後，蔣介石發信給羅斯福說：「針對我們共同的戰爭，我們將全力以赴與貴國並肩作戰，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不再受暴力及背信忘義之苦。」（註10）即使日軍快速席捲東南亞，也沒讓委員長動搖，只不過新加坡在十二月十五日就迅速投降，令他相當震驚。蔣介石本來以為英國人會更堅決作戰。三分之二的日本陸軍仍被牽制在中國戰場，蔣介石有理由自豪他能堅守戰場，不讓日本在東亞建立新秩序。
蔣介石最大的憂慮是，日本南進攻勢會切斷中國透過緬甸取得補給供應的生命線。他無法信任英國人的作戰能力。一九四二年初蔣介石表示願意調遣國軍幾個師的兵力到緬北，英國駐印軍總司令魏維爾元帥（Archibald Wavell）遲疑不決時，委員長對他發火：「你們英國人根本不曉得怎麼跟日本人作戰。打日本人，不是像撲滅殖民地叛變、不是像殖民戰爭。日本是嚴重的大敵……我們中國人跟日本人打了這麼多年，我們曉得怎麼打。這種事，你們英國人不行、幹不來。你們應該向中國人學習如何抗日。」（註11）蔣委員長和這位獨眼龍英軍元帥會面時，他一定感想到從他青年起迄今的國勢變化：中國已不再是被鄙視、被摒棄在國際體系之外的國家，英國也不再是高高在上、居於世界頂端的大國。即使英軍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退入印度，使剛到緬北的國軍陷入進退維谷困境、棄守滇緬公路，蔣介石並沒有頹喪。他曉得國軍入緬作戰，就足以表徵中國已是大國，讓他在唯一一個能夠支持中國的軍事大國（美國）的面前說話有份量。
日軍進襲珍珠港之後，中、美同盟快速發展。即使滇緬路封閉，盟軍飛機還是載著美國物資補給、軍事裝備及顧問人員「飛越駝峰」，跨越危險的喜瑪拉雅山，從印度北部進入中國。沒有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能否撐過最後三年的抗日戰爭是有極大的疑問。可是，蔣介石仍有理由哀嘆盟國的對華戰略。美國提供給盟國的援助當中，國民黨得到的部分直到一九四五年，平均只佔百分之一左右。原因不只在於運輸困難。盟國也決定了歐洲第一的戰略。他們的主要資源將先用於對付德國的戰爭，唯有在歐洲戰場戰勝後才會用來對付日本。[…]
中國從和美國結盟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國際地位大幅升高。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同盟國在開羅舉行高峰會議，蔣雖無從參加有關歐洲和蘇聯問題的討論，卻已和美國總統、英國首相平起平坐。他也得到美國保證在戰後將繼續援助中國，中國可與世界最大國永久結盟。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官方紀錄：「羅斯福總統提議，戰後，中國和美國應制訂某種協議，一旦遭遇外國侵略，彼此應相互援助；美國應在太平洋各地基地維持適度兵力，以便可以有效承擔防止侵略的責任。」（註13）因為需要中國協助贏得太平洋戰爭，羅斯福給予蔣介石中國躍居四強的地位，對於佔領日本，以及朝鮮和東南亞的未來，有著特別的影響力。遠在開羅會議召開之前的一九四三年一月，美國和英國已經放棄他們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國民黨驕傲地宣稱他們已恢復中國的地位：「我們中華民族經歷五十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半的抗戰犧牲，終於化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屈辱史，成為終結不平等條約的光榮紀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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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承受大規模戰爭的壓力，一定會付出沈痛代價，而且不僅當時吃苦，往後多年也會隱隱作痛，中國也不例外。日軍所到之處，中國老百姓無不遭殃——被戰爭暴行傷害、陷於飢饉或因外敵控制而受到欺凌。但是，防守的這一方（國民黨部隊）所到之處，百姓也遭殃。國民黨士兵在戰時死於疫疾和飢饉的人數，似乎還多過在戰場陣亡的人數。國民黨部隊一旦補給斷缺，他們就沒收農民已經很稀少的物品和蔬果。戰爭愈是拖下去，中國愈來愈多農村才沒心去管是誰當家控制，只關心他們如何才能避開殺戮和飢餓。在許多地方，日本人只被當做是許多外來勢力之一，人民對中國士兵的行為怨恨之心有時候比怨恨日本人更加深重。
從經濟面講，抗戰給中國帶來災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建設有相當大多數遭到毀滅：通訊、工業、水利等等。一般人常說，仰賴基本農業生產的地區在戰時的損失，還小於有複雜先進經濟的地區，但是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則不然。抗日戰爭發生在一個世紀來農村凋敝的最高點時刻，農民生存的空間已經十分狹窄。在中國農業經濟中一向扮演關鍵角色的貿易受到阻滯，在某些地區甚至停止。肥料和水，很難取得。河南省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經歷一場大飢荒，乾旱肆虐和軍方徵購合起來造成兩、三百萬人餓死，另有三百萬人流離失所。農民已經忍飢挨餓，中國軍隊還徵收穀糧、徵集役力。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形容它：
路有餓死殍。一個年紀不到十七歲的女孩，瘦小、漂亮，躺在潮濕的地上，嘴唇死白；她雙眼睜得大大的，雨水落在她身上。人們嚼樹根果腹；小販兜售樹葉、一束一塊錢。一隻狗在泥堆裡挖出一具人屍。像行屍走肉的男子從死寂的水塘撈水上的綠色漂浮物當食物。（註15）
戰爭使得六千萬至九千萬中國人成為難民。在淪陷區及國民黨區，都有人奔向城市求生存，製造出新的城市環境。犯罪和壓榨盛行，難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都陷入混亂。（註16）即使想和當局合作的人也被他們所見到的國家之不合理要求、未來之不確定性，澆熄了熱情。今天所做的抉擇，明天可能變得十分荒謬，上午在社會還被稱讚的行為，下午可能招致死罪。在腫脹、嚇壞了的城市裡，戰時面對的是在存亡之間掙扎、或至少是在擁有資本財產或鬧窮挨餓之間依違，不是要和日本合作或對抗。痛恨日本人、又覺得遭國民黨政府遺棄，大部分城市裡的中國人，不分貧富，對戰爭不再有所寄望、憂鬱沮喪。[…]
中國可謂「成也抗戰、敗也抗戰」。（註17）一方面，它促進了集權中央、講求效率和在二十世紀末期（抗戰早已結束、而且換上中共當權主政）實現現代國家的理想。另一方面，它給中國許多地方造成幾近無限的破壞，以遺棄和殘暴的方式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對於經歷過抗戰的人士而言，戰爭毫無疑問指的是物質破壞和人命犧牲，而非民族復興和國家現代化。它把中國的苦難帶到新的境界，在中國人眼裡，也使它成為世界各國責難、遺棄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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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戰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日本的威脅幫助共產黨躲過國民黨的追剿。抗戰使得中共得以在其西北新根據地和敵後地區持續發展。抗戰開始時，中共規模很小，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它的勢力已經不容小覷，具有一百二十萬黨員、九十萬男女士兵。比起數字擴大更重要的是，中共透過一套集中決策制度而有能力與社會各界互動。抗戰使得毛澤東和擁立他領導的一派人同時達成兩個非常不同的目標：讓所有的黨員遵從秘密的、以毛澤東為首的內圈組織，但對外又呈現出溫和、合作的形象。這個大轉變有助於中共從抗戰得利，並於戰後取得政治上的勝利。
中共已經一再主張抗日統一戰線，但是抗戰真的爆發了，它究竟要怎麼做卻又不清楚。共產國際希望中共能在軍事上對日本人施加壓力，但是不論史達林或蔣介石怎麼說，毛澤東就是來個相應不理，不肯對敵人發動大規模作戰。他反過來強調游擊戰術——也就是在敵後秘密行動，藉機坐大、發展黨組織的力量。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共的作戰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或是在中共有政治運作的敵後地區，針對日軍對百姓的暴行進行報復。中共殺死的中國人（不論是國民黨、通敵漢奸或只是擋路的地方勢力）遠比日本人殺的還多。但是毛澤東需要和莫斯科維持良好關係，因此在一九四○年底發動一場「百團大戰」。這不僅是回應史達林一再要求要有行動，也是回應中共黨內頻頻求戰的聲音。百團大戰是針對華北日軍的一系列攻勢，但是就中共而言可謂慘敗。中共傷亡的士兵是日軍的四倍。戰役之後，日軍又對當地人民展開瘋狂報復。
到了一九四一年，毛澤東的部隊和國民黨已經等於在打內戰。最激烈的衝突發生在安徽省。蔣介石決心在此要制止中共的擴張，迫使中共接受他的領導（譯按：即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變」或「新四軍事件」）。但是，政府軍的勝利不夠堅固到足以嚇阻中共，於是又把部隊調離對日作戰的戰場。抗戰期間從頭到尾，毛澤東口頭堅守共產國際政策，呼籲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組織聯合政府，可是私底下卻集中力量擴大中共勢力。共產國際頭子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iov）（譯按：保加利亞共產黨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告訴毛澤東說：他認為中共「降低對中國的外來佔領者之鬥爭的政策，以及明顯悖離了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犯了「政治錯誤」；但是毛澤東堅持他的內部重於外部的政策，給他帶來極大收穫。（註18）
毛澤東一方面不理會對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一方面卻在中共控制的區域內祭出統一戰線。中共沒有像以前那樣槍斃地主和商人、分田和沒收財產，現在宣布他們所謂的溫和政策，實行減低田租、集體耕作、物價凍漲和貸款等辦法。中共亮出全民抗戰的旗幟，提出面面俱到的政策：農民（保證不讓他們餓肚子）、地主（可以收到地租、又有穩定物價）、店東（得到可預料的稅負和財產保障）、工（得到最低工資）。中共現在擱下馬克思和列寧，開始談「合理稅負」。山東西部邊區產鹽的地方人士利用戰時國家機關的力量衰退，避繳討厭的稅，因此相當賺錢。中共在當地保證保衛地方福祉和降低稅負，大獲人心。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吸收黨員和士兵，保證維持中共已在當地建立的穩定、也要嚴懲通敵的漢奸。（註19）換句話說，抗戰給了中共近乎完美的機會擴大勢力。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外擴張黨的勢力之同時，對內亦發動黨內鬥爭，鬥倒舊敵，爭取到一九三七年以後入黨者全心全力的效忠。所謂的「整風」運動批判、逮捕，甚至槍斃那些不肯接受黨的新戰術、不依毛澤東所了解的中共歷史任務觀念進行文藝工作的人。毛澤東這一派人馬不再高舉黨所據以誕生之國際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引進此一曾被強調為黨在中國歷經百年羞辱之後，做為中國人民救贖者之論述。中共擱下共產主義的唯物論，開始宣傳靠意志力可以達成解放。毛澤東告訴他的黨內聽眾，中國既不弱、也不窮。中國是強大的，因為中共帶來革命精神，使得中國脫離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