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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生活館>藝術美學>設計美術> 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出版品牌:遠足文化

作者:高俊宏

ISBN:9789865787868

出版日期:2015-05-20

定價:NT$  380

優惠價:NT$342

內容簡介 |

 

關於「佔領」命題,東亞地區的藝術家們,如何以身體行動來回應?

 

高俊宏絕對是台灣最重要的藝術家,沒想到我竟然在廢墟裡發現他。

──蔡明亮

 

閱讀高俊宏,像歷經一場身體的大爆炸。他既像一部認命的在軸承上來回穿梭的古董打字機,也同時飛越在東亞不同的時空。他讓被踐踏過、變成死寂的生靈、場所,一起發出怒聲,而且不斷迴盪在當下;他以倒退引我們進入未竟之地。

──吳瑪悧

 

當被壓迫者、弱勢者、失敗者們不再失語,自憐於鏡中之像的歷史哀怨面貌將無比燦爛。

──姚瑞中

 

高俊宏紮實而深刻的田野,以身體、經驗、足跡踏查那些被掩蔽的東亞近代反抗歷史,並以此拓展可能的文化、歷史對話的頻譜。他的思索細膩,筆調綿密,關注於共振、彼此能牽動的細微歷史精神狀態,使潛流中的「諸眾」以具體的事件、言語、行動顯影。作為身體行動方式之一,高俊宏以文字潛力召喚出重省這危機時代的力量。

──鄭慧華

 

高俊宏發明了一具安那其身體,以行走為方法,像一隻莫比斯環上爬行的螞蟻,在反覆穿梭東亞現代的長時過程中,一點一滴硬是將它們拼接了起來。

──龔卓軍

 

 

  藝術是花,時代是土壤。相同文化圈的創作者,有如同一座花園裡的耕耘者,也是彼此對照的鏡子。

  2012年起,作者持續前往日本東京、沖繩、香港、韓國首爾、濟州島、中國武漢地區,採訪並考察東亞地區在激烈的全球化處境下,一波波新類型的藝術行動主義的在地發展。這些藝術行動中,某部分也對應著近年台灣社會的轉變。

  每個成熟的社會都有自己的發展命運,每個社會的藝術家也難免被他所屬社會的命題所纏繞,等待他自己來拆解、回答――土地的傷痕、歷史記憶、邊緣化的社群、歷史政治的糾葛……藝術家如何介入社會?藝術行動如何形成力量?

  本書以近在隔鄰的東京、沖繩、香港、首爾、濟州島、武漢等地的藝術行動,包含日本的市村美佐子(Misako Ichimura)、韓國藝術家金江(Kim Kang)、金潤煥(Kim Youn-hoan)、武漢「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香港「活化廳」及台灣多位藝術家為例,提出第一手觀察與分享。

 

 

 

作者簡介 |

高俊宏
  藝術創作、論述者。1995年起舉辦過多次國內外個展、聯展,並於香港、英國、法國等地駐村,作品亦多次獲台新藝術獎。撰有《BubbleLove》、《家計畫》、《公路計畫》、「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諸眾:東亞藝術佔領行動》、《小說:台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陀螺:創作與讓生》、)等書。近年與蔡明亮導演合作過《郊遊》、《玄奘》等作,目前就讀台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作品關注議題包括歷史、諸眾、空間、生命政治、新自由主義、社群、邊緣、仕紳化、東亞等。進行中的《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及《馬沙》溪洲部落拍攝工作,以身體介入歷史及都市邊緣場景,並以行動、錄像、描繪、書寫等多種手法,讓台灣在新自由主義下的失能空間、失能者的印跡一一浮現。

 

 

書摘 |

法外人:野宿者

 

  日本左翼評論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指出,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的切腹自殺,象徵著昭和時代的結束,也代表日本國族主義的幻象,隨著戰敗而成為永久的幽魂。然而,歷史似乎重現,今天管控日本的右翼政權,意圖再次召喚國族主義幽魂進入資本主義的軀體,昭和年代的戰爭難民也幻化成為新自由主義時代下的經濟難民。野宿者在九○年代匯聚於各大城市,某方面便浮現了歷史反覆的訊息。

 

日本新自由主義的興起

  日本大城市從1990年開始大量出現野宿者,以東京、大阪及橫濱等地最多。他們多半是經濟難民,過去受日本戰後天皇、資本主義共構的「勞務者支配」模式所苦,今日則成為全球資本、跨國經貿體下的犧牲者。野宿者是一個受難階級,他們身後承載著時代的轉變及資源分配不均的故事,有時比動物還不如。以2009年大阪市發生的「無尾熊事件」(Koala Incident)為例,當時市立動物園從澳洲進口六隻無尾熊,每年編列高達一百四十萬日幣的餵食費,這筆金額足以供給大阪地區野宿者長達十年的食物,因而引起相關人士強烈的抗議。

  九○年代東京地區的野宿者,多半為日本東北部或其他偏遠鄉下來的移民,個中原因固然複雜,但是與該時期日本泡沫經濟、產業外移、終身雇用制消失、企業大量資遣員工的狀況脫離不了關係。泡沫經濟的起因,一般均認為與美國勢力的操控有關,使得1985年到1988年日幣快速升值,各式各樣的土地、房屋投機活動竄升,最終導致地價狂飆。誇張之程度,甚至到了東京二十三區的土地價格總和,竟然足以購買當時整個美國的國土。

  1989年,由於房地產投機炒作過度,致使空間、貨幣等實質層面無法因應,投資熱潮迅速冷卻,企業出現大量壞帳,造成經濟長期不振,日本因此走入所謂的「平成大蕭條」。經濟泡沫化的另一個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八○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強行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一舉解散國鐵。時間點雖然晚了英、美十幾年,但仍深刻衝擊了社會的受薪階級。古賀勝次郎(Katsuhiro Koga)指出,日本新自由主義一直到九○年代的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政權達到了高峰。小泉執政後,由於原有的經濟政策收效甚微,再則,大企業為了因應全球化市場,開始積極海外佈局。小泉順勢逐步解散國營公司(廠),鼓勵私人企業移往海外,開創廉價生產鏈,連帶改變了日本社會行之有年的終身雇傭制,一部分的失業勞工走向街頭,淪為野宿者。另外,由於IT產業(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發展,全面建構了新的景觀社會,改變日本傳統的生產型態,也創造新的「資訊知識階級」,造成新自由主義與景觀社會兩隻怪物的合體。古賀勝次郎在〈日本經濟政策與新自由主義〉一文提及:「IT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教育方式、科學技術方式、文化生活方式。新自由主義的主張順應了新的生活方式改變,因此增強了其對國民的意識形態影響。」

  縱觀上述原因,小泉政權急遽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措施,雖然暫時減緩經濟指數的下滑,卻進一步引發更深刻的社會階級矛盾,包含資本主義父權意識上揚、貧富差距擴大、家族企業倫理崩潰、犯罪事件增加……這些因素都是今日野宿者湧現的基本背景。令人不安的是,目前日本當權的安倍晉三(Shinzou Abe)似乎更急著將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者合而為一,未來日本的走向仍亟待觀察。

 

野宿者湧現

  為了統一觀瞻,九○年代東京都政府開始發放藍色帆布供野宿者使用。視覺觀瞻雖然統一了,卻沒有產生相對安全的生活環境,野宿者被攻擊的事件仍層出不窮。市村說,政府會刻意強化他們的不良形象,造成民眾對野宿者的負面觀感,種下暴力的種子。

  除了露宿街頭的野宿者以外,2000年以降,另一個以年輕族群為主,終日混在網咖的「網咖難民」也開始增加。2008年紐約金融風暴衝擊下,進一步造成日本臨時雇工大舉失業,雇工被趕出宿舍後,只好遊蕩於城市的各個角落。一直到今天,仍有數以千計的野宿者在戶外求生存,與市民之間的衝突在所難免。東京都政府在2002年制定《遊民自立支援法》,進行了各種「退遊民」的措施,然而這些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並未真正觸及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社會階級無法流動的本質。尤有甚者,「退遊民」措施還造成不動產商人染指野宿者的生活保護津貼,以野宿者為租屋人頭,賺取差額,幹起了「貧窮生意」。

  今日的野宿者與過去的「遊民」有何不同?從城市控制的角度而言,他們比以往更具體地被放置在「失控」的視域裡,成為「失控與骯髒的合體」。不但東京都政府視之為麻煩者,一般人也鄙之為骯髒、汙穢、不受歡迎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官方對野宿者並未採取全面性的驅離,一方面是考量輿論觀感問題,二方面也因為野宿者努力維持自己的生活紀律所致。他們長期處於邊緣而貧窮的狀態,靠著每晚便利商店淘汰的食物以及教會、慈善團體的救濟物資支撐下來,活在一個自律、寡欲,但卻幾乎完全被社會所歧視、隔離的生活中。

 

法與自然

  野宿者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所創造的階級(hierarchy)差異,也涉及更為古老的生命自然法則問題。所謂的「自然」已成為一個被「暴力」所籠罩的詞彙。反過來說,被視為「不自然」的野宿者,恰恰反諷著這個普遍喪失對生命熱愛的世界,他們用極度邊緣的位置反指社會,其自身的「弱勢」便是一種語言。

  雖然不是所有野宿者都有相同的特質,但既然流浪的生活樣態不構成危險,甚至還具有一點詩性,為什麼政府或一般人會對他們產生恐懼、排擠?總的來說,我們對於自然的認知是否出了狀況?為何野宿者這樣遊蕩於街道、公園的人會被視為危險者?而我們遊蕩於公園、迪士尼樂園和百貨公司卻被認為是高貴、健康且「自然」的?傅柯指出,自然早已存在於「自由」與「治理實踐」的古老關係裡,兩者之間的橋樑便是法律。在1979年1月24日法蘭西學院講稿:《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of Biopolitics)裡,傅柯分析了自然、自由與治理實踐之間的關係:「如果我使用「自由的」一詞,首先是因為實施中的治理實踐,並不滿足於遵守這種或那種自由。更深層的原因是,治理實踐是自由的消耗者……因此我們可以說,就法律是對自然規定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將可能會給人們類似永久和平之類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從自然讓居民佔據整個世界這第一個行動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勾勒出來了。」

  因此,所謂的自然可以說是法律對其所進行的「重新表述」。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指出,野宿者是被諸如《遊民自立支援法》,或者像台灣在法律條文中直接置入帶有貶抑意味的「遊民」一詞,從法律的編纂裡所重新表述出來的呢?野宿者如何被放置在法律框架中形成廣義的「違反自然者」,整個過程令人感到驚心動魄!

  此外,藉由傅柯對康德的自然概念所提出的尖銳批判,我們更能理解自然最終如何被自由主義擴張為一種商業的概念。康德在1795年〈論永久和平的保障〉一文提及,貫徹永久和平的不是人與人之間的諒解,不是政治條約,也不是組織協議,而是自然。面對康德幾近於烏托邦的理解,傅柯認為,恰恰因為國家及資本主義兩者的興起,自然首先被整體包覆在法律的懷抱中。隨著國家制度的誕生,一直到新自由主義的跨國操作,造成「法律的自然化」、「自然的法律化」,兩者的關係從單純的民法、自然法,逐步走國際法,並且最終在跨國企業的商業法架構下,自然與自由經濟兩個概念合為一體。

  傅柯認為,從自然法、民法以降,自然具有某種趨勢(或「法格化」),彷彿它希望人類佈滿世界上各個角落,而每個角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優於其他地方,人們把這種自然表述為法律,成為國際法。接下來,自然又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僅有國際法,同時也需要一些「透氣孔」來穿透國際法,以利商業行為以及跨國交易的運作,就像自然希望地球住滿人一樣,這些商業行為也能經由「透氣孔」來貫穿世界,成為世界法或者商法。從傅柯的觀點而言,在自然法-民法-國際法-商法的演變中,自然的概念最終荒謬地與跨國商業合體:「我們可以說,就法律是對自然規律的重新表述而言,法律將可能給人們類似永久和平之類的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從自然讓居民佔據整個世界的第一個行為開始,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被勾勒出來了……因此,永久和平(按︰傅柯在此為批判康德所提出的「永久和平論」)的保證實際上就是商業的全球化。」

  我們以為的自然性,早已深深嵌入經濟生產系統的機械論裡,因而失去了感性、腦袋、血肉。從這個角度來說,野宿者似乎是最自然、健康的地球住民,可是卻又跌到社會最谷底,成為最不自然的汙穢者。在自然法―民法―國際法―商法的過程中,自然的概念轉成為經濟的概念,這就是傅柯關於新自由主義下「經濟人」的基本觀點,野宿者注定存活在「經濟失敗者」的社會注視之中。

 

恥辱

  另一個從野宿者身上延伸出來的議題是「恥辱」(haji)。恥辱在日本文化裡,具有衝破負面處境,展現正面能量的意思。人類學有一項指標稱為「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用以度量一個社會的道德、倫理標準。熟稔日本文化的潘乃德(R. Benedict)認為,西方世界的倫理、罪感是奠定在基督教「罪」的概念之中;而日本則奠基於恥辱。恥辱是日本社會集體相互觀看、監督的視角,它涉及了人能不能夠「改進過錯」。不同於西方人面對神父的「告白系統」,在日本,一旦羞恥之事被公諸於世,那麼「知恥」便是後續重要的行為指標。甚至,知恥之人往往還會被認為是有德性的,潘乃德提及:「恥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像任何具有深刻恥感的部族或國家一樣,意味著每個人都非常注重群眾對其行為的臧否。他只需臆測他人會有什麼判斷,他必須依照這種判斷而行動。如果每個人都循同樣的規則而且相互支持,日本人可以輕鬆愉快的行動。」

  野宿者因為失業、失能等原因流落街頭,當這些世人引以為恥的事情發生在身上時,他們並沒有依循知恥的訓念,努力改過,而是選擇掙脫恥辱所加諸的道德緊箍咒。也因此,他們長期被社會認為是「不知恥」的一群。市村提到,居住在街道、馬路邊的野宿者常常老得很快,一方面是緊張、危險的生活所致;另一方面則因為長期活在羞辱感裡。但是野宿者看似「知恥不改」的狀況,其中必然也存在著某些正面而積極的價值觀,在我和日本野宿者有限的接觸經驗中,他們普遍給人的感覺比一般正常人還正常,實在說不出來要他們「改」些什麼?甚至,這些被社會髒汙名化的人,反而經常帶給理性樣貌的城市人極大的反思。

  關於汙名化,在台灣我們觀看吸毒者的方式是將他們「昆蟲化」,認為吸毒者是「毒蟲」。我們也會不自覺地貶抑那些夜裡住在台北車站、萬華龍山寺一帶的無住屋者,稱他們為「遊民」,這似乎映照出我們「有工作」、「有社會地位」光輝一般的優越感。為了想要多瞭解他們一點,我曾嘗試露宿台北車站,發現他們所受的生存挑戰遠大於我們所想像,但是他們內部也隱約形成某些自律的規則:互不搶位、互不挑釁。這與媒體灌輸我們無住屋者是好鬥、骯髒且危險的形象,並不一致。

  日本的野宿者是被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不僅如此,除了原有以中年人為主的野宿者外,年輕流浪族群也開始增加,這與社會「階層化的財產分配」制度逐漸瓦解有關。從經濟變遷的角度來說,過去日本「一億總中流」神話般的中產階級,在經歷泡沫經濟、國際金融風暴及如三一一地震般的天然災害襲擊下,基本上已經崩解,終身福利的雇傭制度也逐漸鬆動。社會上的年輕世代經由工作所分配到的財產愈來愈少,職場上面臨的競爭卻愈來愈激烈,最後僅依賴上一代,也就是「團塊世代」所累積的剩餘資產過活,年輕世代產生了愈加自閉的傾向。三浦展(Atsushi Miura)稱之為「下流化現象」:「總之,對團塊世代來說,雖然泡沫經濟崩壞,但大約也是在1992年到1996年左右升為部長,此時景氣開始上升,所得也開始增加……他們的孩子,也就是真性團塊年輕世代,在1992年到1996年左右,也就是在中學、高中、大學時期,不知社會波瀾,靠著所得逐漸增加的父母,沉溺於消費所帶來的滿足感,盡情享受生活。」

  在社會整體價值觀轉變,年輕世代對於公眾事務不關心的情況下,公共性的思考愈發成為當務之急。市村認為,日本大眾不思考公共性,而一般被認為「遊民充斥」的公園,反而是最佳思考公共性的場所。不同於政府對於野宿者「退遊民」那種治標不治本的措施,市村試著透過家庭型態的組織,帶給野宿者一個全新的社群認同。這也是對自己進行重新「立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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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

書籍代號:2WXA0002

商品條碼EAN:9789865787868

ISBN:9789865787868

印刷:彩色

頁數:304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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