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二）《臺灣文化志》的形成史與接受史（摘錄）】

文╱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本書審訂者）

《臺灣文化志》的臺灣歷史敘述主軸，大致上延續著伊能從來臺之初在「臺灣雜俎」讀史筆記開始，經歷《臺灣在世界中的位置》，到一九○二年出版的《臺灣志》中逐漸形成的臺灣歷史發展知識。其主要的內容構成，在先前的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的專著與期刊論文上的臺灣民族誌、歷史書寫、人物傳、民俗等研究成果，依據個別章節主題加以反覆加筆修改。整體來看，在《臺灣文化志》中如同柳田國男與楊雲萍等人都注意到伊能的人類學知識背景與方法影響了其歷史寫作的問題意識。而這樣的問題意識，也使伊能嘉矩從「臺灣人類學」到「臺灣全志」到《臺灣文化志》，以三十年的時間，完成整合了多重空間尺度、多元族群競爭互動、自然與人文地理、集團與個人、制度、習俗與風氣等具有整體性的臺灣歷史民族誌的知識建構。

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當然也有其時代的限制乃致史料誤讀等問題。例如伊能特別強調歷史上臺灣由其他國家帶來的「有秩序的政治」，而即便臺灣在清朝政府統治下的兩百年間，也是處於非近代政治體制下的狀態。這些觀點都直接導向日本統治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除了是因為日本國家擴張所獲得新領土之外，更是內在於臺灣歷史的發展脈絡。換言之，缺乏近代政治主體（即近代國家）的臺灣，使日本的殖民統治具有了正當性。同時在個別的章節中，也有不少是因為史料解讀問題而產生的，在後來引發不少辯論的解釋，例如文獻紀錄中的「琉球」是否即為臺灣，或者對於清初渡臺禁令與臺灣閩粵族群地理分布的說法，甚至是將文獻中十八世紀末宜蘭開發的拓墾社會組織的「蘭人結首制」的「蘭人」，誤解為「荷蘭」時代的社會制度的時代錯置等問題。在後來的臺灣史研究中，也一一被批評修正。

一九四八年，歷史學者楊雲萍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副刊專欄中，發表了一篇〈臺灣的研究〉。楊雲萍在文章中指出：「『臺灣的研究』，曾有過許多的燦爛的歷史，黃叔璥、連雅堂、伊能嘉矩、Wm. Campbell、Ludwig Riess、J. W. Davidson，及其他諸氏的業績，確值得後學的我們的欽仰和感謝。」最後並說：「我們要前進！」同時，楊雲萍在同一報紙上也發表了〈《臺灣文化志》的著者〉，介紹伊能嘉矩的生平與業績，以及在「臺灣風土」發行第五十期時，將戰前發表的〈臺灣研究必讀十書〉再度發表。《公論報》的「臺灣風土」也陸續發表由人類學家陳奇祿與歷史學家劉枝萬翻譯的伊能嘉矩論文。楊雲萍提到的「我們要前進」，在戰後初期，就以翻譯伊能嘉矩的方式登場。

戰後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更在一九五○年代成為中華民國的全部，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展開了「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與意識型態改造的工程。「臺灣研究」成為臺灣一地的地方史的研究。而這樣的地方史研究，其機構上的制度形式，則是戰後成立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及各縣市政府的文獻委員會。各地方文獻委員會基於修地方志的或是鄉土史的需要，將日治時期的臺灣研究成果翻譯成中文，作為修地方志的參考。在這樣的戰後臺灣的歷史知識生產狀況中，由各級文獻委員會，翻譯了部分伊能嘉矩的臺灣研究成果。其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一九五○年代，出版了「臺灣叢書」，其中《臺灣番政志》則是以翻譯伊能嘉矩的《臺灣蕃政志》為主，並取材伊能的《臺灣文化志》、《理蕃誌稿》等文獻。到了一九七○年代，更進一步翻譯《臺灣文化志》一部分內容，登載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刊物《臺灣文獻》上。而後於一九八五年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將全本《臺灣文化志》三冊翻譯出版，同書於一九九七年再版，於二○一一年出版修訂版，並於二○一七年出版全新審訂版。

戰後伊能嘉矩在臺灣以「翻譯」的型態存在，也受到了當時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社會上一方面有要求臺灣史知識的需求，另一方面有民族主義的歷史知識過濾器，使得伊能的臺灣研究在戰後臺灣透過翻譯的繼受，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在一九八五年臺灣省文獻會出版《臺灣文化志》中譯本時，就曾在〈序言〉中提醒讀者：「近年來，國人對於臺灣歷史之研究與考證，興趣愈來愈濃，有關著述、期刊、等等發行愈來愈多，各大專院校開課討論者，亦所在多有，要求本會提供資料者紛至沓來，無時無之，確是可喜的現象。……本書之原著者為日人，由於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願國人於引用時，酌加考慮！」更在〈譯例〉中提到：「一、日人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向為臺灣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著者以日人談臺事，間或立場偏頗及史實訛誤，亦不在少數，譯本萬非不得已，蓋照原文譯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或許是為了使中譯本能順利出版才蛇足地多了這些說明，不過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戰後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中國民族主義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成果在重新出版時的政治干擾與影響。二○一一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前身即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修訂版《臺灣文化志》時，原序文仍保留，但已經將「譯例」撤除。

由於對臺灣歷史知識的社會需求一直存在，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伊能嘉矩就如同臺灣省文獻會所言的，以雖然「民族觀點之不同，立論或有所異，但參考價值仍多」的方式被閱讀，伊能嘉矩在戰後除了以被翻譯的方式繼續留在臺灣，其主要作品也陸續被複印出版。例如一九六五年，臺北古亭書屋翻印了伊能的《臺灣文化志》，一九七三年翻印了《臺灣蕃政志》與《臺灣志》。一九八五年成文出版社，也複印了伊能的《臺灣志》、《臺灣年表》以及《領臺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南天書局翻印出版了《臺灣舊地名辭典》（原為《大日本地名辭典 臺灣篇》），一九九四年翻印出版了《臺灣文化誌》（原《臺灣文化志》），以及一九九五年的《理蕃誌稿》等。

有不少學者曾批評，戰後臺灣的臺灣歷史研究過度使用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的成果與素材。伊能嘉矩的作品也曾存在著一種被「過度引用」的現象。伊能以其著作的豐富與涵蓋的全面性，成為研究者們所必須參考的成果，但其中有不少不假思索即直接引用伊能陳說的狀況。這樣的現象，反過來也說明了戰後臺灣在很長的時間內，曾經有過的臺灣歷史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方式。

透過翻譯與翻印的形式，伊能嘉矩繼續在戰後臺灣發揮影響力，存續於學院與地方文史社群中。一九八○年代臺灣解嚴，逐漸邁向民主化，社會上臺灣歷史知識的需求，使得臺灣史獲得了市民權，同時臺灣研究也成為新興中的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象徵資源。一九九○年代伊能嘉矩重新回到臺灣，其田野日記等新的材料出版，獲得廣大的讀者群。伊能嘉矩的收藏資料與手稿，在此時已由大學研究機構整理與數位化，重建其完整性，研究者也開始透過伊能嘉矩討論新的歷史議題。此次《臺灣文化志》的全新審訂版，原則上恢復伊能原來的用語與觀點，也保留了伊能的史觀，乃至其史料誤讀的部分。民主化之後的臺灣，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臺灣研究成果，各種史觀的論辯也有充分表達自由，專業的歷史學家與業餘的文史愛好者，應該已具備了批判性閱讀伊能嘉矩及其《臺灣文化志》的識讀能力。《臺灣文化志》作為臺灣研究的經典作品，其存在的意義除了是史學史意義上的重要先行成果，更在於後來的讀者們對其不斷地批判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