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中英之間因為走私鴉片和貿易問題開戰，史稱「鴉片戰爭」。對中國來說，鴉片戰爭代表的是帝制中國最後一個盛世的結束、「百年恥辱」的開端。對西方而言，戰爭是因中國閉關自守、只准西洋商人在廣州一地通商而起，象徵著中國冥頑落後、莫名抗拒自由貿易。
但事實遠比這些簡化的歷史記憶複雜太多。
《太平天國之秋》作者普拉特，這次要追索的歷史事件，正是這場影響甚鉅的中英戰爭。但他的敘事重心並非放在戰爭本身及其餘波，而是從一七五○年代清廷決定採取廣州單口貿易政策、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遠赴中國覲見乾隆講起，一路講到一八四○年戰爭爆發。作者不僅以極具畫面感的文字，清楚描摹了這數十年間中英及中美之間的交流景象，更企圖藉此讓我們看到：鴉片戰爭絕非如許多論者所言，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文明衝突，而是在「人」的推動下結成的惡果。
為展現人如何推動了這一切，作者在他搭建的歷史舞臺上，放上了各色人物；有中西商人，有中國士宦和英國議員，有各國傳教士，還有海盜。他們的神情外貌在作者筆下栩栩如生，內心世界也被深描細剖。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格局跟鴉片戰爭爆發的時代大不相同，中國也已今非昔比，躍居強國之列。儘管如此，有一點仍沒變：它和西方列強之間的關係依舊緊張。鑑往未必知來，但如果十九世紀中英開戰不是必然，那麼今日重新認識、回顧鴉片戰爭，或許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 2018年巴美列捷福獎（The Baillie Gifford Prize）決選入圍
絕佳的歷史作品⋯⋯普拉特以迷人的文字，交代了財富和權勢如何在百年之中毫不留情地從東方轉移到西方，英國與中國如何在這百年當中逐步走向戰爭。在歷史學對「當時要是如何如何」的探討當中，《帝國暮色》是經典之作，這樣的探討顯示，如果當時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世界或許會更為完美。
──摩里士（Ian Morris），《西方憑什麼》作者
極為傑出⋯⋯關於十九世紀西方對中國的侵略，是優美又專精的敘述。普拉特文筆優美，對於細節有著小說家的眼光，他技巧高超地將一群異乎尋常的人物交織在一起。
──藍詩玲（Julia Lovell），《鴉片戰爭：毒品、夢與中國建構》作者
精湛⋯⋯不只是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人，還有每一個想要理解現今貿易與政治之間猛烈交會的人，這本書都很重要。
──葛維茨（Julian Gewirtz），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
節奏明快的故事，聚焦在形塑歷史的各個人物⋯⋯令人激賞。
──潘文（John Pomfret），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
有中國經驗的人都聽過鴉片戰爭的影響以及後續的「百年恥辱」。但普拉特以令人著迷的生動手法呈現這段衝突的累積過程，挑戰了許多在中國與西方都非常流行的觀點（包括我自己的觀點）。這本書是非常高明的歷史敘述與分析，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得閱讀的樂趣。
──法洛斯（James Falows），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史蒂芬．普拉特 Stephen R. Platt（裴士鋒）
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博士論文獲頒瑟隆．費爾德獎（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是美國阿姆赫斯特麻塞諸塞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太平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dom）、《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等書。他大學時主修英語，因此大學畢業後以雅禮協會老師的身分在湖南待了兩年。他的研究得到傅爾布萊特計畫、國家人文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目前與妻女住在麻塞諸塞州的北安普頓。
黃中憲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專職翻譯，譯有《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太平天國之秋》、《非典型法國》、《戰後歐洲六十年》、《維梅爾的帽子》、《大探險家》、《帖木兒之後》、《成吉思汗》、《劍橋伊斯蘭史》等。
地圖
引言：廣州
序幕：洪任輝之旅
第一部：陽和之春
一、嘖嘖稱奇的時代
二、黑風
三、世界的邊緣
四、海與陸
五、進入點
六、暗礁
第二部：天堂的乳漿
七、榮景時期
八、火與煙
九、自由
十、黯淡的轉折
十一、解決之道
十二、最後一個老實人
第三部：殺氣之秋
十三、攤牌
十四、意志與命運
十五、餘波蕩漾
結語：伍秉鑑與福貝斯
誌謝
注釋
書目
序幕：洪任輝之旅
一七五九年夏，洪任輝（James Flint）搭船沿著中國海岸北行，差點一去不返。他是當時唯一能說能寫中國話的英格蘭人，因為這項本事，他對那些一年裡有幾個月住在廣州城外商館的一小批東印度公司僑商極為重要。人稱「貨監」（supercargo）的這些英國貿易商，不久前得知皇帝不再准許他們走訪更北邊的沿海城市。這令他們很失望，不只因為他們想進入許多中國港口爭奪市場，還因為廣州海關監督（他們稱作hoppo，「戶部」）很腐敗。這個官員不時向他們索賄，課徵高於規定的關稅。在他們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到北京直接向皇帝告御狀，希望他管管「戶部」，允許他們到另外一或兩個港口通商。洪任輝是他們之中唯一會講中國話的人，替他們告御狀的任務自然就落在他頭上。
洪任輝學中文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希冀或利益考量。一七三○年代他年紀還小的時候，就在英格蘭被名叫里格畢（Rigby）的船長收養，里格畢帶他走過半個地球，來到廣州商館，把當時還是男孩的他留在那裡，要他學好當地語言，以便有一技之長，或許還能藉此在東印度公司找到工作。里格畢接著乘船離開，打算日後再與男孩團聚。三年後，年幼的洪任輝終於又收到里格畢的消息，里格畢來信要他去孟買。洪任輝從廣州啟程，但里格畢寫下這封信後不久就死於船難，洪任輝抵達印度時沒有人去接他。駐孟買的英國行政人員拿不定主意該如何處置這個孤兒，於是把孤伶伶且身無分文的他送回駛往廣州的船上。
年幼的洪任輝沒錢搭船回英格蘭，即使他真能回到英格蘭，那裡也沒人會照顧他，於是他與東印度公司的貨監住在一塊。在貨監的監護下，他在廣州和附近的葡萄牙人移居地澳門度過成長歲月，成為一名少年，再成為留著長長中式瓣子的年輕男子。若有英格蘭船隻停在港口，他就一身英式打扮，沒有的時候就一身中式打扮。他除了東印度公司沒有家人，除了寬大的廣州城牆外面洋人居住的小小商館區，由各國商人組成的貿易世界，他沒有家。除了母語英語，他學會講粵語和一丁點北京官話，也能讀寫中文。
如同里格畢船長的期望，這已足夠讓他維生。進出廣州的英國船隻付給洪任輝可觀的服務費，請他與當地商人談定貿易條件。沒有他，他們只得倚賴中國本地譯員，這些譯員收費高昂而且常常站在他們的中國主子那一邊。要是商談不順，當地譯員就沒什麼用。英國貨監老早就希望有個自己人來代表他們談生意，一個可以指望會把他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的人，而洪任輝的出現，終於讓他們如願以償。日後他也當上貨監，一七五九年其他貨監送他北上告御狀時，他已在廣州服務超過二十年。
洪任輝於一七五九年六月十三日早上搭成功號（Success）從澳門出發。成功號是一艘英格蘭二桅小帆船，船上配了八名船員、三名僕人，目標是沿岸中途的寧波港。他帶了一份以中文書寫的正式請願書要呈給皇帝，撰寫過程中有他的中國老師幫忙。除了請求皇帝調查廣州「戶部」，洪任輝的請願書還請求允許英國人到寧波經商，因為寧波較靠近茶葉與絲織品的生產重鎮（而且較接近北方氣候，英國毛織品在那裡的銷路或許會比在亞熱帶的廣州來得好）。以前英國人在寧波做過買賣，知道那裡的商人仍想和他們做生意—幾年前洪任輝數次北上航行至寧波期間，已確認這一點。但廣州官員不想讓其他港口分一杯羹。而且清廷也對往南運送至廣州的各種貨物課徵陸上運輸稅，從中得到穩定的收入，但如果這項貿易在較為便利的地方進行，這筆收入就會跟著流失。基於這些理由，同時也為了集中並嚴密監管對外關係，皇帝似乎決意限制英國人只能在廣州通商。
這趟航程的初期階段並不順利。六月下旬抵達寧波時，港口官員告訴洪任輝不准把船停在那裡。洪任輝懇求道，他帶了要給皇帝的請願書，請求官員至少代為轉呈北京，但他們不願收下請願書，甚至不准任何人下船。他們要他返航廣州，但是他無法照辦，因為那個季節的風向沒辦法調頭南航，至少要到九月才能返航，到那個時候，夏季期間沿中國海岸往北吹的強勁西南季風才會轉向。登岸被拒之後，洪任輝於是放棄在寧波停靠的念頭，成功號繼續它的告狀行程，往北航向未知之地。
在沒有海圖的情況下沿海岸一路摸索前進又兩個星期後，成功號終於在七月十日來到華北寬闊渾濁的白河口（今海河口），這是通往內陸城市天津的海上門戶。過了天津之後，有一條路通到北京。這個低淺的河口由幾座大型堡壘扼守，其中一個堡壘的官員搭帆船過來，告知洪任輝不准將船駛入內陸。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進一步交談之後，這名官員說，或許可把洪任輝要陳情之事告訴他在天津的同僚。只要洪任輝付一筆錢，他就能告訴那些同僚成功號不是故意闖來，純粹是因為天氣惡劣被吹到這段海岸，如此一來洪任輝或許會獲准溯海河而上。這名官員索價五千兩銀子，相當於當時的七千銀圓，差不多是今日的二十萬美元。洪任輝說他船上沒那麼多錢，但這個官員說只要低於這數目的一半，就別指望他會冒著丟官的風險替他說情。他給洪任輝一個晚上好好想想。
洪任輝無法回頭。除了風向不對無法南航，成功號擅自沿海岸北航一事，很快就會傳到廣州那些吃味的官員耳中，他們如果知道英格蘭人未能得到皇上關愛，很可能會更加敵視英格蘭人。於是洪任輝最後屈服了，表示願給兩千兩銀子—不及對方索要的數目，但還是很大一筆賄款。他會先奉上三分之二的款項，餘款會在離開時支付。那個官員果然說話算話，七月二十一日，洪任輝再度上路，溯河而上抵達天津。在那裡，天津知府給了他禮貌的接待。但天津的老百姓就沒這麼禮貌，一艘外國船到來引發群情騷動，官府不得不叫來軍隊，以防暴民攻擊船隻。有位官員把洪任輝的陳情書轉呈給紫禁城裡的皇帝，洪任輝本人則被移到岸上，安置在佛寺裡等待回覆。佛寺周邊有衛兵保護，以防暴民傷害於他。衛兵共有二十人，只能勉強把老百姓拒於門外。
一星期後，從京城發來回覆。就洪任輝得以知道的回覆內容來說，皇上被洋人抱怨廣州官員腐敗之事打動，指派欽差大臣前去調查廣州海關監督。於是洪任輝的陳情至少有一部分如願。事實上，一心要牢牢掌控整個遼闊帝國的皇帝，樂見英國人指控廣州海關超收關稅，他知道揭發官員貪贓枉法的奏摺，比那些不痛不癢、粉飾太平的奏摺，更難以送到他跟前。
由於洪任輝是告狀者，因此皇帝要他幫忙把指控之事查個清楚。皇帝要他把成功號和船員留在天津，不能照原計畫於秋天時和船員一起搭船南返，而是要立刻與欽差大臣一同走陸路到廣州，為欽差大臣提供海關監督貪汙的證據。兩人於隔天早上出發，沿著此前從未有英格蘭人走過的陸上路線，踏上南北貫穿帝國的旅程。洪任輝並未留下沿途見聞的紀錄，但六個星期後安抵廣州。成功號和船員則從此無消無息。
令洪任輝感到遺憾的是，他後來才知道皇帝的回覆不只他所知道的部分。海關監督的確遭到革職，由較清廉之人接任，但除此之外，皇帝也對洪任輝膽敢繞過正規陳情管道上告御狀感到不安。尤其重要的，洪任輝搭英國船進入不准外國船隻進入的港口，而且他在帝國內沒有官職或地位，卻拿中文陳情書直接向皇帝告狀。
於是洪任輝回到廣州之後不久，就來了另一道聖旨，要官員依上述罪行將他逮捕。廣州當局欣然將他拘押，關在澳門邊緣的監牢裡。他在牢裡一待就是幾個月，然後變成幾年，這期間英國貨監束手無策，救不了他，連去看他都沒辦法。他被長期監禁那段時間，廣東巡撫甚至寫了一封信給英格蘭國王，頌揚中國政府寬大為懷，只判處洪任輝入獄，說這樣的懲罰是「驚人仁恤的對待，他一想起應會感激涕零」。他說來華貿易的英國人個個「承沐聖恩，應會為此雀躍而傾心向化！」
洪任輝受到的對待，或許只有與他中文老師的下場相比才稱得上「仁恤」。就皇帝看來，若沒有中國本地人幫助他學習中文、書寫訴狀，洪任輝就不可能完成這趟航程，也就不可能犯下這些罪。他們是最該追究的人。於是在洪任輝遭逮那一天，根據皇帝另外下達的命令，他的中文老師也被拘押，然後在廣州城梟首示眾，藉此警告當地人勿再幫助洋商學習中文。洪任輝被囚禁了三年，於一七六二年十一月獲釋，然後被當地政府強行押上英國船隻，從此不得再進入中國，他在多舛的人生裡習得的寶貴技能也就變得毫無用處。
有些中文史料稱洪任輝一出獄就過世，但他其實回到了英格蘭，只是過得沒沒無聞。有關他的記載很少，但他在一七七○年一月曾教班傑明．富蘭克林製作豆腐。他的知識終究沒有完全浪費掉。但洪任輝告御狀失敗又被遣離中國，代表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此別想指望跨出廣州港的小小空間。洪任輝被捕之後的八十多年期間—後人所謂的「廣州時代」—英國、法國、荷蘭、印度、美國與整個中華大帝國的合法貿易，全都被清廷限制在這個南方港口，洋人只能待在為他們而設的季節性小商館區裡。它是海上西方人與陸上中國人獲准通商的唯一地點，既象徵著清朝照己意制訂國際貿易規則的實力，也象徵著清朝皇帝對英國人和受到同樣約束的其他外國人的鄙視。東印度公司商人要求放寬通商限制，但經歷過黯然收場的洪任輝事件，他們體認到最明智的做法乃是別再抱怨，知足於現狀。
東印度公司沒有做其他可能使自己在中國的小小據點陷入危殆的事，有其充分理由。就十八世紀晚期的歐洲人看來，清帝國的富強與制度舉世無匹。亞當．斯密一七七六年在《國富論》中便描述，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是「世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就是最富饒、最有教養、最勤奮、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他認為中國千百年來一直處於發展的最高點，至少從十三世紀馬可波羅造訪中國以來就是如此，而這意味著中國雖沒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他認為這樣的優勢大抵為歐洲所獨享），中國卻沒有從富裕頂峰下滑的跡象。他堅稱中國「或許站著不動，卻似乎沒往後走。」
提倡理性的啟蒙運動人士，在中國身上看到合乎道德、治理良好且不需要教會的國家範本—一個建立在理性典籍、由學者治理、不受宗教擺布的帝國。伏爾泰在一七六五年的《哲學辭典》（Philosophical Dictionary）中以欽慕之情寫道：「孔子對虛假之事不感興趣；沒有妄稱自己是先知；沒有聲稱受到神靈感應；沒有講授新宗教；沒有哄騙。」他說，讀了孔子著作的摘錄，「我在其中只找到最純粹的道德觀，別無他物，沒有一丁點假充內行之處。」他深信建立在那些著作上的國家，是最古老、最可長可久的國家。他論道，「在歐洲，沒有哪個王朝擁有和中華帝國一樣確鑿無疑的悠久歷史。」
十八世紀下半葉中國的政治一體性，不只令英國經濟學家和法國哲學家大為驚嘆，也在美國開始以獨立姿態現身國際舞臺時，令美國人嘖嘖稱奇。一七九四年任荷蘭使華團譯員的荷蘭裔美國公民，出版了他此趟旅程的見聞錄，並將該書題獻給美國總統華盛頓，書中特別頌揚「閣下所具有的美德讓亞洲與美國有了鮮明相似之處」。對他來說，中國是可拿來衡量西方諸國的標準：華盛頓道德高尚，因為他表現出清朝皇帝的部分特質。對於他的新國家的前途，他所能生起的最高企盼，乃是華盛頓發揮其「原則和情操」，為美國掙得「與中華帝國相媲美的綿遠國祚」。
這些並非純粹是西方人的幻想。十八世紀的中國不只是世上人口最多、政治最一體化的帝國，還是最富裕的帝國。華南、華東的富裕城市，生活水平無疑和西歐的相對應地區不相上下，平均餘命亦然。從糖和茶葉之類奢侈品的消費來衡量，十八世紀華東的生活品質似乎超過歐洲。但同時，由於清廷嚴格管制外人貿易和居住，中國在外人眼中也是戒心格外強烈、特別難以親近的國度，一如某英國作家所說的，是「世上唯一以猜忌性法律禁止他人闖入的文明國家」。中華帝國的無限財富，永遠令西方人灰心喪氣，卻也始終是可望而不可及。
於是，中國南部的港城廣州，做為中國與遨遊四海的西方人主要的接觸地，帶有特別濃厚的神祕氛圍。有位法國旅人寫下對廣州的早期記述，並於一六一五年在倫敦出版。這份記述說廣州是讓人摸不透的遼闊大城，「全中國的首要城市……而且別想越過該城更深入內陸；無論是誰都一樣。」他說，「除了（據說）有六位耶穌會士」進到廣州城後面的中國內地，從來沒有歐洲人成功進去過，而那六人「之後音訊全無，大家也沒指望看到他們回來。」
一六三七年六月，英國人向廣州城叩關，欲打開通商大門，但一開始就不順利。當時，韋德爾船長（Captain Weddell）率領一支小型的英格蘭商船隊，帶著英王查理一世請求中國通商的信，來到澳門附近海域。澳門位於廣州下游八十英里處的珠江口，為葡萄牙人的移民地。葡萄牙人不讓韋德爾的船隊在澳門靠岸，於是他帶著船隊溯珠江而上，駛往廣州，最後在「虎門」被擋住。虎門是珠江上的戰略水道，有七座大堡壘扼守這條通往廣州城的要道。韋德爾要旗下大部分船隻先停住，只派一艘配有五十名兵力的重武裝船載艇上前，「尋求與中國人商談及通商的機會」。這艘船載艇沒有當地引水人帶路，小心翼翼往更上游摸索前進，最後碰上一支二十艘戰船的中國艦隊而折返。但中國艦隊司令迫使英國人離開珠江之前，邀了兩名英國人前來，以探明他們來意。幾天後，船載艇回到韋德爾的船隊，開心回報，中方艦隊司令雖明言禁止他們前來廣州，卻答應讓英國人與葡萄牙人一起在澳門通商。
葡萄牙人得知此事之後，還是拒絕讓韋德爾的船停靠澳門，不甩中方艦隊司令的承諾。稍事商議之後，韋德爾決定調頭再進珠江，強行駛向廣州。這一次他要整個船隊通過虎門水道，招來兩岸中國守軍開火攻擊，他則以舷側炮反擊。一支登陸隊拿下了中方一個堡壘，升起英格蘭旗，劫走堡壘的火炮，然後燒掉堡壘裡的所有建築。戰事暫歇期間，中方邀幾名英國人上廣州談判，但是談判破局，幾個英國人被俘。船長韋德爾再度開火，一份記述上說，「摧毀村鎮，燒掉數艘他們的船。」最後中方低頭，表示會讓英國人在廣州直接通商。但韋德爾的英勇舉措最終是白忙一場，因為他此行之後才過七年，明朝就覆滅了，而在一六四四年清朝創立之後的滿人征服戰爭裡，廣州城也大抵被毀。要再過將近八十年，英國人在廣州常態通商之事才得以確立。
船長韋德爾試圖憑藉武力打開廣州通商大門之時，並不知道這個港口將來對他的母國會有多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一六三七年隨韋德爾的船隊遠航的諸多商人裡，一位名叫彼得．蒙迪（Peter Mundy）的人，留下了英格蘭人喝茶的最早書面記錄。蒙迪的記載上說，就在雙方開打之前，珠江沿岸一些當地人「給了我們一種叫作茶的飲料」，「那就只是水，加上在其中煮的某種草葉。」他不覺得那有什麼特別，以冷靜口吻指出，「它必須溫熱地喝，被認為有益健康。」
韋德爾帶來的商人是為了在廣州尋找糖和薑，不知道有茶葉這項產品。但一七一七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大舉派船到中國時，船長除了購買紅銅、瓷器和生絲這些較熟悉的商品，還被吩咐要帶回「茶葉，船能裝多少就帶回多少。」到了一七二五年，該公司每年從廣州輸入英格蘭的茶葉達二十五萬磅，擠下生絲，成為對華貿易的首要商品。整個十八世紀期間，英國對這種飲料的喜好持續激增，進口持續攀升，到了一八○五年已成長將近百倍，該公司每年會運送二千四百萬磅的茶葉回英國。茶成為英格蘭的國民飲料，如某些政府官員所說的，「簡直是生活必需品」，一七八四年，國會通過一道法律，要求獨占英國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隨時都要有足供一年所需的茶葉戰略存量。英國人能取得茶葉的地方唯有中國，而他們在中國境內只能在廣州買茶葉。
洪任輝被捕之後的三十年期間，這樣的情況一直沒變，直到一七九二年秋才有所改變。那年秋天，英國政府十足自豪於本國日益壯大的工業革命，希望清朝皇帝最後會被說服而修改其對外人在華貿易的限制，於是自行遣使赴華，欲真正打開中國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