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領導： 馬提斯從戰場與戰略規劃養成的管理學

前 言

第一部 直接式領導

第一章 加入紀律嚴明陸戰隊的無憂少年

第二章 募兵首重態度，訓練養成戰技

第三章 作戰

第四章 眼界漸開

第五章 犀牛據點

第二部 行政式領導

第六章 向前推進

第七章 本師處在巔峰狀態

第八章 舉棋不定

第九章 作繭自縛

第十章 為轉型奮戰

第十一章 守住這條線

第十二章 絕對必要的北約

第十三章 解編聯合部隊司令部

第三部 戰略式領導

第十四章 中央司令部——三角學等級的戰爭

第十五章 勝中求敗

第十六章 是友？是敵？

第十七章 反思

結 語 美國作為自己的盟友

謝 誌

附 錄

參考文獻

摘文

第十五章 勝中求敗（摘錄）

我在中央司令部那三年，美國政策上的錯誤使中東的動亂更為惡化，尤其是在伊拉克與阿富汗。

七年來在伊拉克投入了人命與資金，到二○一○年時，這場由美國主導的戰爭，終於能夠成功建立起一個不甚堅固的穩定。大規模戰鬥已經結束，感謝國防部長蓋茲讓大量兵力盡可能留在原地，使我們能夠重挫伊拉克蓋達組織。如今隨著戰鬥任務的結束，蓋達成員不是逃亡就是藏匿，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內戰也已經平息。從我的觀點來看，伊拉克已進入後衝突、重整階段之前的穩定。但隨著內戰所引發的激烈情緒卻依然存在。

當下的問題是，現在要做什麼？如果我們倉促撤出，根據情報單位警告，伊拉克內戰將會重啟，發動伊斯蘭聖戰的恐怖分子也再度崛起。美軍留在當地的部隊宛如黏著劑，除了維持伊拉克免於分裂，也協助預防恐怖分子再起。美軍顧問依舊在伊拉克警察與軍隊各層級走動。我們的軍官與部隊，還是當地派系間能共同信賴的調停者。

繼續將部分美軍留在當地，需要伊拉克政府的首肯。但同時，總理馬力奇卻因為在野黨在二○一○年的大選中比他們獲得了更多的票數，拼命想保住權位。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認為，馬力奇的遭遇會導致美軍的撤離。我反對這樣的邏輯，我日漸認為，抱持宗派主義的馬力奇最無法統整全伊拉克，以及繼續當地派系和解的程序。

二○一○年夏末，我飛往巴格達參加指揮權的交接儀式，洛伊德．奧斯丁將軍要從歐迪諾手中接下部隊的指揮權。雷已經將一份經過仔細衡量的計畫，提報給國防部長蓋茲和我，打算要留下一萬八千名官兵。我們私下討論了一個關鍵問題：誰將會是下一任的伊拉克總理？而這樣的選擇，又會如何影響到美軍的撤離與當地的穩定？歐巴馬總統已經提到，我們會維持一支駐留兵力，以「建議並協助」伊拉克人。奧斯丁將軍、歐迪諾和我都假設，這樣的兵力要足以守住我們在付出極大代價後所達成的目標。我們會隨著伊拉克實力的增進，再減少駐軍兵力。

這天巴格達極為炎熱，交接儀式結束後，傑佛瑞大使邀請副總統拜登、白宮幕僚團隊與美軍將領共進晚餐。傑佛瑞是那種在艱困時期造就出來的外交官，席間他鼓勵與會者意見交換時不妨有話直說。在晚餐到結束以後我提醒大家，馬力奇並未贏得多數選票。我當時心裡正想著那些關於馬力奇將候選人的名字從選舉名冊刪掉、蓄意拖延政府改組好幾個月等已違反伊拉克憲法的報告。

「馬力奇總理是極度不值得信賴的，副總統先生，」我這樣說：「他將我們的大使和軍事顧問當成是自己反遜尼派訴求的障礙。區域內的領袖都警告我，他的目標是弄掉遜尼派的選舉權，打算將他們與庫德族從政府當中清洗或邊緣化。他並不坦率。」

我當時想到的是一輛腳踏車上為了訓練而安裝的輔助輪：當伊拉克人緩慢踏上自給自足之路時，就像那些學著騎腳踏車的孩子，我們不應該突然把輪子拔掉，而是緩慢將它們往上挪，好讓伊拉克人雖然會搖搖晃晃卻不至於跌倒。我特別強調，假使太早撤出，我們勢必將會再把部隊派回來。我堅持必須駐留部隊，並強調美國情報部門曾做過的評估：我們的進展仍未穩固，假使美軍沒有留下，情勢還可能會「逆轉」。在這個階段，我們的部隊傷亡非常輕微。雖然政治考量理應領導戰略決策，但當政治決策違背軍事現實的時候，前者就會無以為繼了。唯有兩者均適當且一致時，政治考量與戰略決策才能帶來更好的和平。

拜登副總統和他的助理們禮貌地聽我說話。但經過交流，我感覺自己在說服政府官員不要支持馬力奇一事上並沒有進展。感覺很像你在規勸那些住在木屋裡，但又不覺得自己需要消防隊的人，看來已成定局。我理解作為軍人的角度看待，或許無法心領神會政治的複雜性。但坦白說，連我們的外交官似乎都完全被排除在決策圈外時，這就令我非常震驚。傑佛瑞大使鼓勵的開放交換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反而顯得突兀，最後也就草草收場。

「馬力奇要我們留下，因為除此之外他看不出伊拉克還有將來，」拜登說：「我願意拿副總統的職位和你對賭。」

我還蠻喜歡副總統的。晚宴過後，他還拿中央司令部來開我玩笑。「你知道為什麼自己會在中央司令部嗎？」他逗我：「因為沒有人蠢到會願意接下這個工作。」我發現他是一位令人敬重且友善的人，但已經進入了那個不願意考慮來自自他人「好主意」的狀態。他不想聽更多的意見，只求我們的部隊能離開伊拉克。只要哪個方法能最快達到這個目的，他就會選擇它。拜登身上散發出一種已經下定決心的自信，或許甚至到了萬一誤判情況引發後果也不在意的程度。

接下來幾個月，從我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區消息來源捎來的訊息，以及我們自己的情報，傳來的都是不祥的預兆。馬力奇進一步將遜尼派排除在所有政府公職之外，並在過程中打壓軍方。每當馬力奇嚴重濫權時，焦急的伊拉克官員都會向我們的顧問抱怨，把他們當成了上訴法庭。一九九四年，當南非推行種族隔離的政府垮台之後，曼德拉曾經展現了他的智慧，不僅穩定了當局，也調解了南非的民眾。馬力奇可不像曼德拉，就我看來，為了保住我們的成果，非要有足夠數量的美軍留在當地不可。

在華府，整個二○一一年你都可以聽到人們在爭辯，假使有任何美軍留在伊拉克境內的話，人數應該是多少？從中央司令部、參聯會主席，到取代蓋茲的新任國防部長潘內達，都持續建議白宮留下一定數量的部隊，甚至連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也抱持同樣看法。力主應採戰略性思考的國防部次長蜜雪兒．佛洛諾伊，為了維持國防部的立場長期抗戰，但連她的意見也不被採納。從小布希總統開始，一直到歐巴馬政府任內，白宮都為了某些政治因素而力主全面撤軍。國家安全顧問並不相信我們「假使美軍撤出，敵方將會再起」的預警。他們把伊拉克視為「單一事件」，認為美軍撤出，既不會有區域性影響，也不會增進盟邦「我們正在拋棄他們」的憂慮。我認為，任何因我們離開而留下的真空，將會由遜尼派恐怖分子與伊朗填補。

伊拉克西邊的敘利亞，阿薩德的復興黨政權正在協助蓋達組織與遜尼派恐怖分子的招募與訓練。而在東面的邊境，伊朗正在支持什葉派民兵與行刑隊。那些控制伊朗的宗教領袖，想要吸引伊拉克遵循他們的模式，成為他們的代理人。伊朗正在實施他們的長期計畫。依照我的判斷，無論在二○○三年決定入侵伊拉克時你採取的是什麼立場，為確保七年來在伊拉克戰爭的成果，都將需要美軍的駐留以及外交合作。

某次我前往伊拉克的行程，官員們一再告訴我，他們需要我們留在那裡，「以免來自伊朗方面令人感到窒息的影響」。從馬力奇以下官員那裡，我常聽到太多次類似的說法，以至於了解到這是個共通的「談話要點」：高階的伊拉克官員想要美軍留下，但在他們那個爭論不休的國會當中，卻因為當地的政治因素，而不能如此公開表態。

跟白宮的會議當中，我們時常因數字而有不同的意見，卻很少探究其他的最終結果，以及達成它們到底需要什麼。國家安全顧問提出質疑，為什麼我會需要一百五十人的兵力保衛一間位於動盪中東國家的美國大使館，或是為什麼需要派九十人的部隊，來為巴格達城外的基地提供後勤支援。我都會回答數字是基於那些部隊必須執行的特定勤務。但這些其實是一場安排好的戲碼，討論是為了讓人看起來這些事情有經過研商，但都只是個過程。這些部隊我都無法取得。某天要離開白宮的戰情室時，我直言不諱對一名高階的國家安全顧問提出質疑。

「我們這些軍人很想知道，」我告訴他：「你要我們做什麼事？」

我沒有得到任何答案。當然我對於服從由美國民眾選出來的三軍統帥（畢竟我自己不是民選的）所下達的命令沒有任何問題。但把這個倉促草率的撤軍視為明智之舉，就是一件全然不同的事了。在研究這個議題之後，奧斯丁將軍同意歐迪諾的看法，也就是建議我們留下一萬八千人的部隊。我仔細審核數目以及建議的勤務。我可以預料，屆時潘內達部長將會需要我對所需的勤務與兵力進行獨立評估。我告訴部長，自己同意奧斯丁將軍的看法，從美國戰略利益的觀點來看，我找不到其他任何可行的方案。

然而， 事後不但沒有留下一萬八千人的部隊， 白宮意興闌珊地提出了象徵性留下三千五百人的方案（據我所知，這個兵力數字並沒有任何分析作為基礎），附帶加上確保我軍人員免遭伊拉克司法起訴的嚴格規範。那些附加條件可說是個毒藥策略。白宮心知肚明，爭論不休的伊拉克國會根本無法團結一致同意那樣的條文。更何況我們還有其他的合法方式能保障美軍官兵免遭起訴，但那其實也沒有什麼差別。二○一一年十月，馬力奇總理與歐巴馬總統雙方同意，美軍將會在該年年底全數撤離。

「今天，我可以向各位報告，如先前所承諾的，我們其他留在伊拉克的部隊將要返國了，」總統說：「我們留下的是一個主權獨立、穩定且自立自強的伊拉克。」

五角大廈或國務院，可從來沒有用過「主權獨立、穩定且自立自強」這些字眼來形容伊拉克，我也從來沒有在任何相關的情報報告裡看過它們。在經歷過了這一切，以及承受過那樣的傷亡之後，我以為，我們當然不會放棄它。

「你們都知道我言而有信，且言出必行，」歐巴馬在二○一二年的秋天說道：「我說過我將會結束在伊拉克的戰爭，而我也結束它了。」

花言巧語並無法結束爭端。隨著美國實質影響力的消失，馬力奇總理將許多遜尼派人士投入監獄，把他們的民選代表逐出政府，並拒絕將資金送往遜尼派地區，幾乎剝奪了國內三分之一民眾的權力。伊拉克又重新陷入快速增加的暴亂當中，就像是用慢動作鏡頭眼睜睜看著一起車禍發生。沒有多久，遜尼派便發起了全面的暴亂，伊拉克軍隊淪為空洞且無力的骨架，任憑恐怖分子如野蠻人般回歸，一切都如同中情局原先所預料的那樣。二○一四年夏天，自稱伊斯蘭國的傳統威脅如浴火鳳凰般崛起，蔓延至伊拉克西邊與敘利亞東部。在擊潰伊拉克陸軍後，建立起殘忍的哈里發國。我們要耗費許多年、承受數以萬計的傷亡，再加上令數百萬無辜百姓經歷難以言喻的悲慘，才能收復伊斯蘭國的佔領區。而這一切都是可預測，且可避免的。

支持一個搞宗派分裂的伊拉克總理，並將美軍全數撤離，依照當時的條件看來，可說是災難性的決定。我曾一再見識過同樣的動能——罔顧現實——讓我們在二○○一年時，任憑蓋達組織與賓拉登逃入巴基斯坦，隨後是二○○三年，於法魯加再度發生，讓我們在攻擊進行到一半之際停下。如今我又眼看著它發生。這不是一個因軍方對上文人而產生的瑕疵，或是民主黨對上共和黨才發生的錯誤，而是更深層的問題。在政府的層峰，從以往到現在，都存在著一種自以為無所不知的氛圍，導致無論是情報部門的評估、我們的外交官，乃至於我們的軍人，都被排除在決策圈之外。

事情發生之後，某些政治領袖會歸咎於情報失誤。但那其實是代罪羔羊。我們早已提出過警告，與蓋達組織沆瀣一氣的恐怖團體將會再度興起。而那樣的評估卻被束諸高閣、置之不理。當你聽到任何領袖，尤其是一位在競選公職時，就清楚狀況已經存在的政治領袖，將問題歸咎給前朝時，著實令人很挫折。明智的領袖必須要能因應現實、表達自己的企圖，以及願意投入到什麼程度，好達成成果。隨後他必須信任自己的部屬，他們知道該如何執行這些事。明智的領導需要協同合作，否則它將會邁向失敗。

——

在與副總統共進晚餐後，我飛往喀布爾。這場戰爭我們已經打了十年，但進展甚少。自蓋達組織從托拉波拉山區逃往巴基斯坦的十年後，神學士已經重新控制了阿富汗南部與東部的廣大區域。在裴卓斯將軍的指揮下，三萬兩千名美軍與一萬七千名聯軍，正和多達十五萬的阿富汗部隊一同激烈奮戰。我希望中央司令部能盡力協助這場戰爭。

沒多久，大衛因為一份令人擔憂的報告找上我。

「吉姆，你不會相信這件事的，」他這樣說：「我們有合理的接戰準則，但每個較低的指揮層級都把要求再提高，這導致外出巡邏的部隊士氣低落。他們以為準則限制他們不得還擊。所以我正在宣導，接戰準則由我制定，下級指揮體系不得再增加額外的限制。媒體可能會因此報導我沒有在保護平民，所以我讓你先知道這個狀況。」

我立刻了解他面臨的問題，在步兵這個培養大衛和我的環境當中，如果一名擔任尖兵的下士回頭大喊，說他需要火力支援，那我們就會這樣做。但如今這位下士，卻面臨了一個複雜難行的決策循環。當我以前還能直接下令給那些投入戰鬥的人員時，我的格言也就設定了使用武力的條件：「在使用武器前一定要先思考。首先，不要傷害無辜。射擊前辨識你的目標。」在像哈迪沙這類少數案例中發生的判斷失當，我要公開自己的決定，確保每一位士兵都清楚我是如何做出這個結論。這強化了我對紀律嚴明的部隊的道德立場。

但事到如今，每一項有關民眾傷亡的控訴，無論是有多麼不明確，都必須進行調查。敵人很快學會了如何做出不實的指控，導致調查數量隨之增加。又因為調查必須與律師和調查人員會面，不光擾亂了任務的執行，也使各階層間的關係變得緊張。我自己曾接受過調查，清楚對那些牽涉其中的人而言，這可不是一件小事。當律師得到結論並寫出指引後，阿富汗政府的各級官員，包括善變的總統哈米德．卡爾扎伊都會嚴厲地批評導致民眾受傷的事件，無論它是真實的，還是被神學士用於宣傳的。因此限制我們使用火力的規範越來越多，即使我們的部隊遭受敵人攻擊時亦然。那種所謂一體適用的限制，其實無法反映部隊所面臨的實況。

接戰準則讓有操守的軍隊，和野蠻人或恐怖分子有所區隔。但同時，一個民主政體，無論其道德原則有多崇高，也都有一項道德義務，就是確保其士兵被允許——不，該說是被鼓勵——能有效執行所指定的任務，也就是逼近敵人並將其摧毀。《日內瓦公約》將致命的軍事武力應用給系統化，並註明破壞應該是依照狀況比例的，且各方應盡力採取行動保護非戰鬥人員。親身見證過我軍一再投入戰場之後，我懷疑歷史上有任何一支軍隊會比他們更盡力避免傷及無辜。

逐漸嚴格的規定是在好幾年的過程當中演變出來的。我認為由於缺乏明確的政策目標，在一場漫長而沒有結果的戰爭當中，又面對著日益高漲的批評聲浪，導致我們在戰場上只好限制接戰準則，以確保我方是以「正確的方式」在戰鬥。把這些規範強加在部隊頭上，只是徒然想彌補我方缺乏能有進展的明智戰略。結果我們並未調整戰略，卻反而試著要免於受到任何對我們作戰方式的批評。由於這樣的作法，導致我們在軍事方面畫地自限，並在過程中使部隊喪失信心。裴卓斯正是要對軍事上的需求，與保護無辜的絕對必要性形成一致。

我們在設定規則限制部隊的同時，也不能讓我們的士官兵一直仰賴上級的判斷，或明顯地給予敵人與你「平分秋色」的優勢。我們的各級指揮官，必須是部隊自己的教練與隊長，在戰鬥中與士官兵建立互信。當將領們由於規範脫離現實，而失去對部隊的影響力之際，將各階級凝聚為一的紀律也會隨之削弱。正因為有了紀律，也才會將戰場視為一個人道場域，進而保護遇到的無辜者。我們必須從將領直到二等兵強化互信，才能讓非戰鬥人員付出最低代價，並以最有效的方式贏得戰爭。

我們有保護部屬的道德責任。我毫無保留支持大衛的決策，以解決接戰準則的問題，且必然要給予那些直接和敵方交戰的官兵更多的權限。這些準則其實不該只由律師來擬訂，而是由指揮官在聽取專精於戰爭法的律師建議後決定，而非單單只考量人道問題。另外，接戰準則應該是反射性的，而非反省式的。在時間緊迫之際，部隊才能快速且合法應對。假使一個民主政體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部隊，那它根本不該投入戰爭。

即使有了明智的接戰準則，那戰爭的目的又要朝向哪裡？我們的政策想要達成的最終成果是什麼？什麼樣的策略可以完成它？目的、方式和手段都很重要。小布希總統曾經聲明：「我們在阿富汗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穩定、溫和與民主的國家。」但這個廣泛的政策目標，在他八年的總統任期間證明是無法達成的。

至於歐巴馬總統，他雖然不情願，但仍同意在二○一○年派出更多部隊。「這是基於我國的重要利益才會額外派出三萬美軍前往阿富汗，」他這樣說：「十八個月以後，我們的部隊將會開始返國。」在第一句裡，總統為阿富汗境內反神學士的部隊帶來了希望；但在第二句，他提出了我們離開的日期，所以也給神學士帶來了希望。總統演說之後，我詢問司令部內巴基斯坦軍方的聯絡官，對於這個訊息有什麼看法。他很快回答我：「你們要撤軍了。」如同季辛吉博士在好幾年前教給我那樣，我們永遠不該告訴對手，自己將不會做哪些事。

為了達成「撤軍戰略」，進行過多次會談。我的想法是，從一場戰爭中「撤離」應該是贏得該場戰爭的次要成果。除非你想失敗，否則你不會告訴敵人，何時你將停止戰鬥，而且你也不會罔顧現地情況就決定撤軍。如今裴卓斯只有非常短的時間，並且要在這段期限內，扭轉江河日下的戰況。即便是加派的兵力抵達當地，就已經要好幾個月的時間了，要讓他們能造成影響，顯然還得再過幾個月。即使如此，他仍認為自己可以做出成果。這是一項三重挑戰：首先，神學士是狂熱且意志堅定的敵人。再來，他們在阿富汗東邊的鄰國巴基斯坦有一個庇護所。第三，阿富汗政府缺乏有能力的官員。自蘇聯入侵開始長達三十年的戰爭，已經摧毀了該國的社會結構與多數的經濟。受過教育的階級，只有零星的少數。

在聯軍部隊肅清了一個區域之後，阿富汗士兵就必須進駐守住被奪回的地點。完成這類行動所需的時間不明確，但時間很重要。在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裴卓斯必須選擇在哪裡部署聯軍和阿富汗部隊，以便在結束前達到最大的效果。在他清單上最高位的，是稱為馬加的地區，那是一個鴉片交易的重鎮。二○一○年春天，超過七千名陸戰隊官兵與阿富汗部隊發起突擊後，才從神學士手中奪回馬加。隨後阿富汗官員搭機飛來成立「迷你政府」，也就是由公衛、水利、農業、學校、警政與教育的首長，組成一個治理小組。但當這個「迷你政府」抵達時，只見幾名心生恐懼的阿富汗官員現身。等這些官員走進馬加的市集，面對那些因為失去鴉片豐厚收益而憤怒不已的農夫之後，隨即就逃走了，將治理事務丟給聯軍。

當我造訪該地時——已經是突擊行動的一年以後——仍有一個美軍的營級單位，以及一支特種部隊的顧問小隊留在那裡。到二○一一年夏天，歐巴馬總統宣布：「戰爭的走勢正在消退……漫長的戰爭將會有一個負責任的收場。」我卻被指派了兩個矛盾的目標：中央司令部在我指揮之下的部隊，一方面要削弱神學士的實力，一方面要協助阿富汗陸軍的組建。另外他們還要不受當地狀況的影響，依照一個嚴謹的時間表撤軍。我們能夠做到第一或第二件事，但顯然無法兼顧。

在接掌中央司令部時，我曾告訴蓋茲部長，會向他呈報對於局勢進展與挑戰的獨立判斷。為了做到這件事，我知道自己需要一個不失真的風險評估，其中還要包括外界的觀點。或許我以及跟阿富汗的作戰指揮官，對這些人和問題過於親近，以至於把每個即便是短暫的成功，都視為將勝利在望的前兆。畢竟我們的軍人，都本能地抱持著事在人為的精神，否則根本不可能承擔戰爭加諸我們的要求。此外，由於一再的海外派遣，我們有些經歷沙場考驗的指揮官，已經對阿富汗人民產生情感，有可能因此影響其判斷力。我感覺到自己需要某個能夠置身事外，並展望未來的人。二十年前的沙漠風暴行動當中，我首次派出那些有經驗的軍官到我的指揮管轄之外去觀察戰局然後回報。他們是我「集中觀察的望遠鏡」，或者代號「茱麗葉」的軍官。如今到了戰略層級，我轉而向三位具有專業且敏銳的友人求助：大衛．布萊德利，他是《大西洋》雜誌的董事長，退役陸軍將領傑克．基恩，以及我過去的導師，退役陸戰隊將領安東尼．辛尼。我知道他們會毫無保留地告訴我，他們眼中的事實。這些人個別飛往阿富汗，並獲准可以和任何階層的領袖與部隊交談。等他們返國後，便會告訴我他們個人對我軍綏靖作戰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