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年代：尋找兩個譚家與一個女間諜

楔子：偶然發現另一個譚家 

譚愛梅

 

一九四八年我父親譚展超跟隨孫立人赴臺訓練新兵，我們家人來臺後，住在屏東市青島街的一座日式房子裡。孫將軍的職銜是陸軍副總司令、陸軍訓練司令兼第四軍官訓練班班主任。在義大利受過騎術訓練的父親在高雄鳳山營區先後擔任過騎兵總隊長和步兵指揮官。那時父親的官銜是陸軍少將。

我們在青島街的童年是無憂無慮的，雖然當時臺灣的大環境是風雨飄搖，但也影響不到我們。週末常有父親的同事朋友來家中聚餐，同我們家頗有往來的廣東同鄉有專長於山地作戰的羅覺民，還有孫將軍的攝影官羅超群。羅覺民後來在谷關的山地寒地作戰訓練中心，曾擔任父親的副手。羅超群原是廣州《大光報》的攝影記者。母親用水缸改造成的烤爐烤出的掛爐烤鴨和燒鵝，也是大人口中的名菜。像其他孩子一樣，我們在院子裡爬龍眼樹、打彈珠、玩官兵捉強盜，完全沒有想到天上的烏雲正在聚攏。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這對不久前在臺灣「復行視事」的蔣介石來說，不啻吃下一顆定心丸。接著孫立人的厄運就開始了。一九五四年美臺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從美國的戰略利益來看，只要蔣介石能守住太平洋圍堵共產中國防線上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也願意容忍蔣的獨裁統治。已升任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突然被蔣下令解職，調任無實權的總統府參軍長，原職由黃杰接替。第二年孫就以涉嫌「兵變」事件被革除參軍長職位，他的罪名是「包庇匪諜」和縱容部屬「武裝叛亂」，從此受到軟禁。
這個打擊，對孫立人的部屬來說，直如晴天霹靂，父親也因此受到株連，軍階被降了兩級，從少將變成中校。他不但不能再帶兵，而且部隊完全被肢解，昔日袍澤被編入不同的部隊中。長官被整肅，改變的不只是一個人和他的家屬，連部屬的職業生涯也都因此而改變。以前與父親往來的軍中朋友，有的被調職到遠地，有的轉業去學校教書。大家逐漸疏遠了，包括我們當時的玩伴。青島街也變得冷清。

 

 

住在臺中市的表叔曾告訴我，父親有時週末到臺中，會一個人到臺中公園網球場，站在鐵絲網外默默看著被軟禁的孫立人在那裡打網球。孫一見到父親，就使眼色示意父親不要接近，因為附近都是監視他的特工人員。

在屏東家中，父親房間的一張書桌，正中的抽屜一直是上了鎖的，裡頭到底有什麼東西，我們都不知道，不免感到好奇。讀小學時，我曾試著蹲在書桌底下，從抽屜後面伸手進去摸索，摸出了幾張泛黃的照片還有一張廣東當地的中文剪報，內中報導父親的義大利妻子做間諜被捕的事情。當時父親已經去世。我很小的時候，從奶媽口中聞悉父親的義大利妻子一事，也多少得到了證實。這所有關於父親的義籍夫人的一切，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早已隨著父親的去世成了塵封的過去。

 

 

一九九一年的某一個週末，我先生到聯合國祕書處值班。他閒著沒事就翻看他同事張北海桌上的一本英文新書，書名很新奇，叫做《鴉片茶》（Opium Tea）。翻著翻著，忽然見到一張我父親的結婚照，合照的不是他岳母，而是一個外國女人。那個女人就是《鴉片茶》的作者貝安加．譚（Bianca Tam）。Tam是廣東發音的譚。他打電話問我是否知道父親有這麼一個名叫貝安加的太太。披著婚紗又姓譚？我不明所以，他才告訴我，在一本《鴉片茶》的書裡看到父親和貝安加的結婚照。他從沒見過我的父親，只看過父親的照片。
他繼續看下去，才發現貝安加原來是義大利貴族出身，母親是麥迪奇（Medicis）世襲家族，有女爵的封號，小時候她和義大利強人墨索里尼的小兒子維托里奧（Vittorio Mussolini）玩在一起。
十五歲那年，貝安加在她母親招待她表哥軍校同學的舞會上，遇見了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國學生Tam Gian Ciau（譚展超三字的廣東拼音），兩人一見鍾情。一個星期後，Tam就手持玫瑰，登門拜訪，兩人迅速墜入情網。臨走時，Tam向她母親致敬，還請求女伯爵答應將女兒嫁給他。然而貝安加當時只有十五歲，對方又是中國人，在法西斯種族主義的社會，這樣的戀情是不能見容的，所以她的父母極力反對。她父親是墨索里尼政府海軍部的高階軍官，社會地位很高。豈料貝安加堅持非Tam不嫁，甚至不惜為此中斷與父母關係。鬧到最後，疼愛女兒的父母也只得屈服，安排他們在羅馬聖彼得大教堂舉行了一場沒有什麼親友參加的冷清婚禮。婚後他們開車去度蜜月，纏綿的男歡女愛，少不得有一帖催情劑，這就是書名《鴉片茶》的由來。
此時二次大戰爆發，父親的軍校同學，包括他的好友，也就是貝安加的表哥安東尼歐（Antonio）都對歐洲局勢感到振奮。德、義、日三國已結盟為軸心國，他們也希望日本在亞洲戰場獲勝。當時日本已全面入侵中國，占領了沿海大都市，父親身為中國人，當然氣憤填膺，他決心回國參加抗日戰爭。這個立場使他在義國師長同學中變得很孤立。

父親的想法是，為抵抗日本，中國可以徵募許多兵員，卻缺少受過現代軍事訓練的軍官，所以這正是他回去報國的時候。貝安加支持父親的決定。父親在一九三八年以優異的成績從陸軍大學畢業。婚後貝安加已生了兩個孩子，要帶著兩歲半的女兒玲瓏格（Lylongo）和剛滿一歲的兒子強納生（Jonathan）乘船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她絲毫不覺危險，但她父母對她的遠行卻憂心忡忡。尤其她母親，對女兒前去的戰亂中國，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一對時髦夫婦從香港上岸，回到廣東鄉下，還引起不小的轟動。這段期間，懷了身孕的貝安加住在婆家，有女傭照料孩子，生活是平靜的。後來到香港法國醫院順利生下一個女兒尤拉（Yula）。沒過多久，嬰兒尤拉不幸患了胸膜炎，死在法國醫院的急診病房。父親奉派到貴州都勻，加入孫立人統帥的部隊。貝安加做為軍眷，也不辭辛勞跟著去，住在營區附近的農舍裡，與一切文明設施隔絕。但就在臨時搭建的簡陋木板屋中，她又生下一個女兒，沿用了死去的尤拉之名。
日軍在南京成立了汪精衛領導的新國民政府，並由中國沿海向內陸挺進，都勻成了與日軍交戰的前線。父親在前線帶兵作戰，日機轟炸時，家眷還得帶小孩躲警報。但就在一次蔣介石前來檢閱部隊，召見父親等年輕軍官的場合，貝安加意外地發現了父親的婚外情。
從父親凝視著坐在醫護營房門邊的一個護士的眼神，貝安加立刻感覺到他們之間有一種不尋常的關係。那個護士就是我的母親何懿嫻。她本來是香港聖瑪利諾醫院的護士長，為了抗戰報國放棄香港的工作，來到都勻。貝安加自然怒不可遏，她母親當年在義大利警告過她的話浮上了心頭：「中國男人很麻煩的，有了妻還要有妾，有了妾還要有小妾，妳最後一定會被遺棄……。」於是貝安加決定離開這個背叛她的男人。她帶著小孩和貴州女傭，乘坐一輛卡車到桂林，再轉民航機飛到香港，最後抵達上海。

貝安加這個當時才二十出頭、脾氣倔強的女伯爵。她為了報復父親的負心，毫不猶豫地東行。臨行前，她要父親知道，她的離去絕不是因為她害怕什麼。「是的，貝安加，我當然知道妳是什麼也不怕的。」父親吻別了三個孩子，為每個孩子掛上一隻象徵著福運的小紅象項鍊。然而，在「冒險家樂園」的上海，等待著貝安加的又是什麼樣的命運，她可曾了然？不久之後，父親隨部隊西行，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又是另一個陌生的前程。這一東一西的兩個不同的命運，還有可能再交會嗎？

 

 

在日本占領的淪陷區上海，貝安加展開了一頁新的生活。抵滬不久，在都勻已懷身孕的她，在上海耶穌會醫院臨盆，生下了另一個女兒艾洛瑪（Aloma）。四個小孩，最大的只有五歲，加上貴州女傭和一個上海阿媽，開銷大不用說，再加上還得繳付醫院生產費用，父親讓她帶去的港幣很快用磬，由廣州匯到上海中央銀行的錢也不夠用。但貝安加決意不向義大利家人求援。她父母也不知她身在何處。
貝安加搬出了租界區的旅館，遷入公寓。她將小孩交由傭人照顧，自己到一家法國夫婦開的服裝店上班並兼職模特兒。她和譚家認識的一個銀行經理發生戀情，在金錢上得到他的幫助。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在太平洋展開對日戰爭，局勢開始對日本不利。在上海這個日軍占領的國際城市，氣氛變得格外詭譎。軸心國同盟國的外交使節團，爾虞我詐，互相套取對方的情報。
這段時期，貝安加結識了一位舉止有歐洲風味的中國女人，經由這女人的介紹，她變成周旋在外交官社交場合的一名交際花，舞會飲宴中，暗中買賣情報。南京汪政權外交部的一個特別顧問，日本大使館的情報官黑田中校通過那個中國女人，要求她見面，向他們提供情報。黑田向她出示美國支援中國抗戰的飛虎航空隊隊長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照片，要她說明陳納德在都勻停留的時間，飛機跑道建在哪裡？她如實說出後，黑田給了她一個裝滿鈔票的信封，還邀請她參加第二天德國大使館舉行的為希特勒祝壽的宴會。但她當晚就目睹旅館外一名日本軍官用軍刀刺殺一個年輕中國妓女的一幕，使她戰慄不已，連夜趕回上海，心情惡劣至極。
見到孩子，她安慰自己，她必須謀生，這一切都是為了生活，為了孩子。但她的兒子強納生卻在法租界的公園裡被一條流浪狗咬到，染狂犬病而死。
她逐漸成為社交名媛，一個名氣愈來愈大的交際花。她還涉足黃金走私，利用廣州和上海的黃金差價來牟暴利。她寄到部隊給父親的信卻渺無回音。此時她聽到的傳言是，父親的部隊已經開拔，父親在湖廣前線的一次戰役後失蹤，生死不明。

 

 

貝安加終於從她事業的巔峰中摔落。日本戰事失利，那個中國女人勸她迅速逃離中國，但她固執地要留下來等待父親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國空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父親隨部隊到廣州時，貝安加已淪為階下囚，被關在廣州市郊的沙面戰犯拘留所。罪名是：間諜和走私。初由盟軍機關審訊，後轉到中國法庭審理。
這時，二十七歲的女囚貝安加才瞭解自己處境的危險。她托律師發電報到義大利向她父母求救。他們責怪她到中國後音信全無，現在身歷險境才想起父母。她母親原是當時的羅馬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的一個侄女，於是懇求教宗設法營救。在貝安加關押期間，我母親先去探監，後來父親也去探監。貝安加在求生意志下，突然想到，如果懷有身孕，說不定就能免死。於是要求父親在牢房裡讓她懷孕，父親也滿足了她的願望，後來果然懷了孕，和父親生下最小的兒子，取名強尼（Johnny）。
中國法庭最後判決貝安加死刑。但在行刑前的最後一刻，法庭宣布了蔣介石的特赦令，免除她的死刑，但她必須在六十天內離境。
此時，父親的部隊已被派到東北同共產黨軍隊作戰。貝安加名分上仍是中國將軍譚展超的妻子，卻被要求限期離境，心情難平。但她一直沒有父親的消息。她寫信去新一軍指揮部查詢，接到的回電說，父親已經在一場戰役中陣亡。萬念俱灰之下，她回到上海。一家五口，在一個同情她的猶太成衣商的資助下，乘船歸國。

 

回到久別的義大利老家，貝安加並沒有停留太久。她將小孩送到瑞士的一家寄宿學校後，自己前往戰後的巴黎找工作。由於她在上海法國人開的服裝店有工作經驗，一個裁縫師聘用她擔任特別助理。這個名叫克里斯汀．迪奧（Christian Dior）的裁縫師，也就是後來成為國際知名服飾王國的主人。貝安加後來回義大利也開了服裝店。

讀畢《鴉片茶》，我覺得這個故事在中共建國或大陸淪陷後，變成了東西半球各自發展的兩個故事。貝安加居然不知道父親當時仍然健在。我認為有必要讓貝安加知道父親後來的下落。所以我寫了一封信，寄給發行《鴉片茶》英文本的出版社，要求他們轉給作者貝安加．譚，信中略述我們家到臺灣後的情況，並附上紐約位址電話，表明很希望同從未見過面的她，和我們這些同父異母的姊弟相聚。
信寄出後，石沉大海，打電話到出版社問，對方答覆說，早已將信轉寄義大利，並開玩笑說，這樣的離奇故事，真值得做一個特別訪問。在英文版之前，《鴉片茶》已經發行了幾種歐洲語文版本。後來，日文版出版後，當時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有一位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還當作一個傳奇故事介紹了一下。

 

東西半球兩個譚家的故事，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年初銜接上了。
那是在美國總統柯林頓就職典禮前兩天，正在紐約家中地下室捏陶的我，忽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自報姓名說，她就是貝安加．譚，此刻正在紐約曼哈頓。我著實嚇了一跳。我和先生立刻趕到曼哈頓的羅斯福酒店去見她。這時才知道，她接到出版社轉去的信時，人正在科威特。她當時是義大利一家新聞週刊的特派戰地記者，在那裡採訪第一次海灣戰爭的新聞。我先生當下就覺得，一個快要八十歲的人還到科威特當戰地記者，這個老太太真不簡單。
貝安加說，她已經從義大利搬來加州聖地牙哥附近。這回她來美東是應邀參加柯林頓的就職典禮。我先生的同事張北海很高興，還將他買的那本書讓我拿給作者簽名。就職典禮之後的第二天，貝安加來電說，總統夫人希拉蕊有一個早餐會，會後她會飛回加州。
在紐約時，貝安加曾告訴我，她患了肝硬化四十年，自知已不久人世。但為什麼她還遠渡重洋，孤單一人搬到美國呢？難道是聖地牙哥附近的景色讓她想起當年她和父親在義大利拉斯佩齊亞（La Spezia）海岸附近的定情之地，所以她打算在那裡孤獨地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刻？

「蝶震效應」在科學上是說得通的自然現象。一隻蝴蝶撲翅引起的氣流變化，能夠形成幾千里外的颶風暴雨嗎？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許多事情都是由偶然引起的。要不是張北海在紐約逛書店買了一本《鴉片茶》，我先生也不會翻看到書中照片，認出他的岳父。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動作，不但讓我們瞭解父母生前隱藏的祕密，也讓我們在東西兩半球分隔五十年的家人，有了團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