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遲了六十年的遺書 黃長玲（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這一切的開端來自於一個年輕女性對從未謀面的外公的好奇。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在她母親襁褓時就已經過世，成長過程中，她對外公的理解建立在許多偶然串起的歷史片斷或文字紀錄上。到了二○○八年，她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的背景，也知道本來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的外公，因蔣介石親筆批示而改成死刑，在三十三歲那年被槍決。然而，她並不知道當年外公臨刑前，曾經留下五封遺書。直到二○○八年底，向檔案局調閱了外公的檔案後，張旖容才看到塵封在國家檔案中近六十年的遺書。

發現外公的遺書後，張旖容和家人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該把遺書還給他們。然而，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在當年的威權體制下不存在，連在民主化後的臺灣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向檔案局要求歸還時，檔案局表示遺書是國家檔案的一部分，礙於法令只能提供副本，寫到總統府的信也只得到制式的回答。張旖容的外婆於二○○九年過世，直到她臨終前，家人都無法取回當年她丈夫寫給她的遺書。

黃溫恭的遺書當然不會是唯一被扣留的遺書，可想而知一定還有別的受難者的遺書淹沒在政府的檔案中。然而數量有多龐大呢？除了掌握檔案的政府，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這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被剝奪了生命，但是有誰會想到，當年的威權政府也一併剝奪他們與親人的告別？被扣留的遺書竟然要到解嚴二十多年後才出現，既顯示政府公布及整理檔案的態度被動，也凸顯了政府對於威權統治傷痕的淡漠輕忽，這樣的情形一再說明了臺灣轉型正義的匱乏。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自二○○七年十二月成立以來，即以促成轉型正義為工作目標。當張旖容和家人為取回遺書而奔走時，我們認為要求政府歸還白色恐怖期間所扣留的受難者私人文書，是轉型正義的一項重要工作。於是我們在二○一○年的會員大會上通過決議，將協助家屬取回遺書，並且督促政府建立歸還制度。我們的會員陳俊宏與魏千峰，當時擔任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隨後也在該小組開會時提案，力促檔案局盡速且全面歸還政治受難者之遺書。然而，行政部門的回應仍然被動，檔案局以預算有限為由，只願意以個案的方式處理，要家屬主動申請，才會確認檔案中是否留有遺書。

公文往返一年多後，有鑑於檔案局遲遲不肯全面清查受難者的遺書，又一直沒有建立遺書返還制度。我們於二○一一年二月與黃溫恭的子女黃大一及黃春蘭一同召開記者會，提出三點訴求：一、遺書由總統代表國家親自返還；二、檔案局應為遺書返還建立機制；三、檔案局應主動全面清查檔案中是否還有受難者的遺書，主動通知家屬領回，而不是被動等待家屬申請。第三點尤其重要，當年政府扣留了受難者的遺書，許多家屬根本無從得知遺書存在，這樣如何可能主動申請？一個月後，研考會回應我們的訴求，表示將擬定相關程序，建立受難者家書返還的相關制度。

二○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在解除戒嚴二十四年後，馬英九總統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儀式」上歸還黃溫恭及其他受難者的遺書，並對家屬致歉，也在致詞時表示檔案局將清查二百多萬頁的檔案，找出受難者的家書、筆記與手札歸還給家屬。二○一一年下半年，檔案局總共清查出一百七十七位受難者的私人文書，共約七百四十七頁。

二○一二年春天，檔案局透過當時還在運作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聯絡家屬申請遺書返還。但因為我們在那幾年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家屬的口述訪談，所以知道補償基金會並無管道聯繫某些家屬，數度表達願意協助聯絡，但是未獲檔案局同意。因此，我們只能在所知範圍內，不斷告知家屬可以申請返還遺書。在這個過程中，幾位研究白色恐怖的年輕研究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認識家屬，也對檔案開放及遺書清查的進程知之甚詳。

政府開啟遺書返還程序，並不表示家屬從此取得遺書就毫無困難。行政程序的繁瑣讓受難者家屬郭素貞女士（郭慶之女）拒絕出席官方的遺書返還儀式，並且投書報紙直言，「公務機關彼此能橫向聯繫完成的管理作業，卻要遺屬在烈日下來回奔波補件，這是民主政府的公僕對於政治受難者家屬該有的服務嗎﹖」本會據此透過尤美女立委的協助，促成檔案局設立簡化受難者家屬申請程序的單一窗口，以及檔案複製收費減免機制。

在部分家屬領回遺書後，我們決定邀請作家進行採訪，讓這些遲了四十至六十年的遺書故事，能為世人所知。這本書收錄的遺書及所呈現的受難者生平與家屬經驗，只是白色恐怖記憶的少許片段。寫下遺書的受難者，有些人懷抱社會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有些人渴望臺灣獨立建國；他們不但背景各異，理想不同，受難時間也相隔二十年，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反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而家人對他們的思念中，有痛苦，有埋怨，有遺憾，也有無奈。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若這些遺書在六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就送達家屬手中，這些思念中的痛苦埋怨或是遺憾無奈，是否會少一點，但是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家屬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始終未能得知親人最後的告別。連告別也不被允許的不義，應該留下紀錄，這是做為生者的我們，對於這些受難者，以及因他們的逝去而飽受痛苦磨難的家屬，少數能做的事。

這本書能出版，要感謝的人很多。要謝謝家屬願意與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謝謝曾麗香女士提供曾錦堂的書信與檔案原件給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使我們可以進行數位化保存；也要謝謝劉美蜺女士捐贈劉耀廷、施月霞的通信及文物。施月霞的日記是以日文手寫，若是沒有大元照子的謄打和林實芳的翻譯，我們將無從得知在那些備受煎熬的歲月中家屬的感受。曾錦堂和劉耀廷給家人的書信，雖然並非二○一一年後才歸還的遺書，但仍然是他們留給家人的最後話語。也要感謝陳儀深教授提供江炳興就學時的札記及日記影本，蔡寬裕前輩協助聯繫家屬受訪，以及兩位捐款支持本計畫的朋友。最後，要感謝也具備受難者家屬身分的作家季季女士，翻出手邊的資料，從歷史事實、錯字到文句邏輯，非常仔細地協助校訂書稿。沒有家屬與這些前輩及朋友的支持，我們即使連這少數能做的事，恐怕也無法完成。

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雖然政治菁英並未積極推動轉型正義，但是關於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持續在民間的努力下浮現。這些遲了四十到六十年的遺書，讓我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其實才剛開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臺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

女兒

胡淑雯

冬日午後，與劉耀廷的女兒劉美蜺相約，在喧鬧的咖啡館見面，才剛吐出一句話，「媽媽是最可憐的⋯⋯」劉美蜺就掉淚了。六十年過去，初生的女嬰都老了，時間再怎麼敦厚，也不足以化去哽咽。

劉耀廷過世後，劉家大哥一人要養十幾口人，施月霞不願加重他人的負擔，離開了高雄，帶著雙胞胎返回自己的城市，臺南，隨身攜帶的「紀念物」包括：丈夫的一撮頭髮，幾許指甲，一截他生前穿過的衣料，生前愛聽的幾張唱片，兩本丈夫在獄中的手製相冊，與八十幾封書信。施月霞將槍決當天的日曆撕下，裁切方正，貼在相冊首頁，以誌不忘。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兩人結婚三週年的隔一天。而那截衣料是卡其布，取自劉耀廷愛穿的工作服。劉大哥變賣家財，最後一次上臺北「打通關」，才剛返回高雄，就聽說槍決的消息，隨即再度北上，收屍。據說，劉耀廷的遺體草率擺在地面，泡在雨水中，那件卡其衣，是他穿在身上的遺物。

施月霞白天上工，做洋裁，晚上跟店家租床位，只求能睡就好。母女三人睡過理髮店樓上的通舖，魚塭附近的民舍。美蜺印象較深刻的是，三歲半到四歲期間，住在赤崁樓隔壁，一位名叫「笑姨」的天主教徒家裡，總是見不到媽媽的小姊妹哭著睡著了，醒來見到許多行走中的白袍，以為讓鬼包圍了，原來是好奇的修女們來看雙胞胎。笑姨家的隔壁很熱鬧，大門不上鎖，門一推開，就是舞廳，舞廳外有人養雞。

母親忙於生計，白日總不在身邊，雙胞胎的童年，是在孤寂之中度過的，遊蕩於街坊，鐵道，與戲院之中。經常思念著「高雄的故鄉」，想念祖母的慈柔，於是手牽著手，沿著鐵道天真問路，「開往高雄的火車怎麼去？」但她們哪也去不了，只能沿著鐵軌（或清場中的戲院）撿拾菸蒂，向成人換糖果吃。

特務的監視，加深了周遭對她們的猜疑，母女三人搬遷不斷。雙胞胎嚴重缺乏安全感，每晚臨睡前，總要一再觸摸母親，確認她還平安，還在身邊。「夜深人靜，母親還踩著縫衣機，顏面白晰，沉重、疲倦，很少展現笑容，我們也沒高興開心過，在那種環境下，塑造我們悲觀敏感的個性。」日後，姊姊美虹在札記裡寫下這段話。美蜺則說，「至今我依舊非常自卑，神經質，即使在大白天，我依舊習慣把窗簾拉上，害怕有人在外偷看，監視。」窗簾一概不透光，近幾年稍有「進步」，接受了透光的材質。

為了增加收入，母親施月霞捨棄裁縫，決定去酒家賣唱，過一種「有時間休息，有時間陪伴女兒」，「可以為孩子買新衣與玩具」的生活。當時的酒家，延續日本時代的風格，是僅供喝酒聽歌的娛樂場所。在這裡，施月霞遇到後來的丈夫，陳顯榮。

陳家有六個兄弟，陳顯榮排行第五。弟弟陳顯能，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當時，年僅十五歲，就讀嘉義中學二年級，到鄰居家中收聽廣播，被「國軍」迫擊炮擊中，當場身亡。（注1）

四哥陳顯宗，二二八事件時，任職於嘉義南靖糖廠，在一趟武裝護送外省人避難的路途中，「遇到國軍，遂被攔截，五名臺籍職員全部罹難，死狀甚慘，親人前往認屍，幾至辨認不出。」

三哥陳顯富，二二八時任教於嘉義中學，事件爆發後，被推舉為「嘉義地區學生聯盟總指揮」，聯合阿里山一帶的高山族部隊，拿下國民黨軍隊駐紮的軍械庫，轉攻水上機場。事敗後退入山區，另組織「臺灣自治聯軍」，擔任武裝工作隊隊長，繼續與國民黨對抗。其後部隊解散，在臺北的北一女中擔任數學老師。一九四八年八月，陳顯富加入地下黨，化名陳目田（「目田」與「自由」字形相近，暗喻「離自由還差一點」），負責臺灣山地青年的聯繫工作。一九五○年七月陳顯富被捕後，答應官方「自新」，但仍被送往火燒島，後因無利用價值，送回臺北槍決，家人不敢領屍。

二哥陳顯德，「知曉其弟為匪諜而不報」，坐牢七年。至於陳顯榮自己，二二八後加入了由學生組織的武裝部隊，圍攻嘉義水上機場，又參與了地下黨「臺南工學院支部案」，藏匿了一年多，出面自首，獲得開釋。（注2）

陳家六兄弟，三人死於二二八及其後的白色恐怖，一人入獄七年，一人逃亡後自首。而他們的父親，竟也因為「管教兒女不嚴」，被解除了校長職務，拘禁六個月，一年後抑鬱而終。

政治創傷的重負，讓陳顯榮得以穿越表象，直取施月霞晦暗不明的悲傷。他向這位「寶美樓酒家」的歌女請問，妳丈夫的死因是什麼？施月霞推說盲腸炎。他追問哪家醫院做的手術，施月霞一時答不出，淚眼驚惶，他便猜到了：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槍斃的。他愛上眼前的女人，不時來聽歌，交往半年後求婚，決心養育劉耀廷的女兒，「照顧受難者的後代」。

一九五八年，美虹美蜺五歲，施月霞再婚。婚訊上了報紙，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下了這樣的標題：大學教授迎娶寶美樓酒家女。此後，無父的雙生女有了養父，陳顯榮暗暗立誓，絕不讓劉耀廷的孩子失學，並且與自己約定不再生子，以免偏心。直到十年後，姊妹倆上了初中，施月霞才以四十二歲的年紀，生了一個兒子。

「小學三年級時，一位同學對班上同學說：雙生仔本來姓劉，她爸爸是匪諜被槍斃的，她媽媽以前是個酒家女，」美虹在札記上這樣回憶著，「這番話是我懂事以來聽到最恐怖的話。」小學五年級開始，雙胞胎清楚意識到，自己經常被人指指點點，「講著不讓我們聽見的話，對我們使白眼，」美蜺說，在那樣一個「到處都在檢舉匪諜」的環境裡，她們無法質疑「匪諜」的定義，洗刷「匪諜」的汙名，也無從追索父親的思想與行動，他的抵抗與他的想望。內心唯一的支撐，只有養父的保證：「妳們的父親不是壞人。」以及祖母溫柔的叮嚀：「不管外面的人怎麼說，相信妳們的媽媽就好，不管別人怎麼看，愛妳們的媽媽就好。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母女三人的生活，在婚姻的框架中得到安定，然而，歧視與「懲罰」以流言的形式，滲入校園與街坊，構築人際障礙，持續施以傷害。「白色恐怖」無所不在，無以名狀。勉強倖存的政治犯親屬，就算勇敢而謙卑地活了下來，依舊要坐心理的牢。「我跟姊姊很敏感，從小自卑到大，」美蜺說，「我們沒有朋友。」受傷的女孩不喜歡上學，渴盼下一個學年趕快來到，至少，在新同學被流言汙染之前，她們還能享有一段乾淨的日子，一點純真的友誼。受傷的女孩不串門子，「別人的父母總會問，養父對我們好不好啊，」殘忍的好奇心不是關心，美虹寫道，「說真的，有時候有點恨父親為什麼要那樣死。」

另一則童年回憶：母親帶小姊妹回高雄探望祖母，順道拜訪父親的老朋友，心想，見到耀廷的女兒健康長大，朋友們會感到欣慰吧。不料，母女三人得到的回應，是近乎刻薄的冷淡。她們敏感地認識到，自己是不受歡迎的，椅子還沒坐熱便告辭了，才剛上路，母親就掉下眼淚。那是屈辱的淚水。回到臺南，成功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小狗「美麗」熱情地撲上來，對她們又舔又親，沒有偏見，獻上全心全意的歡喜。母親說，「人類是殘忍、可怕的動物，狗卻是不會出賣朋友的。」

沒有朋友就算了，小姊妹告訴自己，小狗會陪我們長大，做我們的朋友。遭受孤立的時候，她們抱著美麗，或哭或被動物的純真逗笑了。養父嚴厲，以家父長的權威進行打罵教育，她們躲在宿舍外的水溝邊，暗暗哭泣，「狗狗會輪流幫我們舔去淚水。」她們不敢要求閱讀父親生前的書信，怕母親傷心，也不敢追問父親死後，留在高雄的那隻金獅，後來過得好不好。直到母親過世，美虹與美蜺才跨過那道心理門檻，打開封印，閱讀父親的獄中書信，試圖重新追索與想像父親。其中一封信，獄中的父親竟也念及金獅，問狗狗好不好，託母親照看牠的健康。

與劉美蜺進行訪談的過程中，她不時將注意力轉移至咖啡廳的「店狗」身上，撫摸牠，對牠笑，跟牠說話，並且向我們說明，「這隻狗的前腳受過傷，不能拉扯，要用抱的，」無比自然的親密，帶著深情的信任。訪談沒有安排在她家裡，因為，她擔心，狗狗們會以無限熱情且持續的遊戲與吠叫，讓訪談一再中斷。

美蜺長得與父親神似，成年後，通過閱讀信件而重構的記憶中，美蜺不無感傷卻飽含溫情地「記得」，小時候，一兩歲的嬰兒期，母親經常抱著美蜺等在巷口，盼著父親的來信。又說，大伯為了降低母親的經濟負擔，提議收養美蜺，母親捨不得，堅持「雙胞胎不能分開，」就像兩人的名字蜺與虹，「生來就要在一起的。」大伯為何提議收養妹妹而非姊姊？美蜺說，「因為我長得像爸爸。」似乎，長得像爸爸這件事，給了她無比幸福的慰藉。

美蜺的慰藉，卻是美虹的傷痛。姊姊美虹自小就感覺到，母親是偏愛妹妹的，這份深埋的心事，美虹直到病危，才說給妹妹聽。

美蜺一邊掉眼淚，一邊回憶著：「剛上小學的時候，媽媽買了兩枝鉛筆，筆桿一藍一綠，讓我們挑，兩人都表明喜歡藍色的那款，於是媽媽將筆握在身後，讓我們猜左手右手⋯⋯。」這故事，美蜺根本沒印象，是姊姊於病榻講述的回憶。故事繼續：妹妹賭輸了，但媽媽在身後偷偷換手，將藍色的那枝筆，給了妹妹。這一幕，姊姊全程目睹了，因為，媽媽背後的穿衣鏡，出賣了媽媽的心。

美蜺哭著對病中的姊姊說，「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姊姊答，「因為妳是被偏愛的那個，所以妳不會知道。」

一九七二年，母親施月霞病逝於乳癌，時年四十六歲。

雙胞胎姊姊美虹，一九九二年同樣病逝於乳癌，三十九歲。

蜺與虹的一生，從來不曾見過父親。當她們降生於高雄，父親正在臺北的軍法處坐牢。十一個月大時，父親遭到槍決。父女之間不曾相互聞嗅，擁抱，交換體溫，皮膚對著皮膚，只在夢裡見過幾次。美蜺始終感覺，自己是「父親的女兒」，她知道母親對她的偏愛，來自於，對父親不死的深情。問她，父母偏心對小孩好嗎？她倚了倚腦袋，捧著純真而童稚的回憶，說，「因為偏心而受寵，是一件幸福的事。」又說，「有媽媽疼愛的童年，回憶起來就是不一樣。」

母親再婚後，姊妹倆改冠養父的姓。美虹是以「陳美虹」的身分，離開人世的。一九九七年底，移居日本的養父來電，告訴當時還姓「陳」的美蜺，劉耀廷幾度到夢裡尋他，期盼美蜺「認祖歸宗」，換回本姓。美蜺說，養父是物理學家，不信鬼神，也不拿香，「可見我生父托夢一事，並非偽造。」然而，美蜺感念養父的恩情，對「終止收養」程序始終被動，無法下定決心。不料，三個月後，美蜺清楚記得日期，三月十四日，生父劉耀廷走入她的夢中。「爸爸笑而不語看著我，」手中拿著一封文件，封面上只有一個字，「劉」，文件側面則寫著兩個字，「平反」。

夢醒之後，美蜺接下了父親的心願，因為，「母親與姊姊都走了，能替父親平雪沉冤的人，只剩下我了。」養父陳顯榮為此專程回臺，偕美蜺辦理「終止收養手續」，之後，美蜺再度掀開母親遺下的木盒，將父母生前的通信仔細讀完，重啟一段「重新認識父親，認識政治，認識白色恐怖」的旅程。對美蜺來說，所謂的「平反」就是，說出父親與母親的故事，讓歷史的光束，照亮那「曾經不可說」的幽冥晦暗。

關於父親，關於父親的氣息，美蜺在回憶的海洋中，撈起一個「感官」的片段：時間退回五○年代，曾經與父親同難的獄友們，出獄後來臺南探望母女三人，當時，「我天真地以為，這些和父親一樣被關過的叔叔們，一定會留著父親的味道，我好想抱著他們，看看是否能夠聞到父親的氣息。」然而，白色恐怖的陰影，造就了她內斂的性格，久經特務監視的經驗，也令她怯於表現真情。美蜺不敢擁抱，不敢聞嗅，也不敢親吻那些叔叔們，那些「父親的替身」。至今，她依舊只能親吻父親的相片，撫摸父親的唱片，聞嗅父親生前親手製作的美麗相冊，就像擁抱不死的回憶。

注1 陳美虹於一九八五年，與七○年代的政治犯吳俊宏結婚，與白色恐怖再度結緣。本篇引述的「陳顯榮一家與二二八」，參考自吳俊宏的〈永不開花的枯葦〉一文。

注2 自首與自新有別。所謂自首，是指在官方尚未逮捕的情況下，主動向警察或特務機關報到，出面投案，通常在交待清楚後，會直接釋放回家。自新，則是被捕者於獄中，接受了特務的交換條件，交出組織名單，乃至於協助抓人，或直接進入官方特務機關任職，以換取免罪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