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與現代中國

【導論】

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事蹟從未被當作整體來看待。個別的歷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順帶指出，太平天國之亂（說不定是人類史上死傷最慘重的衝突）的平定，乃是由湘軍領導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師法日本明治維新改造中國，推動了三個月的「百日維新」，但其實在那三年前，湖南就已施行類似的改革。百日維新失敗，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難者譚嗣同，就是湖南維新運動的創始領袖。或者會提到二十世紀第一場反清大叛亂的諸領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者指出領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會，湖南籍成員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黃興親身領導這場革命的程度，遠比事後得到大部分功勞的孫中山高。更近一點看，中國共產黨第一屆政治局的成員，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澤東）。但不論是這些說明湖南人對中國近代史進程有著非凡影響力的例子，還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的出現，缺乏連貫性，幾乎只是徒然引人驚訝，而無法給予真正的解釋。對此現象，歷來的解釋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祕「精神」，有人推測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環境或愛吃辣的習慣。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儘管近代中國幾乎每個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團體的領導階層裡，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們仍把湖南視為保守落後的地方。湖南予人的傳統印象，乃是中國最排外的省分，是粗野之地，湖南的農民抗拒任何改革或進步思想，但這樣的省分卻出了這麼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說不通。本書的基本觀點，乃是這樣的矛盾之所以讓人覺得弔詭，完全因為我們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建立在一普獲認可但其實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國的現代性――和隨之而來的所有政治與社會改革、民族主義、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產物，且從那些口岸往外擴散，啟迪了內陸。在接下來幾章裡，我會證明事實並非如此，湖南其實是不為傳統所拘的文化中心，是今日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自成一體的節點。我們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暫時轉移一下視線，把湖南擺在中央，全新的中國近代史敘述隨之呈現眼前。

在這一與主流敘述背道而馳的反敘述裡，始於晚清的諸多湖南人行動主義事例，其發生都絕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標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諸多不相干運動之間一脈相承的東西，特別是揭開諸主事者的個人關係――師生間、作者與讀者間、軍中同袍間、同學間、後代子孫間與堂表兄弟姊妹間――他們因此被拉進一自覺的傳統和一有意義之整體。我想弄清楚這些人如何理解他們出身的省分，以及其省分與外面世界（包括中國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關係。中國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戶曉的事件，對他們而言有多麼不同？是什麼激發他們付諸行動？湖南的歷史學家所緬懷的是什麼，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對象？他們對未來有何夢想？總而言之，湖南的行動主義者如何解讀晚清直至清朝覆滅，中國大地上的動亂和走得踉踉蹌蹌的建造新民族國家之路？研究發現，這些疑問的答案與我們預期的是大相逕庭，從而使人不禁想問，今日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之所由來究竟瞭解多少。

我所要講的故事，圍繞著兩個主題鋪陳。第一個是湖南人的民族主義。在此，我所謂的「民族主義」兼具兩種流傳於湖南的想法：第一個想法認為，湖南人是一個自成一格的群體，共同有著與中國他省人迥然有別的特色；第二個想法認為，湖南人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歷史命運。那是種時強時弱的民族主義，弱時主張湖南人負有引領中國其他人步入未來的天命，強時則主張湖南人該擺脫中國的束縛，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而從近代中國主敘述的角度看，這一現象根本不該存在。傳統的中國近代史認識告訴我們，儒家忠君愛國的觀念自然而然轉化為對中國大一統的想望，於是順理成章的，中國知識分子無一不懷抱著中國一統的夢想。這一歷史目的論（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本身想以近代民族國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國版圖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學家所構造，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許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當成首要效忠對象的事實，卻恰好在掏空這個立論。本書檢視的許多例子裡，有個一貫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擺第一位，帝國（如果考慮到帝國的話）擺第二位。從中國境內民族主義發展的角度看，這意味著湖南省可同樣輕易的（且如某些人所認為的，更輕易的）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把舊帝國棄之在後。或者如某湖南學生於一九○三年所說的，湖南人應該讓中國步羅馬帝國之後塵消失於歷史舞臺，湖南本身則要成為法國或英國之類的國家，把舊帝國的文明帶進未來。

第二個主題與第一個密不可分，乃是至今方興未艾，對湖南學者王夫之的重新發掘。王夫之是明朝遺老，義不仕清，十七世紀隱居鄉野，其生平和著作於十九、二十世紀成為建構新湖南認同和歷史方向感的核心材料。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歷史事件更有資格做為現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許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們血液裡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讀者或許會注意到，我對王夫之的探究，未走從哲學角度分析他著作的傳統路子，而是研究近代人如何回應他的想法，近代人如何在他思想的基本要素和進步、民主、民族主義之類「西方」思想之間找到不尋常的契合之處。本書是探討思想歷史的專題論著，但具體地說，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為基礎的論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變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處於動態變化的。我認為瞭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擺在人的時空環境（human context）裡去瞭解，這個時空環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別關注之事物驅動的讀者，其塑造文本的意義以滿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們接下來將解讀化為行動的方式。在這樣的探究路徑下，引述文本此事所具有的意義，至少就和該文本起初被撰寫的一刻一樣重要。因此，本書不在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在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後人運用：近代學者如何復興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讀他的著作，又如何在數代的歲月裡把他轉變為令人仰慕的現代湖南精神象徵。用此一思想研究路徑來探討上述主題，可以說再適切不過，因為王夫之也非常重視文本意義經時空轉換而改變的類似觀念。

最後得談談我個人的地區史研究方式。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學者之手的有關湖南的書，卻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當成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書。已有人寫出把湖南當作近代中國縮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抓到整個中國的趨勢，這是較容易辦到的研究路徑。但就本書的目標來說，湖南不是中國的縮影，就像中國不是亞洲的縮影；湖南就是湖南，在湖南人心中獨一無二的地方，湖南史與近代中國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類同。這兩種研究路徑的差異在於：把湖南當個案研究，就是在強調當地歷史裡最容易被歸納出來以適用其他諸省的元素，或者對今人所知之中國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似乎最有助於說明的那些元素。但把湖南視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個主體來看待，則是要為湖南歷史裡該省所獨有且與熟悉的敘述格格不入的諸多元素騰出空間。簡單地說，第一種研究路徑用該地區來小幅調整既有的中國近代史模式，以使其更為完善，第二種則用該地區來質疑該模式。

這是南轅北轍的兩種原則，各以其中之一來做研究的兩個學者，可能在同樣的原始資料裡找到截然不同的意涵，且會選擇循著那些資料所開展出的截然不同的主線走下去。兩人很容易會對另一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視而不見。但如果把他們的研究項目擺在一塊，兩種視角能創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當有關連的畫面，且足以發揮類似立體鏡之兩張幻燈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呈現那些活在另一個當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來的歷史人物充滿矛盾的經歷。本書所探討對象的希望、夢想、背道而馳的意念、挫折，始終未呈現於我們所瞭解的中國歷史，主要因為它們反映了一個已湮沒不明的世界，充滿諸多可能性――為中國構想另一種未來――的世界。那是日後篤定認為一切都通向大一統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所無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歷史人物為對象寫下此書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