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史3000年[中]：從史上最富有的兩宋到錯失全球霸主的大明朝

【摘文１】

 

█從《金瓶梅》看北宋王朝的財富邏輯

若生在鹽鐵國家專營的前朝歷代，西門慶定無販鹽致富的機會。當時西門慶使的是白銀，而非銅錢，北宋貨幣最終價值需以白銀衡量，白銀從此成為中國貨幣家族成員。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一部叫做《金瓶梅》的小說，故事就發生於北宋年間，主角西門慶恰恰就是一個小商小販。在此借助這群市井人群的成長，解析北宋王朝的財富邏輯——只有每個市井之人有了發財的機會，才有可能國富民強。

金瓶故事的開始，西門慶跟武大郎一樣是地攤商販。與武大郎自始至終只賣燒餅不同，擺地攤的西門慶很快就找到新的發財途徑——販鹽，並拿到自己的第一桶金——五百兩白銀。

 

糧食與錦帛等大宗物資免稅，其他只收二％營業稅

請注意，筆者說西門慶開始販鹽，不是說他販賣私鹽。

西漢以降，歷代王朝總是控制鹽、鐵、茶、煙、酒、香藥等的生產與銷售，唐末朝廷收入有九○％都來自於這些專賣行業。北宋王朝雖然同樣也把觸角伸及鹽、鐵等行業，但很少真正控制它們的生產和銷售，最嚴厲的時候也只是向生產者發放「折中」（類似於今天的「配額」），生產和銷售兩端始終控制在私商手裡。●宋太祖一朝，京城、江南和河北路一帶，甚至完全開放了鹽、鐵、酒、茶，帝國只是將其做為普通商品徵稅。●

西門慶拿著自己的第一桶金，轉手在湖州、松江和河北路之間做起了綢緞貿易。古語相傳「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除了貿易極盛的漢文帝、隋文帝等幾個時代，百姓很少從事千里以外的長途販運。盛唐時期貿易也算發達，但京城長安與山東、江南一帶的糧食販運主要是官府漕運，民間商人極少涉及。

宋太祖登基當年，即建隆元年（西元九六○年），趙匡胤馬上頒布世界上第一部稅法——《商稅則例》。

《商稅則例》規定，對任何客商只一次性徵收二％的商稅，此後不得再有所留難。在當時，糧食、錦帛兩種貨物是數量最大、利潤最高的貿易商品，稅收額也最大。然而《商稅則例》不但明確規定糧食、錦帛等大宗物資免徵商稅，還要求各地不得將任何行政費用加在這兩種商品的貿易上。

 

富藏於民，白銀成為貨幣的最終本位

請注意，西門慶手中用的是白銀，不是銅錢。

在下一章會提到，北宋王朝建立在五代十國的廢墟之上，立朝時全國貨幣五花八門，又被分為不同的幾個大區，不同區域有不同貨幣。各地貨幣並不統一，如此長途販運，哪種貨幣才被認可呢？

隨著全國範圍貿易興盛，商人自己必然追求貨幣統一，能在全國得到認可的貨幣當然只有黃金和白銀，其中最主要的是白銀。開寶四年（西九七一年）朝廷下詔嚴懲偽造金銀之罪（並不是禁止金銀交易），可見當時金銀交易之盛。

●宋太祖年間，白銀第一次成為民間交易的媒介之一，成為中國貨幣家族成員。●在這個意義上，北宋貨幣最終價值必須以白銀衡量，正因如此，討論北宋貨幣是否官鑄、重量是否足值，其實沒有意義，因為白銀才是所有貨幣的最終本位。

金瓶梅故事的結局，西門慶成為當地富戶，也許大多數人並沒有注意到，西門慶的產業涉及醫藥（中藥鋪）、紡織（綢緞莊）、餐飲（酒館）等多個行業，唯獨缺少一個領域描寫——土地，這也是金瓶故事中所有富人不曾涉及的行業。

一九八七年，盧興基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撰文，以「金瓶故事」為題慨嘆西門慶，認為北宋年間人們已經開始用新的商業思想價值考慮問題，這預示著一個「天崩地裂」的新時代即將到來。

最後，用《宋史》中的一句話做為這一節的結尾：各地的財富，大部分都分散在各家各戶，並不在官家。（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

 

 

【摘文２】

 

█官員不能撈錢抓權，只能搏個傳世美名

北宋武將無用武之地，文官無治下實權，俸祿豐厚又不能經商，只能把力氣花在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使得百業興盛、文化大家輩出，華夏民族文化在趙宋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

 

 

在前朝演繹的財富流轉中，封建官僚是經濟體中一種無可遏抑的病毒，他們的財富來源於小農，卻又會反噬小農。由於他們的存在，會在第一時間把所有社會壓力以級數擴大到社會最底層，又遮罩住皇權所有的惠民政策，所有社會財富向上流動，成本卻向下擠壓。

北宋王朝和西漢帝國、大隋帝國、大唐帝國一樣，都採用了「皇權—封建官僚—小農」的社會架構，宋太祖趙匡胤又是如何倖免於難的呢？

 

文官武將沒事做，官僚制度逐漸式微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來討論一個史學界的說法，自北宋以來，人們都認為北宋王朝「積貧積弱」。

你也許要問：「北宋王朝經濟不是極其強盛嗎？怎麼又變成了貧窮、弱小，還『積貧積弱』呢？」

其實，與前朝有權傾朝野的大臣不同，終北宋一朝，封建官僚的勢力都非常弱小；與前朝富可敵國的封建官僚相比，●終北宋一朝，封建官僚也都非常貧窮。弱與貧，皆為封建官僚，這就是所謂的「積貧積弱」。●

趙匡胤為了降低武將身分、防止武將反叛，弄出來一個「兵不知將、將不識兵」的軍事體制，武將手中多沒有實權。就連北宋備受尊敬的文官，同樣沒什麼權力，只能領一份乾餉。

●武官、文官都只是有個待遇，根本不給實權。●

北宋年間，唯一有事可做的中央機構是二府和三司，二府是掌管全國行政的中書省（政府）、掌管全國軍事的樞密院（樞府），三司是掌管全國財政的度支、鹽鐵、戶部。就連二府三司的第一行政長官，也都是臨時指派的。

其餘衙門還有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但這些衙門的官差日常事務其實只有一件，那就是——領薪水，其他職責（指差遣）都是被臨時指派，與自己的官職毫無關係。

總之，務必讓所有官員都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權、到底有什麼權。

在古代，一個封建官員的成長，不僅意味著職務的升遷，重要的是有多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調和真金白銀的衝突，就必然有真金白銀的誘惑，所以官員必須洞悉人性的弱點，才能平衡各種利益，最終解決矛盾。

一旦有了這種歷練，封建官僚往往就把才能用到撈錢的路子上去了——這些人吃過見過，無論好人、壞人、能人、庸人都能擺平，將手中權力運用得淋漓盡致，所謂「監督之制」根本就是一句空話。

所以，封建官員的成長絕對是一把雙刃劍，既為封建帝王管理了天下，又蛀空了帝國的財富根基。

 

趙匡胤為警告官員不得從商，拿宰相趙普開刀

在趙匡胤看來，封建官員根本就不是問題，既然我不能告訴你該幹什麼，乾脆我就告訴你什麼不能幹：有一件事當官的絕對不能做，那就是「經商」（含手工業）。

●在北宋律令中，有一條非常奇怪的罪名叫做「經商罪」，大宋王朝所有官員不得經商盈利，也不得讓別人替代自己倒買倒賣（臣僚自今不得因乘傳出入，齊輕貨，邀厚利，並不得令人于諸處回圖）。●

●總之，俸祿之外的錢，都是不該拿的！●

對大宋王朝來說，趙普有定江山社稷之功，是北宋王朝第一位宰相，不僅是「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首倡者，也曾經「半部《論語》治天下」。另外，趙匡胤與趙普私交甚篤，即使在稱帝之後，還經常獨自去趙普家，這位皇帝稱呼趙普的妻子為「嫂嫂」，喜歡吃嫂嫂親手做的烤羊肉。

君臣際遇、聖眷之隆，莫過於此！

開寶六年（西元九七三年）的某一天，北宋王朝有一位貶官非常鬱悶，他就是右監門衛將軍趙玭。唐宋相傳，京城有十六衛軍，是帝國最精銳的部隊，右監門衛就是十六衛的一衛，右監門衛將軍是第三把手。

不料趙玭的兒子居然在汴京大街上開了副食店，賣瓜子、豬頭肉、小吃什麼的。以前朝的眼光看，如此高官的兒子居然混到在大街上開門臉，此情此景簡直把封建官僚的臉給丟光了。

但丟人，並不是問題。

問題是，趙匡胤知道了這一切，然後把趙玭一擼到底（撤除一切職務），讓他在家好好反省。對此，趙玭很是不服氣，於是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某日清晨，趙玭上朝時，「偶遇」了宰相趙普。

趙玭如今只是一個被罷官的幹部，遇到當朝宰相，卻沒有絲毫避讓。不但如此，還攔住了馬車，毫無懼色地把宰相拖下車。

在百官上朝的路上，趙玭開始大聲痛斥這位宰相，揭開了他一些不乾淨的老底兒。

趙玭：「我聽說（請注意「聽說」二字）你身為宰相，卻去做木材生意？」

趙普：「……」（無語）

趙玭：「你從秦州（甘肅天水）、隴州（陝西隴縣）運來高大的木材，在京城販賣，有這事嗎？」

趙普：「……」（繼續無語）

在趙玭的喝罵聲中，趙普慌忙登上馬車，跑了。

這件事發生在早朝之前，地點又在上朝的路上，人物是趙玭、當朝宰相和眾多朝官——擺明了是告宰相趙普黑狀，讓皇帝知道，不只我一個人做生意，你的首輔之臣在做更大的生意。

趙玭的行為果然收到了效果，還沒等群臣在朝堂上商議政事，事情就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裡。做為故交，趙匡胤當然知道趙普的秉性——他確實手腳不太乾淨，曾收受別人十幾瓶金瓜子，還被臨時跑到他家吃烤羊肉的趙匡胤逮個正著。

這一次，趙匡胤準備再給自己的手下上一課——以宰相趙普為例。

朝會開始的時候，宮殿裡突然站滿了閤門衛士（宮廷衛兵），趙匡胤沒等大臣們開口，就直接下令衛士把趙普趕出朝堂。

就在衛士要衝向趙普時，太子太傅王溥站出來向皇帝求情：「臣不求陛下寬恕趙普，但因為小吏一句話就開革宰相，未免不合法度，臣請徹查此事，再據實定罪。」

結果，這件事由王溥負責查辦，他給出的答案是：趙普前段時間買了塊地，現在正在蓋房子，在這個過程中，當朝宰相沒有倒賣木材，只是在秦州、隴州買了點建材，然後做了很多大木筏，用木筏把建材運到京城。所謂倒賣木材，是趙普的建材到京後，把無用的木筏拆了，然後賣掉拆下的木頭。

最後的處理結果是：趙玭為發洩心中不滿，惡意中傷重臣，發配汝州；至於趙普，無罪。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是王溥救了趙普，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鑑於皇帝當時的表現有點過激，王溥斷定趙匡胤又在借題發揮、小題大做，想藉此給滿朝重臣一個警示。然而，為幾根木頭就罷免一個宰相，怎麼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真的讓趙普不能翻身，得找一個更狠的理由。

於是，王溥在案卷中又對趙普的房子進行了一下說明：蓋房子的地皮不是趙普的，而是一個皇家的菜園子，趙普居然用遠郊的一塊空地，糊弄到了這塊好地皮；不僅如此，趙普還在這塊地段上蓋了一個旅店——邸店，也就是北宋的高利貸交易場所。

這就足夠了！

趙玭被發配之後，堂堂大宋開國宰相趙普被交由御史臺問罪，最終因經營邸店被罷相、貶去河陽（今河南商孟）。

宋太祖一朝，趙普是因經商被貶斥級別最高的官員，其餘因經商被殺的高官共二十九人。每逢大赦，經商之官遇赦不赦——讓你再跟黎庶搶錢嘛！

 

官員無法斂財建功，轉而追求名聲

●當官不能做事，又不能貪汙，那麼這些人靠什麼吃飯呢？

俸祿，非常豐厚的俸祿。●

北宋的官俸體系非常複雜，真要說明白，估計又得是一篇博士論文。所以，在此只能說：這是一筆非常豐厚的收入，不幹活的時候有工資，幹活的時候另給獎金，另外還有服裝費、午餐費、僕人費等等各種福利。以正七品俸祿為例，月薪三十兩白銀，按宋代米價折合，到今天約約新臺幣五十多萬。

縣令都能年薪六百萬！幹活就被皇帝猜忌，又有如此豐厚的俸祿，堂堂大宋王朝，上至中書令、侍中、尚書，下至給事、郡縣小吏，大家不問朝政、一起怠工，都以被閒置為樂事，一碰到事情，就說自己不能勝任，明明可以一口氣上六樓，硬說自己弱到要吃「高鈣片」（筋力完壯，少虧謂病不任事）。

這麼多官、拿這麼多錢，不為黎庶幹活，他們在幹什麼呢？

科舉可不是今天的高考，不但數年一次，每次全國也就一百多個進士名額，但凡能能金榜題名者，一定都是絕頂聰明之人。在北宋，這些絕頂聰明之人有了新的事業，且非常具有挑戰性和創新性——文化產業。既然不能在朝堂之上建功立業，那就追求文名傳世吧！

歐陽修（生於西元一○○七年）、李覯（生於西元一○○九年）、邵雍（生於西元一○一五年）、周敦頤（生於西元一○一七年）、司馬光（生於西元一○一九年）、張載（生於西元一○二○年）、王安石（生於西元一○二一年）、沈括（生於西元一○三一）、程顥（生於西元一○三二年）、程頤（生於西元一○三三年）……以上人物排名不分先後，而且沒有列全。這些巨匠都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家，幾百年都未必能出一個，然而，在不足三十年的時間裡，宋朝就能列出這樣一份名單。

 

官無事民自富，科技商業繁榮發達

北宋王朝是世界古代科學技術的巔峰，請注意，是世界巔峰、不是中國巔峰。除造紙術外，四大發明中的其他三項均誕生於北宋；曆法方面，北宋統天曆與今天的公曆完全一致；數學方面，秦九韶等一批數學家定義了多元高次聯立方程式，就連《射雕英雄傳》（故事背景是宋朝）裡的東邪等武林高手，都經常以數學題考校對手……

在西歐尚處於黑暗中世紀的時候，宋初便有了四大書院：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應天府書院。

這是繼西周之後，又一代中華文化盛世！

隨著文化業興盛的還有印刷業，北宋大規模的印坊已有十萬左右的印版，這也同樣得益於趙匡胤開放了私印圖書限制。

●亂世之源，表為流民、實為官吏。這些人本是最聰明的一群人，只要封建官僚能不與民爭利，自然也就「官無事，民自富」。在那幅傳承已過千年的《清明上河圖》中，所有一切都出現了不可遏止的商品化，人們終於找到了真正的財富，那根本就不再是土地。●

●紡織業：●東京開封絲綢業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四百多張織機、擁有一千多名工匠的工廠，只是中等規模；

●造船業：●北宋初年所造海船長達十餘丈，載重量達兩百噸以上，所貯糧食可供水手一年食用，甚至還可釀酒、養豬，現代分艙隔水工藝就是源自於此；

●餐飲業：●當時汴京有正店七十二家，相當於今天的星級酒店，大批茶坊和食店則散布於街頭巷尾；

●娛樂業：●瓦肆勾欄是當時的劇院、小劇場，大的劇場可以容納上千人，說書、小唱、雜劇、講史、小說、舞蹈以及雜技等等。如同《宋史文苑傳》提到的：令人「終日居此，不覺抵暮」。

馬克思（Karl Marx）曾經說過：「城市工業本身，一旦和農業分離，它的產品一開始就是商品」。這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而是資本主義興起！所以，陳寅恪先生才說：華夏民族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摘文３】

 

█趙構的治國方針：免租稅、低利民貸，使耕者有其田

面對貪婪的封建官僚、動盪的社會，宋高宗開出了一個相當不合時宜的藥方：靜以鎮之，清淨為國！但其實，官僚不擾民，民間就有了創新的活力。另外，宋高宗為恢復生產力，致力使耕者有其田，且開放自由市場，鼓勵商業及海外貿易，終於再造華夏盛世。

 

 

任何一條復興之路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宋高宗面對的不僅僅是凶悍的女真人，還有桀驁不馴的軍閥、民軍以及一個極其混亂的市場。

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振臂疾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原本被皇權以各種方式壓制的封建官僚，終於再次獲得了權力，封建官僚一旦聞到金錢的血腥，就會如同鱷魚般撕咬天下之財，即使最富庶的王朝也無法承受這種痛楚。

新黨主張千條不好萬條不好，卻真能給封建官僚帶來財富，也能給趨炎附勢的人利益。所以，新黨很容易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當帝國所有臣民都開始信奉「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的實用主義哲學時，人們便會真的以為有了錢就能擁有一切，市場就僅留下邪惡的一面——只要能賺到錢，什麼事情都敢做！

●建炎之初，南宋外有金人，內有驕兵悍將，還是一個失去禮義廉恥的社會，所有人依舊為金錢而瘋狂。●什麼契約、誠信、市場、交易……誰擁有更強的暴力，誰就擁有更多財富、更多土地！所以，韓世忠、張浚、劉光世、岳飛才會有這麼多土地，所以「江南之地，十有八九盡入官家」！

面對貪婪的封建官僚、面對動盪的社會，宋高宗開出了一個相當不合時宜的藥方：靜以鎮之，清淨為國！

在一次與宰相呂頤浩的談話中，宋高宗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治理天下應該清淨為本，最怕朝官對天下之民指手劃腳，只有封建官僚相安無事，天下之人才能各安本分；國事已然如此，黎庶就像虛弱已久的病人，斷不能再受傷害，否則元氣盡喪。」

靖康之難，社會秩序完全被金兵破壞，農耕生產更是無所談起。面對「百姓棄業辟難」的艱難時局，宋高宗頒行了很多利民政策：南逃漢人（歸正人）可以在朝廷領到耕地，再貸款買到耕牛，本金八年還清，前三年免除租稅；一無所有的流民（被擄之家）則可以在朝廷貸款，去買種子、買農具、安家置業，紹興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賦，等於終高宗一朝三十四年，始終未對這些流民收取租賦。

以上內容就是紹興十二年（西元一一四二年）宋高宗推行的「經界法」，再次以皇權為後盾、以貸款為手段，重新推行「耕者有其田」。

與歷代由帝國主導授田不同，經界法授田的方式非常務實：所有人自行上報占有的土地面積。本來南宋朝廷就沒幾個人，也不想管這事，讓封建官僚去分配土地，還不定會把多少錢摟進自己的腰包！具體給誰授田、授多少田，由保甲公議，反正每個保甲分配的土地總量一定，有人多占就必然有人少占，黎庶會把自己的利益分得很清楚，讓小農自己去治理小農，大部分人都能獲得公平。

就這樣，宋高宗在一年內輕易完成了全國授田，土地占有人自行出具「砧基簿」（地契），標明面積、四至，一經保甲公議即具備法律效力，經官府覆核、確認後，「砧基簿」便成為土地私有權文書。

如果宋高宗只是推行「經界法」，充其量不過是呂后「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