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的藝術：認識自己與體察現代人的心靈

目錄

 

中文版編者的話　

導讀　

 

編者序　

 

Part1分析治療中導致病患改變的因素

1佛洛伊德所主張的治癒因素與我的看法　

2良性、惡性精神官能症與一則個案史　

3有利於治癒的體質因素和其他因素　

 

Part2精神分析治療面面觀

4什麼是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的目標

佛洛伊德的治療目標與我的批評

佛洛伊德如何看親子關係和我的批評

童年經驗與治療過程的相關性

精神分析理論與治療實務的相關性

沙利文對精神分析的貢獻

我們的「時代病」是精神分析的挑戰

 

5分析治療痊癒的前提　

心理成長的能力

個人對心理成長的責任

體會現實的能力

社會和文化對人的模塑性影響力

心靈發展的動態性和人的自由

 

6引發治療效果的因素　

 

7如何展開治療關係　

分析師與被分析者的關係

從事精神分析工作的前提

如何處理病患的依賴性

 

8精神分析過程的功能和方法　

喚起無意識的能量和展現替代選項

欲望的昇華、滿足和禁欲

辨識阻抗

移情、反移情和真實關係

關於分析夢境的一些提醒

 

9克莉絲汀：從一則個案史看治療方法及對夢的理解　

前三回的治療過程和第一個夢境

第二個月的治療過程和第二個夢境

接下來幾個月的治療過程和第三個夢境

第四個夢境和對這段治療的一些思考

 

10治療現代的性格精神官能症的特殊方法　

改變自己的行為

培養對世界的興趣

學習批判地思考

認識你自己和覺察自己的無意識

覺察自己的身體

聚精會神與冥想

發現自己的自戀

分析自己

 

11精神分析的「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

 

參考書目

 

【中文版編者的話】

從《愛的藝術》，到《聆聽的藝術》

 

二〇二一年九月木馬文化推出佛洛姆博士全新中譯本《愛的藝術》，在疫情正熾期間，人們惶惑不安之際，給予關於「愛」，如何相信、如何學習「去愛」能力，以及如何實踐的明晰理論與方法。

佛洛姆六十五年前因個人生命歷程的變故，同時憂心核武軍備競賽的威脅與傾軋，造成國際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將他多年來對於「愛」的思索，擴大為「愛生命」的情懷，完成《愛的藝術》（1956），呼籲人們避開「死亡」的魅惑，回到自身人格的重塑，完整自我，成為一個有「創造力」取向的人，愛自己、愛他人、愛生命、愛世界，生氣蓬勃，滿心快樂。

《愛的藝術》感動也激勵了跨世代的人們，直到現在。

緊接著《愛的藝術》之後，身為社會學家、心理治療及精神分析專家等多重身分的佛洛姆，更積極在他精神分析的專業領域，強化關於「愛的能力」、「愛的實踐」的深化。

《聆聽的藝術》（1991）即收錄了第一部分，一九六四年，他在沙利文學會的演講，以及第二部分，一九七四年，他與學者藍迪斯為美國心理學學生所開的三星期的課程內容。本書的最後一大節「精神分析『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則是他一九八〇年過世前不久打算將第二部分的內容出版成書的導論。

從上述導論的題目為「精神分析『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可知，佛洛姆在心理治療專業領域的「技術」（聆聽）的論說與方法，實則可普及應用於「對一般大眾維護身心健康的建議」。

他說：「自我分析就是一輩子不斷地積極覺察自己，以及更加覺察自己的無意識動機、心靈中一切重要的事情、自己的目標、自己的矛盾和不一致。」（《聆聽的藝術》）

他也說：「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專注的首要意義是能夠傾聽。」（《愛的藝術》）

於是，經過提醒及練習，我們會明白，「覺察自己」，來自於「傾聽自己」，理解他人，來自於「專心傾聽他人的話語和自己的回答」。

由此我們可以說，愛的能力學習的起點在於「傾聽」。「傾聽」和「愛」一樣，都是一門藝術，一如佛洛姆一再敦促的，「愛的能力」和「傾聽的能力」需要「整個一生保持紀律」去實踐。

邀請各位親愛的讀者，同來傾聽這位深愛人類的哲學家，獻給全世界「認識自己與體察現代人心靈」的諄諄叮嚀。

 

【導讀】

聆聽自我的生命責任—佛洛姆拯救的新人類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跟沙利文（Harry Sullivan）與霍妮（Karen Horney）等人都被稱作「新佛洛伊德主義者」（neo-Freudian），意指他們皆追隨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的觀點，堅持將精神分析置於社會和文化條件，乃至記憶與歷史的脈絡下去檢視。更多對「佛洛姆是誰？」的標籤，如人本主義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心理學家、社會文化派精神分析師等，也許對研究者們有座標式功用，了解到佛洛姆和不少遭受納粹迫害的德國猶太移民一樣，強調以精神分析為基礎，對歷史、體制及社會作批判思考。

 

然而，如果忽略佛洛姆更深層的宗教情懷，我們便錯失他不論從社會學角度或精神分析所真正追求的目標：革新性格，轉化人成為「新人」（a New Man）！

 

按與佛洛姆同期受訓成為分析師的芮克（Theodor Reik）的說法，出生於正統猶太家庭的佛洛姆，原本打算如同他的祖父與曾祖父，成為猶太教的律法導師「拉比」，雖然他後來放棄了這份信仰的實踐，但骨子裡仍然有根深柢固的猶太人品味與個性，以及某種貫穿各種學說的宗教質地。這質地可從他明顯帶有基督宗教色彩的〈信經〉（Credo）裡感受得到：

 

「我相信沒有人能透過為他人做選擇來『拯救』他的同胞。一個人能為另一個人做的，就是不帶多愁善感或多餘幻想，只真實且全心地向他展示餘下的替代選項。面對真正的替代選項可能會喚醒一個人所有隱藏的能量，並使他能夠選擇生命而非死亡。要是他不能選擇生命，那麼就沒有人能為他吹入一口生命。」（出自佛洛姆作品《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1962）

 

在「有限的自由」中，人仍要對生命或死亡作出「選擇」，代表人對自身能否得救一事，有無可避免的「責任」。為了跟所有在痛苦中守候的人類宣講攸關如何「救贖」的信仰觀，佛洛姆的書寫總是平易近人，又直截了當地要求讀者作出改變。他不走那些真理派分析師令人難消化的書寫路徑，但相對當時美國的學界氛圍，他又提出許多充滿獨到創意的分析治療觀點。

 

技術之外的批判式分析態度

簡單而言，佛洛伊德認為人的精神結構是由驅力和與之角力的防衛持續形塑

的，環境的影響力遠不及幻想與慾望等等的潛意識內因來得首要；藉由把個案的心靈當作不怎麼受外界影響的獨立機器來處理，這使得傳統的精神分析師能站在遙遠而被動的觀察者位置去工作。佛洛姆則把個人的歷史視為他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的縮影，即在驅力以外，人的精神與性格其實與社會及文化脈絡密不可分；分析師與個案既一同身處某種社會結構之中，分析師的個人文化背景和歷史又塑造出類似或異於個案的個性，二人在個體及社會層面都持續在碰撞與交流；獨立運作式心靈機器的假設在此被動搖及解封，使佛洛姆能踩上主動的參與者位置去進行治療。

 

《聆聽的藝術》作為佛洛姆對分析治療的長篇論述，彌補了他過去側重精神分析式社會批判的另一端：具社會學批判的精神分析理論。但這說法仍不夠精確，因為我認同原書的編者芬克（Rainer Funk）所指，本書並不能視為佛洛姆的精神分析教科書，裡頭呈現的更多是佛洛姆基於臨床經驗而高度個人化的「批判式治療態度」，而非系統式書寫的「治療技術」。

 

在本書第一部分，佛洛姆首先把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構成從佛洛伊德那套「驅力」與「自我」之間的衝突，修正為「惡性激情」（malignant passion，死亡）與「良性激情」（benign passion/Eros，生命）間的衝突。在體質因素（基因、驅力／自我強度、性情、氣質、生命力、勇氣等）到環境因素（人際、家庭、學校、社會體制與文化觀）的光譜上，創傷、症狀、療效之間的關係有百百種推論，但佛洛姆認為人的康復契機取決於一個至關條件：投入良性激情，提升對世界與他人的愛與興趣，和減少惡性激情的極端自戀。兩種激情的火花點燃了治癒的能量：「分析治療的治癒寄託在人格的非理性部分和理性部分相遇時所產生的衝突」。

 

本書第二部分是橫跨八個章節的課程文稿，始於佛洛姆批判佛洛伊德對他所處的（維也納）社會結構沒有任何批判，即佛洛伊德毫無質疑地擁抱「自由派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把影響人「去愛、去工作」的能力的症狀才視為疾病，純粹用社會功能來粗淺定義心理健康。一百年前，讓人受苦的症狀以歇斯底里或強迫症為主，而今天看到的，更多是憂鬱、失眠、空虛、無意義等的難言苦楚（且伴隨各種精神科診斷）。顯然，症狀及人的精神面貌已隨著時代與社會結構在變遷，每個人都被所屬的社會模塑出某種社會性格，因此佛洛姆主張社會分析與個人分析是一體的兩面！

 

由此，我們不妨思考台灣社會結構會模塑出怎樣的性格？是服務業滋養的討好與奴性？是教育規訓的聽話好學生？是長年面對政治威脅時的妥協、畏縮與自貶？還是想反叛一切的「恁爸昧爽」挑釁格調？抑或者，在「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的門面下，有著友善與熱情背後對攻擊慾望與自尊受挫（無法自戀）的壓抑，使得人們表現出過度友善與自我膨脹、天真與偽善的分裂複合體？上述也許都不夠正確，但我感受到台灣人的社會性格是在多元的社會（微／次）結構中重疊與折疊地生成的。

 

人有著主動改變的責任

藉由抹去社會不適與個人不適之間的分野，佛洛姆抱負遠大：改革社會即長遠地治療個人，而治療個人亦隱含社會結構的改革。我認為其中一個創見，在於他在當時就指出了當今心理治療圈不自覺衍生的自我疏離狀態（self-estrangement），使人無法真正去除內、外在束縛以達到獨特個性的完全實現。

 

人可以宣告之所以過得悲慘，皆源於未處理且隨年月惡化的童年創傷，讓今天的自己只能以某種特定（不成熟、不健康）方式回應他人與環境，才造成關係破裂、生活挫敗，最後貼上治療師一句「這不是你的責任，錯在於童年時期怎樣對待你的父母／他人」的安心保證封條。另一種宣告則是「我有某某症／某某人格障礙的診斷」，診斷彷彿成了與自我無關的附加腫瘤，只等待哪天一刀切除掉。當代的精神分析師麥克威廉姆斯（Nancy McWilliams）認為以上行為會隱晦地教人們偷偷否認自身的責任、阻礙去靠近自己和他人。把問題丟給過去的心理創傷或醫師的診斷，也許能舒緩部分心理痛苦，卻無法帶來真實的改變；相反的，按佛洛姆和麥克威廉姆斯的警示，當我們用「我是一個憂鬱的人」、「我很邪惡」、「我十分自戀」等的「我是」（to be），來取代「我有憂鬱症診斷」、「我對他人有惡意」、「別人說我有自戀的議題」等的「我有」（to have）表述時（我謹期望讀者不要把它混淆至精神疾病的汙名化上），人們就承認了生命之難處，不再無意識地推卸、卻是肯定起行為的自我責任（responsibility）：「這是我的人生！我要主動改變！」

 

「我（佛洛姆）心目中的分析治療最重要的是，必須喚起病患自己的責任感和積極性。」自由與責任是共生的，人得去擁抱而非逃避自身的體驗，不願背負責任便無法享有自由。換言之，雖然「心理困擾像感冒」能改善民眾過往抗拒因精神疾病就醫的心態，但這觀點的轉變也演化為個人與自身的疏離關係結構，現在需要回到文初所說的目標：這份革新性格的責任，得涵蓋思想、行為、情感、各種價值與信念等方面的系統式改變，否則這人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人」！

 

佛洛姆鼓勵人們在痛到極處時認真尋求改變，好放下平庸之見而追尋真實，這需要「皈依」般主動渴求拯救的努力與意志。相對的，是人們每天默默供養的自戀「舊人」，自戀者無法看見他人、無法批判自我，他們在自憐上無比自我中心，又缺乏實質的改變行動。「在自戀中，別人可以是定向點。他們可以指出你的想法是胡說，還是你空想出來的。」佛洛姆認為精神分析治療的價值在這裡得到完全體現：人把自己交出去，讓分析師去聆聽他不認識的自己「是」誰。

 

分析始於聆聽，聆聽生於去愛

聆聽是精神分析治療的起點。本書最後一節雖然因佛洛姆的去世而無法完筆，

教人遺憾，但某程度而言，我想他早就在《愛的藝術》便寫好了這篇〈精神分析的「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該有的態度：唯有去愛（loving），我們才能全心全意地聆聽（listening）另一個人類的靈魂之聲。

 

有時候佛洛姆的主張被批評為缺乏個人心理（微觀宇宙）與社會要求（宏觀結構）之間差距的深度心理學解釋，像是當他強調人要敢於面對與招認自戀才可能碰觸真理時，我們不妨設想他解釋不足的部分：社會結構（如極權、極左／右政治等）又會如何反過來阻止發生自我聆聽的可能性？

 

事實上佛洛姆也無奈在某些境況下，人類註定生病，但此症狀亦是他們「用殘缺的方式尋求他們的救贖……因為那是他唯一照到陽光的方法。」渴望救贖的受苦者已用盡方法獲取陽光，即使面目殘破不堪，但我們又是誰，可以評斷他們並非對生命虔誠的信徒呢？

 

—2023年5月6日於台北

（本文作者為心理諮商師，精神分析主題作家，臉書、方格子「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版主）

 

 

摘文

 

心理成長的能力

我想把心理成長的殘破潛力比喻為花園裡的一棵樹。它位於兩座牆之間的角落，只能照到很少的陽光。這棵樹的形狀長得彎彎曲曲，它長成這個樣子是因為那是它唯一可以照到陽光的方法。如果將這棵樹換成一個人，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個性情乖僻的人。他沒有按照他應有的模樣生長，沒有按照他的潛力生長。但他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呢？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照到陽光的方法。每個人都設法照到更多太陽光來得到生命力，但如果環境讓他無法以較為直接的方式獲得陽光，他就會使用彎曲的方式。所謂的彎曲就是一種病態的方式，一種扭曲的方式。但他仍然是一個人，竭盡所能為他的生命找出一個解方。這是我們應該記住的。

 

如果我們看見一個人有上述的疾病，我們不應該忘記，以這種方式發展的這個人，仍然在為自己的生命尋找解方。他熱切地尋找，只不過有很多環境因素讓他極度難以找到，甚至會讓他產生抗拒，因為他太過害怕任何幫助他改變生命軌跡的企圖。

 

想要改變自己，想要獲得真正的性格轉變，是極度困難的工作。事實上，這是所有宗教和大部分哲學思想的目標。它當然也是希臘哲學和一些現代哲學的目標，不管你說的是佛教、基督教、猶太教，還是史賓諾莎或亞里士多德。他們全都致力於找出人應該如何教導自己，才能把自己改造得更好、更高尚、更健康、更快樂，和生活得更有力量。

 

大部分人都是依照責任行事，因為他們自認有所虧欠，這表示他們是依賴性的。他們還沒有到達自我肯定的階段，不會認為：「這是我，這是我的人生，這是我的信念，這是我的情感。我不會按照一時心血來潮行事，因為那是不理性的。而是會按照所謂的自己的理性展現，或者人格的本質性要求、本質性力量來行事。」

 

何謂「理性」？懷德海說過：「理性的功能是促進生活的藝術。」如果要我來說，我會說理性是所有會促進一個實體成長和發展的行動和行為；非理性是所有會拖慢或摧毀一個實體成長和結構的行為，不管這實體是一棵植物或一個人。根據達爾文的理論，本能會被發展出來，是為了服務個人生存和物種生存的利益。它們會促進個人和物種的利益，因此它們是理性的。性愛是完全理性的，飢餓和口渴是完全理性的。

 

人的麻煩在於他的行事極少受到本能的決定。否則，如果人是動物的話，他將會是完全理性的。每隻動物都是完全理性的，只要你放棄把理性和智力混為一談的習慣就會明白。理性並不必然與思想有關，其實，理性同樣指的是行動。試舉一個例子。如果有人把工廠開在勞工缺乏和工資昂貴的地方，而他又需要勞工多於機器，那他的行為在經濟上就是非理性的，因為他的行為必然會弱化、並在最終摧毀他的工廠系統，而他也會很快意識到這一點：他一、兩年後就會破產。

 

若根據人的立場，則我們必須說非理性的行為，不是他的本能，而是他的非理性激情。動物是不會嫉妒的，不會想要為破壞而破壞，沒有施虐癖，不會想要剝削和控制別人，所有這些激情幾乎不存在於哺乳類動物。人類會發展出非理性激情，不是因為非理性激情根植於本能，而是某些病態環境在人身上引起的病態特徵所導致。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你有一袋薔薇種子，你知道想要它們長出盛放的薔薇花叢，就必須在適當的時間把它們種在有適當濕度、溫度和土壤的環境。這些條件可以讓薔薇種子成長為完美的薔薇。如果你把種子種在太潮濕的土壤，它們就會憔悴，就會壞死。如果你不是把種子種在最佳的環境，則雖然它們一樣會成長為薔薇花叢，但它們的花朵、葉子等等將會是有瑕疵的。這是因為薔薇種子按照原設計就是要在有利其成長的條件下才能充分成長，而這些條件是可以透過經驗找出來的。

 

就像任何動物飼養者都知道的，上述道理同樣適用於動物，也適用於人。我們知道，人要充分成長，需要某些條件。如果得不到這些條件，例如沒有溫暖只有寒冷，沒有自由只有強制，沒有尊重只有虐待，那麼小孩雖然不會因此死去，卻會變得性格乖戾，一如樹木如果沒有獲得需要的陽光就會變得歪扭。不合宜的環境會產生扭曲的激情，它們是非理性的激情。它們不會促進而只會削弱人的內在系統，甚至將其摧毀，讓人錯亂。

 

個人對心理成長的責任

我心目中的分析治療最重要的是，必須喚起病患自己的責任感和積極性。我想，今日許多人對分析治療的看法，都是基於病患的假設：這是一種可以讓病患透過說話獲得快樂的方法，它不會讓病患冒險和吃苦，也不需要病患態度積極和做決定。但人生中沒有這種事，分析治療中也沒有這種事。沒有人可以透過說話得到快樂，哪怕說話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分析師詮釋。

 

為了能發生改變，病患必須擁有尋求改變的巨大意志和衝動。每個人都怪罪別人，以此規避責任。我不是從法官的立場談論責任。我並不指控任何人。我不會認為我們有權像法官那樣指控任何人。但有一件事實仍然是事實：除非一個人在讓自己康復一事上有責任感、參與感和自豪感，否則他不會康復。

 

除非人認為某件事是最重要的，否則他將什麼都學不會，一事無成。今日大部分人都想要輕鬆學習，但這樣將不會學到任何高難度的事物。如果你要成為鋼琴高手，你必須每天練習許多個小時。如果你想成為舞蹈好手也是一樣，你想成為好木匠也是一樣。你練習、從事這些活動是因為你選擇它們作為最重要的事。《塔木德》對此有很好的說明。根據《聖經》，當希伯來人要渡過紅海時，摩西舉起手杖，海水就分開了。但《塔木德》卻說當摩西舉起手杖，海水並沒有分開，只有當第一個希伯來人跳入水中之後，海水才分開。這裡的寓意是除非有人願意投入，否則無法成就任何事情。置身事外的人將什麼都無法理解，什麼都學不會。因為一切都是膨脹的，都是沒結構的，都是讓人沒頭緒的，日後回憶時你會說︰「我這個學一點，那個學一點，真是愉快。」但是，在我看來，任何對人生沒有衝擊的事物都不值得學習。與其學習對一個人沒有直接或間接衝擊的事情，倒不如去釣魚、開帆船、跳舞或者做其他事。

 

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是一棵蘋果樹，就讓自己成為一棵好蘋果樹；如果你是一顆草莓，就讓自己成為一顆好草莓。我沒有說你應不應該成為一顆草莓或一棵蘋果樹，因為人的素質多元，差別非常大。每個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獨特的。你甚至可以說他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別人完全像他。所以重點不是創造一個規範讓所有人一樣，而是創造一個規範讓每個人不管是什麼樣的花朵，都可以充分盛放，都可以充分誕生，充分活躍。這聽起來像是會導致一種虛無主義的觀點，因為你可能會說︰「那樣的話，如果你生而為罪犯，你就應該當個好罪犯。」坦白說，我認為當個好罪犯要勝於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是，既不是罪犯，也不是非罪犯，活得毫無目的和意義，這樣更糟糕。不過，我認為當一個罪犯，就算是有本事的罪犯，仍然是一種病態現象。因為人生下來不是為了當罪犯，因為犯罪本身是一種病態現象。

 

一個人的成長以變得自由為開端。自由的過程由一個人和父母的關係肇始。這是絕無疑問的。如果一個人不能從父母手中解放自己，如果他沒有越來越感覺自己有權為自己做決定，如果他不覺得自己對父母的願望既沒有害怕也沒有特別藐視，那麼通向獨立之路的門就會總是關著的。

 

我會說一個人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問自己︰從我對待父母的態度來判斷，我在通往獨立的道路上走到哪裡了？我不是說人不應該愛父母。人應該愛父母，甚至去愛傷害自己的父母，即使父母不知道對孩子造成傷害。有些父母真的讓人無法去愛，也有些父母雖然犯了很多錯，但仍然非常可愛。所以我並不是建議要對父母採取敵對態度。人和父母發生爭吵常常都是為了掩飾繼續存在的依賴關係，所以必須向父母證明父母是錯的。只要人們一日有需要向父母證明父母是錯的，我就一日有需要向人們證明他們的父母是錯的。只有一個人在不必證明自己是對還是錯的情況下，他才是自由的。這是我們通往自由的道路的開端。當然這只會在人嘗試過之後才認識到。

 

精神分析的目標

我想用以發端的問題，同時也是所有後續發問的一個基本問題：精神分析的目標何在？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想答案也非常簡單：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是一個非常古老的人類需要，從古希臘到中世紀再到現代，你都會找到以「認識你自己」作為認識世界的基礎。愛克哈特以非常強烈的方式說過：「認識上帝的唯一方法是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是人類最古老的抱負之一。而這個抱負或目標，根植於非常客觀的因素。

 

如果我們不認識我們賴以行動和下決定的工具，我們又要如何認識世界、如何正確生活和作出反應？ 「我」是我們的嚮導、領導者，它以某種方式成功地生活在世界上、下決定和擁有價值觀。如果這個「我」，這個下決定和行為的主體，未能正確地為我們所認識，那就表示我們的所有行為和所有決定都是在半盲和半醒的狀態進行。

 

我們必須考慮到人不像動物那樣，具有天生的本能。本能告訴動物如何行動，所以牠們除了本能告訴他們的事情以外，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不過，這種說法有一個但書，因為在動物王國裡，甚至演化程度非常低的動物都需要學會一些事情。本能無法在沒有最起碼學習程度的情況下運作。但這不是最重要的。動物基本上不需要認識太多事情，儘管牠確實擁有一些透過記憶保留的經驗。

 

然而人卻必須知道一切才能下決定。他的本能不會告訴他如何決定，只會告訴他：必須吃喝、保護自己、睡眠，也可能包括應該生小孩。大自然的花招是賦予人類性快感或性滿足，但這種驅力並沒有人的其他本能需要那麼強。所以，「認識你自己」不但從宗教、道德或人性的立場來說是必要的，從生物的立場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是因為生活的效率仰賴我們認識自己的程度。我們越是認識自己，我們顯然越能作出恰當的決定。反之，我們越不認識自己，我們下的決定必然會更加不明所以。

 

精神分析不只是一種治療方法，還是一種供人自我理解的工具。也就是說，它是讓人自我解放的工具，讓人掌握生活的藝術的工具。在我看來，這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功能。

 

精神分析的主要價值在於為人格帶來精神層面的轉換，而不是治癒症狀。如果沒有其他更好、更快的治癒方式，則用精神分析來治療也無妨，不過精神分析的真正歷史重要性，在於你也會在佛教的思維方式中找到那種取向。自我覺察，也就是正念，在佛教修行中具有核心作用，可讓人獲得比一般人更好的生活狀態。

 

精神分析主張「認識你自己」可以帶來治癒。這種主張早見於《福音書》中：「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為什麼有關一己的無意識的知識，也就是充分的自知之明，可以幫助人擺脫症狀，甚至變得快樂呢？

 

我們的「時代病」是精神分析的挑戰

傳統上精神分析被理解為對生病的人的治療過程。如果我強迫性地懷疑一切，如果我有著偏執性懷疑，如果我的手臂因為心理原因而麻痺，這些都是明確的症狀。精神分析不是唯一可以治癒症狀的方法。我看過很多人因為信仰得到醫治，從癱瘓和各種嚴重的症狀康復過來。人們真的得到了治癒，沒有絲毫懸念。現今人們也被很多方法治癒。如果事情只關係到治癒，有很多方法都是好方法。

 

你也可以用使人感到恐懼作為治癒的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德國醫師發明了一種方法幫助得到炸彈驚嚇症的士兵擺脫恐懼和恐慌：他讓士兵接受會引起極大疼痛的強烈電擊。這位醫師名叫考夫曼，他的方法被稱為「考夫曼療法」。他的方法無疑是一種醫學方法，也無疑可以治癒。這方法也是一種折磨，只不過人們對這種折磨的恐懼要大於再次去戰壕打仗。藉由這種使人感到恐懼的方法，人們的症狀被治癒了。用一種更大的恐懼趕走另一種恐懼，對一個人的心靈會產生什麼影響，當然不是考夫曼醫師和軍方感興趣的問題。

 

不過有很多症狀一樣可以治癒，而且大概只有精神分析能夠治癒，這些症狀包括偏執性懷疑、所有種類的偏執症狀，還有一些歇斯底里症狀。這些症狀有時要治療起來非常容易。讓我舉一個成功來得非常容易的分析治療案例，它只花了幾小時就將一種症狀治癒。曾經有一個女人來找我，抱怨她每次離開家裡都會擔心家裡發生火災，因為她總是不由自主地懷疑自己出門前忘了關瓦斯，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一想到這個，她就會身不由己地一定要回家去看看有沒有發生火災。這種事乍聽之下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卻形同毀掉了她的人生，因為那會讓她幾乎不能外出。她必須跑回家，總是無法戰勝自己的擔憂症狀。她還談到她四、五年前動過癌症手術，動刀的醫師事後告訴她，目前危險固然解除了，但癌細胞卻有可能轉移，像火一樣蔓延開來。這當然是一個可怕的前景，任何人聽了都會大受影響，所以她非常害怕癌細胞擴散。她成功地把對癌細胞擴散的恐懼轉移為對火災蔓延的恐懼。這樣，她就不再害怕癌症，只擔憂發生火災，後者雖然一樣會對生活造成干擾，卻可以趕走一種更引人害怕的恐懼：恐懼罹癌。

 

就在她來找我的時候，她的癌症會復發的機率已經變得相對低（我說過她是大概四、五年前動的手術）。所以，這時候即使驅除了她對火災的恐懼，也不會重新招來她對癌症的恐懼。但換成是兩、三年前，讓她知道她害怕火災的真相對她是否有好處，則令人存疑。因為她知道了的話，她對癌症的恐懼就會捲土重來，而那是一種比她對害怕火災痛苦得多和心煩得多的恐懼。在這裡我們看到，你只要將一種簡單的症狀轉化成病患真正害怕的東西，它就會幾乎即時消失。大部分個案都更加複雜，不過我認為在大部分用得著分析治療的個案中，使用這種症狀分析治療法便已足夠。

 

在佛洛伊德的時代，大部分找精神科醫師的人都是因為出現一些症狀，主要是歇斯底里症狀，但這些症狀在今日都非常罕見。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種隨文化模式改變而來的精神官能症風格的改變。歇斯底里是一種情感的大爆發。當你看見一個歇斯底里的人又哭又叫的時候，你也許會聯想到上一個世紀的演講者，或人們寫的情書。今日當我們在電影裡看到這類事物時會覺得非常滑稽，這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非常不同的風格。我們現在是一種實事求是的風格，不會流露太多情感。今日，因為與他人缺乏連結而產生的類思覺失調症是最常見的症狀。

 

在佛洛伊德的時代，人們得到的是色彩鮮明的症狀：不只是歇斯底里，還有強迫症等等。不過，今日去找精神分析師的人大部分都是得了佛洛伊德所說的「時代病」：我們這個世紀特有的不適。時代病完全沒有症狀，當事人只會感覺不快樂、失眠、人生沒有意義、生活沒有熱情、漂浮不定和有一種隱隱的身體不適感。他們希望分析治療可以改變這種情況。這種分析被稱為性格分析，因為它是分析整個性格而不是症狀，因為你可以說，這些人得到的是無法用語言文字正確定義的疾病，但卻可以從自己或他人而精確地感受到。

 

這一類精神分析被稱為性格分析，專門針對因自己而受罪的人。病患沒有碰到不好的事。他們沒有短缺什麼，卻因為自己而受罪。他們不知道拿自己如何是好，為此感到苦惱。那是一個他們甩不掉的包袱，是他們解決不了的謎。他們能夠破解字謎，但沒能力解決生命提供給每一個人的謎題。

 

要治療這類型的疾病，我認為古典意義的精神分析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一種不同種類的方法，因為醫治這種疾病關係到整個人格的徹底改變。苦於這種疾病的人在沒有經過徹底改變和性格改造以前，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分析治療。小幅度改變並無任何好處。現代的系統理論可以說明這一點。我是指人格是一個系統的概念。也就是說它們不只是各部分的總和，還是一個結構。如果結構的一部分發生改變，其他部分也會發生改變。結構本身有一種維持自身的傾向。結構傾向於拒絕改變，因為它傾向於維持自身。

 

對結構進行小改變將不會有太大用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人們常常提出改善貧民窟的方法，是在貧民窟裡蓋較好的房子。那會有什麼後果？在經過三、五年之後，漂亮的新房子會落得和舊房子一個模樣。為什麼？因為教育沒有改善，收入沒有改善，健康沒有改善，文化模式沒有改善。也就是說，整個系統會吞噬掉所有小改變，讓改變的部分被再次整合到整個系統中。你想要改變貧民窟就必須改變整個系統，同時去完全改變居民的收入、教育、健康和人生。這時你就可以蓋較好的房子。但只改變一部分是不夠的，那不足以抵抗系統的影響，因為它感興趣的是維持自身的存在。

 

一個人在同樣意義下是一個系統或一個結構。如果你只做小改變，很快會發現這些新改變在一陣子之後便消失了，沒有事情是真的發生改變。只有對你的人格系統進行非常基本的改造，才可望在未來創造出改變。那將需要涵蓋你的思想、行動、情感和一切。即使只是全方位地走出一步，都要比只在一個方向走出十步更有效果。我們也在社會改革看到同樣的事情：只有一個方面的改革從來不會產生長遠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