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活下去：安地斯山空難如何啟發我拯救生命的天職

第一部

第1章
生死之間的界線在哪裡？
 
我盯著超音波機器的螢幕，研究即將出生的胎兒心臟。我慢慢來，看著螢幕上的小手小腳，感覺就像我們隔著螢幕在溝通。我對這個即將誕生的小生命——還有這顆為了活命必須修補的心臟很是著迷。

前一刻我還盯著超音波螢幕，此刻我卻望著扭曲機身的窗外，掃描地平線，看看我那嘗試探路的朋友是否會活著回來。自從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們失聯超過兩個月後逃過安地斯山脈的墜機，我自問過一大堆不斷在改變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當所有機率都對你不利，你會怎麼辦？

我轉向躺在烏拉圭首都蒙得維地亞的義大利醫院二樓輪床上的懷孕媽媽。在她子宮裡成長的孩子少了最重要的心室，該怎麼告訴她最好？直到短短幾年前，有這種先天心臟缺陷的新生兒無辜地抱病來到這個世界，出生不久就會夭折。他們留下的唯一痕跡是短暫的痛苦與家人的長期創傷。

但是幸好，醫學有了大躍進，這位面露驚惶的母親阿茲森娜現在可能有希望了。這對母女和丈夫以及另外兩名子女，還有一段漫長艱辛的路要走。就像我穿越安地斯山脈那樣的未知道路。我和朋友很幸運最後離開山區，抵達麥提尼斯鎮（Los Maitenes）的翠綠山谷。雖然我明知他們無法全部撐過這段路而心情沉重，我還是極力想帶領這些孩子去那裡，到他們自己的翠綠山谷。

這是我身為醫師的兩難。我看著已經被母親命名瑪麗亞．戴．羅沙里歐的孩子，發覺自己在生死之間跌跌撞撞。現在她暫時活著，拴在母親子宮內的胎盤上，但往後怎麼辦呢？我該建議一連串冗長又曠日費時的手術，讓她有機會活下來嗎？冒這麼大風險花這麼多錢值得嗎？我有時候難以承受這類困境的相似性。

我們終於離開殘骸翻過通往智利那座谷地的山峰和峽谷時，遭遇到一大片無人荒地。在零下三十度那種天氣中幾乎不可能存活，沒有任何裝備又瘦了將近七十磅。大家都以為我們不可能由東向西步行五十幾哩直接越過安地斯山脈，因為以我們的虛弱狀態，沒人能夠承受這種艱苦。

我們可以選擇留在子宮般安全的機身裡，直到我們耗盡保命的少數糧食，亦即我們同伴的屍體，機身也變得無法居住為止。就像嬰兒從母親那裡得到養分，我們也依靠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我們的親友。我們該留下還是離開？擠成一團還是前進？途中我們唯一有用的裝備是從飛機的加溫系統管線拆下的隔熱層，再用銅線縫合拼湊出來的睡袋。看起來就像從垃圾掩埋場挖出來的東西。

這孩子仍是胎兒，仍然連接著她的營養來源，可以活一陣子，就像我們在機身裡。但是有一天，就像我們，如果她要活就必須切斷臍帶，因為我們在跟時間賽跑。我是最後一個決定冒險離開的人，所以不斷回想起這個強烈又揮之不去的影像。我們何時該切斷臍帶？何時又該主動承受折磨，嘗試越過凶險的山脈？我知道倉促決定徒步過山，就像對這些先天心臟缺陷的孩子來說，操之過急的處置會有很大的風險。

我深思熟慮很久才作下決定。其中有太多因素，但我知道我們只剩最後的機會。費南多（南多）．帕拉杜了解我的懷疑，因為他也很謹慎，只是他怕讓其他倖存者失望而不敢大聲說出來。每死一個人，我們的一部分也跟著死去。直到古斯塔夫．澤比諾告訴我我們最勇敢的朋友努馬．圖卡提死了，我才決定該走了。是時候離開安全的機身，帶著無法適應外界的一顆心生下來了。我的朋友阿圖羅．諾蓋拉在墜機時雙腿骨折後來過世，他告訴過我：「你真幸運，羅貝托，你可以代替我們這些人走路。」否則今天在這裡的可能是他，不是我。

當年我十九歲，就讀醫學院二年級，打英式橄欖球，飛機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墜落山區，我那時的女友叫蘿莉．蘇拉可。在山上那七十天簡直是災難與求生醫學的速成課程，我天職的火花變成了熊熊火焰。那是最殘酷的實驗室，我們都是白老鼠—─而且我們心知肚明。在險惡的試驗場裡，我對醫學有了新的體悟：治癒的意義就是活下去。從此以後我學到的東西都無法比擬這個卑微的源頭。


在我工作的醫院裡，有些同事在背後或當面批評我，說我太專橫、太魯莽、藐視規則，行為逾矩——當年在山上的同伴也這樣指責過我。但病患不在乎醫療企業的社會規範；他們上醫院然後回家，不再受制於規則。我的作風就是山的作風。艱苦，毫不留情，在無情荒野的鐵砧上鍛鍊成鋼，只有一件事情重要：拚命活下去。
 
第2章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三日
 
當我閉上眼睛，經常穿越時空，發現我回到了墜機當天的淚之谷。那一刻之前，我和朋友一直活在可預料的世界。然後，突如其來，我們人生的期望有了個裂縫—─我們被迫漂流在時間宛如凍結的永恆地獄邊緣。

那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三點二十九分。我望向機窗外，驚訝地看到安地斯山脈的山頂很接近我們這架費爾柴德FH-227D客機的機翼。我們來自Stella Maris（基督徒兄弟）學院的橄欖球隊向烏拉圭空軍租用了這架四十五人座的渦輪螺旋槳飛機，載著球員、校友和球迷去智利比賽。

突然，我感覺飛機掉進一團亂流裡。然後又一次。飛機想要拉高增加高度。雖然機師把引擎催到底，推力還是不夠。稍後，一側機翼被山頂撞掉而發出淒厲聲響。接著是一次驚天動地的爆炸，伴隨金屬崩壞擠壓的聲音，然後旋轉下墜。

我們宛如陷入颶風被甩來甩去。我震驚、暈眩，同時飛機在震耳欲聾的爆炸中撞擊與翻倒，感覺像以超音速滑落山腰。我驚覺我們的飛機墜落在安地斯山脈——而且我死定了。這種意外沒人能夠逃得了，不論是人還是機器，血肉之軀還是鋼鐵之身，全都會扭曲變形，摔個粉碎。我死命抓著我的座椅，內臟撞來撞去，還赤手空拳抓掉了幾塊纖維布。我低下頭，準備迎接會讓我昏迷的最後一擊。死亡會是什麼感受？我會呼吸困難，喪失視力嗎？世界會變成一團黑嗎？我能忍受多少痛苦？我必須看著自己身體肢離破碎嗎？還是會保持清醒直到死前最後一刻？我何時才會失去意識？

我們迅速急停下來，我被安全帶綁住的座椅被扯離原位，撞進前方的座椅中，連鎖反應直到我們的幾排座椅堆積在駕駛艙邊才停止。但我還在呼吸。我不禁想或許我已經死了，因為我無法相信自己還活著。當時我還沒意會到死神將一點一滴地蠶食我們。

我暈了過去幾秒鐘。醒來時，還搞不太清楚狀況。我的視線不清，頭暈腦脹，全身疼痛，但又說不出是哪裡痛。我聽到模糊的呻吟聲，聞到了飛機燃料的刺鼻臭味。往背後看，我看到機身敞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機身已四分五裂，機尾段則消失不見。我們所處的剩餘機身則置身在群山之中，暴風雪把擋路的一切東西都颳走，用寒冷鞭打我們。脫離螺絲釘、七零八落的座椅上開始有人的頭和手在動。隔著走道坐我旁邊的弗拉可．瓦斯奎茲看著我求助。他蒼白、困惑又驚嚇……我背後有人搬走困住我的座椅與金屬堆。我一轉頭看到古斯塔夫．澤比諾。他看我的表情彷彿在說：你還活著！我們默默自問：現在怎麼辦？我們從何開始？但是另一個仍震驚不已的朋友卡利托˙裴茲終於開口說話，他只說：「卡尼薩，這是空難，對吧？」

我看過去發現弗拉可．瓦斯奎茲的腿受傷了，我們必須幫他止血。一刻也不能耽誤。採取行動的本能發揮，幫助我踏出了前幾步。我並不是沒有懷疑；只是沒時間猶豫了。

我開始走來走去，被不明東西——應該說是被人絆倒：艾瓦洛．曼吉諾躺在他的座位下，被扭曲的鋼鐵困住。古斯塔夫抬起座椅讓我把艾瓦洛拖出來。他的右腿被金屬壓住，我幫他掙脫後，看得出他的腿骨折了。我叫艾瓦洛專心想其他事情，然後迅速接上斷骨。艾瓦洛的臉頰淌下眼淚，但他連哼都沒哼一聲。我用古斯塔夫給我的一件撕開的襯衫緊緊包紮好他的腿。在我們找到更好的東西做夾板之前只能湊和了。

我們繼續在殘骸中搜索。下一個遇到的人是大塊頭安立奎．普拉特羅。他指著身體下方，叫我們看被一片金屬插入的肚子，彷彿那是別人的身體。我們不曉得傷口有多深。古斯塔夫叫他轉過頭去，拔出金屬，連著一塊腹部脂肪一起拉了出來。我把脂肪塞回去，然後用一件球衣當繃帶包住。「謝謝。」普拉特羅說。

寒冷立刻彌漫四周。艙內原本是攝氏二十四度，現在變成零下二十三度，我們被飛舞的冰雪包圍。我們打開行李尋找外套和毛衣，還有可以當繃帶用的T恤。

我看到我們隊長馬切洛．裴瑞茲．戴．卡斯提洛，還有幾個人正在幫助其他生還者。許多乘客被扭曲鋒利的碎片困住，開始像來自靈界的陰影一樣搖晃，我們努力在艙內清出一條路。一小段距離外，古斯塔夫加入丹尼爾．費南德茲和蒙丘˙薩貝拉，正在努力和負傷的副駕駛商量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接下來會怎麼樣。

「這個還活著……這個死了。」我們巡邏殘破的客艙時古斯塔夫說，他往下伸手去檢查第三個人的脈搏。我們包紮一個，安撫另一個……

天啊，我好累。為何呼吸這麼吃力？我看向飛機後方，從巨大的破洞看得到外面的冰雪世界，無視我們的驚恐與困境的世界。我第一次這麼問自己，這是什麼鬼地方？難道我們墜落在高山上？怎麼可能一架裝滿燃料的飛機撞上山脊卻沒有發生大爆炸？我往外看發現我的死黨巴比˙法蘭索瓦坐在積雪中一件行李上，一面搖頭，一面不斷咕噥：「我們完蛋了。」

不知不覺間，天色開始變黑。頓時變得伸手不見五指。我們用打火機照明，同時也害怕可能引燃滲透周圍所有東西的飛機燃油。又有三個打火機亮起，冰凍的強風吹襲我們，火焰在黑暗破碎的客艙中閃爍減弱。

這種高度的空氣稀薄到我完全精疲力盡。我雙手沾滿死者和傷患的鮮血。我找到一個角落可以休息又不會壓到傷者、斷肢或遺體。駕駛艙附近，構成行李艙的網子有兩根鋁棒支撐，形成類似吊床。我到了那裡，發現有人跟我想法一樣，我不認識的人，科切．因夏提。我們擠在一起，在黑暗中發抖不已，躺著睡覺。我閉上眼睛努力喚醒所有理智。

起初，我覺得自己真倒楣。但後來，我移動疲倦的肌肉，感覺身體回應大腦的每個命令時，感受就完全相反：世上沒有更幸運的人了，為此，我應該永懷感激。

 
帕布羅．維爾奇的話

    我認識羅貝托．卡尼薩幾乎一輩子了。我出生在烏拉圭蒙得維地亞的卡拉斯科區； 他比我小兩歲半，就住在七十五碼外。我們上同樣的學校，我們的父母輪流接送，我們在位於我們兩家正中間的同一處遊戲場玩耍長大。他很熱情又聰明，個性超乎傳統，即使小時候都令我驚訝。我們馬上變成好友，一輩子都很親近。

    一九七二年羅貝托搭乘的飛機墜落在安地斯山之後，我無法相信他和許多其他同學親友就此消失。那群橄欖球員散發出青春不朽的光環。但只有羅貝托、南多˙帕拉杜和其餘十四人生還。

    在記者生涯中，我寫過很多文章設法說明一九七二年十月到十二月在山頂上具體發生了什麼事。二○○八年，我出版了《冰雪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now），書中十六名倖存者講述自己的經歷，不只（如同《我們要活著回去》）提供發生的事實，並且得以一窺他們內心的掙扎。

    我為了寫書訪談羅貝托的過程中，他來找我丟出一個主意：他要我幫忙探究他在山上的苦難如何影響人生道路的全貌。我同意了這個計畫。這對我是一大挑戰。這些年來我對他的敬意變成了深深的崇拜，不只因為一九七二年發生的，也因為他往後人生所做的事。

    整理書稿時，首先最重要的，我訪談羅貝托關於在安地斯山上和後來當醫師的經歷。然後我和他的家人聊天，加上涉及救援的各方人士。最後，我訪談他的許多病患及家屬，還有什麼比他歷年來接觸過的人們說法更能解釋他的小兒心臟科醫師生涯呢？羅貝托從不出席這些訪談，避免他在場影響到他們的記憶。

    整個過程中，我尋求真心誠意的證詞，以探索這個人如何被多年前他在山上的苦難鍛鍊，以及那段經歷如何塑造他後來成為的傑出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