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商業凌駕體育，奧運已經淪為一場金錢豪賭。
★以經濟發展之名的官商勾結、利益分贓、跨國壟斷，
好處由財團與官員瓜分，債務卻由市民與弱勢背負。
★瑞士、德國、瑞典、奧地利、波蘭，皆已公投反對奧運。
東京重金爭取2020奧運，若停辦將面臨上千億損失！
◎從雪梨的30億、雅典的90億，到北京的400億與索契冬奧的500億美元，歷屆奧運花費屢破新高。不但其中充滿了貪腐醜聞，國際奧委會與各國政客所承諾的效益也更從未實現，徒留龐大債務與各式蚊子館。
◎1997年後，全球願意申辦奧運的城市越來越少。2004年奧運有12個城市申請，到2016年降為7個，2020年只剩下5個。
◎2004年雅典奧運時間蓋的兩千多間選手村，現在有一半閒置。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北京的觀光客數量比前一年少。研究顯示，從1950到2005年的歷屆奧運，主辦國的GDP都沒有實質成長。
◎2014年7月，日本出現反對舉辦2020年東京奧運的示威活動。抗議群眾無法接受東京政府計畫要花60億美元辦奧運（實際花費早已超過）。抗議人士建議不需要建新場館，只要把1964年的舊場館修繕改裝即可。但此建議被國際奧會副主席約翰．柯特斯否決。同樣爭取2020奧運的馬德里主張善加利用現有體育設施，只需額外投資19億美元，卻不被國際奧會接受。
◎2016年舉辦奧運的里約，三年過後仍積欠高達47億台幣的負債。
奧運和世界盃足球賽是如何從單純的比賽變成各國政府、財團追逐利益的超級盛會呢？著名運動經濟學者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從1896年首屆現代奧運會和1930年首屆世界盃開始追溯了這段歷程。
辛巴里斯在書中詳述，早期由於美蘇冷戰、種族歧視等政治爭議與財政壓力，奧運的主辦權是乏人問津的。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1984年的奧運為洛杉磯政府創造兩億多美元的盈餘，自此以後，奧運就被國際奧委會包裝成一個可以帶來鉅額商機、促進城市建設，有利於城市行銷的全球盛會。2000年後，中國、俄羅斯、巴西等崛起中的金磚四國也紛紛爭取舉辦奧運，作為改善國家形象、鞏固民心的行銷手段。
然而，辛巴里斯指出，無論是短期的商業利益還是長期的國家建設，奧運、世足的價值都被過度吹捧：遊客人數及其花費能創造的經濟效益被誇大、奧運對整體城市觀光造成的排擠效應被忽略、遊客的花費被跨國企業接收而無法嘉惠在地居民、大型競技場在賽後淪為蚊子館、鉅額的花費排擠了城市發展所需的長期投資等等。舉例來說，2000年雪梨奧運原本預估每天會有十三萬名觀光客，實際上只有九萬名。2004年雅典奧運時間蓋的兩千多間選手村，現在有一半是閒置的。2008年北京觀光客的數量比前一年少，舉辦奧運八月時的觀光客也比前一年八月少。而名噪一時的「鳥巢」每年得花費三億台幣的維護費用。
既然存在種種不利後果，為什麼還是有人搶著辦奧運，以至於光是申辦花費經常就超過一億美元？除了主辦國希望藉此推銷形象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奧運對少數的利益團體來說是龐大的商機。儘管籌辦奧運的經費來自於各國納稅人，但相關的交通建設、場館營造、開幕閉幕儀式、遊客的餐飲住宿消費都是流入少數財團荷包的油水，再加上國際奧會的煽風點火，於是奧運主辦權變得炙手可熱。而為了打造一場華麗的競技，每屆奧運的花費也越來越高昂，2000年的雪梨奧運花費30億美元，雅典奧運翻了一倍，北京奧運膨脹到400億美元。2014年的俄羅斯索契即使只是舉辦冬季奧運，花費更高達天價的500億美元。貪汙、賄賂更時有所聞。
也因此，奧運的光環逐漸蒙塵，世界上願意申辦奧運的城市數目越來越少，從1997年的12個城市下降到2013年的5個城市。原本打算爭取2022年冬季奧運的慕尼黑與斯德哥爾摩紛紛公投撤銷爭取，漢堡也放棄了2024年的奧運。
不幸的是，國際奧會與國際足總拒絕任何實質改革。舉凡表決程序的透明化、擴大奧會委員資格、六大洲輪流舉辦、重視節約並重複使用舊場館等呼籲，皆被漠視。在爭取2020年奧運舉辦權時，馬德里計畫利用現有的體育設施，只增建必要的基礎建設，節約開銷到現代奧運史上最少的19億美元，卻被奧會否定。雀屏中選的東京初步規劃的總額則為60億美元，一度引發東京群眾的示威抗議。
在本書中，辛巴里斯先簡述1896年後歷屆現代奧運以及世界盃足球賽的營運概況，隨後分別從短期、長期角度考察它們的經濟效益，接著比較巴塞隆納、索契、里約熱內盧、倫敦、北京、南非、雪梨等案例，分析它們成敗的關鍵。最後，作者指出主辦國和主辦城市要如何才能成功的要素，以及列舉國際奧會與足總應該如何改革的方案。
過度商業導向的奧運已經面臨了危機，如果不能斷然改革，原本促進體育與人類和平的美意將蕩然無存。對關心奧運、運動經濟與城市發展的讀者來說，《奧運的詛咒》是一本振聾發聵、令人深思的奧運診斷書。
▶▶▶本書於2016年曾以《奧運的詛咒：奧運、世足等全球運動賽會如何危害主辦城市的觀光、經濟與長期發展？》出版
專文推薦──石明謹（專業球評）
聯合推薦──彭台臨（前體育署副署長）、陳楷（中廣體育大主播）、楊東遠（運動視界主編）
全球專家讚譽
「本書以令人讀之膽戰心驚的研究資料，呈現出奧運與世足的華麗舞台背後，說得天花亂墜、真相卻見不得人的各種交易……辛巴里斯的重點一方面是主辦國，這些國家為了吸引各國觀光客的造訪與減緩債務而傷透腦筋，最後淪為無路可退的受害者。但本書真正的主角是加害者，包括國際奧委會、國際足球總會，他們是一群為了自身的存在與利益而盤算的瑞士官僚，坐領六位數高薪、生活奢華，目中無人。」──《衛報》
「辛巴里斯是一位著作等身、非常權威的運動經濟學家。本書以清晰的論述、豐富的佐證資料來說明，哪些投資了上百億美金籌辦奧運與世足的城市，最後都只肥了國際奧委會與足球總會，本身的經濟與社會條件卻受重傷。」──《華盛頓時報》
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
哈佛大學博士、史密斯學院經濟系的羅伯伍茲講座教授、《運動經濟學刊》（Journal of Sports Economics）編輯委員，專攻運動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經常為職業運動中的聯盟、球隊、球員協會、主場城市提供專業諮詢建議，且曾在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主持評論職業運動的節目。
辛巴里斯在2003年參與了紐約爭取2012年奧運的籌備活動，並發現官方宣傳都太過樂觀。2013年，他與其他兩名學者原先受到美國麻州參議員羅森堡的推薦，參與波士頓爭取2024年奧運的十人審議委員會，卻在該州州長迪佛•派崔克的操弄下全部被排除，取而代之的全部是觀光、建築等從奧運中有利可圖的企業人士。辛巴里斯自此對奧運申辦過程中的官商勾結深惡痛絕，於是決定寫下本書，「冷酷地剖析奧運和世界盃的經濟學，讓非經濟學家易於理解」。他同時還擔任「反波士頓奧運」（No Boston Olympics）團體的顧問。波士頓後來於2015年7月宣布退出申辦，2024奧運主辦資格由巴黎取得。
辛巴里斯著述甚豐，其中包括《運動、工作和稅收：運動隊伍和球場的經濟影響》（Sports, Jobs, and Taxes）、《讓最好的球隊贏：棒球經濟學和公共政策》（May the Best Teams Win）、《國家的休閒活動：為什麼美國人玩棒球而世界各國玩足球》（National Pastime）。
梁文傑
現任民進黨籍台北市中山、大同區議員，曾擔任民進黨中央中國事務部副主任、政策會副執行長、《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總編輯。譯著有《賣命工作的誘惑——新經濟的矛盾與選擇》、《索樂文報告：中國談判行為大剖析》、《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中東心臟：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民、宗教，歷史與未來》等書。
私底下的梁文傑熱愛香港漫畫、乒乓球，關心體壇賽事。
推薦序 奧運的危機與重生 / 石明謹
譯者序 都市發展的整體規劃應該先於奧運 / 梁文傑
前言
彩色插圖
第一章 奧運和世界盃怎麼了？
第二章 奧運和世界盃的歷史
業餘主義的時代
金錢、政治和奧運品牌
商品化與業餘主義的終結
分贓
金磚五國登場
奧運的財源
國際足總與世界盃
國際足總的內部鬥爭
世界盃的財源
第三章 短期經濟效應
理論與實際
主辦國的支出
主辦國的收益
第四章 長期經濟效應
長期效益
長期成本
第五章 巴賽隆納和索契
巴塞隆納
俄羅斯的索契
第六章 里約和倫敦
里約和巴西
倫敦
第七章 要麵包還是競技場
難以計算的經濟效益
爭辦過程會吃掉可能的收益
如何改革？
注釋
索引
摘錄 第七章 要麵包還是競技場？
◎談判籌碼
以上討論都假設所競標的東西（奧運或世界盃的主辦權）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但這並非向來如此，例如一九八四年奧運的主辦權就是這樣。唯有在提供的是人們有需求的好東西時，財貨或服務的壟斷者才有利可圖。如果我開了連鎖速食店，賣的卻是橡膠做的漢堡，那就算我是唯一賣橡膠漢堡的，我在市場上也不會有什麼權力或籌碼。
相反的，如果我賣的漢堡是可以吃的漢堡，又如果漢堡王、麥當勞和溫蒂漢堡都關門大吉了，我就有辦法提高售價，我的店就會賺大錢。但我也沒辦法讓價格太離譜。就算我是壟斷者，價格還是受到需求的限制。因為當價格高到某個程度時（例如一個漢堡賣七美元），消費者就會轉去買塔可鐘（Taco Bell）、肯德基或便利商店的包裝三明治。
同樣的道理，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有辦法在某個限度內逼爭辦者不得不出高價。但如果玩得太過火，或者連續幾次的主辦國都辦得不好，那麼對於主辦權的市場需求就會降低，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會失去籌碼。在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那種無人申辦的極端情況下，國際奧會就完全沒有籌碼。
從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開始，金磚五國主宰了世界盃和奧運。開發中國家的生猛熱情造就了貴得離諎的比賽。在亞特蘭大、雪梨、鹽湖城和雅典時只有一些誤判和損失，到了北京、南非、索契和巴西就變成大災難。最近幾屆奧運和世界盃的負面新聞已經使得各國對主辦權大失興趣。國際足總選擇卡達主辦二〇二〇世界盃的貪汙醜聞以及前幾屆世界盃的打假球問題，都讓情況雪上加霜。
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也都知道情況嚴重。表2-3就是證據：從二〇〇一年以來，爭辦夏季和冬季奧運的國家越來越少。在過去五次爭辦週期中，爭取夏季奧運的城市持續減少，從二〇〇四年的十二個城市，一路降到十個、九個、七個和二〇二〇年的五個。而爭辦冬季奧運的城市從二〇〇二年的九個下降到二〇一八年的三個。
二〇二二年冬奧主辦權的遴選作業目前幾乎停擺。原來有興趣的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瑞典斯德哥爾摩、德國慕尼黑、瑞士達沃斯和烏克蘭利維夫（Lviv）都在二〇一三年和二〇一四年宣佈放棄，只有挪威奧斯陸和中國及哈薩克兩個威權國家在競爭。值得注意的是，二〇一二年荷蘭政府提出一份報告預測說，未來只有威權國家才能主辦奧運，因為只有這些國家「才有中央集權的金錢和權力來主辦」。
國際奧會把奧斯陸列為候選城市也很值得注意。根據國際奧會的規定，當地居民的廣泛支持是很重要的申辦條件，但挪威和奧斯陸根本不符合。根據二〇一四年三月的民調，百分之五十九點二的挪威人和百分之五十五點八的奧斯陸人並不支持辦奧運。國際奧會把奧斯陸列入決選名單，實際上是選了一個根本還不想辦奧運的城市。國際奧會現在明顯處於下風。
國際奧會也很清楚問題嚴重。二〇一四年六月，奧地利、德國、瑞典和瑞士的國家奧委會共同提出一份名為「二〇二〇奧運議程：申辦經驗」（Olympic Agenda 2020: The Bid Experience）的內部報告，報告中說：
在瑞士和德國，公民投票有百分之五十三反對申辦奧運。在瑞典，國會反對申辦奧運。在奧地利，公民投票有百分之七十二反對……在克拉科夫，百分之七十反對。
為什麼歐洲國家都不想辦奧運？這四個國家的理由都很類似：害怕為了申辦和主辦花大錢，尤其是在看到索契冬奧大幅追加預算和人權及環保問題之後。
巴黎市長安妮.希達哥（Anne Hidalgo）在被問到想不想爭辦二〇二四年夏季奧運時，她的回答反映出越加普遍的觀點：「我喜歡運動。我喜歡比賽。我知道運動能為社會帶來什麼……但我們現在的財政和預算都有限，我根本不可能說要去申辦。住宅、公共服務、正義和經濟，這才是巴黎人向我要的東西。」
在南非和巴西的罷工潮和抗議潮受到全球矚目之際，不只是巴黎人這麼想。日本在二〇一四年也出現反對舉辦二〇二〇年東京奧運的抗議活動。二〇一四年七月，群眾抗議政府要花十五億美元蓋奧運主場館（這已經比原來規劃的減少百分之五十），認為既破壞環境又浪費錢。抗議人士主張只要把一九六四年的奧運主場館修繕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蓋新的。國際奧會副主席約翰.柯特斯則表示，所有變更奧運主場館的計畫都要由國際奧會批准。
湯瑪斯•巴赫在二〇一三年九月接下賈克．羅吉的國際奧會主席一職後，他的第一步就是造訪各國敦請大家來申辦。他到每個地方的說法都一樣：只要貴城市提出申辦，國際奧會將特別青睞。接下來，巴赫開始討論要如何對遴選程序加以改革。我將在本章後面討論這些改革及相關的問題。
塞普•布拉特和國際足總也一樣在調整。國際足總的慣例是在歐洲和美洲輪流辦世界盃。這個模式在二〇〇二年被打破，當時是世界盃第一次在亞洲舉辦（日本和韓國合辦），而二〇一〇年由南非主辦又再次打破慣例。新政策決定要在六大洲輪流舉辦。二〇一四年的主辦權該輪到南美洲。但在二〇〇七年十月要決定由哪一個國家主辦時，只有巴西提出申請。
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國際足總毫無籌碼。所以國際足總又取消了六大洲輪辦的政策。最新的政策是，如果申辦國和前兩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屬於同一洲的話，那就失去資格。這樣一來就不只限一個洲可以辦，而是同時有四個洲的國家都可以申辦。
◎如何改革？
從上往下的改革
二〇一四年六月一日，美國國家奧委會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四年一度的大會。大家本來期待美國國家奧委會會宣佈由哪些城市代表美國競爭二〇二四年夏季奧運。美國國家奧會從二〇一三年二月就開始邀請全美五十個城市來申辦。一般來說，各城市想代表美國去和全世界競爭的話，通常要花一千萬美元。
但美國國家奧委會主席賴瑞.普伯斯（Larry Probst）並沒有宣佈名單，而是向媒體抱怨紐約沒有申請到二〇一二年奧運和芝加哥沒有申請到二〇一六年奧運，並說他要看看國際奧會到底要如何改革申辦程序。這聽來像是威脅：除非美國獲得主辦權，否則我們就不玩了。
自從一九九六亞特蘭大奧運之後，國際奧會確實對美國不公平，畢竟最大的電視轉播合約來自美國。國際奧會最近正在和NBC電視台洽談一個時間到二〇三二年，價值八十億美元的轉播合約。如果奧運能在美國的時區內舉辦，NBC的收視率會比較高，美國人也可以在黃金時段收看比賽。收視率一高，不但NBC的合作夥伴會很高興，下一次再談轉播權的價金也可以提高。更何況，大多數美國一線城市都有大量富裕人口，付得起高額的門票和餐飲，而美國企業也會買形象廣告。
普伯斯和美國國家奧委會認為美國應該拿到二〇二四年的主辦權，打破二十八年無法舉辦的不正常現象。所以普伯斯表示美國國家奧委會不會亮出底牌，要等巴赫在二〇一三年成立的國際奧會工作小組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宣佈如何改革遴選程序再說。但奇怪的是，普伯斯在四週後還是宣佈了名單──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
巴赫在二〇一三年接任主席後，他很快就明白申辦城市越來越少的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他告訴專門報導奧運新聞的《奧運環內》（Inside the Ring）雜誌說，國際奧會的申辦過程太繁瑣，他要改得簡單和有彈性一點：
我們要求得太早又太多。我們和可能申辦的城市談，好像做生意一樣要求他們投標。我們開出條件，「你必須做這，你必須做那，我們的條件是什麼，我們的保證是什麼。」這樣一來，全世界的申辦書都是由同一群人（顧問公司）寫出來的。每一份申辦書都一模一樣，我不必找他們來面試就知道他們會怎麼回答。我要改變這種心態……我要讓每一個申辦城市自己去研究奧運如何能配合他們城市和國家的長期發展。
這些想法很有道理，巴赫也成立了工作小組研究如何改革。國際奧會前任主席賈克．羅吉也曾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呼籲過改革，但沒有實質成果。整個程序只是變得更繁瑣、更昂貴。
種種跡象顯示這一次也不會有什麼大改變。在二〇一四年二月索契冬奧前的國際奧會大會中，有兩種改革主張被提出來討論。第一種主張是讓國家和城市都可以提出申辦。這會降低城市的負擔而提高國家的負擔，也會提高交通運輸（還有碳足跡）的成本和維安成本。這看來變化不大。第二種主張是重新回到鹽湖城冬奧之前的作法，規定國際奧會委員必須到申辦城市親自造訪。親自造訪會比看錄影帶更準確，更能正確評估每個申辦城市提出來的計畫。但這也會提高花費，為買票賄賂開了門路，而這正是當初停止這種作法的原因。
要有本質性的改變，就必須打破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壟斷。其中一個方法是讓奧運和世界盃面對競爭。這有人嘗試過但沒成功。美國媒體大亨泰德.透納（Ted Turner）在一九八六年發起「善意運動會」（Goodwill Games）並在自家頻道轉播。透納在一九八六年虧了二千六百萬美元，一九九〇年又虧了四千萬美元，然後這個比賽就慢慢無疾而終，最後一次是二〇〇一年在澳洲布里斯本。如果連透納的財富和媒體王國都無法競爭，其他人更辦不到。奧運和世界盃的品牌強到能形成自然壟斷。全球觀眾並不想要兩個奧運，也不想要兩個世界盃。
要降低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的籌碼，限制申辦者數目也是一招。也許可以重新採用國際足總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的六大洲輪辦的方法，而國際足總正是因為這個方法會降低其籌碼才停止不用。此法不但可以減少有資格申辦的城市，也可以為申辦城市省下約一億美元的申辦費用（東京申請二〇一六年奧運時據稱花了一億五千萬美元）。問題不是這種方案好不好，而是巴赫的工作小組及國際足總能不能接受這麼大的改變。
如果國際足總和國際奧會願意的話，以下三種方法也是可行的：一、願意接受比較舊的、不那麼宏偉的主場館；二、願意鼓勵已經辦過的國家重複舉辦；三、願意真正客觀地評估奧運和世界盃最能符合哪一個申辦城市的發展需求。雖然國際奧會和國際足總老是在口頭上說很關切主辦國的發展和環保等議題，但有權利投票的人其實根本沒能力去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