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向阿拉斯

所謂該我們上場，指的是我們被分派到一個偵察任務。時間是一九四○年五月底，正是我軍大撤退，兵敗如山倒的災難之時。飛行員前仆後繼地犧牲，就像試圖用一杯水撲滅森林大火般，人人視危機和風險的概念如耳邊風。整個法國軍隊只剩五十支偵查小組，每三人為一組：飛行員、觀測員、射擊士。五十支偵察小組中的二十三支組成了我們的單位： 2-33聯隊。三週內，二十三支隊伍只剩下了六支。我們聯隊就像是風中殘燭般，快速消融如滴蠟。昨天我和嘉瓦中尉聊天時提到：「我們戰後再說吧。」話才說完，嘉瓦便回：「上尉，你還覺得我們能活過這場戰爭？不會吧？」

嘉瓦沒在開玩笑，他嚇壞了。我們很清楚，除了將自己投入這場如同森林大火般燃燒的戰爭中，別無選擇。就算這一切毫無道理可言。整個法軍只有五十位偵察機組員，整個法國軍隊的作戰策略都落在我們的肩上。戰爭的森林大火正猛烈地燃燒，而有人卻希望能用幾杯水來撲滅它。這幾杯水當然註定是要被犧牲了。

就是這樣了。誰會想抱怨呢？我們之中除了：「長官，非常好！是的，長官！謝謝，長官！沒錯，長官！」什麼時候聽過其他的回答了？在法國即將步入終戰的這段期間，有種感覺籠罩著我們，一種荒謬感。所有事物在我們身邊一一裂解，崩塌陷落。這崩壞感太過徹底，以至於連死亡本身對我們而言也變得荒謬。死亡，在這團混亂的局勢中，已不算什麼。我們自己也不算什麼。

杜特和我到了少校的辦公室。少校名叫阿里亞斯，我寫這篇文章時，他人還在突尼斯指揮2-33聯隊。

「午安，聖修！哈囉，杜特！坐。」

我們坐下。少校在桌上攤開一張地圖，轉身對下屬說：

「幫我拿氣象報告來。」

他坐著，不斷用鉛筆敲桌子。我看著他，他臉色憔悴，幾乎都沒有睡。他最近不斷地開車，整晚來回奔波到臨時參謀總部，也被召去師部和旅部，向軍備補給站強烈抗議並爭取他們答應要給但總是食言的裝備。這期間他的座車常塞在車陣中動彈不得。在我們被敵軍逼得四處竄逃，處境像是在冷酷的法警車中痛苦掙扎的壞蛋時，他負責督導我們機組員最後一次撤退和最近一次的移防。阿里亞斯成功地救回了我們的飛機、貨車，以及空軍聯隊軍需品和文件檔案。他看起來疲憊不堪，氣力用盡。

「嗯…」他說話了，手上的鉛筆不停地敲打桌面，眼睛仍然不看我們。

沉默了幾秒後，少校再度開口：「這他媽的太爛了。」他聳聳肩，總算說出心裡話：「他媽的爛任務，但參謀總部說要這樣幹，就是要這樣幹。我和他們吵，但他們還是堅持要做……就是這樣。」

杜特和我坐著，望向窗外，這裡的樹枝也同樣隨著微風搖動。我聽見母雞的咯咯啼叫聲。我們的戰情室借駐在一間校舍中，少校的辦公室設置在一間農舍裡。

要用幾頁虛偽的文字來描寫明媚的春日、正在熟成的果實、穀倉旁滿院子長得胖嘟嘟的小雞、抽高的麥穗，來對比近在咫尺的死亡，是再簡單也不過了。但我不會這麼做，因為我不認為平和的春日背後組成的是死亡的概念。為何生命的甜美到頭來會是一場諷刺？

然而當我望向阿里亞斯的辦公室窗外，一個模糊的想法卻確實地閃過腦中。「春天已死。」我喃喃自語，「季節錯亂了。」我曾飛越廢棄的打穀機和收割機，看見摩托車被丟棄在路邊的溝渠中。我也曾偶然到達一座積水的村莊廣場，廣場上的水龍頭――所謂的「水源」――大開，水流源源不絕地湧出。

突然間，一個特別荒謬的影像出現在我腦海：我以為時鐘壞了，所有在法國的時鐘都壞了。教堂尖塔上的鐘、火車站內的鐘、廢棄空屋煙囪上的鐘、納骨塔裡的鐘。「戰爭啊，」我對自己說，「戰爭讓時鐘不再轉動，作物再無收成，農具車無人上油保養。而水源呢，本來人們汲水、送水以解渴、以洗滌村裡婦女週日禮拜時穿的美麗衣裳，現在這些水卻四處流淌，淹沒了村莊教堂前的廣場。」

至於阿里亞斯，講話的語調就像病床旁的醫生。「嗯，」醫生邊說邊搖頭，「這狀況很棘手。」 暗示著你該開始寫遺囑，要有心理準備，即將離開身邊親愛的人而去。不用問也知道，杜特跟我想的一樣： 阿里亞斯意有所指，正是要讓機組員犧牲。

「再說了，」阿里亞斯繼續說著：「現在事情就是這樣，再去擔心勝算有多少，也於事無補。」

有道理。一切已於事無補，而且這並非是誰的錯。開心不起來，不是我們的錯；要面對我們這些下屬而感到不自在，不是少校的錯；要發號施令，不是參謀總部的錯。少校因為荒謬的指令而心煩意亂，我們知道這指令很荒謬，而參謀總部也是知道的，他們為了下指令而下指令，在戰時，下達命令是他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戰爭是什麼樣子：騎著駿馬的騎士――或者用現代一點的說法，摩托車騎士――負責傳達指令。在騷動和絕望之中，指令到來，這些英俊的騎士就像星星――捎來未來的訊息，從熱氣蒸騰的馬背上擲向軍隊，這些指令將重建世界的秩序――這就是戰爭的真實樣貌，或是被我想像力視覺化的戰爭呢。所有人努力地讓戰爭變得更像戰爭，誠心地遵守遊戲規則，讓戰爭本身或可心悅誠服地扮演它應有的角色。

為了打場像樣的戰爭，參謀總部下了這種犧牲空軍的命令。同時，沒有人願意承認這場戰爭打得毫無道理如同一場空，也無前例可循，就像斷了線的傀儡木偶，依舊被人拉扯著。

參謀總部慎重其事地發布了從未傳達的命令，並要求我們提供無法拿到的情報。空軍弟兄並不負責向參謀總部匯報戰爭的全貌，偵查隊員或許能測試或查證參謀總部對戰局的推測，但現在已沒什麼好推測的了。他們要求五十組偵察員描述出戰爭的全貌，但實際上，全貌並不存在。參謀總部做出這樣的請求，簡直就是把我們當成了一夥算命師。

當阿里亞斯說話時，我瞄了杜特――我的算命觀測員――一眼。後來他說了下面這些話：

「他們把我們當什麼了，竟把我們送去做低空偵察任務？昨天我才向某個師部的上校嗆聲，他也說了同樣的鬼話，『你告訴我，』我對他說，『告訴我要如何在五十呎的高度，以每小時七百哩的速度向你們報告敵軍的方位？』他看我的眼神好像認為瘋的是我不是他，『怎麼？』他說，『這很簡單啊，看他們有沒有射擊你就知道了。如果他們射你，他們的所在位置就是德軍啊。』你能想像嗎？那個大蠢蛋！」

有件事杜特很清楚，但上校可能忘了：法國陸軍從未看過法國飛機。我們大約有一千架飛機，散布在敦克爾克和阿爾薩斯之間。對地面上的人來說，等於是無垠天際中的微小存在，只要有飛機從我方領空轟隆而過，就被理所當然地當作是德軍；只要一聽到飛機聲，在看到飛機前就必須擊發所有的防空高射機槍，否則敵軍便會在眨眼之間投下炸彈。

 

「用他們的方法，我們倒可帶回極其珍貴的情報！」杜特說。

當然了，參謀總部必定會參考我們的情報，因為在戰爭的形式中，情報官就該運用情報。但就算是他們這種按圖索驥的作戰方式也失敗了。幸好，我們心知肚明他們是無法運用我們帶回的情報的。我們或許能帶回情報，但這些情報永遠無法送到參謀總部。道路可能阻塞、電話線可能被剪斷、參謀總部可能在倉皇中遷移，而真正重要的情報：敵軍的位置，不用等我們告知，敵軍大有可能會自行揭露。

舉例來說，前幾天我們2-33聯隊不斷撤退到拉昂附近，當我們正想弄清楚現在離前線距離多遠、還有多久又要被迫撤離時，一位中尉被派去向七哩外的陸軍司令報告軍情。在機場到總司令部的半路上，中尉的車碰上一輛壓路機，其後埋伏著兩部裝甲車。中尉的座車立即掉頭離開，但一陣機關槍掃射後，中尉被當場擊斃，開車的駕駛也受了傷。裝甲車是德軍，是他們讓我們學到所謂的「前線」在哪裡。

參謀總部就像是個橋牌好手，被坐在隔壁房間玩牌的人詢問：「你看我該怎麼出黑桃皇后這張牌？」這位好手怎麼可能在完全看不見那場牌局的狀況下，給出關於黑桃皇后這張牌的意見？

但事實上，參謀總部不能不給意見。此外，只要他們手上仍握有一定的兵力，他們就必須將其充分運用，否則他們就會失去對軍隊的控制，敵軍也會施加壓力，因此參謀總部便必須冒險。只要有戰爭，參謀總部就必須有所動作，就算這動作是盲目的。

儘管如此，當自己不在牌桌上，黑桃皇后的打法就實在難說。同時之間，我們學到――剛開始很驚訝，後來就覺得這是理所當然――一旦有了裂縫，機器就會停止運作。軍人們也不再有任務可以執行。

你或許會認為在撤退和落敗之時，會有許多急需處理的問題一一浮現，讓人難以決定該如何安排優先順序。但實際上，對一個落敗的軍隊而言，問題會自動消失。我的意思是，落敗的軍隊已被排除於牌局之外，一個不在牌局中的軍隊，要飛機、坦克、黑桃皇后有什麼用呢？你手握著王牌，猶豫著下一步，絞盡腦汁思考它的用處，然後在有機會贏的時候將牌孤注一擲。

通常人們認為戰敗時的局勢會是一陣喧鬧和忙亂，其實正好相反。喧鬧和忙亂是勝利的象徵。勝利是一種行動，是正在大興土木的屋舍。參與勝利之役的人們揮汗喘息，搬運著蓋房子的石頭。而戰敗的一方則疲憊不堪、支離破碎、百無聊賴，更感到一切徒勞無功。

我們被分派的偵察任務，從一開始就是徒勞的。殺戮隨著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而不斷增加，徒勞無功的感覺也是。面對兵敗如山倒的狀況節節進逼，我們的指揮官只能拿出僅有的籌碼，祭出唯一的王牌。而坐著聽少校講話的我和杜特，就是他們的王牌。

少校正向我們概述下午的戰略行動。他要派我們先飛到三千英呎執行高空照相的偵察任務，接著飛至兩千英呎，到散落於阿拉斯廣大區域附近的德軍坦克營地上空進行偵查。他的語調從容不迫，像是在說：「然後你沿著右邊第二條街走到廣場，就會看到一間菸草店。」

除了「遵命，長官」，我們還能說什麼？偵查行動已徒然至此，我們的話語有多浮誇，這偵察任務就顯得有多麼徒勞無功。

我自己的想法是：「又一組被拋棄的飛官。」我和自己對話。在腦海一片混亂、被各種事物糾纏之時，仍和自己說，我必須等待。如果我們飛得回來，且當晚還活著，那就到時再來思考。

如果我們還活得成的話。當偵察任務不「棘手」時，三架飛機裡可能有一架回得來。這比例在任務棘手時自然不一樣。但我並不是在計算我的存活機率。坐在少校的辦公室裡，死亡之於我，既不莊嚴、不壯麗、不壯烈也不辛酸。死亡對我來說只不過像是錯亂的象徵，是失序的後果。空軍聯隊失去我們，就有點像是在轉接火車時遺失行李一般。

並不是說在戰爭、死亡、犧牲以及法國的議題上，我除了現在寫的內容之外沒有其他的想法。但坐在少校的辦公室，我的思緒失了方向，言語含糊。我的想法自相矛盾，對真理的看法四分五裂，而我只能盡量檢視一片又一片的碎裂思緒。「如果我還活著，」我對自己說，「我今晚就會好好想一想。」令人喜愛的夜晚啊！讓言語消逝也讓事物甦醒的夜晚，在白天破壞性的分解完成之後，讓所有真正重要的事物重回完整與圓滿，讓人們重整脆弱的自我，與樹木一同平靜地成長。

許多家庭在白天裡爭吵，但夜晚讓吵架的人們重新找回愛意，因為愛本身已超越了言語所能表達。男人在星空下斜倚著窗，再度為明天的生計、為身旁熟睡的妻子，也為脆弱的、細緻的、意外的一切負起責任。愛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存在。我坐在阿里亞斯面前，渴望著夜晚，渴望自己能夠重生而成為值得被愛之人。當夜晚來臨時，我將為文明、為人類的命運、為祖國的袍澤之誼而思考。夜晚，或能讓我往某種強烈但一時半刻無法確切定義的目標飛奔效力。夜晚，讓我有機會能修復自己混亂的語言能力。我如同詩人般渴求夜晚的到來，如同一位真正的詩人，感到自己被一種模糊而強大的東西占據，為了捕捉它，詩人奮力地試圖從圍繞著這東西的重重壁壘中拼湊出此物的形象，從影像中的圈套去進行捕捉。

當我坐在那裡期待著夜晚降臨，我一度感到自己似乎被上帝的恩典所遺棄。確定的是，我會和杜特一起光榮地完成任務。但我們執行任務的方式，卻好似心中已無神明，卻仍要將一場不再有意義的古老酬神儀式發揚光大。我告訴自己，等待夜晚來臨吧！如果到時我還活著，我將走上穿越我們村莊的那條道路，將自己單獨而安全地隔絕於我所愛的孤寂裡。如此，我或許就能領悟，為什麼該去死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