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中華秩序》與《中國紀錄》之後
當代中國研究學者──王飛凌「中國三部曲」最終回！
中共黨國崛起，世界將如何應對？
人類正面臨世界秩序的重大選擇
一統天下的霸權與自由國際秩序之間，
展開了以中美為核心的「中華博弈」
◆
中共試圖重定世界中心，重整世界秩序
這是場關於世界權力、影響力和領導地位的史詩級競賽
最終將決定人類文明的命運
中共攫取人民海量資源，利用盟友重組世界政治，
挑戰民主法治，推動政治全球化
不只為求獨裁政治在世上的安穩
更為了打造世界共產主義
所謂「中華秩序」下的新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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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中華秩序這一宏偉目標的官方版本始於2012年習近平所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夢」，之後他一再重申這一願景。近年中共強力復興中華秩序，並將之推動為一種可行、甚至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更適合取代當前自由國際秩序（LIO），而這必然會挑戰現有世界秩序的當前領導者——美國。
在本書中，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在概念上被定義為一個人類建構的政治體系，其核心原則是主權國家之間地位平等、分權分立，以及延伸而來的民族自決和互不干涉等關鍵規範。自由國際秩序為西發里亞體系增添了一些重要的自由價值，如民主法治、集體安全、人類自由平等和普世人權，以及貿易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等。
本書認為，中華博奕包括但也深刻超越了兩種政治意識型態和兩套社會政治價值觀之間的競爭：共產主義獨裁與資本主義民主，都是近現代歐洲歷史的產物。中華博奕不僅是世界政治中一種週期性的權力重新分配或新霸主的出現，而是被長期忽略的「明顯危險」，就像在香港陷落之前，北京的「征服香港戰略計劃」被許多人長期忽視或無視，就是例證之一。中華博弈足以影響人類文明系統與政治系統的重組和重新導向，遠不止是推翻西方的國際社會領導者地位，更是關乎主權國家共同體轉向非西發里亞、等級制政治集權化的系統性轉變。
為政權存續和擴張不惜一切的中共黨國急切向全球發起挑釁，人類的未來面臨兩個路線的選擇：（1）繼續維持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即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體系，讓人類繼續進行比較和競爭，為實現擁有更多可能性的未來而奮發圖強；（2）在政治上將全球統一為一個政權，建立類似中華秩序式世界帝國：人們將隨波逐流，享樂主義使菁英過度擁抱及時行樂（carpe diem）並因制度倒退而頹廢。
延續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對古代中國秦漢政體和天下秩序的精闢解讀，以及2023年《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共展開周詳調查，以大量翔實數據證實其政治治理和社會經濟發展是次優化且災難性的；在這「中國三部曲」系列的最後一本著作中，王飛凌毫無保留地提出他對當前局勢的最大擔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面臨一場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的迫切挑戰，如何能在這場危機中取勝？世界又將如何前行？
這是一場生存博弈，並將悠關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福祉。
▋中華博奕是從何時開始的？
事實上，自從1949年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中華博弈就一直是公開的祕密，只是在過去一直被西方國家貶低和忽視，假設或希冀其不存在。根據作者在書中分析，西方漢學的特殊狀態對這些偽裝和忽視負有重大責任。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持續敵視和恐懼美國並非毫無道理，這證明了中共的政治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之間距離之大甚至脫節。美國和西方國家是到了近十年才後知後覺地醒悟，開始以新的認知來面對崛起的中共力量，並意識到中共政權對當代全球系統所帶來的挑戰和生存威脅。
儘管中國總體上仍然明顯落後於美國及西方國家，但正如作者在《中國紀錄》中試圖證明的，由於中共對國內人民的極度壓榨，使它累積了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對人命和金錢可以集中且不透明地耗費並且幾乎不受任何審查或制約；中共黨國的GDP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二，但其中央政府經費支出已經遠遠超過美國聯邦政府，而且不需像美國聯邦預算需要受到國會管束和公眾監督並必須大量用於社會福利；中共還得以大量（合法和非法地）獲取世界的最新科技，成為日益壯大的次優化巨人；憑藉其集中龐大的武力優勢和針對性的外交運作，而不是依靠治理的可取性和人民的擁護，它企圖透過各種不擇手段的技倆來贏得中華博弈，並在這場博弈中產生能操控全球的影響力。
▋什麼是中華秩序？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成為更理想的世界領導者？
中共所設定的中華秩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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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天下模式」取代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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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威權依法治理（autocratic rule by law）的「儒家混合政權」，透過賢才政治（meritocracy）「表達」人民的意志並取代民主法治（democratic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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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等級倫理取代個人權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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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威權國家資本主義」或「黨派資本主義」或「政黨資本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世界秩序」。
中共試圖強力「復興」這樣一種秦漢政體，即以中國法家為基礎，披著儒家思想外衣的帝國政治體系，追求的是世界性的政治集權或世界帝國。同時，中共向全世界輸出一種中華秩序的意識型態，甚至還用許多舶來的「現代」思想和措辭進行包裝：從早已破產的史達林－馬克思主義，到似乎正在占領後冷戰世界的狂熱全球化主義，再到復活的納粹式獨裁強人崇拜觀念。
▋「百年變革」即將到來，世界未來將由「誰治理」？又有「誰」將「被治理」？
2021年12月，美國分析人士發出警告，全球競賽已進入「最危險的十年」，如果他們想「避免出現他們無法承受的結果」，美國人必須以「一切手段」最大程度地對抗中國，因為「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2022年秋和2023年春，中國學者宣稱即將發生不可避免「國際治理」的「百年變革」，從西發里亞體系轉為單一的「全球治理」，「一個地球村〔……〕人類命運共同體」，並重新確定「誰治理」和「誰被治理」。
中華博弈展現了中共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之間在制度、社會政治和意識型態上的根本不相容，這場競賽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多面性和影響力，構成對世界領導地位和世界秩序的重大抉擇，並且賭注得失將極其高昂。
▋中華博弈的本質是什麼？為了贏得這場博弈，中共使出的手段有哪些？
中華博弈本質上可以歸結為中美之間為自身生存和整個世界而進行的競爭。中共黨國是一個強大而可行的系統性挑戰者，代表著一種可行但次優化的治理模式，和一個可替代但不可取的另類世界秩序。它不應該再被正常化和平等化成國際競賽中爭奪權力、榮耀和財富的普通競爭者。
為達致目的，北京確實全力以赴，以全方位與五花八門的手段來滲透全球眾多國家。如「大外宣」手法，透過公開和隱蔽的統一戰線來滲透和部署特工和同情者（即所謂「有用的白痴」）；透過針對特定目標，以有目的、蓄意地轉移財富和利益的經濟活動，在多國培養既得利益和糾纏關係；簡單直接的賄賂和招募；以及對西方創建的國際組織和論壇的占領和操縱等。透過這些手法，中共企圖影響、改造、轉變和控制西方和世界。
▋應對中共崛起的方法是什麼？
作者提出一項針對中共崛起的綜合策略，稱為「遏轉」（Contaformation）。認為透過堅決遏制和明智交往去轉型和整合中共，就將有機會阻撓中共改變世界秩序，避免文明倒退去接受政治治理與世界秩序之次優化替代方案。
「遏轉」有兩部分關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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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共黨國力量的堅決遏制和有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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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人民的明智接觸和充分交往與溝通，以促進中共黨國的轉型及整合。
中共政權的追求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差距和衝突愈來愈明顯，它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低迷，權利和自由受到侵犯，並面臨民眾抵制和人口結構不利等日益嚴重的問題，這都使得統治者透過武力和欺騙進行治理的成本變得愈加高昂。儘管中共在維持權力方面仍然取得驚人成功，並在尋求全球野心上變得愈來愈有力，但它本質上是次優化、脆弱的，在國內外都存在深層次缺陷和弱點。
由於效率低下、貪腐猖獗，北京嚴重依賴著西方的善意、天真和麻痺，因此，所有這些都是西方透過重新定位、協調一致、明智努力就可予以打擊利用的目標，從而延遲、限制和改變中共的野心，甚至把中共引向政治和意識型態的轉型和整合。
▋《中華博奕》敲起當前局勢的最後警鐘！人類文明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之上！
世界以及中國人民，應如何應對中共黨國的崛起？應如何解讀該黨國的意圖和行動？北京試圖重定世界中心並重整世界秩序的努力到底是可行的，還是只是虛張聲勢，只是為了合理化其政權的生存和汲取而已？為了管理和贏得中華博弈，世界和中國人民有哪些可行和可取的選擇？在全面熱戰和中共勝利這兩個極端結局之間，中華博弈都有哪些機會、益處、成本、界限、前景、捷徑和陷阱？
今天，政治集權化的管治模式仍然吸引著世界各國的野心家躍躍欲試，其中許多不見得是獨裁者、中國人或共產黨人。複雜激進而又自由的假象、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外表，以及全球主義的粉飾，都增加了中共黨國的吸引力。
人類將維護還是捨棄由美國及西方盟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會否選取中華秩序式世界帝國統領全球？誰將成為國際社會的領袖？誰有權力建立「更優化」的世界秩序和領導全球？人類文明會否陷入次優化甚至災難的境地？歷史重演那不可逆轉的慘痛過去？
王飛凌（Fei-Ling Wang）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
已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和《中國的戶口制度》。另發表中英文文章數十篇，部分已被譯為法、義、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BBC、CNN、《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
蔡丹婷
師大翻譯研究所畢業。住在風的城市，和家人過著平凡的小日子，喜歡窩在家中推敲字句的時光，為能過著自己想要的日子而深深感恩。覺得能從譯書過程中吸取新知、碰觸到不同的生命和世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譯有《形狀》、《更快樂的1小時》和《中國紀錄》等書。
圖表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銘謝
引言
中華博弈／章節安排
第一章 中華博弈：全球競爭與世界秩序的規範性分析
不尋常的博弈／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分析框架／三項假定／中華博弈與冷戰之比較／選擇的後果／成功機率／規範性評估之原則／關於全球化／對偏好和標準的進一步思考／認識論問題
第二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從世界共產主義到命運共同體
動機與路徑／核心利益：世界革命或共同命運／全方位努力與外事無小事／黨有黨享的外交政策／人民付出的代價／對中華民族國家的影響／服務與損害／北京外交活動的國際影響／劣幣洪流／有中國特色的交易／參與中華博奕機不可失
第三章 中美競爭：為了自身生存以及整個世界
生存性競爭／挑戰者／志存高遠、著眼全球／中國的力量與目標／漢學現狀／中國研究之研究／重定典範模式／美國對華政策的重新定位／意料之中的左右搖擺／在美國的中華博弈／冰川已經移動
第四章遏制與轉型：管理中華博弈之戰略框架
分析參數／遏轉：內容和目標／博弈之現狀／擊潰黨國、消弭種族主義／如何成功博弈／全球性競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博弈／賦能賦權於中國人民／更多的賽道與捷徑／贏得中華博弈與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博弈與國際和平：成本矩陣
結語 中國和世界的未來
引用文獻與資料
〈第三章 中美競爭：為了自身生存以及整個世界〉
漢學現狀
辨別中共黨國崛起及中美競爭的性質和影響，以及整個中華博弈的知識論挑戰，往往因漢學（通常被稱為中國研究）淒涼的境況而變得更加複雜，特別是在美國。有鑑於不採取行動的後果是如此嚴重，西方漢學界在感知、報導和關注與中華博弈的意義、規模相關的訊息方面，其模糊混亂和遲疑不定的情況實在頗為驚人。2021年，一些美國漢學家公開歎惜美國自七○年代末以來對華「接觸」政策的「結束」，並想知道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如果採取了一些不同的做法，是否可能避免這一命運；而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析人士則很慶幸地認為，許多西方漢學家一直有效地「保護和幫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被忽略」的崛起。
一些極為聰明的人已經撰寫了無數複雜且具爭議的關於中國的書籍和文章，近年來，隨著北京無可否認地變得更自信和強大，則更是如此。2018年，一本包含中國研究領域一些最知名學者文章的書籍，探討了三十六個有關中國的重大問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提出了一個關於「七個中國」的「政策框架」。幾個月後，蘭德公司（RAND）的一份報告建議，則使用遷就和勸阻的方式，讓崛起中的中國在合作、「共享」的多邊世界秩序中占據「更大分量」，使之繼續當一個「有條件的支持者」。隨後，也許是標誌著一種覺醒，兩名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資深操作者（兩人均於2021年以類似身分重新加入政府），於2018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總結，認為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的看法基本上是錯誤的。一年後，由美國一些頂尖漢學家、前資深官員和外交官組成的美國對華政策專案小組，發表了一份名為《路線修正》（Course Correction）的報告，主張採取更加「有效和可持續的對華政策」。連同其他一些已發表的文章，該小組承認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方面的失敗，以及世界各國之間力量分布的不可避免的轉變。它指出了人們對北京的不滿情緒以及「美中關係的急遽惡化」，但對於如何應對不斷崛起的中國實力和野心則持謹慎態度。簡而言之，美國一些最優秀人士關於中國的建議，似乎仍是一種合情合理但遲疑不定的混合體，即照常行事和順勢而為，對於與北京合作而不是競賽，繼續抱有很高的希望，冀雙方都能表現出足夠的靈活與務實，在忍讓下持續共存。
2020年，在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造成驚人的死亡人數和金融崩潰之際，菁英和公眾都出現了史無前例但也許合情合理的「全球對中國的反制」。然而，主流漢學家和中國通的態度仍然是模糊和猶豫為主，夾雜著基於不同猜測的頑強希望和善意。2020年編纂出版的一本書（可能是在疫情之前編寫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查，其中十五位知名中國觀察家達成了共識，即專家們應該「對中國逐步融入國際秩序的複雜性，提供全面而詳細的了解。」許多最敏銳的中國觀察家，對中共統治下五分之一的人類同胞，依然抱持強烈且真誠的一廂情願和善意，即使這些情緒日益明顯地頗為誤置而且無用。2021年初，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發現，「中國對美國重大利益的威脅，比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更甚」，但又援引幾位漢學家的話，呼籲進一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更多包容措施，包括「放棄」台灣和南海，作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克制和撤退主張的一部分。
2021年，一群美國頂尖的中國研究學者公開承認，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中國研究學科可能飽受了廣泛的失真、麻木、遲緩和異想天開的困擾。然而，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漢學家們似乎更多地在表達他們的悲傷和防衛心態，而不是從誤解中醒來並糾正錯誤，從而樂於不再採用「有缺陷」的策略，他們在這個策略中確實已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通常還認為只是因為習近平個人，而不是中共本身，而導致該接觸政策的失敗。前面提到的美國對華政策專案小組，在2021年以更加尖銳的語調發布了第三次報告。報告指出，連同其他發現，「中國政府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被圍困感」、「過於集權」，並且「北京在使其供應鏈擺脫對美國依賴方面所做的『脫鉤』努力，比美國反方向的同樣努力做得更多」。不過，它提供的一長串具體政策建議依然顯得相當的不連貫、零散，而且缺乏整體戰略的基礎。一些本身頗為深思熟慮的想法，缺乏條理甚至相互矛盾，帶有一廂情願的痕跡。 2022年初，一位因與中國政治異見人士有聯繫，自1989年以來就被北京禁止入境的美國漢學元老稱，關於中國崛起而帶來「生存威脅」的政治化言論，「加強了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因為中國除了其自身的國家安全需求之外，並沒有真正擁有「一個世界秩序的替代願景」。
令人好奇的是，最近西方要求針對中國採取調整的、不同和更有力措施的呼聲，往往來自「主流」漢學家或中國學者圈之外，這或許也反映了中華博弈的現狀以及北京在西方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此外這些警告和呼籲，幾乎自然而然地招來了漢學領域許多資深人士的攻擊火力。2020年秋，在享有盛譽的《外交事務》論壇上，一群著名的中國通人士貶低一位知名政治學家（但他並不是一位專業漢學家），稱他為「鷹派」，因為他呼籲「反擊北京」來「回應（中國對外的）侵略性」。被指控者則不得不解釋說，他並不主張美中「完全脫鉤，而是部分脫離接觸」，並不是真正對北京懷有「政權更迭的衝動」。似乎許多知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在謹慎而機巧地行事，將關於中共黨國的嚴厲觀點一概視為不言而喻的錯誤和實實在在的邪惡。幾個月後，2021年4月，《外交事務》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文章，呼籲達成以「一個中國願景的全球秩序」為特色的「新接觸共識」，並由中美「二強（作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來共同領導。無論它是鷹派還是鴿派，這篇文章都沒有受到專家們的什麼反駁。
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漢學狀況，可能表明了西方文化裡自由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局限性，它們變成了一種頗為自相矛盾的非自由主義，避免對一個「特異」的政治或文化實體做判斷；似乎評判其他文化就辱沒了作為自由知識價值觀傳播者的尊貴地位。正如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所發現的，西方知識分子常常基於各種烏托邦式「受命者的願景」而不是對現實世界的考慮，提出一些「極為錯誤乃至災難性的處方」。這種現象在漢學中同樣可見。正如漢學家兼經濟學家諾頓（Barry Naughton）在2021年做出的結論，漢學界對中共黨國的政治經濟，「錯誤」解讀和「失敗」預言均存在，「沒有考慮到中國共產黨那令人咋舌的強大而全面的力量」，「沒能預見」該黨國的重要特性，並且「後知後覺，極為遲鈍（……）延誤了我們對中國挑戰的反應」。正如許多西方（尤其是美國）知識分子對冷戰後全球化的誤讀和過度讚揚一樣，無數漢學家似乎也誤解了中共的本質、思想和行動，後果嚴重，沒有遁辭。
根據2022年發表的一項針對美國漢學家／中國通群體的社會學研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2017年後才出現「脫離『（美中）接觸』的典範變遷」；這是由三個過程即「政治化、職業地位競爭和個人化」或「三種形式的鬥爭：政治、職業和個人」所驅動的。對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標準對華「接觸」政策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通常是較不著名、非主流、非典型的，甚至是被邊緣化了的中國觀察人士，包括一些前軍官、前情報官員和記者，以及之前未受矚目的專家。對中共黨國「利用你們自己的制度來勒死你們」的手段，利用諸如言論自由、開放市場、開放訊息，以及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來削弱和摧毀西方和美國的手法和策略，一些最深入和深刻的分析卻是出自許多漢學家認為是邊緣或與有污點組織相關的人士。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所感嘆的，一些備受尊敬的美國賢哲「晚了幾十年才認識到中國的侵略本質」。2021年底，正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似乎開始將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共同的「全球挑戰」時，兩名美國學者在兩個最具影響力的論壇上發表了基本相同的文章，繼續淡化對北京全球野心和能力的擔憂，呼籲更多理解和適應那緊張不安的中共領導層（其權力可能已經「達到頂峰」），並採取措施來「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絕望而發動熱戰。
令人驚異的是，大約四十年來，西方許多知名的漢學家和華裔、非華裔的中國通常常緊密團結，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惱北京，並經常竭盡全力去維護和「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自發地為接觸和綏靖政策辯護，即使這些政策已經明顯失敗。我個人就聽聞過許多知名漢學家私下真誠地勸告他們的學生和門徒，不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東道主和關係戶「不友好」，不要被視為冒犯中共，以免「失去中國的寶貴（職業生涯）門路」。我還見識過一些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要求從美國政府資助、相對無關重要的研究報告中刪去他們的名字，因為該報告涉及台灣等「敏感問題」，而北京「可能會（因此）不喜歡」。然而，這些人卻毫不猶豫地使用「流氓政府」和「瘋狂政策」等語言公開批評美國領導人，稱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居然抱有「冷戰思維」實屬愚蠢且邪惡。正如一位同事詼諧地指出，攻擊華盛頓總是安全的，而且可能有利可圖，批評北京總是有風險的，可能會損害職業生涯，即使你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事實上，在漢學領域，反映出中共那強大而巧妙影響力的軼事比比皆是，足以說明擔心會被報復心強、資源豐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擊報復的恐懼確實存在。
幾十年來，許多知名度很高、著述豐富的漢學家，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或中國通，都沒有在他們的論述中批判性地區分中共和中國，以及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黨國和中國人民。即使在一些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中，這種低級錯誤似乎也令人尷尬地常見，常常導致一些善意但錯誤的預測和糟糕的政策處方。2019年7月4日，一百位美國漢學家、學者和前高官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名公開信，以明確的「中國不是敵人」為標題，呼籲恢復和延續已有四十年之久的對華政策。儘管其觀點不乏明智與善意，但這封由五位著名漢學家和中國通起草的公開信，似乎將中共黨國政權及其一貫使命和近期政策行為，與中國人民以及中華民族國家那些值得尊重的、正當的利益混為一談。四天後，網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不是美國和世界的敵人，但中共是＞的反駁文章，作者是三位相對無名的漢學家，來自紐約一家剛成立三年的「中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兩週後，又一封公開信在一家小媒體上發表，敦促美國政府「堅持目前對華（新）路線」，放棄過去的政策。這封公開信是由一位退休的美國海軍上校（情報官員）起草，逾百多名聯署者大多明顯是非知名人士，而且只有少數幾位是漢學家。有些人可能因此有理由認為，中共「已經能夠俘獲相當一部分（西方）對華政策的菁英階層，讓他們在西方的首都和智庫裡為中國奔走賣力；而同時則不斷地批評美國，指責我們的『攻擊中國』以及對中共政權抱有不純潔、不正確想法的美國罪孽，是『極少數的瘋子』。」
有些人早已擔心西方民主國家的決策質量，感嘆「無知，尤其是對公共政策相關事情的無知，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德行」，由此，「美國對無知的崇拜」就導致了對已經確立的專業知識和專家的拒絕，後果嚴重。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敘事則情況更糟：即使是已經確立的專業知識和專家本身，似乎也經常受到各種無知和偏見的困擾。
（摘自：《中華博弈》，〈第三章 中美競爭：為了自身生存以及整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