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馬遜年度最佳歷史類書籍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哈佛大學冷戰問題專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未出版已轟動全球的權威分析。「美國優先」與「中國夢」能否和平共處，關鍵在突破「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9月，習近平訪美期間，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題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一文，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有可能爆發戰爭。「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古老的國際關係學的術語一時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聞話題，成為所有媒體、學界、政治決策圈不可忽視的議題。本書即從該文延伸擴充而來。
「在宣戰前，請考慮清楚不可捉摸的意外事件在戰爭中的巨大影響。
開始就設定錯誤的目標，倉促行動，
卻坐視災禍臨頭，是參戰者常犯的一大錯誤。」
──修昔底德，〈雅典大使在斯巴達議會的講話〉
從經濟衝突到軍事戰爭
一場貿易衝突能否升級為一場以轟炸對手領土為核心的熱戰？不大可能，但不是不可能的，珍珠港就是一個先例。
想像一下，若新上任的美國執政當局，決定扭轉讓中國經濟變得比美國大的趨勢。新總統的經濟團隊向總統分析稱，中國人在貿易協定、貨幣、知識產權、工業補貼，和人為的便宜出口等方面的欺騙行為，無疑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為了平衡競爭環境，總統命令他的財政部長把中國稱為「匯率操縱國」，以此為由華盛頓與中國展開談判。隨著談判的開始，總統表示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雙邊貿易逆差成長了250％以上，到今天已超過3450億美元。在當天晚些時候的新聞發布會上，他發布了一份報告，聲稱他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發現在過去的15年中，中國靠著加入世貿組織時獲得的讓步，使北京對美國累積的貿易順差達到了3.86兆美元。他說：「現在不只是改變的時候到了，是償還的時候到了。」他要求中國保證在兩年內消除順差。隨著財政官員的談判破裂，美國國務卿提醒他的中國對手，1930年的《貿易法》允許總統對從「歧視」美國的國家的某些進口商品，徵收高達50％的懲罰性關稅。
中國同意不再干預貨幣市場，藉此回應這個威脅。但是過去中國政府一直在購買人民幣，不再干預的結果反而導致該貨幣的價值急遽下降，進一步不利於美國商品在中國的銷售。與此同時，中國海關官員開始拖延在海關的美國出口食品，聲稱他們沒有通過食品安全檢查，使美國商人若不把它們運回國，就得讓它們在碼頭上腐爛。美國的一些工廠開始出現「自發」的減速、停工和抗議活動。北京也開始出售其持有超過一兆美元的美國國債，導致債券市場動盪和利率上升。隨著投資者開始拋售美國股票，全球市場人心惶惶，主要指數大幅下跌，債券市場波動性飆升。儘管市場動盪，華盛頓仍堅持在貿易方面對抗中國，要求「沒有赤字的平等貿易」。
為了支持其訴求，白宮發布了兩份被媒體稱為經濟炸彈的報告。第一份來自國家情報總監，詳細描述了中國藉由收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公司，獲得技術授權，投資矽谷新創公司，以及與關鍵買家建立市場關係等方式，以主導半導體行業的戰略。上述每一個領域，中國都找到了應對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方法；而這個委員會是一個秘密的跨部會小組，用意在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免受外國經濟的干預。
第二份報告來自財政部，內容關於中國的大規模網路經濟盜竊。根據美國情報單位的數據，該報告估計被盜的知識產權價值達1.23兆美元。總統要求全額賠償。他宣布，在收到賠款之前，他將對涉嫌利用了被盜知識產權的中國公司課徵懲罰性關稅，其中包括電信公司華為和家電製造商美的。
中國對等額的美國產品徵收關稅以為報復。隨著局勢升級，美國金融市場遭遇了類似於2010年「閃電崩盤」（flash crash）的一系列網路突波（glitch），當時高頻交易者導致股市在半小時內損失了一兆美元（儘管股市很快就恢復了）。與那次單一事件不同，這次的事故在一周內反覆發生；儘管每次市場都反彈，但卻都沒有收回損失。在調查原因時，聯邦調查局發現惡意軟體已被插入關鍵金融系統。雖然數位簽名指向中國，但探員不能排除假標誌的可能性。調查人員得出結論，如果惡意軟體被啟動，損害將不僅僅是暫時性的無法運作，還包括交易紀錄和金融帳戶的損失。
美國財政部長告誡總統，即使這個惡意軟體只是傳言，也會讓人懷疑美國金融體系是否完整可靠，從而引發恐慌。對總統來說，這讓人想起2008年，當時美國政府紓困金融業，因為擔心一家大型銀行的倒閉可能會導致整個系統的崩潰。
白宮還在躊躇，毀滅性的消息就傳來；外國駭客在美國三大銀行的網路內啟動了惡意軟體，數十萬客戶的賬戶資料被永久刪除。許多人一上網查看餘額，發現自己的賬戶已經消失，使他們形同破產。他們的故事在社交媒體和電視節目瘋傳，由於擔心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數百萬美國人前去銀行和共同基金領回他們的畢生儲蓄，甚至癱瘓了沒有受到攻擊的金融機構。總統及其顧問開始預防金融末日的來到，一些人回顧了前聯準會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在2008年的警告，指出若不立即採取果斷行動，「我們週一可能已沒有經濟可言」。
為了防止中國的網路戰士造成更多損害，總統決定對其源頭發起網路攻擊。儘管美國網路司令部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攻擊只是部分有效，因為更多的金融機構繼續被駭客入侵。總統的軍事顧問建議以空襲摧毀中國網路戰部隊的所有已知地點。
為了避免與北京進入實戰，總統啟用了五角大廈最不為人知的機密裝備。他命令軍方使用迄今為止未曾被披露的無人機，攻擊中國最厲害的網路戰士、解放軍61398部隊的上海總部。除了隱身之外，無人機還使用「自適應偽裝」（adaptive camouflage），使其能夠融入周圍環境中，設計師將其與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相提並論。美國想要利用這項秘密武器撇清攻擊的責任。
但天不從人願。中國人已經深入美國軍方的電腦網路，他們不僅知道隱形無人機，還知道他們部署在日本的嘉手納空軍基地。由於確信美國是攻擊的來源，北京以對嘉手納發動飛彈襲擊作為報復，造成了數十名美軍與眷屬，以及周圍社區數百名平民遇害。日本民眾堅持認為其政府，和盟友美國的政府，要對這起中國的無端攻擊做出回應。貿易戰已經升級為一場實戰，局勢已經超乎華盛頓和北京所能控制。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是可能的。事實上，正如這些想定所表明的，中國顛覆性的崛起造成的潛在壓力，已創造了一些條件，使意外事件或其他無關緊要的事件，可能引發大規模衝突。
在做出反對霸權欺凌、履行長期條約承諾，爭取國家應有尊重的決定時，美中雙方領導人可能陷入他們雖然知道、但認為可以避免的陷阱。新技術瞬息萬變，從反衛星和網路武器，到名稱依然保密的其他種種所能造成的影響，在其用於實際衝突之前無法完全被認識。而按照目前的軌跡，美國和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間發生災難性戰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比我們大多數人願意接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彼得·納瓦羅 Peter Navarro
本書中，納瓦羅除了談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與政策外，也談了台灣將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航空母艦。他並回溯了一九九五年的台海危機，以及中國已故名將劉華清對第一島鏈在軍事上的規劃，而台灣正是第一島鏈的要角。所以，若美中開戰，台灣會是美國的補給基地嗎？當台灣成為美國的補給基地，中國能夠忍受家門口的威脅嗎？而台灣，真的有選擇的餘地？
詹姆斯．布萊德利 James Bradley
「誰丟了中國」的幻覺歇斯底里，事實上，美國從來不曾「有」過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幻象已經破滅，政黨輪替後，台灣對中國會形成新的鏡花水月嗎？
埃雷斯·馬內拉 Erez Manela
台灣獨立、阿拉伯之春、庫德族獨立、伊斯蘭國問題⋯⋯一切的理論和歷史，都從1919年、無可迴避的「威爾遜時刻」開始。
林孝庭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人為的因素或歷史的必然？還是一連串偶發事件與無心作為下的歷史巧合？
布魯斯‧艾里曼 Bruce A. Elleman
美國協防台灣已經成為被遺忘的歷史了嗎？第七艦隊會再次出現在台灣海峽嗎？本書述說第七艦隊與台灣海峽密不可分的關係，呈現你不知道的歷史真相！
康培莊 John F. Copper
從1970年代尼克森／季辛吉與中國祕密外交到今日中美交鋒，緊扣著美中台三邊關係，屢見美國國會與白宮／國務院在台灣問題上各執己見且意見相左，與《意外的國度》中的猶疑不定和百花齊放大異其趣。
三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尖銳的分析與檢討
麥可．曼德爾邦 Michael Mandelbaum
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恆常彌新，為所欲為的超級強權踢到鐵板。
蘇聯解體後美國享有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主宰性優勢，絕對的權力帶來威望與光榮只是短暫的。隨後，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國力的重挫，無論是名聲還是實力。
權力的億萬富翁肆意揮霍，傳教式外交政策鎩羽而歸。
為什麼？麥可．曼德爾邦在本書中提出發人深省的檢討。
──美國海軍上將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
後冷戰秩序的終結
二○一四是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一百週年，舉世皆在紀念此事。大國全捲入歐洲戰爭互相征伐的局面，自一八一五年起足足一百年期間沒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這稍微寧靜的百年，也開啟了一個持久、全面性衝突的時代：先是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之後全世界又陷入冷戰漩渦。說來巧合，二○一四這一年也象徵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冷戰之後的歐洲和世界享有比十九世紀更深刻的和平，至此算是落幕了。同時，美國外交史上一段特殊的時期也在二○一四年告一段落，此時，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改造其他國家國內的政治社會結構上，而非保衛美國利益。二○一四年落幕時，美國政府在中國、俄羅斯、在索馬利亞、海地、波士尼亞、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大中東等地區推動的國家改造悉以失敗告終。上述國家沒有一個照美國希望的樣子扶植成形，但這些失敗並不是終結後冷戰時代的原因，就和傳教士傳教失敗、未能使人改信基督，並無法撼動他／她自身的基督教信仰一樣，這些國家的不順服，並沒有摧毀美國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國的信念。美國人認為自身有改造他國的使命，這信念始於早年的北美拓荒者，從那時起美國人就相信，到一塊截然不同的土地上推動改造，是高貴可敬的目標。
然而這類改造失敗的代價不斐，尤其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個案例必須付出的成本之高，使美國人幾乎打消了進行其他類似計畫的念頭。雖說如此，美國外交政策以改造他國為使命的時代的終結，並不全然肇因於此。畢竟在冷戰時期，美國參與韓戰和越戰付出的代價慘痛的多，可是美國並未放棄導致這些衝突的政策方針，亦即圍堵國際性共產主義和蘇聯。
美國外交政策在二○一四年改弦更張，是因為世界變了。過去二十年來讓改造他國的使命之所以可行的國際大環境──數百年來最深刻、最普遍的和平──消失了。締造該和平的原因除了不再有戰爭，還因為少了爆發戰爭的可能，人們不必花費氣力為迫在眉睫的戰事做準備，而地球上最強大的政治領袖們也不再認真考慮發動戰爭這回事。戰爭退場源於國際間不再有所謂的「安全競爭」（security competition）或「大國政治」（power politics）──即最強大的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彼此敵對。由於國家必須確保其生存，這個目標高出一切，所以自古以來，大國政治，包括其最終極的表現──戰爭──影響各國彼此關係。冷戰結束後，它不再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問題，使得全世界最富、最強的國家──美國，有餘裕投入國際活動來改善其他國家，而不必再汲汲於保衛自己及盟國。不用再牽掛安全之後，它可以把外交政策當作社會工作一樣來推動。
國與國之間的安全競爭在冷戰之後消失這件事是如此不尋常，造成的效應更為深遠，直可比擬主權國家內部的革命，尤其是最初也最盛大的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在此之前，王室做為歐洲國家的統治階級，成員雖來來去去，但君主制度總還維持不變。直到法國大革命造成劇變，改變了法國的政府形式：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世，還推翻了綿延數百年的王室制度。和王室成員來去但王權制度不變相同，大國在歷史長河上起伏興衰，各國在國際權力階級上的地位會有變化，但是其制度的特色──安全競爭至上，以國家生存為最高原則──持續不變。國際政治宛如賽局，選手來來去去，局勢詭譎多變，但規則卻不動如山，也就是說，掌握權力的主權國家雖然會替換，其行為與運行的規則卻不會隨之改變。
但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的規則不一樣了，這改變使得這之中最強大的選手得以不理睬外交事務的基本遊戲規則，不再需要去應付其他國家的國際行為，轉而想要改造他國政府對待治下人民的方法。
強權彼此敵對的大國政治之所以變成冷戰之後國際間的暫時結論，有部分原因是此先已出現一個共同趨勢：武器的殺傷力愈來愈大，造成的毀滅更勝以往，使得戰爭愈來愈不受歡迎。而前述提及的，美國在外交政策領域因歐洲共產主義崩潰，獲得餘裕進行其他社會工作的自由，也來自冷戰這一偉大歷史事件過後的世界權力分配：美國因其的軍事、經濟實力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成為了國際上首屈一指的霸權。
美國的實力，加上冷戰後國際關係上的另三項特質，界定了小布希總統所謂的「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第一項是全球經濟的重要性上升。幾乎沒有國家不在全球經濟的籠罩範圍內，而且透過做為其成員能夠產生實質的經濟效益，這有助於緩和各國進行安全競爭的衝動。第二項是人類史上最危險的武器──核子武器──只被不會將之用於傳統權力競賽的國家擁有。第三項特色則是中國和俄羅斯本來都有能力像傳統大國那樣採取強硬的政策，把敵對、安全及軍事競爭置於國際關係的中心位置，但他們卻都對此毫無興趣。
美國在奉行改造他國使命的同時，也努力深化後冷戰世界這三項新世界秩序。然而，到了二○一四年底，儘管美國在全球經濟、核子武器和大國政治這三方面都有所努力，卻因其政策上的錯誤使得它們變得不穩定。二十年之後再回頭看，一九九三年的世界新秩序與冷戰時的舊國際制度很相似，甚至也和過去數百年來的制度沒什麼太大差別。與大革命之後數十年的法國一般，君主制度復辟，舊習慣作風都回來了；二○一四年年底世界局勢改變，美國不有餘裕任性推廣其價值，只好變得跟過去一樣，必須以保護自身國家利益為優先。
各國參與全球經濟之所以會降低國際衝突，是因為比起結盟對抗相同的敵人，國際貿易或跨國投資更能締結夥伴關係。對一國而言，跨越國界的貿易與投資是為了致富，而彼此為敵的最極致形式便是戰爭，但戰爭只會帶來窮困而已。十九世紀是國際經濟第一個真正大整合的時代，當時，「貿易可以保證和平」的思想在英國這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家流行起來。雖然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顯示了這思想其實過度樂觀，但是在往後一個世紀之中貿易逐漸成為了國際關係的重要紐帶，尤其是冷戰過後，全球經濟的相互依賴降低了國際間的衝突，雖然未必完全天下太平，但的確疏解了緊繃的情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承擔了比其他國家更大的責任，負責籌畫和管理國際經濟。一九九三年之後的十五年，美國的經濟運作格外順暢，獲得了比從前更高的利益、更能雨露均霑的成果。但金融盛景沒能長存，二○○八年，美國金融制度近乎全面崩潰，歐元也在二○一○年也敲響警鐘。這兩件影響全球的大事，都有部分是起因於少數富有國家的政策錯誤。至此，四海昇平的金融時代畫下句點。
全球經濟福祉大翻轉削弱了世界新秩序。由於不再能維繫繁榮，新秩序對底下成員的吸引力也減弱了。作為世界新秩序盟主和主幹的美國和歐盟經濟活力削弱，在政治上也不再一言九鼎。二○○八年之後，國際制度比起過去，不利於美國在全球的改造使命。
並非每個國家都把冷戰結束看作是捨棄窮兵黷武這種傳統野心的機會，他們並沒想到要就此快樂地安於經濟上相互依賴的和平環境。世界新秩序還是會有些遭到抵制背叛的地方。這其中最吸引人，也是美國尤其關注的抗拒力量，來自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在紐約和華府發動攻擊的伊斯蘭主義恐怖分子。然而，恐怖分子還稱不上排拒新秩序最危險者，這個殊榮要歸北韓和伊朗。這兩國政府都擁抱極端的意識型態，要犧牲別的國家且只圖擴張自身權力。比起蓋達組織等恐怖團體，北韓和伊朗政府不但治理國家還控制著領土，因此有更大潛力能興風作浪。最重要的是比起恐怖分子，此兩國政府更有能力取得當代國際政治最有破壞力、最危險的特殊武器──核子武器。
由於它們的破壞力極強，這些武器讓擁有他們的人在軍事上占據上風。北韓和伊朗在整個後冷戰時期都想要發展核武，以求至少可以威脅其他國家。他們若是控制了發展完備的核武，極有可能在其所在區域或世界各地重啟可怕的安全競爭。美國領導國際社會阻止這兩個國家取得核武器。從冷戰時期開始，並持續到冷戰結束後，並還算略有成績。
然而，二○一四年時，伊朗和北韓都接近取得核武的臨界點，跨越臨界點之後，它們將威脅全球的安定和美國利益，而這會是西方勝過歐洲共產主義之後美國不曾遇上的困難。北韓和伊朗的核計畫，在後冷戰秩序的根基上造出了巨大裂縫。
新秩序的核心，也就是區別它和過去秩序最大不同的特色，是國際政治傳統上圍繞著最強大的國家打轉，而今他們卻彼此不再有軍事和政治的競爭。中國和俄羅斯政府放棄他們共產主義和帝國時期前人的外交政策，這麼做的部分原因除了是在冷戰之後忌憚美國的恫嚇力量，此外還有別的因素。
一九九○年代，美國發動倡議──把對中國貿易和人權問題掛鉤處理，以及設法移植自由市場經濟到俄羅斯──用意即在改造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盼望可以藉此說服他們採取和平的外交手段。這些倡議雖然最終失敗，但是美國政府相信（或說盼望）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經濟大趨勢會和這些倡議的訴求有相同的效應。
上述期望並沒有成真。到了二○一四年，中、蘇兩國都放棄了沉默與克制，恢復了典型的大國戰略，想要控制更多領土。兩國都顯示了不排除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意願，而俄羅斯更是不惜發動戰爭。中國強悍的海軍建軍和俄羅斯的侵略烏克蘭，使得對美國及其盟國來說，安全的國際世界結束了。而這意味著，美國再也不能對美國的重大利益掉以輕心，而把注意力和資源放在改造其他國家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逆轉了冷戰結束時出現的國際政治大革命，恢復了昔日大國政治的國際體制，也因此帶給美國迥異於過去二十年來的新挑戰。
理察．霍夫士達特
「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脫離英國而獨立建國的經驗讓美國人往往視歷史為落後、腐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象徵。
簡‧梅耶爾 Jane Mayer
買下媒體、買下大學、買到美國總統。直到有一天，連「美國」都被「他們」買下來。
華特．艾薩克森/艾文‧湯瑪斯 Walter Isaacson/ Evan Thomas
這是一部冷戰史，而且是有關冷戰的起源與思維的歷史。全書以艾奇遜、哈里曼、羅維特、麥克洛伊、肯楠、波倫等六位被譽為外交賢哲的公職生涯說明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如何創造「美國世紀」、建立「美利堅和平」。
愛德華．史都華、米爾頓．班奈特 Edward C. Stewart, Milton J. Bennett
曾經世界上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將可能隨著川普的當選，淪為地表上最荒謬的巨大笑話！一個充滿矛盾、令人既愛又恨的民族。我們對她的認識，有多少來自事實，多少來自偏見？
大衛‧范恩 David Vine
美國所擁有的海外基地居全球之冠，美國滿足了嗎？800 個海外基地，是全球安全的保障亦或是障礙？揭開美軍基地的神秘面紗，它們不僅是美國利益的代表，也是罪犯、不公義、社會問題的代名詞。
德瑞‧蕭雷
曾經象徵理想、充滿希望的總統，為何坐困白宮，有志難伸？華盛頓政治菁英究竟生了什麼病，導致美國一步步走向錯誤的道路？
為什麼「中華秩序」又強大又脆弱？
王飛凌（美國）
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叫「秦漢人民共和國」才更恰當？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
中原與中華: 淵源與基礎
若欲了解中國是什麼以及代表著什麼，人們需要面對生活在歐亞大陸東部數千年之久、佔全球人口大約五分之一的各族人民所積累起來的信息海洋。與之相稱的是，關於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知識，還被無數的神話所歪曲、不斷地混淆視聽，甚至會誤導一些最勤奮、最專業的觀察者。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已經闡明了中國的諸多神秘之處，但是還有許多頑固難解的中國特殊性仍然阻礙著中國學的標準化和理論化。學者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已經呼籲許久：中國學急切需要更多的植根歷史的紮實研究。今天，解讀中國歷史依然是正確理解中國的關鍵。然而，那保存完好、豐富而龐大的中國歷史記錄裡充滿了故意的遺漏、無意的錯訛、巧妙的扭曲和公然的偽造。因此，仔細而全面的、帶著修正的態度去解讀中國歷史，是打開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黑匣子的前提。本書的第一步是澄清有關中國或中華（China）、中原或中土（Centralia）的一些常被錯過、訛傳或誤解的基本事實。揭示和糾正的這些基本知識，將會有效地展現中華作為世界帝國的多重源頭。為此，本章將探索中華世界的命名來源、生態地理、各族人民及其對歷史的修撰，起點是公元前三世紀之前的封建社會，即先秦時代。那時的歐亞大陸東部，處在一個類似西發里亞國際關係體系的世界秩序之下。
中華與中原：不僅僅是語義學問題
中國或者中華的國際通用名稱，英文是China（ 拉丁文為Sina, 梵文為Cīna, 法語為Chine）。該名字最有可能是古代地處今天中國西部的一個封建城邦國家秦（Qin或 Chin, 公元前770－公元前221）的語音翻譯：秦啦。秦後來演變成王國，再成為帝國，並統一了整個歐亞大陸東部的主要部分（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秦國以高超的武力和卓越的外交結束了戰國時代，為後世的中華統治者們創設了一個持久的政治制度模型。除了俄語，幾乎所有印歐語系的外國人都用China（秦）這個詞來指稱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廣袤土地，類似於歐羅巴（歐洲 Europe）、美利堅（美洲 Americas）或阿非利加（非洲 Africa）等地理詞彙的用法。俄語使用「契丹」（Китай，Khitan）來稱呼中國，源於十到十二世紀時統治今天中國北部的遼帝國（916－1125）的統治民族。中國周邊使用漢字的國家如日本，以及許多中國人自己，把China這個世界通用名字音譯為「支那」（最早由八世紀的中華佛教學者們從梵文的Cina一詞翻譯而來）。支那是地理名稱 China 或 Cina（秦）的音譯，然而在中文裡有「分支」的意思，也絕對不是一個多麼宏偉壯觀的名字。1930年代以後，由於使用「支那」名字稱呼中國的日本大肆入侵中國，這個名字對有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人來說變得極其不可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正式停止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國」；但是一些非官方日本人今天仍然稱支那。在1965年據稱北京介入印尼內政，煽動政變，印度尼西亞血腥屠殺數十萬華人，並疏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雅加達下令改稱中國為「支那」 （Cina）而不再稱中國 （Tiongkok）。直到 2014年印尼才恢復使用中國這個名字。今天，中國自身完全拒絕使用支那一詞，唯一的例外是繼續將 Indochina翻譯為印度支那而不是印度中國。
China（秦或者支那）這個國際通用名，與今天中國人稱呼自己國家的中文名字「中國」其實毫不相干。「中國」的字面意思是「中原」（Centralia)、「中土」、「中央國家」、「中心國家」或「處在中間的國家」。它的同義詞是中華，意思是「中央精華」或「中央輝煌」，並據說與華、夏（兩個史前部落）的名字相連。考古與古籍文獻表明，「中國」一詞本身是很古老的。它最遲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已經被用作一個地理術語來描述中央之地或者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亦然，「中國」一詞被用於表示一個部落、國家或者政權的中央位置。它還經常被用來描述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口、財富和權力中心。《尚書˙周書‧梓材》就有「皇天既付中國民」之說；《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的詩句。但是，「中國」一詞在十九世紀之前從來不是中國的官方名稱。十九世紀後期它才出現在一些外交文件裡，作為正式的官方國名「大清」的同義詞，對應外文中的 China （秦）。秦（或者支那）這個名字本身，除了短命的秦帝國（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外，只有在公元四至五世紀時、政治分裂的中華世界裡地處今天中國西北的三個王國（前秦、後秦、西秦），曾用它作為國名。實際上，秦帝國的繼承者漢帝國，曾經稱當時遙遠的羅馬帝國（及其統治下的地中海—歐洲世界）為大秦。
中華世界有記錄可循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大約3500年前的殷商。從那時起，歐亞大陸東部的各個國家，幾乎都是以統治王朝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尤其是那些統治天下（即整個已知世界）的帝國。或者以地名來命名，比如秦、漢、唐、宋；或者以統治者特別設計的名字作為國名，比如元、明、清。滿清帝國在1689年與俄羅斯簽訂的尼布楚（Nerchinsk）條約中，第一次使用滿語短語dulimbai gurun（處在中部或中央的國家/地區/族群）來稱呼自己。清帝國後來還用過這個滿語詞彙，來稱呼它佔領征服的中華世界的中心地區，即中原。然而，滿清帝國的正式官方名稱一直是「大清」。
只是到十九世紀末，受過西方教育或影響的漢族（中華世界裡最大的民族，以二千年前的漢帝國命名）精英，才開始使用中國（中原）作為正式國名。被滿洲人征服和奴役的漢族精英，當時強烈感到需要將他們的國家與入侵的外國（主要是歐洲列強）區分開來；他們在政治上也需要拋棄大清國的名字，因為大清是異族征服者滿洲人建立的帝國（1644－1911）。滿洲人是來自歐亞大陸東北部的古代肅慎、女真等通古斯語民族的後代，侵略並征服了漢人的明帝國。清帝國政府十九世紀末期與外國簽訂的條約裡，其正式國名的中文幾乎總是大清國，只是偶爾使用中國一詞。英文翻譯則是 China (秦) 或者Chinese Empire（秦帝國）。中國和中華只在1912年漢族政權取代了滿清帝國時，才成為官方正式國名。這個新的國家被命名為中華民國（中華共和國），英文翻譯為 Republic of China（ROC）。中國（中央國家）和 China 被分別用作國名的中英文簡稱。1949年，中國內戰的勝利方把正式國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的共和國），英文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 依然用中國和 China 作為中英文簡稱。
在帝制語義學中，中原或中土（Centralia）作為社會政治的中心地域，實際上由於王朝反覆更迭及中華世界內的政治分立，而在歐亞大陸東部遷移不定。二千多年前，秦漢帝國在今天的華北和西北地區建成「中原」，並將其神聖化為一個統一的世界帝國。它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進行威權或極權統治，通過中央與周邊的等級秩序，去統一整個已知世界。就被視為建立了中華秩序。建立天下一統的世界帝國，是任何一個秦漢政體都必需的政治使命；而當一個「秦漢世界帝國」（無論其具體的國名是什麼）崩潰後，所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軍閥政權或對立國家，則各自抱持一統天下的渴望，為了贏得「中原」這一神聖天命而激烈廝殺。中華世界統一戰爭的得勝者所建立的新的世界帝國，決定了其中心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原或中土的地理位置在中華世界裡多次移動：從黃河流域到長江以南，再回到華北平原。官方史書在事後於是就簡單地予以記錄並加以認定。
有趣的是，天下和中原（Centralia）的概念，以及將中國（中華）視為整個已知世界的中心及具有正當性的名稱，以區分「我者與他者（野蠻人）」的觀點，並不完全是漢族中國人特有的傳統。日本武士道意識形態的主要創立者、儒家歷史學者山鹿素行，在其十七世紀用漢字書寫的《中朝事実》中就主張，日本，而非地理上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或「中華」。日本繼承了中原或中央的真正文明，而被滿清帝國征服的中國，已經淪為「異族王朝」統治下的「西方地域」而已。到了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川幕府和明治政府時期，水戶學派的儒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以漢字編撰的紀傳體《大日本史》裡，更是把隋、唐、宋、明諸帝國描寫成一個日本主導的「中原/中國世界」之外的「邊陲」國家，和北海道、薩哈林島、千島群島上的蝦夷以及琉球（沖繩）諸島沒什麼兩樣。在日本本州島上，一塊有五個縣大小的地區，從九世紀以來一直被命名為「中國地方」。朝鮮亦然，在十七世紀滿清帝國征服了明帝國之後，精英們把弱小的朝鮮自詡為「真正的」中華文明「繼承者」，用到也是類似的「中國在我」的概念。韓國儒家學者、反對日本的政治流亡者柳麟錫（（유인석），直到1910年代依然主張一個以漢族和中原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直到十九世紀初的韓國王室檔案也充分反映了這種觀點。
因此，也許今天「中國」在中文裡的名字應該改為「秦國」或「秦漢國」。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個國名比較準確，也更好地反映全世界對中國的真正稱呼。這個命名，還可以消弭「中國」或者「中原/中土」名稱中所包含的種族偏見、自大和政治歧意。而這些偏見和歧意，不僅誤導中國人自己，也令外國人誤判，造成學者所觀察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身分認同上喜憂參半的「兩難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也可以改為「秦漢人民共和國」或者簡稱「秦漢共和國」。如果要沿用舊稱而不計較其語意，或可稱之為「支那人民共和國」——2016年香港的一些政治異見者的說法。一些中國網民還將國名翻譯為語音近似、但語意頗為譏刺的「拆拿人民共和國」。
黎安友、施道安
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經濟成長突飛，軍事發展猛進，既然如此，這個讓全世界既敬且畏的強國，為什麼仍然沒有安全感？因為中國被四個同心圓一環又一環地包圍起來。
夏偉（Orville Schell）、魯樂漢（John Delury）
這個務實的、講究手段的國家，在取得富強後，會把自己的國家力量投射到何方？長達一個世紀的邁向現代國家的長征真的能抵達終點嗎？
中西輝政
從安倍政權的安全保障政策看清中國外交的本質。為什麼中國總是反覆地擴張與分劽？冀望建立起含括日本在內的新國際秩序之中國外交與霸權，其背後的理論，將以文明史．地政學的視角予以解讀。
斯坦．林根（Stein Ringen）
透過分析習近平治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貪腐、黨國機器、共產黨勢力、壓迫機制、稅收與公共服務、國家社會關係，本書不僅豐富了中國研究的內涵，也擴大了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發展與福利國家研究的領域。
裴敏欣 Minxin Pei
由於貪腐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部生態的一環，不僅大刀闊斧的打貪難以展開，出於政治企圖的打貪反而只會製造統治菁英之間的猜忌與仇恨，危害獨裁政權的凝聚力。
平野 聰
對於清國，以及取代了清國的近代國民國家──中國，我們究竟該如何評價才正確？倘若這個充滿矛盾對立的近代東亞地域，今後真要成為一個互相合作的地區，我們又有什麼樣的途徑可走？這些文明史層面的課題，是一個新舊並陳的跨時空問題。
張純如 Iris Chang
汪浩
陳翠蓮
約翰‧戈登 John Steele Gordon
馬思樂 Maurice Meisner
愛麗絲．高夫曼, Alice Goffman
劉傑
蘇西耶．凡卡德希
布萊恩．卡普蘭
巴瑞特．提爾曼 Barrett Tillman
伊恩．強森 Ian Johnson
徐斯儉、董立文、王占璽、蔡明彥、盧俊偉、邱俊榮、張國城、賴宇恩、黃怡安
范疇
歐逸文 Evan Osnos
丹碧莎．莫尤 Dambisa Mo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