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

那些年，我們被北韓綁架的日子
涂豐恩（「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創辦人）
                      
「如果你觀看遠東地區的夜間衛星照片，會狐疑地發現其中有塊缺乏亮點的黑色區域。這片黑色地帶就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曾任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辦公室主任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在她描繪北韓生活的《我們最幸福》一書中，以上述一段話拉開了序幕。這樣的意象，似乎反映著許多人對北韓的印象：一個神秘而奇特的國家。它被中國、日本和南韓包圍，對比三者的繁華富庶，北韓的黑暗更顯得引人注目。
　　無論在新聞媒體還是出版市場中，北韓是個永遠讓人張大眼睛、豎起耳朵的主題，因為與它相關的一切，似乎總是充滿戲劇性，不管是那總是穿著土黃色夾克的親愛領袖金正日，或是他的兒子，梳著油頭、偶爾在鏡頭前笑瞇瞇的接班人金正恩。在外界看來，這個國家躁動不安而且神經質，是個不聽話的壞孩子，好像一個不高興，就要準備發動戰爭。更糟的是，不少人也懷疑，北韓手中早已握有毀滅性的核子武器，是個名副其實的不定時炸彈。金氏家族代表了一個瘋狂而古怪的政權。
　　二○一七年的二月十三日，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哥哥金正男在吉隆坡機場被毒殺，更是助長了各種傳言。手足相殘，宮廷內鬥，這種電視劇的情節，竟然在二十一世紀真實上演，能不讓外界充滿好奇嗎？
　　如果金正男的悲劇只是北韓內部的風暴，美國大學生溫畢爾（Otto Warmbier）之死，可就沒那麼簡單了。這位來自美國俄亥俄州的年輕人，在造訪北韓時，據說因為試圖偷竊宣傳文宣，遭到判刑和監禁，經過幾度外交斡旋，才被放回故鄉。可是當時的他已經陷入昏迷，沒過多久旋即辭世。消息一傳出，不少美國人感到忿忿不平，覺得自家的子弟受到欺負，被北韓這個殘酷的政權虐待而死。
　　在沸沸揚揚的相關討論中，也有聲音認為，美國社會不免大驚小怪、反應過度：北韓政權對人權的侵犯早已眾所皆知，非得要到一個美國人受害後，方才對此恍然大悟，不正顯示過往美國民眾對這個問題的漠視？但話說回來，美國社會對這個事件的反應也是情有可原，畢竟誰能不對自家人投注多一點關懷。更重要的是，如果北韓政權對外國人都如此殘酷無情，它會對待如何自己人民，似乎也不難想像了。
　　近年來，我們屢屢看到從北韓脫逃而出的人──所謂的「脫北者」──出面控訴，揭露共產政權下的北韓面貌，更強化了一般人這樣的既定印象。如果你和我一樣，關心臺灣書市，一定注意有本書近來高居銷售排行榜不下，作者是名從北韓脫逃而出、面貌姣好的年輕女孩，她跨越了中、韓邊境，一路脫逃，最後到了自由的彼岸，在美國進了大學，並四處分享自身的經驗。這群「脫北者」的自述有時真假難辨，但在出版市場中自成風景，儼然形成新的一類傷痕文學，他們的勇氣與官方政權的暴虐無道恰成對比，強化了題材的戲劇性，無論是真是假，都能吸引讀者的好奇。
　　但與這些情節多少類似的脫北者自述相比，《非請勿入區》一書講了一個更為古怪，更為讓人意外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不是從故鄉脫逃的北韓人，而是被北韓政府跨海綁架的日本人。他們往往在生命中的某一個時間點，莫名其妙被強行帶到了異地，然後住進了北韓政府在首都平壤設置的「非請勿入區」，別無選擇展開新生。
　　在極權政府統治的國度裡，異議者「被消失」往往不讓人意外；但是跨國綁架，對象又是一般尋常人物，恐怕就讓人為之側目了。從一九七○年代末以來，這種在日文中被稱之為「拉致」的綁架事件，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前前後後加起來，受害者竟也高達數十人。任職於紐約大學的作者羅伯特．博因頓（Robert S. Boynton），偶然在《紐約時報》的一角看到這則新聞，產生了好奇，因此發揮調查報導的精神，一路追索，帶領讀者理解這事件的來龍去脈。
　　為了寫作此書，博因頓發揮記者本色，做了不少人物訪談，包括綁架事件的受害者與其家人。不過這些人的現身說法，只是《非請勿入區》的一部分內容。博因頓在描述事件的同時，往往還退後一步，拉長視角，帶入歷史的脈絡。因此在他筆下，這場綁架事件不只是日本與北韓的當代衝突，還可以一路上溯，連結到殖民時代的愛恨情仇。據他所言，北韓在對被綁架者的洗腦內容中，一再強調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時所犯的罪行。
　　這樣的佈局方式，讓整本書的敘事變得更為豐厚，也因此有別於脫北者的自述、或是其他企圖揭露北韓面貌的獵奇之作。藉由這樣的手法，博因頓也提醒了我們，北韓政權並非如許多人所以為的那樣一成不變。在本書的第一章他便寫道：「今日的北韓是世界最貧困與最孤立的國家，但在蓮池薰遭綁架的一九七八年，北韓卻是亞洲最令人稱道且最繁榮的共產主義政權。一九六○年，北韓的人均所得是南韓的兩倍。」
　　北韓是否曾是「亞洲最令人稱道且最繁榮的共產主義政權」，答案恐怕有待商榷，但的確，在一九七○年代，北韓曾經一度對外開放，許多歐洲國家都建立了活躍的外交與經貿關係。換句話說，南韓今天的光鮮亮麗，與北韓今日的黯淡無光，確實並非一開始就如此。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韓與日本在那段時間的互動。在書中，博因頓藉由一位「日朝親善協會事務局長」佐藤勝巳的故事告訴我們，二次戰後有段時間，日本的左派知識份子與民眾，對於北韓的共產政權近乎心嚮往之。相較之下，南韓總統朴正熙所領導的獨裁政府，反倒讓他們保持距離。一九五九年，有批戰後駐留在日本的韓國人，便在日朝雙方的合作下，因此被送回了北韓，讓南韓政府為之跳腳。
　　也是出於類似心態，綁架事件長期在日本國內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博因頓寫道：「由於日本對於自己在殖民時代為韓國帶來的苦難仍帶有補償心態，因此日本的左傾媒體、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總是不願對與韓國有關的事物加以批評。偶爾有傳言提到有人遭到綁架時，這些綁架事件總被當成反韓偏見的產物而遭到忽視。」這些現象，在在顯示了歷史的諷刺與弔詭。
　　但全書最引人深思的，我以為是在接近尾聲的時候，博因頓寫到其中一名受害者蓮池薰，在經過多年劫難之後，終於能夠重返故鄉，與親人相會。但這卻不是一個歡喜大團圓的故事。恰恰相反，當蓮池薰回到祖國後，他與分隔已久的家人竟然起了強烈衝突。他的哥哥以為，弟弟應該會迫不及待地想要逃離那個奇怪的國度，儘速重返日本社會，可是已經在北韓結婚生子的蓮池薰卻似乎不這麼想，他所展現的態度，讓哥哥蓮池透不禁抱怨：「他有點不對勁。他總是談北韓的事，彷彿他是個北韓人。」
　　這代表著北韓政權的洗腦成功，抑或是另一種的日久他鄉變故鄉？從蓮池薰的角度看來，他反而不解，何以家人要急於將他抽離北韓，無論是好是壞，那畢竟是個他已經生活了二十年的世界。對於身分認同感興趣的讀者而言，蓮池薰的故事是值得注意的題材。
　　蓮池薰與其他被綁架者的經歷雖然顯得離奇，但博因頓寫來十分克制，像個冷靜的旁觀者、稱職的報導者。不過，北韓發動這一波綁架行動的動機到底何在，目的又是什麼，在故事的最後，他似乎仍然未能完全解答。但這不是博因頓的責任，許多專研北韓議題的學者，對這問題的答案也是莫衷一是，只能提出各種推論。這些跨海綁架事件，究竟是北韓政權瘋狂失控的表現，或是另一個別有心機（卻可能未能實現）的策略，也只有留待時間回答了。
 
內容連載                                                                                                                                                       
 
第六章 綁架是一種統治手段（摘錄）
 
精密策劃的綁架計畫
 
　　「歡迎妳來，崔女士，我是金正日。」崔銀姬是南韓最有名的女星，當她聽到金正日的名字時，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搭載崔銀姬的船隻進入北韓西岸的南浦港。一個星期之前，她從首爾飛往香港，與她經營的一家演員學校洽談計畫。在此之前，她與她的丈夫申相玉導演共同開設一家製片廠，也就是申電影公司。電影公司關閉後，她才著手經營這家演員學校。事後證明，這場會議其實是個幌子，目的是引誘崔銀姬到香港讓北韓特務綁架。金正日伸手向她打招呼。「我不想跟這個一手策劃綁架我的人握手，但我別無選擇。」她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們握手時，一名攝影師突然出現為他們拍了照片。「我不想為那個時刻留下紀錄。我也不希望為蓬頭垢面的我留下永久的證明。」
　　崔銀姬在香港失蹤了三個星期，申相玉開始尋找她的下落。雖然他們兩年前就已經離婚，但兩人的關係仍很密切。他曾提醒崔銀姬，邀她前往香港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現在他決心要拯救她。申相玉經常被稱為南韓的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與朴正熙總統交惡前，他的申電影公司是南韓最大的片廠，曾經製作過三百部電影。就在他的前妻被綁架之時，申相玉正打算搬到好萊塢開展他的事業。在香港待了幾天之後，他也被帶到平壤。
　　與他的前妻相比，申相玉這個「客人」顯然較難伺候。金正日讓崔銀姬住在他最好的宅邸裡，而申相玉則是好幾次嘗試脫逃。為了予以懲罰，申相玉被判處四年徒刑。一旦承諾不會試圖逃跑，他馬上就獲得釋放。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金正日為兩人安排了一場團圓派對。「你們光站在那兒做什麼，還不上前擁抱？」他說。當兩人擁抱時，房間裡爆出如雷的掌聲。親愛的領袖要求群眾安靜。「同志們，從現在起，申先生就是我的電影顧問。」申相玉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他是南韓最具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導演，因此他的「叛逃」將會是對南韓體制的當頭棒喝。申相玉是金正日理想的導演人選：他在日本與中國受過訓練，他在美國拍過電影，熟悉西方最新的電影技術。此外，申相玉生於戰前的「北韓」，說他是北韓人並不為過，因此金正日重用他，並不會因此而被指控是向西方帝國主義屈服。
　　一九四八年，金日成為了引誘南韓製片家到北韓，特別承諾給予他們無限的資金與藝術自由，此後，電影就在北韓扮演重要角色。金日成相信電影是提升民族意識的絕佳媒介。每一部北韓電影都會有數十份拷貝流通全國，彩色版本在大城市放映，黑白版本則在農村地區放映。與金日成本人有關的電影總是以彩色放映，而且使用品質最好的膠捲，如美國的柯達或日本的富士。
　　在涉足政治之前，金正日曾主持朝鮮勞動黨組織指導部電影與藝術部門。金正日是個影癡，每晚都要看電影。透過北韓駐外使館的協助，金正日利用外交郵袋將數千部外國電影運回北韓。據說他最愛看的電影是《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第一滴血》（Rambo）與《哥吉拉》（Godzilla）。將申相玉從牢裡釋放之後，金正日隨即帶他參觀位於平壤市中心一棟戒備森嚴、濕度溫度均受控制的三層樓建築，這裡是他收藏電影的檔案館，一共收藏了兩萬部電影。這座檔案館有兩百五十名工作人員：翻譯、字幕人員與放映人員。但是這些人的重要性比不上導演，只有導演才能讓民眾轉變成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項歷史任務尤其需要導演技術的革命性轉變。」金正日在他一九七三年的作品《電影藝術論》中如此表示。金正日希望申相玉能改善北韓的電影產業，拍攝出能夠參加國際電影節的作品。要讓北韓電影參加坎城影展，以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的夢想。
　　先前因為政治與財務的雙重壓力，使得申相玉在南韓的電影公司倒閉，現在有傳言說他為了開展事業，自願叛逃北韓。如果申相玉想讓南韓當局相信他的確遭到綁架，那麼他需要證據。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崔銀姬與申相玉在金正日的辦公室見面。崔銀姬有一台小型錄音機，她把它藏在自己的皮包裡。三人圍坐在玻璃圓桌旁喝酒。崔銀姬把手伸進皮包裡，看似要拿面紙，其實是偷偷打開錄音機。她與申相玉輪番向金正日提出一些重要問題：為什麼你要把我們帶來這裡？你怎麼籌劃綁架行動？也許是談得太高興了，金正日直截了當地說：「我只對你們兩個說實話，但你們可不能對別人提起。」
　　「坦白說，我們的電影仍落後西方。」金正日解釋說：「我們的導演出產的都是些敷衍了事的作品，毫無新意。他們的作品陳腔濫調，怎麼拍都是同樣的情節。我們的電影總是哭哭啼啼。」他身處困境。他如何讓北韓接受外來影響而又不危及自己對北韓的控制？他派了一些導演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與蘇聯學習，但不許他們前往日本或西方國家。這是為什麼金正日如此需要申相玉的原因。申相玉說他感到受寵若驚，但他不解的是，為什麼金正日要如此費事地「綁架」他們。「我非常需要你。」金正日回答：「我開始思考怎麼樣能讓你過來，但我無計可施。所以我告訴我的同志，如果我們要讓申導演過來，我們必須策劃一場祕密行動。」
　　談到最後，金正日略微表示歉意。「我也會自我檢討，」他說道，「因為我從未告訴屬下詳細的計畫內容，也從未告訴他們我們會如何運用你的才能與我的意圖。我只是說，我需要這兩個人，把他們帶過來。結果這中間造成許多的誤會。」錄音帶錄了四十五分鐘，但崔銀姬怕得不敢換面。不要緊，反正他們已經掌握了需要的證據。
　　往後三年，申相玉繼續拍攝電影，他導演了七部，並且拍了十一部以上的電影。隨著金正日越來越信任他們，他們有了更多旅行的機會，首先是到東方集團，之後甚至可以前往東方集團以外的國家，不過身旁總是有指導員跟隨著。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他們在參加維也納電影節期間，躲過指導員的車輛，逃往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
　　聽到他們脫逃的消息，金正日認為他們是被美國綁架。他無法想像自己對他們如此慷慨，他們居然會背棄他。他傳了一個訊息，表示願意協助他們返回平壤，但他們從未回應。
 
金正日的主廚
 
　　奇怪的是，金正日最知名的日本僱員卻是僱來的，而不是綁架的。
　　一九八二年，藤本健二應徵分類廣告上的壽司師傅。上面並未標示餐廳的名稱與地點，但薪水是他在東京擔任自由主廚的兩倍。藤本對北韓所知不多，他只知自己必須到平壤的新餐廳擔任日本料理主廚，除了準備壽司，還要訓練北韓人擔任廚師，但他並未因此打退堂鼓。
　　藤本曾經接受嚴格而漫長的訓練，這種訓練體系至今仍是日本壽司業的主流。這個體系一般需要十年才能讓人從學徒（工作是打雜、陪主廚到魚市場）成為脇板（意思是「在砧板附近」，負責煮飯與準備食材）。最高的位置是主廚（板前）。藤本一開始在高級的東京銀座地區某家餐廳工作，這裡分量最小的壽司要價三十美元（絕大多數餐廳是一點五美元），而他在五年內就升上主廚。「一開始在東京頂級的餐廳工作，有助於快速提升自己，因為我學到的基礎工夫全是最好的。」藤本對我說。
　　藤本在抵達平壤的一年後遇見了金正日。某天晚上，金正日與他的侍從包下了整間餐廳，大啖壽司與清酒。為了迎接這麼重要的貴賓，藤本與其他工作人員莫不卯足了勁將餐點做到盡善盡美。到了付帳的時候，金正日掏出一個塞滿鈔票的白信封，隨意丟在藤本腳邊。藤本只是盯著信封看。「我心裡想著，『我才剛做了這麼一頓美味的大餐給你。你為什麼不表達一點謝意或付錢時能禮貌一些？』」金正日的侍從見狀臉色大變，他們無疑是害怕藤本的傲慢可能會讓不可預測的領袖做出可怕的反應。金正日的口譯撿起信封交給藤本，藤本鞠了個躬，臉上毫無笑容。
　　令藤本驚訝的是，過了一個星期，金正日再度前來。「藤本，」金正日說道，「我要為上星期的行為向你致歉。請原諒我。」藤本說：「我眼前這個人是北韓排名第二的領導人，我居然讓『他』覺得他有必要向『我』致歉！」藤本感到羞恥，也對金正日產生感情。「從那天起，我開始喜歡上這個人。」他說道。
　　他們成了朋友，一起射擊、騎馬與滑水。金正日給藤本兩輛賓士車。藤本獲准娶北韓女子（一名舞者）為妻，而且地位類似於金正恩（北韓現任領導人）的叔叔。然而，就像一般的戀情一樣，兩人最後也免不了撕破臉分手。藤本擔任金正日的主廚，直到二○○一年他遭指控傷害北韓政權而被軟禁在家。（藤本返回日本購物時遭日本移民署拘留，他顯然說了太多有關自己僱主的事。）雖然後來他又恢復主廚的工作，但如驚弓之鳥的他很快就逃回日本，並且躲藏起來。之後他出版了四本有關金正日的書──第一本是《我是金正日的主廚》，這本書成了暢銷書──並且不斷以北韓「專家」的名義上電視。二○一二年，他與金正恩團聚，也成了全亞洲報紙的頭版新聞。
　　當我在東京某間煙霧瀰漫的咖啡廳與藤本見面時，我可以看出為什麼他能討好金正日。他強壯的雙手戴著鑽石戒指與金色勞力士手錶。他喜歡穿牛仔褲與緊身的黑色T恤，以凸顯他結實強壯的身材。黑色的bandana大方巾裹住他的前額，底下緊挨著尺寸略大的黑色墨鏡，鏡片光可照人。他的下巴留著方形灰色山羊鬍。全身上下精心打扮，不僅在於展示，也為了隱藏。彷彿在說，「看看我！我刻意喬裝改扮！」藤本故意把自己打扮成惡棍的樣子，但實際上的他卻能在高級餐廳裡挑選最好的美酒。
　　藤本為金正日準備的盛宴，不僅豪華精美，甚至是狂歡縱慾。金正日堅持生魚片必須新鮮，因此可以看到有些魚的嘴還在動。喝醉的時候，他會命令客人脫光衣服，裸體跳舞。平日吃的東西就算花上五萬美元，他也不在乎。如果有值得慶祝的事，派對的花費還會多上好幾倍，二○○○年美國國務卿馬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來訪就是個例子。「他絕對非常興奮想見到她，因為這表示柯林頓將會對他伸出援手。他喝了很多酒，心情亢奮到最高點。每場派對大約花費十萬到二十萬美元，而且一辦就是三天。他送每個人禮物，端上最好的白蘭地。真是令人『嘆為觀止』。」藤本回憶說。
　　不過這些派對也帶有嚴肅的政治目的。「邀請信任的屬下參加派對，他可以就近觀察他們的個性。」金正日過去的顧問黃長燁說道──他在一九七七年叛逃到南韓。有幸受邀的北韓菁英都成了國王的「家臣」。金正日定期派藤本出國採購，搜刮全球各地的美食佳餚。金正日自己只到到中國和俄國旅行，而且通常要乘坐私人的防彈列車。儘管如此，他卻知道哪邊有好東西。他派藤本到丹麥買豬肉，到伊朗買魚子醬，到法國買葡萄酒，到捷克斯洛伐克買啤酒，到日本買海鮮與家電用品。「然而，金正日堅持冰箱一定要用美國貨，因為美國的冰箱最好。他還送我一台美國冰箱當禮物。那台冰箱又大，製冰又快，而且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溫度保存大量的食物。」藤本說道。
　　藤本承認金正日不僅把他當成朋友，也把他當成身分地位的象徵──金正日想藉此證明，儘管生活在這個孤立而貧困的國家，他依然是世界的公民。「為他烹煮日本料理的主廚是日本人，我想這一點對金正日來說很重要。」藤本說道。「他追求最好的事物，這也包括我在內。」金正日經常把藤本拉到身旁，然後向賓客誇耀說，「藤本是不是很棒？我僱用他。他是我的收藏品，我必須保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