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掉「中國古代史」的外衣,
呈現「華夏世界」本體的真面目
跳出朝代體系,也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
所看到的「中國史」是?
打破「國史大綱」的儒家史觀,打破「馬克思進化論史觀」
剖析「華夏世界」真實的演化史!
一般我們提到「經」與「史」時,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浩瀚難辨的斷簡殘編。而劉仲敬筆下的「經」,是華夏世界運行的憲法原則、核心價值體系;「史」則是圍繞著「經」在時間上的展開。
劉仲敬本書,首次揭示出「華夏世界」的「經」與「史」是:
——從周政,變成秦政
——從封建多國體系,變成大一統吏治國家
——從有機的共同體,變成編戶齊民的散沙社會
——從彼此制衡的貴族社會,變成由僭主、冒險家和遊士組成的汲取社會的宮廷權貴集團
——從「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淪落成「宮廷權貴和朋黨共治」的現實。
《經與史》的結構
完全跳出傳統「中國史」解釋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來,華夏世界裡固然存在周秦漢元明清這樣的古代王朝國家,但用「正統性理論」把這些珠子串起來的中國朝代史,不過是近代的國族主義虛構。
本書上部認為,華夏世界遵循自己的季候循環。從「歷史的黎明」(第二章章名)開始,經由盛夏之路(第三章)演變為秋收和「嚴冬來臨」(第五章章名),從而實現了歷史的終結。之後則進入史後之人的時代。華夏版的歷史終結論,對應的時間大約是從商周到秦漢,這段時間是華夏世界的形成期,也是其憲政體系從周政發展為秦政,從封建多國體系演化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時期。路徑一旦鎖定,歷史的發展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只能等待蠻族的秩序輸入。
所以本書的下部,就是華夏世界淪入「蠻族闌入和統治」的歷史。從蠻族的闌入(五胡十六國)、到蠻族披上華夏外衣、優孟衣冠的魏晉隋唐(第七章),再到蠻族素面登場、殖民華夏的元清(第八章),最後在西方近代秩序的輸入之下,華夏世界的天下主義終結,東亞淪為為地方(第九章)。從此,「中國」作為近代國族國家出現在東亞。
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
對於習慣錢穆《國史大綱》或是中國馬克思史觀下的中國古代史的讀者,本書的結構和觀點都是振聾發聵。本著這樣的切入視角,原本「中國史」的關注焦點,在本書中則幾乎看不到,原本「中國史」讚美的價值,本書則可能得出相反的評價。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這樣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下面僅僅舉例
——比如對中國史推崇的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本書認為鮮卑部落貴族「淪落」為宮廷權貴,而非「文明化」為儒家官員。
——比如從史料看,漢武帝其實比秦始皇更加殘暴,然而一般印象則是秦始皇才殘暴。為什呢?這是因為,秦始皇的時代還大致是封建貴族存有一定勢力的時代,對專制的容忍度非常低,而漢武帝的大一統散沙社會對暴政的容忍度非常高,相較之下,漢武帝就比秦始皇仁慈。這對比今天的台灣民主體制和中國專制制度下,民眾對政府的一般反應就可看出。
——比如唐太宗和魏徵的關係,一般中國史視為明君和賢相的政治典範,本書則認為,這只是折射了唐代政治結構而已,魏徵代表了關東客卿,李世民代表了隴西根本。關東和關西的大結構就像清朝的滿漢結構,涉及到地域和族群,皇帝要彌合帝國的東西結構,就必須對魏徵客氣而禮貌。我們生活在外省本省政治結構下的台灣,對於政治人物要照顧到不同族群利益才能拿到更多選票,一定是非常理解的。道理是相同的。
總之,我們一旦跳出大一統吏治國家的價值體系,翻轉來看中國史,就會發現,五胡亂華並非境外蠻族的入侵,而是中原大戰不斷引進外圍蠻族武士來支援的自然後果。就會發現,儒家的教義和政治理想其實是周政(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產物,但卻發展為以為用單純的道德約束就能保證帝國的和平、並避免暴政。就會發現,大一統其實是散沙順民社會的編戶齊民,而盛世(唐、清那樣的世界帝國)是戰鬥力的喪失,是秩序消耗掉的餘燼,是古典華夏文明終結於吏治國家,而以後的每一次重啟都依靠蠻族的闌入。
***
基本上,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下愈況的變化;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劉仲敬將這種淪亡的過程,用他獨特的筆鋒加以表達,呈現出一副完整的圖像,然而,這並不是一部悲觀的書,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過史家之筆,呈現出作者想要表達的「經」(法則),可謂現代經史結合的代表傑作。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一、原始豐饒
1、巫與德
2、邑與國
3、無形態戰爭
4、秩序的湧現
二、歷史的黎明
1、天命無常
2、封建與宗法
3、軍事殖民與地緣政治
4、周禮社會的各等級自由
三、通往盛夏之路
1、諸夏與夷狄
2、文明共同體的憲制秩序與世界秩序
3、遊士與啟蒙者
4、禮崩樂壞
四、革命時代
1、 軍國主義與群眾的解放
2、 暴秦與歷史的終結
3、 貴族的反動和毀滅
4、 天漢與諸夏的灰燼
五、嚴冬將臨
1、 秋收時節的世界帝國
2、 儒士與法吏
3、 新莽與王道的最後破產
4、 家族征服帝國
六、蠻族的世界
1、 漢魏君統在江東的傳承與滅亡
2、 蠻族與士族
3、 吏治國家的復活與強化
4、 部落與軍戶
七、優孟衣冠
1、士族的沒落與科第的興起
2、蠻族傭兵的興起和沒落
3、殘唐五代的藩鎮、憲制與共同體
4、東亞世界體系
八、吏治國家的沒落
1、士紳社會的榮耀與殘缺
2、蠻族輸入秩序
3、流氓無產者的天下
4、垂死文明的戰利品爭奪者
九、東亞的地方化
1、 新春秋時代的世界秩序:殖民主義在遠東
2、 諸夏淪為蠻夷
3、 新戰國時代的挑戰者、順應者和投機者
4、 羅馬與萬國
試閱
宋人將金人入侵描繪成野蠻人的大洪水,恰好就是因為金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蠻族。文宣攻擊的關鍵就是歪曲,否則就達不到傷害的效果。宋代的記錄者都經歷過黨爭的薰陶,習慣于將金人當做需要譭謗的敵對黨派,總覺得自己遭到了本來可以避免的侮辱和傷害,因此非要發洩和報復不可。他們對元人的破壞沒有同樣的反應,簡單地將後者視為異類,仿佛猛獸捕食一樣殘酷而並不反常,沒有表現出曖昧的恥感。晉人記錄五胡的屠殺,態度也是這樣單純。明人對待清室,態度就非常接近于宋人待金。
羞恥感和名譽傷害都是同儕之間才會發生的現象,說明宋人其實認為金人屬於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具備許多吏治國家成熟期的特徵。他們的親王和將帥大多有漢名,輩分、排行和寓意經得住士大夫的審查。他們擄掠書畫,表現出良好的鑒賞力。他們進攻汴京的軍隊不是自行遷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像戰國諸侯和早期帝國,有全權負責的元帥;卻運用了晚期帝國習慣的權術,任命了不止一位品級相近的統帥,讓最高指揮權隨著反覆無常的君恩而搖擺。汴京之圍體現的紀律、節制和審慎令人歎為觀止,是五胡、遼人、元人、流寇望塵莫及的。他們登上城牆,佔據制高點,卻拒絕進城,通過談判接管了宋人的全部行政和軍事機構。他們允許和協助外省運糧入城,免費發給京師居民。他們允許軍人和京師民眾交流和貿易,居然沒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利用宋軍指揮系統鎮壓了企圖背盟的軍官,自己卻沒有露面。他們利用宮廷和百官搜集戰爭賠款,交出二帝。
這些行徑都說明金人非常熟悉南朝文化和晚期帝國的政治生態。劉淵和爾朱榮相形之下,簡直如同一味蠻幹的外人。鑒於劉淵和爾朱榮的幾代祖先都為洛陽朝廷服務,金人卻是在一代人之內從部落崛起的,這樣的差異就更加驚人。如果金人僅僅依靠部落武士的戰鬥力,宋人大概不會覺得如此屈辱。問題在於,金人爐火純青地運用了羈縻之術。依據傳統,這些技術原本應該由中原王朝用在蠻夷身上。他們輕易地招降了南朝的士大夫和將領,建立了張邦昌和劉豫的藩國。他們通過一張一弛的談判,將揚州和臨安的朝廷變成了張邦昌和劉豫的繼承人。他們甚至能跟宗澤和嶽飛競爭,招安和收編各地流寇,用這些輔助部隊平定其他流寇。金代文物遠勝遼元,大定明昌自居正統。金人預示了一種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夷狄和華夏其實很容易交換位置。南宋面對金人,無法保持東晉面對五胡的自信心和優越感。在永嘉和靖康之間,吏治國家的技術已經發展到更加精密的層次。蠻族的文明和腐化、南朝的軟弱和聚斂都加快了速度。
金人只用了一半的時間,就走完了北朝到隋唐的歷史路徑。以前鮮卑人走完這段路程的時間,也只有春秋到秦漢的一半。第一階段,部落武士演變為天然貴族。第二階段,貴族武士構成領地社會的凝結核。對於鮮卑人,這是宗主、都護、豪傑、府兵的時代。部落武士進駐劫後農村的待墾荒地,無需朝廷支付軍費,同時提供了保護殘民和招徠流民的秩序中心。對於女真人,這是猛安、謀克和兩河圈地的時代。部落武士圈佔根本沒有荒地的郡縣,將失去土地的小農變成了流寇,同時未能節省安置費,因為金鈔已經取代了谷帛,軍人以驚人的速度變賣封地。無論如何,第二階段都是唐人和金人的巔峰時期。第三階段,吏治國家的精神侵入軍事領域。軍人由貴族變成良民,再由良民變成遊民雇傭兵。對於鮮卑人,這是李克用和朱全忠的時代。對於女真人,這是李全和崔立的時代。紙幣的發行造成了惡性通貨膨脹,大大加快了種人-部落武士破產的速度。金哀宗絕望地發現:金人繼承了宋人的格局,也就繼承了宋人的命運。燕京、汴京和宋州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和預演了汴京、臨安和崖山的劇情。
元人輸入秩序,同樣遵循部落-封建-郡縣的嬗變順序。他們的時間表接近金人,但過程更混亂、結果更混雜。金人對吏治國家的敏感性和操縱能力,只有後來的清室才能相比。元人則產生了部落、封建、郡縣相互嵌套的馬塞克式憲制,幾乎與憲法危機相始終。成吉思汗的法典是各部落習慣法的彙編,假以時日可能形成一系列親邦的封建法源。木華黎的華北封地、忽必烈的關隴封地、張柔和武仙的中原封地經過長時期的內外博弈,並非不可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財政-軍事體制。然而,王文統的鹽鈔財政和伯顏的南朝貢賦太輕易地解決了各藩的問題。忽必烈用金鈔賄買的手段戰勝了阿不裡哥,開創了非常惡劣的先例。宗王和藩主從此養成了習慣,製造和利用更多的政變,用朝廷的賞賜或賄賂填補財政虧空。這樣一來,封建和郡縣就起到了相互破壞的作用。
……
世祖需要南朝和聚斂之臣,不亞于諸凱撒需要埃及----元戎的私人財產。他依仗這種私人財庫,才能打破酋長-君主和武士-貴族的封建平衡。穩定的歲入如果對應穩定的開支項目,對他就沒有多大用處。羨餘即使為數不多,只要便於挪用,仍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義。戰利品是最佳的羨餘,這是他入侵日本和爪哇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冒險失敗以後,他就只能求助於桑哥及其繼承人的財政遊擊戰。紙幣經過武宗的揮霍,迅速淪為廢紙。三寶奴的幣制改革視準備金為兒戲,以更快的速度收到了同樣的結果。以後的列朝宮廷和行省日益淪為朋黨的工具,甚至無法培養阿合買這樣有能力控制全域的聚斂之臣。江南並非沒有財源,宋人長期實施利潤豐厚的海舶壟斷經營。元人由於管理混亂,不能有效利用天子之南庫。行省制體現軍事征服的精神,不如宋代的各路適合財政管理的需要。統治者的低能和荒怠對浙西士紳和浙東海盜貿易者都有利,創造了兩者相互憎惡的必要條件。浙紳擺脫了賈似道時代的強征威脅,致力於將本朝的憲制納入周政主義的框架。他們設想:儒生可以利用輿論的道德約束力,迫使尾大不掉的諸侯服從朝廷。最後一位集權主義者脫脫符合他們的期許,卻得不到朝廷的保護。他們最後發現朝廷沒有乾綱獨斷的意識,就拋棄了朝廷。
元人給後世留下的遺產,以行省最為重要。行省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支附帶後勤體系的軍隊。行中書省是唐代使相和節度使的合體,原則上是針對敵人的臨時機構,最後卻變得無法撤銷了。不幸的征東行省沒能戰勝神風,反而保存了行省設置的初衷。最初的行省只是為了克服封建不利於征服的弱點,臨時將號令各路領主的非常權力交給了大汗的家臣。領主之所以願意服從家臣,除大汗的威靈外,關鍵還在於中書省擁有超越封建體系的籌款能力。耶律楚材和馬合木挽救華北和中亞的順民,主要就是依靠吏治國家的汲取機器。
金人對政體的精神非常敏感,完全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燕京防線瓦解前,他們認真考慮過三種選擇。其一:退回混同江以東的發源地,這意味著恢復幾乎不可征服的部落制。其二:南遷汴京,全盤襲用宋人的汲取和歲幣體制,等待不可避免的結局,但能保證最後的高品質榮華富貴。其三:在黃河北岸恢復封建體系、至少是方鎮體系,希望用殘唐式緩慢瓦解取代靖康式迅速土崩。他們同時做到了三者,前兩項都收到了不出所料的後果。封建九公本來是最難對付的手段,最初幾十年的效果確實不在河朔藩鎮之下。河北、河東的散沙人口幾乎不復存在了,但設防城鎮和寨堡很少會陷落。九公及其附庸聯絡山東流寇,在金元宋之間合縱聯橫。木華黎和張柔的同儕雖然比武仙的同儕強大,卻不可能一舉蕩平錯綜複雜的華北鎮堡群,因為他們自己的領地也不過是同類的鎮堡。
金人留下的半封建、半方鎮體系比自己更長壽。哀宗逃離汴京後,一度指望河北諸公的援助,發現他們毫無勤王的興趣,才絕望地折回河南。李檀叛亂,元廷主要依靠山東諸鎮出兵。忽必烈意識到領地制度的弱點,決定不讓其他領主得到自己在關中封地的機會。這樣一來,他就要更加依賴中書省了。只有行中書省才能組織複合型大軍,給部落騎士和領地輔助部隊提供強大的炮隊和錙重部隊。廉價的部落軍隊和封建軍隊能夠打贏野戰,但長期和昂貴的攻堅戰少不了行省戰爭機器。儒生和領主共同憎惡的聚斂之臣奪走了華北封建主義的復活機會,卻沒有能力像秦始皇那樣徹底消滅領地制度,因為他們歸根結蒂只是低賤的家臣而已,除了大汗私人的信任以外,沒有符合成吉思汗法統的正式權力。大汗隨時都會犧牲他們,安撫更加正統的權力。
部落、領地、郡縣並存的格局既然無法改變,大都朝廷就特別缺乏召回臨時派出機構的動機。所以從憲法的角度看,元朝始終依靠戰爭權力統治。戰爭權力的對象不是毫無戰鬥力的順民,而是桀驁不馴的李檀式領主。行中書省為汗廷集權,效果象戰爭本身一樣混亂。明儒經常責備元政不上軌道,其實是弄錯了比較的標準。明代的行省已經不再是臨時的戰爭機構,而是常駐的文官體系,繼承了元代行省的戰區規模和武斷權力,又解散了元人無可奈何的部落和領主,自然變成空前細密的超郡縣制。明末的巡撫、總督才是元代行省真正的同儕,由中央派出官員行使臨時和非常的權力。他們的戰爭管理同樣混亂,同樣破壞地方文官的正常工作程式。同樣的迴圈在清代重演,巡撫、總督變成了超級郡縣。新的動亂接踵而來,欽差大員用跨省的武斷權力擾亂地方。
(摘自8.2蠻族輸入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