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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的陷阱: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

How Propaganda Works

出版品牌:八旗文化

作者:傑森.史丹利 (Jason Stanley)

譯者:劉維人

ISBN:9789860763102

出版日期:2021-07-07

定價:NT$  500

優惠價:79NT$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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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正義與進步的理念,反而延續了社會的不平等?

 

瞭解政治宣傳的機制、學習正確使用語言,

才能建立健全的公共討論!

拆解修辭如何複製不平等的重磅之作|政治哲學界為之一振的開創性研究

 

今天,政客、媒體、大眾的言論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每個人都在使用語言以掙得關注,進而影響人們對公共議題的理解與思考方式。尤其,在網路及自媒體的時代,沒有其他力量比對話語權的掌握更能影響人心。即便如此,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宣傳與語言的操弄很容易辨認,畢竟我們生活在民主而非極權國家。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修辭的陷阱》作者、語言與政治哲學家傑森.史丹利深切地提醒我們,儘管宣傳看起來與平等自由的民主理想格格不入,宣傳在民主社會造成的危險不僅與極權國家截然不同,甚至帶來更多問題。但令人驚訝的是,在當代哲學界,宣傳卻從未被系統性地探討。

 

▋政治宣傳的定義▋一種利用政治、經濟、理性理念來動員人民,達成政治目的的言論。可再細分為兩種:其一為「惑眾妖言」,會利用並傳播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因而威脅到民主討論;其二為「公共修辭」,有力量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並重新建立健康的民主審議。

 

在《修辭的陷阱》中,史丹利以政治宣傳為主要關注,結合分析哲學的知識論、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性別與種族研究、語用學等知識,闡述宣傳在民主國家的巧妙運作。他認為,首先我們必須理解到宣傳所說之物不一定為假,也不一定是違心之論。例如,在美國,當一名政客對人們說「我們之間有穆斯林」,這句話本身當然為真,畢竟美國也有很多人信仰伊斯蘭;但當說話者刻意讓聽者注意穆斯林的存在,卻是在散播對穆斯林的恐懼。因此,宣傳對於民主的破壞,就在於其透過塑造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人們真心誠意地相信錯誤的概念,並因為錯誤的信念而無法評估或修正當下的判斷。

 

然而,宣傳對民主國家帶來的挑戰不僅止於此。史丹利檢視自由民主國家的本質,點出宣傳對自由民主的威脅,就在於言論自由可能讓自由民主從根本上就難以穩固。他於是追溯歷史實例,探討民主的語彙有時是如何被用來掩蓋不民主的現實。例如,他以美國公立學校在二十世紀初改組時,以「教育應讓人人發展自己的人格、選擇能發揮最高效率的職業,以服務社會」為名,來包裝實際上的菁英與管理主義,進而扭轉了學生對民主自由的認知,延續知識權威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修辭的陷阱》條理清晰地說明民主國家中的宣傳如何打著理想的旗號,實則摧毀了理想,並讓社會陷入更深的不平等困境中。「社會福利」、「非法移民」、「台女」、「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等詞為何有問題?本書將提供理論工具,來幫助我們在兩極化與假新聞主導討論空間的新時代,理解政治修辭對公共討論的傷害。史丹利鏗鏘有力地主張,本書的核心任務在於重建民主審議,在此之前,瞭解宣傳是什麼,以及為何它能夠在民主社會中有效運作,是瞭解我們所處現實的關鍵。

作者簡介 |

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1969年生於美國紐約。1995年於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教於羅格斯大學、密西根大學與康乃爾大學等校。

 

父母皆為歐洲移民,1939年分別從德國與波蘭來到美國。對史丹利來說,他的猶太裔身分是一種提醒,讓他自覺有義務關注弱勢族群的平等與權利。其關於政治宣傳、言論自由、民主、監獄制度與極權主義的著述,多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評論》、《衛報》等。著作包含《知識與實踐的旨趣》(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脈絡中的語言》(Language in Context)、《技術知識的秘密》(Know How)。最新作《法西斯如何運作》(How Fascism Works)探討法西斯主義崛起的徵兆與手段,出版後好評不斷。

譯者簡介 |

劉維人

自由譯者。從譯作出發,參與當代民主、公共討論等議題。譯有《被誤讀的哲學家》、《反民主》、《暴政》、《不穩定無產階級》、《暴民法》、《Mindf*ck 心智操控》等,並合譯有《憤怒與希望》、《後疫情效應》等。

 

譯作賜教:warren1_liu@hotmail.com

目錄 |

推薦序 看見語言的惡之後,我們如何自處?/朱家安(哲學雞蛋糕腦闆)
導 讀 言論如何侵蝕民主?/賴天恆(澳洲國立大學博士)

引 言 宣傳造成的麻煩
第一章 政治思想史上的宣傳
第二章 宣傳的定義
第三章 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宣傳
第四章 語言的操控機制
第五章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第六章 政治意識形態
第七章 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
結 論

謝 辭
注 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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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

試閱 第二章、宣傳的定義

根據我的分析,政治宣傳的本質就是一種用政治、經濟、美學、理性理念來動員人民,達成政治目的的言論。宣傳必定會促進理念實現或者妨礙理念實現。而不同宣傳之間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它究竟是會促進,還是會妨礙它所呈現的理念。前者我稱為推動型宣傳,後者則稱為顛覆型宣傳。

 

推動型宣傳Supporting Propaganda):以某種理念為號召,並且利用情緒或其他非理性方式,讓該理念更容易實現的公共言論。

顛覆型宣傳Undermining Propaganda):以某種理念為號召,實際上的目的卻會妨礙該理念實現的公共言論。

 

顛覆型宣傳的目標,與它所聲稱的理念彼此矛盾。它用理念來爭取人們支持,它所呼籲的行動目標卻往往會妨礙理念實現。

 

接下來我將暫時專注於討論怎樣的宣傳有助於落實(廣義的)政治理念,怎樣的宣傳會妨礙政治理念。無論是有益的目標、中性的目標、還是有害的目標,都可以使用強化型宣傳。推動型宣傳的任務是協助落實政治理念,但不是藉由提出理由去增加那個政治理念的真實性或優點,而是藉由扔出強烈的情緒,例如懷舊、感傷、恐懼,讓受眾無法負荷。這些情緒會讓受眾去注意到支持那個理念的理由,然後用典型的理性方式去支持那個政治理念。不過如果某個理念中的信念,是完全仰賴康德所謂的理性意志,也就是理性個體根據理性法則行事的能力所產生的,那麼推動型宣傳就無法讓這種理念更容易落實。推動型宣傳只能屏除雜念,讓受眾在情緒下執行目標,藉而推動某個他們已知的政治理念。

 

我對顛覆型宣傳的定義非常具體。顛覆型宣傳所呼籲的行動,必須與它拿來當號召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丹尼爾帕南在私人通信中向我提出一種更廣義的宣傳定義:只要是利用政治理念來削弱同一政治體系中其他政治理念的言論,就算是宣傳。例如在美國,自由是一種政治理念,機會平等也是一種政治理念。根據帕南的定義,那些守護自由,而且會降低機會平等的言論,例如那些以減少窮人機會為代價,以守護經濟自由為由呼籲減稅的言論,可能就屬於宣傳。根據我的定義,這並不算是推動型宣傳。不過如果用下面這個更廣義的方式來定義顛覆型宣傳,那麼這種言論就算是顛覆型宣傳了:

 

顛覆型宣傳,定義2:以某種政治理念為號召,實際上卻會讓該政治理念家族中任何一種政治理念更難實現的公共言論。

 

我擔心後面這種定義可能會過於籠統。不同的政治理念的確時常彼此衝突,事實上很多人就認為自由與平等彼此衝突。我擔心帕南提出的定義,會把其實是政治理念彼此衝突的狀況,誤當成顛覆型宣傳。

 

在我的定義中,宣傳之所以為宣傳,是因為它帶有某些特定屬性。它通常以語言或意象的形式出現,但平常我們也會說報紙和學校是宣傳工具,這種說法似乎把宣傳工具定義成:

 

宣傳工具:製造宣傳的場所或機制。

 

不過有時候,媒體與學校即使從來都沒製作過任何宣傳,依然是宣傳工具。例如它可以隱瞞某些照理來說自己應該提供的資訊,藉此達成宣傳效果。如果一個新聞機構說自己的任務是報導政治決策,卻經常不報導某些政治決策新聞,直覺上它就是宣傳工具。如果一所學校說自己的任務是提供重要資訊,讓學生成為有知識的公民,但卻經常對學生隱瞞某些重要資訊,那它就是宣傳工具。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應該有不少上述這種宣傳工具。因此清楚界定怎樣才算是這種宣傳工具,對本書的目標非常重要。

 

在討論自由民主國家的宣傳時,下面這種宣傳工具的定義也許更為有用:

 

宣傳工具:聲稱自己服膺於某種政治理念,所作所為卻會妨礙該理念實現的機構。

 

在自由民主國家,學校的任務是讓學生成為有知識的公民,讓他們擁有參與政治討論的必要資訊。如果學校刻意隱瞞某些資訊,例如不讓學生知道該國用系統性不正義的方式對待某些群體,那麼學生就會把不完整的資訊當成是完整的。因此,學校其實是破壞了讓學生成為有充分知識公民的理念。如果學校讓學生明明只知道一部分的資訊,卻相信自己知道所有資訊,那麼學校即使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宣傳性言論,它依然是宣傳工具。同理,如果電視台或報紙說自己要報導該國政治決策的所有相關新聞,卻刻意隱瞞與決策相關的某些重要資訊,那麼它即使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宣傳性言論,依然是宣傳工具,因為它阻礙了自己代表的政治理念,沒有向受眾傳達所有資訊。

 

以上我描述了宣傳的兩種類型,以及機構成為宣傳工具的兩種方式。本書的主題是政治宣傳,所以只會討論那些利用政治理念,而非其他理念的宣傳。不過除此之外,許多形式的廣告顯然也都符合我上述的定義,因此都屬於宣傳。舉例來說,當廣告以健康為名銷售不健康的產品,或者用健康攀岩者的照片來宣傳不健康的飲料或食物,它就是在利用健康理念來促進一個顯而易見會阻礙健康的目標,根據我的定義,它屬於宣傳。很多廣告都符合上述的敘述。

 

不過也有很多廣告,會試圖用某種理念,去銷售與該理念完全無關的目標。廣告通常都會用某種審美觀,去促銷某些與該審美觀實現與否完全無關的商品,例如暗示購買某一種汽車會讓你更有吸引力。如果我們知道很多我們所謂的「廣告」擺明了都是宣傳,我們就依然值得把這種宣傳獨立分成一類:

 

廣告:以某種理念來吸引人,真正目的卻與該理念完全無關的公共言論。

 

商業廣告都會試圖讓你以為擁有廣告商品就會擁有吸引力,但其實兩者通常無關。有效的商業廣告都利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例如把物質財富與美學價值連在一起。

 

顛覆型宣傳會用某種政治理念,去傳播與其衝突的訊息,因而本質上就會妨礙該理念實現。接下來我要說,它會在這段過程中利用既有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甚至幫忙形塑那種這類信念。這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正是讓人看不出顛覆型宣傳自我矛盾的原因。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之所以會讓人看不出顛覆型宣傳自我矛盾,是因為它豎立了認知障礙,讓你看不出宣傳的目標與它呈現的理念不符,例如讓你難以了解某些自由民主的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這些概念又會導出哪些結果。在討論意識形態的第五章與第六章中,我們將找出這種認知障礙的本質,並解釋它們為何難以克服。

 

顛覆型宣傳推動型宣傳複雜很多。正因如此,如何判斷什麼時候可以在政治中接受顛覆型宣傳,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難題。而且在評估什麼時候可以接受顛覆型宣傳時,還得同時考量許多其他因素。畢竟我們可以分別從道德與政治的角度,評估該不該接受某種手段。有時候即使顛覆型宣傳可以傳遞有價值的資訊、達成有價值的目標、或者可以讓那些不應該實現的政治理念難以實現,這種手段也許在民主上還是無法接受。

 

康德有句名言:「說謊是最違背自身責任的行為」。他用規範式的判斷主張,凡是說謊就是在人際關係中傳播不實,即使是善意的謊言依然是錯的。我之前曾說,宣傳者可能真心相信宣傳,宣傳的內容也可能是真的。但只要宣傳試圖繞過他人的理性意志去完成目的,無論是否發自內心或內容是否為真,康德都會說它違反道德。根據康德的觀點,宣傳無論目的為何,在道德上都不可接受。康德的倫理學基礎無可否認地符合我們的直覺道德判斷,宣傳無論目的為何,我們的直覺道德判斷肯定都無法接受。對康德來說,理性意志是我們根據理性原則,獨立於外來力量判斷事物的最低門檻。但宣傳徹底違背了理性原則。所有宣傳都在操控理性個體,讓他們在完全不使用理性意志的狀態下服務於宣傳目的,這是一種欺騙。

 

我在這裡不預設康德的倫理學。但即使不管宣傳在倫理上有沒有問題,我們也該擔心大部分使用顛覆型宣傳的論述,在民主上可能都很有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一些促進型與顛覆型宣傳的例子。推動型宣傳很好找,例如祭出國旗,或者利用人民對該國歷史的思古幽情來強化愛國情操,就是推動型宣傳。散佈危言聳聽的威脅,引發人們對吸菸等行為的過度恐懼,進而增進人民健康,也是推動型宣傳。此外,用某個群體過去犯下的錯誤,讓他們加強民族自豪感與自我認同感也是。塞爾維亞前總統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屢次利用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役中無法成功抵禦鄂圖曼入侵的事情,讓他們對過去的錯誤感到不滿,藉此強化塞爾維亞人的民族認同,就是一個例子。

 

我之前說,宣傳在民主上一定有問題。不過下一章會提到,有一種宣傳不但沒有任何問題,甚至還是必要的。因為當國家出現某類必須解決的不民主問題時,只有這種宣傳可以處理。正確說來,這種宣傳本身並非民主審議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推動型宣傳在民主國家中也完全可以接受,例如許多民主國家都會在香菸包裝上加註「吸菸會導致癌症」之類的恐怖警語,這類言論顯然是要用強大的情緒來落實某些理念,例如促進人民的健康。民主國家似乎都可以接受香煙警語,卻不能接受米洛塞維奇的宣傳,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差異?

如果民主國家的公民沒有時間自己做研究,有時候衛福部就得去負責照顧公民的健康。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公民把提供健康資訊、提出相關警告的工作,全都委託給了衛福部。以香菸警語為例,我們可以說這種時候是公民默許了衛福部去散播這種警告;但如果公民沒有默許,那麼香菸警語在民主上也會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看幾個顛覆型宣傳的簡單例子。第一個例子出自卡爾哈特所討論的,二十世紀早期的種族歧視意識形態。當時常常有人認為黑人離不開古柯鹼,例如一九一四年就有一位醫生在《紐約時報》上說黑人特別容易重回這種毒品的懷抱:

 

大部分的黑鬼都既窮、沒讀書、又遊手好閒……一旦養成吸毒習慣就沒救了。想讓黑鬼遠離毒品就只能把他們關起來,但這也只是治標而已,他們一旦再次接觸到毒品,壞習慣就又回來了。

 

城市的富有菁英吸古柯鹼,其他沒錢的人則只能吸廉價古柯鹼。但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的「反毒戰爭」中,下城黑人吸廉價古柯鹼而被判刑的人數,明明高達富有白人因吸高純度古柯鹼而被判刑的一百倍,政客卻能成功地讓人們認為這是合理的並沒有什麼好奇怪。哈特用有力的論證指出,政客之所以可以在「反毒戰爭」中讓人民相信這麼誇張的判刑人數差距與社會守法循序的理念之間沒有矛盾,就是因為二十世紀早期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至今都默默讓人們覺得黑人特別容易吸毒,不會注意到這麼大的判刑人數差距顯然違反正義。這種宣傳宣稱自己要讓社會守法循序,卻讓人們接受了不正義的定罪結果,反而使守法循序的理念難以實現。

 

第二個例子來自詹姆斯霍根的《掩蓋氣候真相》。霍根說美國石油協會組了一個團隊推動〈全球氣候變遷溝通行動方案〉,而且「這份文件直接寫明自己的目的,就是藉由媒體傳播,讓民眾相信氣候變遷論述中有很多說法並不可靠」。霍根指出,該團隊的創始成員之一史蒂芬米洛伊是《福斯新聞》裡的「垃圾科學專家」,「這個人一輩子都在搞公共關係與遊說。埃克森美孚、菲利普莫里斯、愛迪生電力協會、國際食品添加物委員會、孟山都等公司都付過他錢,讓他把環保研究抹黑成帶有其他目的的「垃圾科學」。」米洛伊要求科學必須保持客觀,但凡是沒有被企業贊助的氣候變遷否定論意識形態所說服的人,都看得出他的言論與科學必須保持客觀的理念衝突。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標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萬歲!」這句話中有問題的地方在於「萬歲」。數千年來,這個詞在中國通常都出現在百姓對皇帝的呼號:「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裡面。字面上的意思是希望皇帝能一直統治下去。問題就出在這,君主制的政治理念是服從權威,「革命」卻是反對服從權威的。但這句話裡面的意識形態,會讓人民以為所謂的「革命」就是讓國家幫每個人做所有決定。一旦相信了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人民就看不出「革命」與服從權威根本水火不容。

 

第四個例子來自美國最高法院,它在二〇一〇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中裁定,企業也擁有美國憲法中賦予公民的權利。最高法院的判決文,把言論自由等權利延伸到企業身上這件事,寫得像是《民權法案》把公民權利延伸到當時法律還沒認可的族群一樣,看起來就像是在宣揚民主精神。但「聯合公民」這類組織的政治獻金本身卻是對民主的威脅,一旦撤除組織資助候選人的金額上限,政府就會逐漸落入大金主的手中。

 

第五個例子是美國的「成功神學」,這是某些傳道者用電視來傳播的福音,它認為耶穌用施予財富來呈現祂的愛。接受基督會讓你獲得財富,想要發財就要信基督,錢越多表示信得越深。但耶穌早就盡力澄清過這種謬論,甚至在《馬太福音》中直接明文說,福是賜在飢渴慕義的人,和為義受逼迫的人身上,不是富人身上。只有那些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把資本主義的唯物價值當成基督教教義的人,才看不出耶穌宣揚的學說跟發財是矛盾的。

 

第六個例子是納粹黨的官方言論,它們把猶太人說成對大眾健康的威脅,例如希特勒的「猶太人是黑死病」。這句話是公共健康警訊,它聲稱自己所言為真,希望凡是理性的人都認真思考猶太人有多危險。那些深陷反猶意識形態的人,會真心誠意地散播這類言論。但當時有很多德國人都是猶太人。去傷害這群德國人,顯然違反了促進公共健康的理念,因此這類言論的目標,顯然與自己高舉的理念背道而馳。

 

第七個例子來自杜博依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美國的黑人重建》。當時的主流看法,例如「哥倫比亞學派」歷史學家約翰伯吉斯與威廉鄧寧都認為,美國內戰之後重建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獲得自由的黑人無法好好自己治理自己。杜博依斯認為事實不然,他說戰後重建之所以失敗,其實是因為白人經濟菁英利用貧窮白人心中的種族歧視,去阻止他們和獲得自由的黑人攜手組織勞工運動,增進整個勞工階級的利益。但當時他的說法幾乎沒有人理,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帶著明顯種族歧視的詮釋,經過了幾十年後,人們才終於承認杜博依斯的解釋才正確。杜博依斯在該書最後一章〈歷史中的宣傳〉指出,伯吉斯與鄧寧的詮釋傷害了歷史,扭曲了歷史應該準確地陳述真理的理念,使其淪為統治與權力的工具:

 

如果歷史必須講究科學,如果精確忠實的人類行為細節紀錄可以成為後人的量尺、成為國家的道標,那麼歷史的研究與詮釋方法就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

 

但如果我們是要把歷史當成自嗨的工具、當成國家自我吹捧的素材,讓歷史帶給我們虛幻的滿足感,我們就既不能用科學的方式研究歷史,也不能把科學的研究結果寫進歷史之中,而必須直接承認自己在用某種版本的歷史事實,讓我們的下一代長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杜博依斯認為伯吉斯與鄧寧,以至於整個白人對於美國戰後重建的歷史詮釋,全都是宣傳。因為它號稱自己忠於歷史,卻違背了歷史應該符合科學記錄真實的理念,讓歷史去為強權與利益服務。

 

以上的七個例子都是負面的,但顛覆型宣傳未必只會傷害正面的理念,有時候也會傷害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杜博依斯在一九二六年的論文〈黑人藝術的判準〉中,呼籲黑人藝術家用宣傳的方式呈現出黑人的樣貌與價值。但他認為直接去描繪黑人的樣貌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把故事中的黑人寫得跟你認識或喜歡的黑人一樣,你的故事可能會刊出,可能不會,而且大部分的狀況都是「不會」。那些迎合白人讀者的白人出版商會說「這不好看啊」,然後就退稿了。是啊,白人讀者當然覺得不好看嘛,因為他們心中的黑人角色都像湯姆叔叔、托普西、善良「黑鬼」,或者小丑那樣啊。(註釋37)

 

杜博依斯發現你不太可能直接讓白人喜歡上黑人的視角,必須用間接的方法引起白人的興趣,這種方法既能讓「白人」覺得很有趣,又能讓他們注意到黑人的視角與他們不同。這種方法就是顛覆型宣傳。

 

音樂學家英格麗蒙森認為,約翰柯川版本的〈我的最愛〉就是把白人的美學理念偷換成黑人視角與經驗的典型例子。這首歌出自一部非常白人的影史名片《真善美》,後來成為著名的耶誕歌曲。但到了柯川的手裡,這首歌卻變成:

 

柯川轉化〈我的最愛〉的方法,或者蓋茲所謂該曲的曲調意涵,使這首曲子幾乎每個層次上的意義都完全翻轉。它把表現的重點從歌詞轉移到間奏;把華爾滋的部分演奏出複節奏六拍的質地;並把原本文青式的樂觀抒情詩表現成一種深沉的即興探索。鑒於原曲是印在音樂行銷人向四重奏推銷演奏的樂譜上,柯川應該很清楚原本的歌詞有多「白」:穿著白色洋裝的白人女孩、落在睫毛上的雪花、銀白色的冬季、奶油色的小馬。他在一九六錄這張專輯,當時黑人民權運動急遽升溫,爵士社群也日益政治化,這些歌詞在柯川眼中很可能都是諷刺。

 

根據蒙森的分析,柯川演奏的〈我的最愛〉正是杜博依斯呼籲的呈現手法。他吹奏白人的歌,但完全顛覆了原本的意義,把白人相信的美學理念整個演奏成黑人的樣子,展現出黑人的經驗與身分。

 

二〇一四年密蘇里州弗格森發生麥可布朗命案之後,歌手勞倫希爾在演唱會發表了一首〈黑人之怒〉。她採用了〈我的最愛〉的曲調,但把原本歌詞中的「奶油色的小馬、酥脆的蘋果餡餅」換成「強姦、毆打、越來越糟的處境」。無論柯川是否真的刻意要把〈我的最愛〉吹成杜博依斯在〈黑人藝術的判準〉呼籲的顛覆型宣傳,勞倫希爾都肯定有這意思。她讓我們看見,當我們把這種白人寫出來的白人文化當成普世皆然的美學價值,我們所接受的種族歧視意識型態會讓黑人受到怎樣的傷害。

 

杜博依斯沒有說,他呼籲用宣傳手法讓白人接受黑人視角的言論僅適用於藝術創作;而且〈黑人藝術的判準〉所提到的修辭結構其實也影響了許多不同的知識界。哲學界的好例子是湯米謝爾比在二〇〇七年的〈正義、偏差、與黑暗貧民窟〉,探討下城區「貧民窟」黑人青少年的道德問題,並解釋「犯罪、拒絕從事合法工作、蔑視權威」這些「偏差行為」的構成原因。簡而言之,論文認為「服從權威,去找個合法工作」這種理念已經管了太多不該管的事。論文把重點放在哪些偏差行為試圖背離這種理念,但在探討的過程中,它證明了只要這種理念毫無限制地管得太廣,我們就不該接受。

 

該論文乍看之下是在證成白人的意識型態,它說只要我們身處的環境是正義的,每個人就都毫無例外地應該服從權威,並去找份合法的工作。但論文事實上要說的是,黑暗貧民區的環境並不正義,「不滿足互惠原則」,因此白人的理念並不適用。例如黑人拒絕做卑微的工作,並不表示他們「懶惰」,反而是一種拒絕不義社會秩序的方式。這篇論文的寫法就是杜博依斯呼籲的顛覆式宣傳。它一開始似乎都在支持白人的理念,並討論如何將該理念運用到現實之中;最後卻以「黑暗貧民窟」為反例,證明白人的這種理念預設了一項違反現實的前提,我們根本就不該接受。

 

杜博依斯之所以呼籲這種顛覆式宣傳,是因為統治族群某些時候會被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所影響,因而擁抱了錯誤的理念,或者把正常的理念理解成錯誤的樣子。這時候直接指出這些理念錯在哪裡,通常不會有什麼效果。所以杜博依斯建議不如用支持這些理念的方式,顯露出理念的荒謬之處。這種新穎的修辭技法相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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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 |

書籍代號:0UECXXXX

商品條碼EAN:9789860763102

ISBN:9789860763102

印刷:黑白

頁數:400

裝訂: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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