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反抗運動：台灣爭取民主之路（二二八事件75週年增訂版）

作者序　重返榮耀

 

第一章　兩個時代的掙扎

1.漢奸總檢舉

被檢查的認同／政治核爆

2.語言的清洗

政策的鐵蹄聲／台灣律師罷考事件／失語的作家

3.反擊奴化說

皇民化與中國化／省籍對立／被擠壓誕生的主體

 

第二章　變調的歡迎曲

1.鞭炮聲與槍聲

怎堪司法崩潰

2.餓得不得了　

政府搶米／人造米荒／國共內戰海嘯襲來

3.用人的省籍偏差

人事醜聞／政府用人的省籍偏差

4.經濟的反動　

接收／劫收

 

第三章　民主奏鳴曲

1.首次的衝撞

一場華麗的民主戰鬥／官方的掣肘

2.發動普選運動

草山夜談／策動延平區長普選／發動縣市長普選運動

3.民選危險說

為普選時間交鋒／不願還政於民／重上街頭

 

第四章　人民的憤怒

1.二二七緝菸血案

社會運動大本營／槍聲與怒吼聲／媒體人與「反對黨」

2.長官公署前的槍聲

人民之怒／槍聲再響／毆打官員報復

 

第五章　全面反抗

1.軍隊不退　人民不退（三月一日）

要求解除戒嚴

2.抗議的火舌竄燒（三月二日）

搜查貪汙官員住家／官員走避一空／媒體的角色

3.除了停火　還是停火（三月三日）

肉身阻擋軍隊／特務潛入處委會／交涉軍隊停火

 

第六章 動盪中爭自治

1.全台合體（三月四日）

啟動政治改革／沸騰的改革之音

2.陷入危機

聯合國託管？台灣獨立？

3.三十二條改革議案

懸宕的心（三月六日）／三十二條改革議案（三月七日）

 

第七章　面具下的執政者

1.謊言（三月八日）

陳儀早已請兵／蔣介石的派兵手令／民主選舉與屠殺

2.政府運用暗黑力量

以流氓滲入治安隊／將反對力量暴力化／分化處委會／被安排的動亂

3.彭孟緝採無差別掃射

 

第八章　戰鬥曲

1.嘉義的武裝抗爭

戰鬥曲／嘉義有難　各地馳援

2.逼出民主承諾

青年流血　為何而戰／假面下的和談

3.殉難之愛

和談下的殺戮／殉難之愛

4.亡者之姿

北港英雄／最後的抵抗／不屈的靈魂

 

第九章　殺戮輓歌

1.殺害人民領袖

台籍民意代表／密裁台灣領袖／誰被強迫失蹤

2.密裁法律界領袖

林連宗／李瑞漢

3.密裁「反對黨」及媒體領袖

密裁政建協會成員／密裁媒體領袖

4.屠殺

基隆港浮屍／台北南港橋下／屠殺地方領袖／尋屍

5.全島監視網

令人民彼此監控／勒索頻傳／瀕死之凌虐／誘騙人民自新

 

第十章　畫像

1.擁抱被兩個國家拋棄的人──施江南

2.滿腔熱血洒郊原──張七郎

三個國籍的人／走入偏鄉的醫者／殖民之痛／迎接新生

3.為台灣人的心靈定音──林茂生

皇民化的創傷／無自由　無光復／以人道精神轉換時代／自由之路／以退為風采／我們對政府感到挫折／二二八與台灣前途／統治者的恐懼／尾聲

 

書後　何時國家才會向台灣英烈致敬？／施明德

參考書目

序

 

【作者序】

 

重返榮耀

 

　　歷史如此晦暗難明，掩蓋的檔案一層、政治色彩的塗抹一層，時空的隔離好幾層，我們始終無法觸摸到真實跳動的歷史主體。

從家屬或當事人身上，我們有個別的記憶，卻欠缺整體的圖像；從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如頭戴探照燈進入地底採礦，卻難說成一個故事，我自己一樣突破不了。一次演講完，年輕人直接問我，你讓我們看了很多圖片，知道一些事，但如果我想告訴別人二二八是什麼？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說。

　　這成為不斷考驗我的問題。

　　年年二二八一到，現實就變得相當惱人。太陽花學運後，興起一波對台灣歷史的探索，受邀演講時我問年輕人能不能說出二二八受難者的名字，一個就好，全場鴉雀無聲。我們國家的故事，我們自己的臉孔，不認得；誰為我們犧牲，不知道。二二八年年放假，但二二八是什麼？

大部分的人說不清楚。就連國小五年級的學生都能懂得，如果只是緝菸血案的話，台灣菁英是不會被大規模屠殺的，但教科書還是這樣寫。更怪誕的是總統每年道歉，但政府到底哪裡錯了，講不清楚；每個政治人物都說要做轉型正義，卻不知道要轉到哪裡去。我在這巨大荒謬感的襲擊下，開始寫作，一寫，兩年，從跑百米的人變成跑馬拉松。

　　在這之前，我是紀念館的策展人，我寫展覽的文史腳本，跟藝術家一起工作。展覽無疑是更為視覺的，檔案、照片、新聞、物件、日記、書信，我都必須尋尋覓覓且親眼看見，因我的工作是把這些承載著歷史流動、仍有溫度的物件帶到大眾目光下，讓人們藉此感知歷史。這種視覺的必須，變得很難去複製既有的看法或說法，也會對史料的輕重，產生不一樣的感知。

 

一場有靈魂的抗爭

　　二○○六年在撰寫台南二二八的文史腳本時，看到一則剪報，是二二八事發第三天《中華日報》的號外，頭版頭題寫著：台南市民大會要求立即實施市長民選。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輕輕擦過的一則訊息，但我停留下來了。

　　我意識到群眾的力量，也看到清楚的民主訴求，我知道這是有靈魂的一場抗爭，而不是如過往所聽到的：「我父親什麼都沒做，就被抓走了⋯⋯。」有這樣的生命嗎？有的，軍隊殘殺下確實很多。但我更想知道的是那跳動的歷史主體，那敢將生命燃燒獻祭給台灣的人，如果他們承受難忍之痛，讓子彈穿過胸膛，他們到底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面臨什麼樣的困境，想改變的又是什麼？

　　十年來我潛入歷史，找尋何以二二八時人人躍起。白色恐怖黑幕一片，今天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曾有過某種程度的不敢喘息、不敢揚聲，竟也不敢想像那黑幕降臨前，二二八世代曾有過的民主響動，激烈、熱情、鋪天蓋地。

　　而必須突破的還在統治者長年以光復之姿斷開的日本時代，對二二八世代的人而言，是同一本未撕完的日曆，沒有一天斷開過。所以我們必須重返，否則如何能了解他們的集體心緒，何以歡迎曲變了調，而以全面的反抗終結。我以兩個時代的掙扎，做為本書的序曲。

　　走過日本時代的自治運動，二戰一結束，一步跨過來，這些人還活著，對平等的渴求、對民主的追尋、對自由的嚮往，沒有不同，只有更加強烈。打開當時的報紙，你會看到面對政治惡劣，人民沒有噤聲，二二八世代的人全面反擊。

 

拆解統治者面具

　　而統治者的面貌必須被拆解，面具必須被摘下，我將當年的報紙，與民主化後才能看到的公文檔案，天天並列，你會清楚看見統治者如何張著兩張臉孔，一方面透過媒體說著人民想聽的甜言蜜語，但回到辦公室，他立即發電報請兵。何為轉型正義，就在揭露專制統治者的罪行，當時張著兩張面孔的，不是只有一個人，而是整個軍政高層。歷史留下清楚記錄。

　　如果統治者的謊言，在今天看來昭然若揭，這一切並非庸常，而是革命所得，且以生命為代價。官方媒體《台灣新生報》的總編輯吳金鍊及總經理阮朝日，即是因策動報社改組，全面報導二二八反抗運動，不讓媒體受制於官方才受難的。

 

誰被強迫失蹤

　　而統治者到底在恐懼什麼？他的恐懼如此之大，竟以強迫失蹤的方式帶走二二八世代的領袖。到底誰被強迫失蹤？是媒體、類反對黨及法律界的領袖。這份暗殺名單，陳儀親手一個一個寫下，是目前可以看到的第一份二二八受難者名單，也是家屬口中在三月十日到十二日間，被帶走後一去無回的名單。今天民主國家的人都知道，這三類人代表什麼？民主血液澄清與否，他們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也是有能力監督政府，甚至取而代之的人，但是卻遭專制統治者暗殺，至今不知遺體何在。

　　誰沒有父親，要承受這樣的痛苦，不知忌日何時，再又無墳可拜。更重要的是，他們是當時為我們爭取平等與民主自由的人，是國家要迎靈祭拜的對象，是轉型正義要恢復其榮耀的對象。

　　但國家既無對其民主貢獻的肯定，也從未正視此一嚴重違反人道的罪責。

　　我不否認，讓我有動力往前走的，是對其犧牲未受重視的難忍。

　　民主的進擊是我原先的研究理路，但心裡的遺憾是，我始終未能把當年武裝抗爭者的靈魂寫出來。一九九七年我在研究美麗島事件時訪問施明德先生，他一直提到他親眼看到學生軍拿槍與政府軍作戰，前面的倒下，後面的沒在怕，繼續往前衝。他用他的記憶對抗「冤魂論」，每見到一個二二八學者或受難家屬，他就抗議。我一直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卻始終沒有能力處理。

　　在長達兩年的寫作路程上，我不停絆倒，只知有犧牲的和平使節，每每隨著他們的遺書掉淚，卻不知武裝抗爭的嚴烈。因為沒有看到一手史料，我不敢下筆。但史料一直存在，只是我沒有走向它。直到有一天終於鼓起勇氣打給素未謀面的江榮森先生，他在電話那頭，跟我從暮色昏昏講到黑夜襲來，講到飢腸轆轆，一一為我解答七十年前《和平日報》記者張岳楊的新聞手稿，那些僅以代號註記的人名，究竟是誰。我終於聽見潘木枝、盧鈵欽及陳澄波等人，殉難前站在人民立場講話的聲音，我手捧當年的新聞手稿，顫抖不已，終於懂得潘木枝的遺書「為市民而死，身雖死猶榮」，是在怎樣的一個時空飄搖下，讓我得以完成「戰鬥曲」以及「殉難之愛」的篇章。

　　而雲嘉南地區武裝犧牲之烈，我以「亡者之姿」紀念他們不屈的身影。

 

武裝對抗逼出民主承諾

　　至於當時全台灣連成一氣要求縣市長民選，以此改換接收如「劫收」的統治集團，但同時又有武裝抗爭，這當中沒有關聯嗎？長年以地域為主體的研究及呈現確實切斷了某些可能的聯繫，我嘗試突破。

　　而嘉義的突破，是整體的突破，也才能大膽下筆，以軍事對抗逼出民主承諾，並非不存在於二二八事件中。嘉義的武裝抗爭確實對陳儀產生巨大壓力，迫使他在三月六日晚間宣布「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他談判所要求的內容：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各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縣市長訂七月一日民選。

　　所以請不要再說台灣的民主是沒有經過流血的，三十二條要求中一條又一條、一條又一條寫著「任用本省人」，要的不是平等是什麼？傾全台之力要求縣市長民選，不是爭民主，是爭什麼？

 

民主運動的魂魄

　　本書於二○一七年出版，二○二二年增訂。由於我的關懷始終聚焦於遭密裁（暗殺）的受難者，所以進一步研究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而有第三章「民主奏鳴曲」的增補。此章是我在二○二一年所出版的著作《二二八消失的政黨》的精華，主要是闡明日本時代台灣解放運動與自治運動者，戰後以準政黨之姿，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半年，發動爭普選運動，他們藉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之機，順風吹火，捲起民主運動浪潮，乃至與當局交鋒於二二八。

　　此一研究，更確立二二八事件為大規模的爭普選運動。所以，如果不是蔣介石派兵鎮壓，二二八的反抗運動已經成功，官派的、貪腐的縣市首長，終需下台。而陳儀及其所派縣市首長所展開的密裁、公開槍殺人民領袖的行徑，其實是專制統治者在憲法通過的時刻，仍不願還政於民的作為，其轉型正義的罪責，是殺害民主運動領袖，是殺害各地可能當選的縣市長候選人，這是台灣人民領袖遭到屠殺的重要原因。

　　一份密裁名單，透露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訊息，更道出他們受難的原因。一步步努力著，盼台灣有一天還給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魂魄。

　　這本書在二二八過往研究者所點起的燭光下前進，書籍最後的參考材料，應該是他們頭上的桂冠。最後感謝我的母親白美珠女士，讓我始終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沒有她，我不敢說自己有能力把現實擋在門外。

　　而我所有的努力，只有一個心意，希望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

 

摘文

 

第一章　兩個時代的掙扎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究竟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事實上，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打，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這十年當中，台灣人民歷經了相當激烈的歷史變化。

　　中、日作為戰場上的敵對之軍，對台灣人而言，卻是交錯而來的兩個政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天台灣人叫作日本人，後一天台灣人得叫作中國人。戰前台灣人的國語是日語，戰後台灣人的國語是中文，一天之差，天旋地轉。戰後所迎接的「祖國」，在二戰結束的前一天，甚且還是敵國。當時的台灣人，要如何面對這樣的國家更替、語言斷裂，乃至認同的驟然轉變？

　　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開啟「皇民化運動」，一九四六年初國民政府發動「漢奸總檢舉」，兩個政權，都企圖重新校對台灣人的政治忠誠。日本擔心台灣人在戰場上傾向中國，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氏、棄母語說日文，以台灣人渴求的平等為誘餌，推行「同化」、「皇民化」；而戰後新臨的陳儀政府，則雷厲風行想要洗去台灣人身上的日本成分，再把台灣人「中國化」。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人，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兩種語言、兩種國旗、兩種身分認同，甚至兩種國家暴力，皆以無可迴避的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

　　二次大戰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對台灣而言更是一場激烈無比的變化。身處戰前、戰後兩個不同的政權與文化，台灣人民如何自處？而往後開展出的歷史脈動，與對台灣主體的追求，又有多少是被這特殊的歷史經驗所擠壓出的結果。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來台一年多後爆發，某種程度留下台灣人在兩個時代中掙扎的面容。

 

◎漢奸總檢舉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此時是否真如《民報》社長林茂生所說的：台灣人所身處的社會及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台灣人的人格，也可以不再是分裂的？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上任未久即發動「漢奸總檢舉」，這讓歷經戰時高壓、無法不聽命於日本政府的台灣人，顫慄不已。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僅得對日本完糧納稅，甚至得赴戰區與日軍並肩作戰，若照此定義，台灣人不全成了漢奸？

　　南京國民政府在戰後，清理中日戰爭期間出賣國家利益的人，以漢奸罪論處。但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同樣的「漢奸罪」是否適用，引發極大爭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這兩週裡，舉行漢奸總檢舉，「望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截至該月底共收到三三五件。

　　台灣人心惟危，到底當局是怎麼定義漢奸的？又是誰被逮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先生，日記裡留有政權轉換之際的折磨：

 

　　五弟來，遂將熊徵、陳炘等被拘留之事告之，他默默不能發言，惟有長嘆而已。……以莫須有之事虐待紳士，台灣統治之黑暗從此更甚矣。

 

　　林熊徵是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創辦人，陳炘則是突破日本經濟壟斷、創辦大東信託的本土金融家。他們遭陳儀政府以欲和日本人成立「台灣自治委員會」為名，以漢奸罪逮捕。陳炘在獄中留下詩作，寫的是個人際遇，亦是那一代人的心緒起伏：

 

　　平生暗淚故山河，光復如今感慨多；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裡入新牢。

 

　　陳炘在戰後主動籌組歡迎國民政府委員會，荒謬的是，他竟被自己熱切期待的政府捕入大牢；自認心向祖國「平生暗淚故山河」，卻被當成「漢奸」。

　　此時全台風聲鶴唳，監察委員丘念台透露，尚有百人在逮捕名單中。林獻堂作為民間重要領袖，急急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官方媒體《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勸告陳儀長官，「勿擴大範圍，勿無理追究。」

　　其實司法院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就發布〈院解字第三零七八號函〉，指出「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適用漢奸懲治條例。」但陳儀至二月二十四日止，還是以漢奸嫌疑逮捕了四十一人，其中不乏台灣知名人物。

　　台灣即便獲得法律的保障，也有各界的聲援，但「漢奸」這頂帽子，是否真能去得掉，不再作為精神壓迫與取走自由的理由？

 

被檢查的認同

　　省參議員的選舉即將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到來，台灣人如大旱之望雲霓，引頸期盼，畢竟在日本統治下，政治參與實在是封禁得太久了。另外也因陳儀緊抓行政統治權，民意代表成了投身公共事務的有限機會，所以省參議員應選三十名，候選人卻達一千一百八十位。對比一九五一年，應選五十五名，候選人僅一百四十名，懸殊之大，可知當時蜂擁參政的盛況。

　　沒想到就在選舉熱烈展開之際，民政處長周一鶚卻在投票前一個禮拜跟記者說：「已複審合格的甲種候選人，仍需由各地方政府查明，有無被檢舉漢奸和在皇民奉公會中擔任重要工作，始能適用。」

　　他發言的這一天是四月七日，是選完縣市參議員的日子，而省參議員的選舉即將在四月十五日由各縣市參議員投票產生。

　　此話一出，立即衝擊台灣本地最高民意代表──省參議員的候選人資格，連領導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林獻堂，都要因：「余曾為奉公會參與及事務長，恐不能及格」而忐忑不安。

　　如果連林獻堂皆無參選資格，問題不可不謂嚴重。這對被迫捲入戰爭體制的台灣人而言，無異在戰後剝除其參政的基本權利。甫遭日本政府強化忠誠的社會領袖，再次承受新政權的政治檢查。而法律所保障人民的參選權，又豈是行政命令可以擅自摘除的！林獻堂能否成為候選人，竟是得問過台中縣長劉存忠：「七時餘以電話囑大屯區長黃周，詢問劉存忠縣長如以上之事可否立候補。過午，始答已得周處長（周一鶚）諒解矣，但未言明奉公會之事，余頗為不安。」

　　有人因為這樣退選嗎？查無「漢奸」實證，被釋放的林熊徵，已通過省參議員候選人資格，看到這一命令，主動在投票前三天──四月十二日以業務繁忙為由，退出選舉。

　　林獻堂之後在選舉人六十六票中獲三十九票，過半數當選，一度問鼎議長，但也因陳儀堅持由黃朝琴出任，林獻堂乃在選舉當日，以年邁為由，主動起立聲明「勿選余為議長」。

　　台灣戰後首次的民意代表選舉，政治干預的斧鑿，赤裸裸刻在驟變的時刻。

 

政治核爆

　　戰時參與「皇民奉公會」，是台籍菁英在光復後的原罪嗎？是新臨中國政府對日本尚存疑懼的投射嗎？或者它只是權力重新競逐分配時的鬥爭工具，何以每一場選舉都有它的影子？

　　一九四六年是參選爆炸的一年，參政會是國民大會成立前的最高民意機關，雖然只是過渡性質，台灣人還是抱持最大熱情參選。也由於屬於中央層級，台灣一流人才盡出。但八月十六日的這場選舉，卻爆發嚴重爭議。主張「聯省自治」的廖文毅原本是當選的，執政當局卻說一張票有汙漬，判為廢票，變成只能與同票數的人抽籤決定；而楊肇嘉的選票，有張「肇」字多一畫，被判為「不明票」，導致落選。

　　其實票要投給誰是很清楚的，政府如此判定，不只當事人難以接受，更掀起莫大爭論。結果就在爭議甚囂塵上，五位同票數的人林茂生、杜聰明、吳鴻森、陳逸松、廖文毅必須抽籤決定時，陳儀卻在此時投下更大的震撼彈，他在八月二十一日公布《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再一次點名擔任「皇民奉公會」的工作者，必須停止公權。

　　這表示在日本統治時代，凡參與過皇民奉公會的人，不得在戰後擔任任何公職，不得為公職候選人、亦不得為公務人員。這影響層面實在是太大了，監察委員丘念台認為此一規則，「將使台省人才無一可用，各機關非全用外省人不可。」此事非同小可，媒體紛紛以「核爆」、「原子彈突如其來」形容此一衝擊。

　　如果皇民奉公會，是日本政府企圖將台灣各界領導菁英整編入內，以收民間領袖動員之效，是一次對在日本統治底下奮鬥有成菁英的整編收納。那陳儀所發布的「停止公權規則」，無異於終結那一代人未來參與台灣公共事務的出路。

　　走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原以為如林茂生所說，可以復歸為人，而其所處的社會與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但新的對立卻不斷出現。在陳儀這一波「停止公權規則」下，林茂生辭去甫當選的國民參政員，因他也如同時代的許多仕紳一樣，曾是皇民奉公會幹部。

　　而楊肇嘉在「皇民化運動」中出走，以逃避更換日本姓氏的壓力，途中被日本政府捕入大牢；光復後他參選國民參政員，在《人民導報》公布的民意調查中，居第二高票，後卻以「不明票」判他落選；九月底，又因「漢奸嫌疑」在上海被逮捕，拘禁於提籃橋監獄。

　　身處兩個時代的台灣人，光復歡聲尚未遠揚，卻已籠罩於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