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論壇主席、前耶魯大學哲學教授蘇珊.奈門
走出學術圍牆,走入歷史記憶現場
戰後德國、美國南方如何致力釐清過往?
德國轉型正義的漫長道路,怎樣塑造了更寬容多元的社會?
這些發生在歷史上、父輩的罪惡,今日人們應當如何看待?
釐清過往,面對歷史上的錯,何以能幫助我們走向未來?
★誠品書店七月選書
★中文版收錄2020年新版後記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陳嘉銘專文導讀
★亞馬遜書店4.6顆星評鑑、Goodreads書評4.3顆星評鑑
愛因斯坦論壇主席、前耶魯大學哲學教授蘇珊.奈門,是一位在美國南方出生長大,長年居住在德國的猶太白人。她童年生活在60年代的美國南方,正是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但種族隔離勢力也劇烈反撲的時代。成年後,80年代她居住在柏林,作為一位猶太人,體驗了冷戰尚未結束、德國人對戰爭的罪惡仍然非常敏感的時期。
當兩德統一後成立的愛因斯坦論壇,邀請奈門擔任主席時,首先出現在奈門心頭的是身為一位母親的考慮:她會讓自己的三個猶太孩子,在前納粹德國的首都生活長大嗎?
經過觀察與思考,奈門的答案是肯定的。80年代的柏林或許還不是一個外國人和猶太人能自在生活的地方。但是2000年時的柏林已經徹底轉變。她三個孩子能在當地安然成長,絲毫不感到畏縮。
這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多元文化、寬容的氣氛,如何成為當地的特質?這並不是由官方下一道命令,更不是一夕之間就能改變的。奈門身為研究「正義」的哲學家,想要瞭解面對過去、釐清過往,如何能幫助現在,為更好的未來鋪路。
對這個問題,她決定不在書房中做抽象的哲學思辨,而是走出學院圍牆,實際在德國與美國南方進行了深度的訪談。通過與德國人的對談,奈門講述了德國人面對歷史真相,漫長而艱難的道路。在美國,她也採訪了許多不畏種族主義者挑釁,持續在南方進行教育、推動正義平權的社運人士。
有人說,過去已經過去。然而釐清過往,不只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創造一個人們能誠實參與自身歷史、真實活在當下的世界,更是為了未來不會再受到過去的不平等所支配。
面對歷史上的傷,那是治癒終將開始的地方!
「釐清德國不道德的過往並不是一項學術任務,這是更為私密之事。這意味著當面質問你的雙親與老師、指出其權威的腐敗之處。……我並非中立的觀察者,這個故事中也有我的身影。不過,我決定使用第一人稱寫作不是因為我相信歷史的主觀性無可改變,而是因為這是種指認出個人主張背後之責任並且承擔起責任的做法。」——本書作者蘇珊.奈門
「『密西西比是公民運動的百老匯,沒人會離開百老匯。』較不那麼戲劇性的說法是,如果你能改變密西西比社群,你也許就能改變任何人。站在原爆點上,知道你身處美國最糟糕的核心,是否帶來一種救贖感?傑西.傑克遜說:『我仍然認為密西西比州是治癒美國的關鍵,密西西比有種魔力。』」(引自本書第四章)
釐清過往(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處理過往(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紀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等幾個詞彙,是用來指涉當代德國人面對納粹歷史時,國家、公共和個人多層次的處理工作和過程。它包括面對過去、釐清過去的事實、原因與影響、確認責任歸屬、承擔集體罪責、給予過去該當的正義與紀念、記憶過去、重建關係、文化和制度,並學習與過去共存等工作。不僅是以中文為主的臺灣,似乎連其他國家與語種也沒有完全對應這類行為的詞彙。而唯一比較接近於這項行為的稱呼,在臺灣或中文世界裡被稱作「轉型正義」。
蘇珊.奈門是一名當代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與哲學家,也是愛因斯坦論壇的主席。愛因斯坦論壇是在兩德統一後的1993年成立,願景是打造一個學術體制外,能讓眾學科與全人類對話的機構,總部設於德國波茨坦(Postdam)。成立以來邀請各領域學者專家訪問,舉辦深度知識講座。奈門自2000年以來擔任論壇主席至今。
身為論壇主席,奈門非常注重如何讓一般人可以和學術思想交流,形成良性的互動。正如她在本書開頭所說:「位於生之起點的我,是個住在美國南方、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中的白人女孩。位於生之終點的我,是個也許住在柏林的猶太婦女。」本書從她親身經歷出發,考察當代德國的轉型正義、釐清過往的努力,也為寫作本書而走訪美國南部,訪談許多為釐清過往而努力的人們。因此這本書有報導文學的紀實性質,文筆流暢好讀,更處處可見她充滿哲學洞見的分析,傳達人權的普世價值。
無論是德國柏林還是美國密西西比,過去都曾發生可怕的惡行,當地的人們也曾難以改變。但是倘若能面對,促成真正的改變,則這些曾經生過歷史悲劇的地方,反而能誕生我們正在追尋的答案。
★令人著迷。 ……蘇珊.奈門的書是這場戰鬥中重要且受歡迎的武器。
——狄波拉.利普斯泰(Deborah E. Lipstadt),《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讓奈門的書如此強大的不是德國的資料,而是她以清晰、精湛的簡潔敘述了這些材料,但這裡真正重要的是本書第一句話中那個以併置為手法的敘事:『位於生之起點的我,是個住在美國南方、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中的白人女孩。位於生之終點的我,是個也許住在柏林的猶太婦女。』見過這種聯繫的美國人都沒有像奈門那樣全面瞭解德國人如何努力克服他們的過去。沒有人如此頑強地追求它,如此原始。
——麥可.高拉(Michael Gorra),《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蘇珊.奈門講述了其他人畏縮不前的殘酷事實。 她大膽的工作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那些害怕冒犯、留下看似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她五年研究的結晶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滋補品。……優秀。
——麥可.亨利.亞當斯(Michael Henry Adams),《衛報》(The Guardian)
★奈門的書是一本內容豐富且令人振奮的讀物,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太相關了。……分析和軼事的迷人結合,在其中可以清楚地聽到奈門自己聰明的聲音。
——瑪莉.富博若克(Mary Fulbrook),《BBC歷史雜誌》(BBC History Magazine)
★本書對二戰後德國人對納粹暴行的看法以及美國南方人對內戰和奴隸制的態度進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比較分析,並建議美國人如何更好地接受他們國家的歷史……奈門的評論是深思熟慮和敏銳的,她的比較是及時的。這種特殊的歷史和政治哲學提供了一種看待內戰遺產的有意義的方式。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鑑
★德國如何為解決過去和現在的兩極分化問題提供教訓……本書對於那些尋求正視這個國家過去錯誤的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及時 ,緊急呼籲重新審視過去,著眼於糾正和補救。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結合宏大的思想和驚人的快照細節,本書是對大規模社會罪惡及其在後第三帝國德國和種族隔離後的美國南部實行的贖罪的令人著迷的道德沉思。 蘇珊.奈門是一位公民哲學家,從不迴避棘手的話題,她集結了她時尚的筆、強大的智慧和作為德國南部猶太僑民的獨特經驗,創作了一部具有當今緊迫意義的細緻入微的良心著作。
——普立茲獎得主黛安.麥克沃特(Diane McWhorter)
★本書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當美國人再次與奴隸制的遺產鬥爭時,他們能從德國人與大屠殺達成協議的嘗試中學到什麼?蘇珊.奈門雄辯、感人、探尋的答案是明確的。 現在是美國人傾聽並從德國與邪惡對抗中的痛苦和尋求真相中學習的時候了。
——中歐大學校長麥可.伊格納帝夫(Michael Ignatieff)
★蘇珊.奈門在這本書中把對美國反黑人種族主義恐怖的討論變成了富有啟發性、引人入勝和令人不安的對話,同時對德國納粹主義的記錄進行了反思。這是一本感人、深刻、重要的書。
——哈佛法學院教授藍道.甘迺迪(Randall Kennedy)
★蘇珊.奈門設計了一種足以解決邪惡問題的流派:調查哲學。她將道德概念與生活現實進行對比,揭示了真實的人類正在與(或遠離)無情的過去搏鬥:德國人在城市中植入紀念牌匾街頭,他們致力於整合移民,他們認為德國在一九四五年沒有被打敗而是解放了;而在密西西比州,那些堅持認為人類在花時間凝視後視鏡時會更好地開車的人。這本引人入勝、有洞察力的書就像必要和挑釁作為它的標題。
——哥倫比亞大學傳播研究主任陶德.吉特林(Todd Gitlin)
★美國可以從二十世紀的德國歷史中學到很多東西。作為一個博學而熱情的嚮導,蘇珊.奈門利用她對德國歷史的長期沉浸和她對美國(尤其是南方)種族主義的了解來解決一些重要問題: 德國對納粹主義的清算為美國提供了教訓?應該如何向新一代講述一個國家的歷史?是否應該拆除邦聯領導人的紀念碑?是否應該對奴隸制和其他歷史不公正行為進行賠償? 種族暴力的遺產,向德國人學習確定了解決過去和現在以創造不同未來的建設性步驟。
——哈佛大學三百週年大學特聘教授(300th Anniversary University Professor)瑪莎.米諾(Martha Minow)
陳嘉銘(中央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專文導讀
陳思宏(旅德作家)
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共同推薦
蘇珊.奈門(Susan Neiman
)
美籍猶太裔哲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師從當代政治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曾先後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與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現為愛因斯坦論壇的主席。
蘇珊.奈門專研康德、理性、啟蒙。她將哲學思辨應用於對當代歷史與政治的思考。二○一○年她獲邀於著名的譚納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發表「受難者與英雄」演說,二○一四年獲得國際斯賓諾莎獎,二○一八年當選美國哲學會會士。她的著作曾被譯成多種文字,並常在美國、德國和英國媒體撰寫文化與政治評論。專著包括:她對八○年代柏林的生活回憶《慢火:在柏林的猶太筆記》(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以及多部道德哲學著作《理性的統一:重讀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現代思想中的惡:另類哲學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道德明晰:成年理想主義者的指南》(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與《為什麼要長大?對巨嬰時代的顛覆性思考》(Why Grow Up? Subversive Thoughts for an Infantile Age)等書。現居柏林。
張葳
臺大外文系畢,相信字句之間殘存靈光、相信思辨可以企及真相。現為自由譯者,工作邀約請洽 amityweichang@gmail.com。
中文版導讀
我們必得和過去維持一種破敗的關係/陳嘉銘
前言
第一部 德國經驗
第一章 歷史比較之運用與濫用
第二章 父輩之罪
第三章 冷戰記憶
第二部 南方動盪
第四章 密西西比的事眾所皆知
第五章 失落的一戰
第六章 艾默特.提爾的臉
第三部 梳理事實
第七章 紀念碑
第八章 權利與賠償
第九章 暫作結論
二○二○年版後記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圖片來源
【試閱內容:摘錄自本書〈前言〉】
位於生之起點的我,是個住在美國南方、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中的白人女孩。位於生之終點的我,是個也許住在柏林的猶太婦女。為免你認為我繪出的這道生命軌跡是條由加害者劃向受害者的弧線,請容我把這個故事說得複雜些。猶太人究竟算不算是白人?這個問題在我出生時的南方並無定論。艾默特.提爾(Emmett Till)的表哥惠勒.帕克(Wheeler Parker)牧師曾告訴我:「俗話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天主教徒,你得時時感到憂心;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猶太人,你最好開始收拾行李;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黑人,你最好是直接消失。」
八歲時,我最好的朋友嚴肅地宣布,她不能再跟我一起玩了。我們有許多共通點:喜歡蓋樹屋、不喜歡玩芭比、喜歡看書、經常一起在樹林裡尋找通往納尼亞的那扇門。不過,在聽說殺死耶穌的是猶太人之後,她還是對我關上了友誼之窗。我們家作禮拜的會堂被丟了炸彈,猶太社群裡的大多數人都相當低調,但我很高興我的母親沒有。一九五五年,我出生前不久,我父母從芝加哥搬到亞特蘭大。我的母親參與了抗議亞特蘭大公立學校種族隔離制度的運動,這使她獲得一張刊在《展望》雜誌(Look magazine)上的照片,還有幾通來自三K黨的深夜電話。
尋釁之人可能難以認出我們,而我們也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猶太人曾於埃及為奴,因此對於其他受壓迫者,我們有義務展現出自由派的團結。這是我母親樸素的神學中最主要的原則。很久以後,我決定攻讀哲學,並在哲學的世界中找到了康德這位替普世正義(universal justice)寫下形上學理論的乏味普魯士哲學家——此事上,我母親的原則肯定影響了我。正是這位康德堅稱:所有具備理性的對象都該遵循相同的道德法則,即便是上帝也不例外。
我的家族中沒人進過集中營,據我所知也沒人死於大屠殺。二十世紀初,我的祖父母平安抵達芝加哥,把東歐的大地留在身後,不再提起。不僅如此,我所認識的祖父簡直是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雖然他是家中第一個在敖德薩(Odessa)以外的地方出生的成員,說話也帶點意第緒(Yiddish)口音,但他相當敬仰老羅斯福,也造訪過所有國家公園,更曾於兩次大戰中服役。他熱愛林肯,來亞特蘭大探望孫輩的時候甚至教我們唱了整首〈向喬治亞進軍〉。我們在敞篷車上快活地唱著這歌,完全沒意識到周遭那些很難對這場把亞特蘭大夷為平地的軍事行動抱持歡慶之心的居民。在今天,要微笑以對不是難事;難怪我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家的感覺。但在當時,這只令我更加感到我們在為正義與權力奮鬥。如同所有的美國小孩,我也學到了有關大屠殺的一些事,但那距離太過遙遠,無法在我心中留下傷痕,甚至是陰影。
如果南方從沒讓我有家的感覺,那麼幾十年後待在特拉維夫(Tel Aviv)的那五年,也沒能讓我成為以色列人。也許這就是為何待在柏林的我會感到如此輕鬆自在吧——柏林一直都是許多心中無家可歸的人棲身的避風港。
一九八二年的柏林仍是有待探索之地,要說服幾個組織資助我在此待個一年研究德國哲學並非難事,雖然這個名義與實情可能有點出入。關於柏林有種特殊氛圍,連遠在麻州的劍橋,這個我讀書讀了八年的地方,都接收得到一丁點那樣的氣氛。人們常問我:「你這樣一個優秀的美國猶太人怎會跑去德國,還待上整整一年?」我則反問他們:「在戰後四十年的今天,我們對於整個德國的譴責不就跟德國當年對於猶太人的譴責一樣,都算是種族歧視嗎?」我的回答令人感到我已充分深思過納粹那段歷史,所以能將其拋諸腦後,專心研究康德與歌德。當時,甚至連我自己都相信事情確實如此。而現在的我知道,我前往柏林不是因為我不再在乎納粹,而是因為我想更瞭解他們。當時我在研究的是理性(reason)的本質,而他們標誌著一個對於全世界都很重要的問題。
「釐清過往」是我加進德文生詞庫裡的第一個詞,此時我對德文的印象已逐漸遠離那個沉默寡言、身著制服、大喊「遵命!」的身影。釐清德國不道德的過往並不是一項學術任務,這是更為私密之事。這意味著當面質問你的雙親與老師、指出其權威的腐敗之處。一九六○年代的德國比巴黎或布拉格都更動盪不安,柏克萊更是難以望其項背——因為德國人關注的不是遠在越南的他人所犯的罪,而是在他們人生早年曾諄諄教導他們之人所犯下的、近在身旁的罪行。
一九八二年的我還不知道,在柏林度過的時光會在我身上留下永遠的印記,我對這個城市的淡淡嚮往會轉變為一種深刻而複雜的愛。住在柏林,道德思考成為某種具有實底、持續可見之物;每片水泥板、每個彈孔都在問著你道德問題。我們是具有歷史的存在,若想描繪自身的樣貌,就得繪出我們在空間與時間中的模樣。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仰賴父母投入大量心力才能順利成長;若有人想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就必須與父母達成共識。
當愛因斯坦論壇(Einstein Forum)告訴我他們在找新主席時,我並未完全排除新生活的可能性——即便我一開始拒絕了他們。
「妳真的知道愛因斯坦論壇是什麼嗎?」
我愈深入了解,就愈心動。愛因斯坦論壇是在兩德統一後隨即成立的組織,其願景有兩個,第一是在前東德成立知識與文化機構,因為東德有許多機構在清除共產政權相關人員的過程中已不復存在。當時,人們已開始抱怨,人事清除行動根本就只是在清空職位以供在西邊找不到工作的西德知識分子進駐。而僱用美國人,則是避免東西衝突的方法之一。論壇的第二個願景則與當地較無關聯。兩德統一後,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右翼民族主義跡象,引來國際媒體密切關注。於此同時,德國人則於布蘭登堡(Brandenburg)發現了深具象徵意義的無價之寶:一棟年久失修的破舊木屋,一九二九年時由愛因斯坦本人所建。布蘭登堡是德國新行政區中最大的一個邦,就像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環繞著華盛頓那樣,布蘭登堡也環繞著柏林。如果想要朝進步與國際性的方向前進,還有什麼做法會比拿出一小筆錢整修這棟木屋,並期待能發生有趣的事來得更棒呢?
在論壇邀請我擔任主席時,我對這些仍一無所知。
我大部分的哲學研究都致力在為備受指責的啟蒙運動辯護——這場十八世紀的運動奠定了普世人權之基礎。腓特烈大帝用來招待伏爾泰和其他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夏宮,便位於波茨坦。雖然腓特烈後來還是逮補了這位哲學家,但有兩年的時間,他們好好地討論了古今世界上最好和最壞的景況。我年少時的偶像是波娃和沙特,所以我在那些常春藤名校裡從未感到真正自在。這是個特別的機會,能向不特定的廣大群眾提出哲學問題;而波茨坦離柏林很近,我仍能住在這個像是未完的愛情故事一樣觸動我心的城市——我和柏林之間還沒結束!
多年前我曾暗自許下承諾,對於每位陌生人花心力寫給我的信件,我一定得回覆至少一次。
有位名為史都華的讀者曾來信稱讚我的一篇短文,該文後來成了本書的核心重點。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可以讀到,而他的來信則相當認真。我在這裡摘錄部分內容:
我一輩子都住在密西西比(現在住牛津市),我是個保守派白人。好笑的是(在這個時間點上尤其好笑),這意味著我鐵定是個種族主義者。但事實上,我——還有許多像我一樣的人——都真心想知道,關於美國南部各州的歷史和整個美國的歷史,我們該怎麼做才是對的?而您的文章為我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但史都華想問的不只這些,他在信中還問了我其他問題:
您怎麼看?我們該拆掉所有南方邦聯人物的雕像嗎?我們該幫所有建築和街道改名嗎?我們是否該清除有關南北戰爭的一切過往,也把華盛頓從鈔票上拿掉?僅供您參考,我問過密西西比許多所謂的民權運動領袖,甚至和詹姆斯.梅瑞迪斯(James Meredith)一起吃過飯,聽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各方意見相左,不過,我的天哪,那些認為我們需要消滅一切奴隸制度之遺痕的人實在是義憤填膺。但他們是對的嗎?
我回信提供了幾個具體建議,最後我說,如果所有自認為保守派白人的美國人都像他一樣思慮周到,那麼這個國家的情況其實比我以為的還要好。
無需提起川普勝選這件既可怕又可笑的事情,我也能證明美國的情況並沒有比我以為的還要好。這一切是從弗格森(Ferguson)槍擊案開始的嗎?還是從槍殺崔馮.馬丁(Trayvon Martin)的兇手被判無罪開始的?在查爾斯頓(Charleston)的聖經研讀小組上,有個帶著冷笑、眼神空洞的孩子迪倫.盧夫(Dylann Storm Roof)殺了九個非裔美國人;此後,無論是先前能忽略此事的白人或是從沒有忘記此事的黑人,都清楚看到美國確實陷入危機。令美國人感到如此痛苦的不僅是這場發生在教堂裡的屠殺,而是許多受害者家屬宣稱「仇恨終將落敗」的發言。
本書將透過追溯德國與美國兩地在釐清過往(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一事上的差異,鼓勵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向德國人學習。重要的是,這個概念在德文中雖有許多變化——處理過往(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紀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但英文中並不存在類似的概念,我所知的其他語言也都沒有。在我寫作本書的這三年裡,我認識的大多數德國人都拒絕將納粹罪行拿來與美國種族主義者的罪行相互比較——即使我們在二○一七年夏洛茨維爾的集會中看到,他們已經開始使用相同的符號,也同樣做好了殺人的準備。我認為這樣的拒絕本身就代表,德國在為歷史之惡扛起責任這方面,已有著長足的進展。許多美國人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拒絕做出這種比較。因此,我在本書首章中試圖回應他們的論點,並承認這個明顯的事實:沒有兩段歷史完全相像。
大致說來,本書的前兩部分出自經驗或觀察。第一部分概述統一前與統一後的德國試圖面對納粹時期的歷程。許多人都認為東德未能正視納粹時期的歷史,而我並不這樣覺得,但我也不認為東德面對此事的方式毫無瑕疵。我以同等慎重的態度檢視一九八九之前的東德與西德,並比較兩者在面對納粹歷史與避免重蹈覆轍的做法上有哪些不同的缺陷。在德國,沒有什麼比指控另一邊的做法「與納粹時期一脈相承」更能激發冷戰時期的敵對氣氛。若當代的東西德能意識到,兩方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由納粹時期延伸至今的歷史延續性,也各自(以不同方式)維持著其延續,兩德之統一就有可能變得更加真實深厚。
本書的第二部分旨在探討美國深南地區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將研究焦點放在此地區並不意味著美國其他區域沒有種族主義問題,只是密西西比地區的歷史意識及其他方面能清楚揭示出問題之所在。亞當.諾賽特(Adam Nossiter)認為,密西西比與其餘南方地區在文化上的差異就和南方與其餘美國地區的差異一樣顯著。他認為此地就像一個實驗室——「一場迫使人們學習如何與過往共存的實驗」。伍德沃德(Comer Vann Woodward)則表示:「正如貧窮失敗之經歷與富足成功的夢想格格不入、難以協調,南方所經歷過的惡與悲劇是往日遺物,與標榜純真及幸福社會的美國夢亦難以協調。」我在密西西比待了半年,向南方的學者學習如何由破碎的核心地帶著手改變美國文化。整個美國的進程與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種族主義的系統性影響,不過,是南方的歷史意識令整件事變得難以忽視。此外,南方對於美國整體政治文化的影響與其面積根本不成比例。關注深南地區並非忽視其他地區,而是透過放大鏡來細看美國。
本書檢視了兩個國家如何以極為不同的方式面對過往遺跡、避免重蹈覆轍;這樣的調查應能幫助讀者大致瞭解今日情勢。在第三部分中,我試著釐清事情應該要有的樣貌。對於國家民族的歷史,我們的責任為何?該怎麼教育下一代、該建立或拆除哪座紀念碑、該如何修復不正義、如何建構政治文化?本書並不打算假裝自己能夠回答書中提出的每個問題,只要能刺激人們思考得更遠,這本書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我所受的哲學訓練來自正義論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出於謙遜,常堅稱自己處理的只是抽象概念。而我在寫這本書時,則希望能盡可能貼近特定情況。二○一六年至二○一七年大部分的時間裡我都待在德國或美國南方,花上數百小時進行錄音採訪。我所採訪的對象是對於國家公共記憶之質疑與重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人,還有這些影響所觸及的人們。
有許多優秀的英文著作,以及能塞滿整棟圖書館的德文著作,都在探討德國如何面對往日歷史;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詳細爬梳美國如何回應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的歷史,還有那段人們為營造無害氣氛以「吉姆.克勞」(Jim Crow)一詞輕鬆帶過的種族主義恐怖時期。我也許常引用歷史資料,但我無意為這個資料庫再添新作。引句保加利亞裔法國學者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話:「歷史事實眾所皆知、容易查閱,但事實本身並未附帶意義,而意義才是我的興趣所在。」雖然哲學和歷史一樣追求理解,但哲學本質上是門規範性的學科。我們在這個遭邪惡(evil)蹂躪至四分五裂的世界裡該如何生活?這個問題自哲學出現以來便不斷推動著這門學科向前。(叔本華認為,如果這世界已符合其該有的樣子,我們便不再有理由提出任何哲學問題。)我相信,以特定經驗為鏡來折射出抽象概念的樣貌,是最具說服力的做法,因此我交錯安插哲學分析的段落與歷史軼事的段落,相信具體的歷史案例不會令一般性的道德問題變得模糊,而是令其更為清晰。我們的目標是要處理以下問題:釐清過往的工作如何能替更加自由的未來打下基礎?其又是如何成為我們迎向自由未來的阻礙?我會專注探討我們在思考道德與政治之未來時,該如何以歷史為鏡,又為何不該以歷史為鏡。這種道德訓練能幫助我們指認出複雜的惡與簡單的惡,並準備開始阻擋之。不應該只有歷史學家接受這種訓練,這應該成為公眾共同的記憶——一段任何具思考能力的人都無法光明正大地加以忽略的歷史。
本書中的一些歷史主張具有爭議。我已努力證明其正當性,並以我選擇的訪談對象之言作為佐證;但我也明白,其他對象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講述這些故事。我並非中立的觀察者,這個故事中也有我的身影。不過,我決定使用第一人稱寫作不是因為我相信歷史的主觀性無可改變,而是因為這是種指認出個人主張背後之責任並且承擔起責任的做法。若我在思考迫切的道德問題時曾尋求哲學典範,該典範會是尚.艾莫里(Jean Améry)與漢娜.鄂蘭。他們為批判性思考訂出標準,而這樣的思考能力在這個重視科學、科技勝過其他智性能力的時代裡何其重要。
讀者在本書中將會看見,德國在承擔起自身可恥的過往時經歷了多大的痛苦——但人們確實能承擔。另類選擇黨的崛起令許多人不禁懷疑起德國在過去數十年裡的進展,甚至開始惋嘆我們活在尼采的永劫回歸之中。然而,在遭受攻擊的當下便直接放棄釐清過往,這是何等荒謬的事。釐清過往的工程並不是萬無一失的預防工程,能抵擋種族主義與反動力量——這世上從來不缺腦袋糊塗的人。進步的民主價值回應其破壞者的方式彰顯出自身的優秀之處。當另類選擇黨將人們為了釐清納粹歷史所付出的數十年努力斥為可恥時,我們其他人必須堅持立場:羞恥感也是承擔責任的第一步,指引我們邁向真實的國民自豪感。透過檢視他人的失敗、檢視德國的贖罪之路,我們能夠學會珍惜已完成的工作,並保護其不受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