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執政者打著進步大旗，犧牲經濟前景
保守派經濟學大師直指進步派常見謬誤
【股癌推薦書單】
＼＼＼經濟政策出問題，都是我們自找的！／／／
本書帶大家揭露政治正確的「呼口號」套路——
Ｘ兩性的收入差異是歧視造成的？
Ｘ環保團體主張降低開發才能減少汙染？
Ｘ富人的財富是藉由剝削窮人而來？
Ｘ種族歧視是導致貧富差距的原因？
Ｘ政府要打房，才能讓大家都買得起房子？
以上論調，你一直都相信嗎？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知名保守派經濟學家索威爾，透過統計數據檢驗，發現事實證明政治正確的觀點往往禁不起考驗，不但無助於經濟、沒辦法為人類帶來更美好的未來，更可能因為極端強調保護弱勢、追求平等，而把政府推向極權主義。
經濟學版《真確》，直指5種謬誤思維
教讀者辨識政策利多背後的真相，破解進步派的美好謊言
索威爾用生動的筆觸逐一進行分析，以過人的勇氣揭露其中存在已久的謬誤，企圖站在一個脫離偏見、成見的角度，公平還原被掩蓋的經濟真相，營造一個認識經濟問題的正確思路！
這些謬誤包括媒體與政客廣泛傳播的許多信念，例如關於城市問題、收入差距、男女經濟差異的謬誤，以及關於學術界、種族、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謬誤。本書提到，謬誤並不僅是一些狂熱的觀念，事實上，謬誤的「頭頭是道」為自己贏得深遠的影響力。因此，仔細考察並辨識謬誤的缺陷是必要的素養。
本書以生動的方式講述日常案例，與讀者共同辨識經濟的真相與荒謬，在不需要先具備任何經濟學的知識下，也能輕鬆理解。是一本專為那些希望理解經濟問題，卻又不希望陷入經濟學的術語、圖表或政治辭藻的讀者「量身定做」的經濟學通俗讀物。
【讀這本書，你一定要認識的索威爾】
索威爾是美國經濟學大師，也被知名歷史學家約翰遜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非裔美國人身分的索威爾，出生在傳統南方州，家境清寒、年少中輟，直到從軍退伍後才重返校園，一路從大學夜間部攻讀到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一路走來十分辛苦，做過各式各樣的基層工作，顛沛流離的早年生活讓索威爾深刻體會社會底層的樣貌，這卻沒有讓他對左派有所嚮往，也無礙於後來的他成為一名保守主義學者，反而因此更能體察社會的根本問題。
【華語世界知名學者對本書的熱烈迴響】
「我們都聽過那句古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自從西方政客們發現『用福利換選票』的招術以來，那些提倡社會財富分配的人確實給了窮人不少魚，並且讓他們別無選擇地終其一生只能依賴政府給他們魚吃，也因此成了持這種主張的政黨（比如美國的民主黨）的鐵票倉。如果這些提倡分配的人是認真的的話，他們真正應該做的是給窮人們漁網而不是魚。這本書揭露了一些關於美國經濟問題最流行的謬論，書中辨謬的流行觀點包括在美國媒體和政治家中廣泛傳播的許多信念，例如關於城市問題、收入差異、男女經濟差異的錯誤觀念，以及關於學術界、種族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學謬論。」——何清漣｜暢銷書《紅色滲透》作者
「可以概括地說，『不公平』和所謂『歧視』的大課題，一般的認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施行的結果，於是大都認為，應由『政府』管制、干預，以法令和保護政策來實現公平正義。不過，這些既存的現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誇大，就是有統計資料的偏誤或錯誤解讀，而政府干預的結果不但保護不了弱勢，反而招致他們受害的不幸下場，這也就是東方的『愛之適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獄之路』的寫照。不希望受偏誤思想毒害的讀者，尤其政府決策官員和年輕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細閱讀。」——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
1930年生，年逾90高齡，至今仍是美國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觀點深受西方國家學界與群眾歡迎。美國知名歷史學家約翰遜（Paul Johnson）將索威爾視為「美國最重要的哲學家」。
索威爾作為經濟學大師，也是出色的政治評論家，在社會學和哲學方面都有獨到見解，尤其是他反對社會主義，以及透過保守主義的論點擊破自由主義的缺陷。在右派知識分子當中，索威爾非裔美國人的身分看起來格外醒目。
他出生在北卡羅萊納州，父親在他出生前去世、母親要扶養四個兄姐而無力承擔，索威爾被姨婆和表親收養，並在紐約度過他的少年時光，學業表現優秀的他卻因經濟問題被迫中學輟學；為了生活他做過各式工作，甚至還參加過布魯克林道奇隊（現在的洛杉磯道奇）的選拔，顛沛流離的早年生活讓索威爾深刻體會社會底層的樣貌，但這無礙於後來的他成為一名保守主義學者，反而更能體察社會的根本問題。
韓戰期間受美軍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擔任隨軍攝影師。索威爾是一個努力上進的人，退伍後半工半讀，在霍華德大學夜間部的優異表現，受到推薦錄取了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時獲得極優等（Magna Cum Laude）的拉丁榮譽學位。接著一路攻讀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取得學位後投入教職，前後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布蘭戴斯大學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並曾在華府著名的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任職；1980年起擔任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至今。
1970年代起，索威爾出版大量著作啟發社會大眾，甚至受到美國政府的關注，曾被雷根總統延攬入閣，然而他婉拒出任華府官職。即便如此，近半個世紀，索威爾仍持續發揮他的影響力，在1990年獲得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頒發之法蘭西斯．鮑伊爾獎，並於2002年得到美國國家人文獎章，肯定他在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學術領域的成就。
洪慧芳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MBA。曾任職於西門子公司與花旗銀行，目前為專職譯者。
導 讀 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吳惠林
前 言 切勿積非成是
第1章 謬誤的代價
第2章 都市的謬誤與真相
第3章 性別的謬誤與真相
第4章 學術的謬誤與真相
第5章 收入的謬誤與真相
第6章 種族的謬誤與真相
第7章 第三世界的事實與謬論
結 語 禁不起實證的信念
第1章 謬誤的代價
謬誤不是天馬行空的瘋狂想法，它們通常看起來合情合理，只是缺了點什麼。那看似合情合理的表象，使它們獲得政治上的支持。當政治上的支持大到足以讓謬誤變成政府政策與計劃時，它的缺失或遭到忽視的因素才有可能導致「意外後果」——這是經濟或社會政策災難發生後常聽到的一個說辭。另一種政策災難後常聽到的說辭是：「那個概念當時看起來還挺好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深入探究那些目前表面上看起來還不錯的論述。
有時候，謬誤所欠缺的只是一個明確的定義。沒有明確定義的字詞在政治上有一股特殊的力量，尤其當它們喚起一些能觸動情緒的原則時，更是如此。「公平」就是一個沒有明確定義的字詞，它為「公平交易法」（Fair Trade laws）、「公平勞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了廣泛的政治支持。雖然字詞沒有明確的定義是一種缺陷，但它也因此享有很大的政治優勢。當一個字詞可以掩蓋歧見、甚至掩蓋相互矛盾的觀點時，那些在重要議題上抱持著不同觀點的人，也可以為那個字詞團結以及動員起來。畢竟，有誰會贊成不公平呢？同樣地，對於不同的個人與團體而言，「社會正義」、「平等」以及其他沒有明確定義的術語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有心人士都可以把他們動員起來，去支持那些使用這類誘人字眼的政策。
經濟政策中謬誤百出，從住屋到國際貿易，影響層面之廣。而這些政策所衍生的「意外後果」則可能要等到政策推行多年以後才會出現，但很少人會去追溯這些意外的起因。即使政策推出後馬上就出現了不良的後果，很多人也不會聯想到問題是政策本身造成的，這些錯誤政策的宣導者常把不良的後果歸因於其他因素，甚至宣稱，要是沒有推行那個美好政策，情況可能會更糟。
即使有鐵證證實那些謬誤有害，謬誤依然大行其道，這有許多原因。例如，民選官員不願輕易承認他們力推的政策或措施是錯的，以免賠上自己的政治生涯。許多理念或運動的領導者也是如此。即便是有終身教職保障的知識分子或學者，當他們提出的概念出現反效果時，也可能聲譽受損，顏面掃地。有些人自以為他們所支持的政策是在幫助弱勢，因此難以面對證據顯示弱勢群體正是因政策而受害。換句話說，對一些人來說，證據在政治上、經濟上、心理上都太危險了，絕不能讓證據威脅到自身利益或自我良好的感覺。
沒有人喜歡承認錯誤，但在許多方面，不承認錯誤的代價高到無法忽視。那些代價令人迫不得已面對現實，不管他們有多不情願或多痛苦。學生誤解了數學，就只能在下次考試之前糾正那種錯的概念，別無他法。商務人士不能死守著對市場或經營方式的錯誤信念，而放任事業不斷虧損下去。簡而言之，識破謬誤既有現實的需要，也有理智的需要。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否有誤，可能會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活水準。正因為如此，經濟學的研究才如此重要，揭穿謬誤也不只是一種紙上談兵的學術演練。
▍零合謬誤
許多的經濟謬誤都建立在一個比較廣泛、通常是隱性的錯誤假設上，也就是假設經濟交易是一種零和流程：交易中有一方受益，就表示另一方受損。但是，除非交易讓雙方（無論是雇主與員工、房東與房客、還是國際貿易中的雙方）都變得更好，否則自願的經濟交易不可能持續發生。這個道理看似不言而喻，但對於那些宣導政策以幫助其中一方進行交易的人來說，卻不見得那麼顯而易見。
我們從頭開始說起吧。為什麼會做經濟交易？交易條件是怎麼決定的？除非交易條件是雙方都能接受的，否則交易「可能」互惠互利只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當然，交易雙方都比較喜歡對自己特別有利的條件，但是為了不失去交易可得到的好處，他們也會接受其他的條件。能讓單方接受的條款可能有很多項，但是唯有雙方接受的條件有交集，才有可能成交。
假設政府為了幫助一方（比如員工或房客）而推行一項政策，這項政策就涉及到三個不同的交易方；只有三方都接受那些條件，政策才是合法有效的。換句話說，新條款排除了一些原本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條款。由於三方都接受的條件比雙方接受的條件還少，達成的交易可能就更少了。這些交易本來是互惠互利的，但在政府介入推行政策後，雙方反而某方面變得更糟。這個一般原則在現實世界中有許多具體的例子。
例如，世界各地有許多城市實施租金管制，以保護房客的利益。房東與建商幾乎都認為這些管制過於嚴格，所以減少住屋的供給。例如，埃及於一九六○年實施了租金管制，二○○六年，一位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埃及婦女這麼寫道：
最終的結果是，民眾不再投資公寓建造，租屋及住屋的供應極其短缺，導致許多埃及人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幾個家庭一起住在一套小公寓裡。嚴苛的租金管制所留下的後果仍殘留至今，那種政策錯誤可能會影響好幾個世代。
換句話說，雖然房東與建商失去了賺更多錢的機會，但許多租戶也失去了找到像樣住所的機會。雙方都受害了，雖然傷害各不相同。埃及並非特例，紐約、香港、斯德哥爾摩、墨爾本、河內，以及全球無數城市在實施租金管制後，都出現了住宅短缺。
當房租的上限設得比市場供需決定的價格還要低時，就會立即產生以下效應：由於租金變便宜了，更多人想租房子。但是，在沒有增建更多公寓的情況下，表示更多人找不到空屋可租。此外，在現有的建築破損之前，維修服務都會變差，因為住宅短缺意味著房東不再面臨同樣的競爭壓力，租屋根本供不應求，他們不必花錢修補房子來吸引租戶，而忽視房子維修會使建築物破損得更快。同時，租金管制使得新建公寓的投資報酬率變低，導致新建的公寓愈來愈少。在租金管制特別嚴苛的地方，可能根本不會興建新的公寓來取代破舊的公寓。澳洲因為實施了租金管制法，使得墨爾本在二戰後多年完全沒有新落成的公寓。在美國麻州的一些社區則長達二十五年沒有造過新的租屋。直到該州禁止地方實施租金管制法，新屋的營建才得以恢復。
有些租戶確實因為房租管制法而受益，像是那些在房租管制法通過時已有公寓可住、也覺得只要能少付房租，就算修繕、維護與其他配套服務（例如暖氣與熱水供應）較差也可以接受的人。然而，久而久之，一些日益惡化的建築將難以住人，覺得這種取捨可以接受的房客會日益減少。在租金管制特別嚴的地方，房客對房東疏於提供足夠的暖氣、熱水、維修的抱怨特別強烈。總之，減少雙方都能接受的條件，往往也減少了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最終房東與房客整體上都受害，只是受害的方式不同。
……
或許，零和交易隱含的假設所造成的最糟後果發生在貧困的國家。貧國為了避免遭到「剝削」，反而把國際貿易及外國投資拒於門外。「出口及投資的開發國家」與「進口及獲得外資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貧富差距懸殊，導致有人據此推論，富國是靠掠奪貧國而致富。這種零和觀點的各種版本（從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到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在二十世紀普遍獲得接受，而且很難用反證加以推翻。
然而，最終許多曾經貧窮的地方（如香港、南韓、新加坡）透過更自由的國際貿易與投資達到了繁榮，這些實證顯而易見且廣為人知，以至於到了二十世紀末，許多國家的政府開始放棄對經濟交易的零和觀點。中國與印度就是貧國放棄了嚴格的國貿與投資限制，促成經濟成長率大幅提升，也讓數千萬人民脫貧的鮮明例子。換個角度說，零和謬誤使數百萬人世世代代深陷不必要的貧困之中，直到謬誤的觀念遭棄，他們才得以解脫。為了這種未經證實的假設，代價竟然如此慘烈，可見謬誤的影響有多大。
第2章 都市的謬誤與真相
▍住宅
關於住宅的最大經濟謬誤就是「平價住宅」有賴政府干預房市。相關做法包括補貼、租金管制或其他手段，好讓中低收入者能有像樣的住所，不需要為房屋或公寓花大錢。在一些地方，房價或房租過高是不爭的事實，導致中低收入者沒有足夠的錢做其他消費。問題在於，政府的計劃是否能幫多數人脫離這種困境。
「靠政府干預就能改善情況」這種概念，在許多方面已重複做了無數次，但重複無數次不表示這就是邏輯連貫的論點，更談不上證明有效。當我們撇開政治言論、轉向確鑿的事實時，我們會發現事實講述的狀況與政治論述及媒體報導的完全相反。政府干預房市正是導致以前負擔得起的住宅變得大家負擔不起的原因。房市的歷史與經濟狀況都證明了這點。
許多因素都可能導致房價上漲，任何影響供需的因素都算在內。收入增加及人口成長顯然會影響住宅需求。供給受到影響的程度跟某個區域已大幅開發、剩下未開發的土地面積大小有關。政府對房屋興建所設下的無數法律限制與禁令會影響住宅供給。官員、非政府組織或個別公民提出的環保、美學或其他的反對意見也會影響建設的延遲。即使這些反對意見最後被證明毫無根據或遭到推翻，當某個建案靠著鉅額借款資助時，不管建築是按計劃施工，還是因指控而延誤（需要花時間調查或等候裁決），那些借款都必須償還利息。工程拖延本身就會造成數百萬美元的損失。
我們怎麼知道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因素中的哪一個才是罪魁禍首呢？我們只能在每種特定的情況下，檢查每一種可能性。
如果某區的人口迅速成長，便可能會導致住宅需求增加，進而使該區房價上漲。但供給和需求本身都無法獨自解釋價格，價格是由供需的綜合效應而定的。誠如一項經濟研究指出：「一九八○年至二○○○年間，拉斯維加斯的人口幾乎暴增了兩倍，但實質房價的中位數並未改變。」然而，加州帕羅奧圖（Palo Alto）的平均房價在十年內幾乎漲了三倍，但人口絲毫未增。兩者的差別在於，帕羅奧圖在那十年間（一九七○年代）開始實施嚴格的建築限制，但拉斯維加斯沒有；隨著住宅需求的增加，建商可以直接蓋新房子來滿足需求。在一九七○年代那十年間，帕羅奧圖的房價漲了近三倍，卻毫無新屋增建。
在沒有嚴格限制增建的地區，建築商可以興建新屋，即使人口不斷成長、收入增加，也不會導致房價飆漲，因為新建住宅的供給跟上了需求的成長，就像休斯頓一樣。高利潤（房價遠高於建築成本與土地成本的總和）會吸引更多的建商加入，來分享興建建築的高報酬。新屋供給增加可使房價回落，或一開始就阻止房價上漲。如果沒有嚴格的建築法律限制或建商之間的壟斷勾結，房價不太可能繼續大幅超過建築成本與土地成本的總和。
建築業不是壟斷產業，無法靠排除競爭對手來維持高利潤。美國的建築業有七千五百多家建商建造多戶住宅；有十三萬八千多家建商建造獨棟宅院。光是曼哈頓就有一百多家興建多戶住宅的建商。53高房價社區的高利潤不是私人市場的壟斷造成的，而是政府限制新屋增建所致。
諷刺的是，人為抬高房價後，政府往往會象徵性地向特定的個人或群體提供「平價住屋」。這種選擇性的慷慨，可能是由納稅人的稅金補貼，或強制要求民營建商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出售一定比例的房屋，以做為獲得建築許可的先決條件。然而，這些「低於市價」的價格，可能還比沒有建築限制時的房價還高。此外，即使這些「低於市價」的房子使開發商有所損失，他們還是可以提高其他房屋的價格來彌補那些虧損。然而，這些廣為宣傳的計劃讓民眾一直相信，政府干預是創造「平價住宅」的關鍵，但實際上，那種干預往往是導致房價高不可攀的關鍵因素。
第5章 收入的謬誤與真相
即使是「富人」與「窮人」這種大家廣泛使用的名稱也很少有確切的定義，且用法常常不一致。例如，所謂的「富人」通常是指擁有大量財富的人；然而討論「富人」時所用的多數統計資料，大多與財富的累積無關，而是取決於某年分的收入流動。同理，「窮人」通常是根據目前的收入來定義的，而不是根據他們累積或沒累積多少財富。收入與財富不僅概念上有所不同，在「誰分別擁有多少收入與財富」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例如，收入低但不算貧窮的人，有下列幾種情況：
1. 有錢男人的妻子及有錢女人的丈夫。
2. 有錢的投機者、投資人、企業主，其事業剛好面臨不景氣或甚至虧損。
3. 年中從高中、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的人，他們畢業第一年的收入是翌年的一半或更少。
4. 職涯剛開始的醫生、牙醫，以及其他獨立的專業人士。剛開始他們尚未累積足夠的客群來支付辦公室與其他費用，因此收入無法跟幾年後相提並論。
5. 仍與父母同住、無須支付租金的富家子弟，或是住在他處，探索各種可能、打零工、做低薪的基層工作，或在慈善事業、政治圈當志工的人，但生活開支由父母負擔。
6. 退休者。他們的收入雖然比較低，但因為有自己的房子，不必付房租或房貸已經付清。他們的資產通常比年輕人多。
多數人在談論「窮人」時都不會想到這些人。但統計資料無法區別目前收入低的人和真正貧窮的人。真正的貧窮是一種持久的階層，他們的生活水準將持續低落多年，甚至終生，因為他們缺乏收入或財富，無法過上更好的生活。同理，目前收入前一○％或前二○％的人中，多數的人不見得富裕。真正的富人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處於收入與財富的最高階層。收入的統計資料大多是呈現某個時間點的快照——那個結果與長時間追蹤同一群個人的統計資料截然不同。
公司高層的高薪，尤其是執行長優渥的薪酬，引起了大眾、媒體、政界的許多關注——遠比職業運動員、電影明星、媒體名人、其他高收入群體類似或更高的薪酬受到更多的關注。二○○六年，重要到足以列入標準普爾指數（S&P 500）的企業中，執行長的年薪中位數是八百三十萬美元。雖然那顯然是多數人收入的好幾倍，但高爾夫球好手魏聖美（Michelle Wie，一千兩百萬美元）、網球名將瑪麗亞．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兩千六百萬美元）、棒球明星艾力士．羅德里奎茲（Alex Rodriguez，三千四百萬美元）、籃球巨星柯比．布萊恩（Kobe Bryant，三千九百萬美元）、高爾夫名將老虎．伍茲（Tiger Woods，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收入都遠遠超過那個數字。即使是年收入最高的執行長（年收入七千一百七十萬美元），58也不及歐普拉（Oprah Winfrey）的三分之一。
然而，我們很少聽到、甚至沒聽過有人批評體育、電影或媒體明星的收入太高，更遑論譴責他們「貪婪」了。但「貪婪」卻是大家最常用來形容那些高薪企業高層的用語，也是最謬誤的妄稱。當你的薪水取決於別人願意付你多少錢時，你就算是全世界最貪婪的人，薪水也不會因此提高。任何對公司高層薪酬的解釋，都應該以開出那些高薪的理由為基礎，而不是以高層本身渴望高薪的理由為基礎。每個人都可以渴望任何東西，但那不會促使別人去滿足那些欲望。為什麼企業願意為頂級高階主管開出那麼高的薪酬？市場供需可能是最簡潔的答案，想要提出更完整的答案，可能需要招募者的特定知識和經驗。由於公司的決策往往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利益，如果一個人可以減少一○％的決策錯誤，為公司省下一億美元，那麼每年給他八百三十萬美元的年薪可能是個很划算的價格。
有些人認為，公司的董事會濫用股東的錢，所以執行長的薪酬才會那麼高。若要證實這是普遍的原因，就得提出更多具體的例子。為了驗證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可以拿由大量股東擁有的公司，與由一些大型金融機構持股及掌控的公司進行比較。前者的股東大多不知道、更不可能評估公司內部的決策；後者的股東既有專業知識又有經驗，還會花自己的錢聘請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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