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廢退：失落、孤僻、漫無目的，生而為「男」我很抱歉？苦苦掙扎的男性困境，我們能怎麼做。

推薦序一　人類史上首波「女強男躺」的社會現象／彭菊仙

推薦序二　以「失敗男性」的身分活著／鍾佳播

推薦序三　看似堅強、實則脆弱的真實男性寫照／劉軒

推薦序四　我希望兒子是一名紳士／林志潔教授

序　從擔心老爸到擔心專家

第一部 男性萎靡

第一章 女孩得第一：男孩學業落後

第二章 男性勞工好憂鬱：男性失去勞動市場地位

第三章 無所適從的老爸：父親失去傳統家庭角色

第二部 雙重劣勢

第四章 德懷特的眼鏡：黑人男孩和男性面臨的劇烈挑戰

第五章 階級天花板：貧窮男孩和男性正在受苦

第六章 無人聞問：政策沒有幫到男孩和男人

第三部 生物學與文化

第七章 養成男人：先天和後天一樣重要

第四部 政治僵局

第八章 進步派的盲目：政治左翼在否定現實

第九章 保守派的怒火：政治右翼想倒轉時間

第五部 我們能怎麼做

第十章 為男孩披上紅衫：男孩必須在教室多待一年

第十一章 男人可以HEAL：讓男人走進未來的職場

第十二章 新老爸：父親這個獨立社會制度

後記

致謝

【摘文1】魚世界中的腳踏車

　　伊琳娜．鄧恩（Irina Dunn）宣稱：「女性需要男性，就像魚需要腳踏車。」這句話後來因為斯泰納姆而廣為人知，成為女性運動中難忘的號召，令人聯想到一個女性不需要男性的世界。「只要能夠自力更生，就能出於愛情而選擇結婚，而不只是為了經濟依賴。」斯泰納姆在2004年說道。

　　如今美國家庭有41％都是女性當家，其中有些是單親媽媽，但絕對不是全部；每10位妻子就有3位賺得比丈夫還多，這個比例是1981年的兩倍。大多數母親現在都從事全職工作，而雙親都從事全職工作的家庭，將近一半是母親賺得比父親多。母親也受到越來越多來自福利制度的支持，就連低收入或沒收入的母親，都不需要找個老公養家。英國政治人物兼學者大衛．威立茲（David Willetts）在《緊要關頭》（The Pinch）中寫道：「福利制度的原意來用來補償失去薪水的男性，但現在正緩慢且雜亂地重新設計為補償『失去男性』的女性。」

　　若以更正向的角度來評論這件事，就是政府逐漸認清自己的角色是「支持女性養育小孩」，這有一部分是因為這樣她們才不會困在依賴男性的關係中。與此同時，離婚法也已經解放，「無過失」或「單方」離婚興起之後，無論哪一方都可以用任何理由終止婚姻。這幾條法律依然被吵得很凶，但顯然已被普遍接受。

　　婚姻和母親身分（motherhood）不再是同義詞。如今美國有40％的新生兒是未婚生子，而1970年只有11％。有個特別驚人的趨勢，就是「奉子成婚」的人變少了。50年前，未婚懷孕就很常見了，但情侶會去戶籍登記處或教堂結婚，再去產科病房生小孩，但現在不再如此。

　　事實上，根據聯合經濟委員會（Joint Economic Committee）的研究，奉子成婚的人減少，就是1960年以來，未婚生子的新手媽媽變多的最大原因。最大的變化發生於社會經濟階級的底層，1977年，低教育程度的懷孕女性當中，有26％先結婚再生產；到了2007年，這個數字只剩2％。

　　對於母親就業的社會規範已經迅速轉變，以至於在職媽媽（working mother）這個名詞聽起來已經過時。根據社會概況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如今有4分之3（74％）的美國成人同意，在職媽媽可以和家庭主婦一樣，和孩子建立「既溫暖又安全」的關係；相較之下，1977年只有48％。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非常好的發展，但這些發展對男性的意義是什麼？舊的劇本（多半是以養家糊口為主軸）被撕碎了。社會學家威廉．古德（William Goode）在1980年寫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散文〈男人為何抵抗〉（Why Men Resist），其中提到：「潛在的轉變正在減少男性的邊際效用。」他並沒有說錯，但看了好令人心痛。

　　許多男人被拋下，覺得自己無所適從。他們的父親和祖父都有清楚的方向可以遵循：工作，妻子，小孩。但現在該怎麼辦？一個屬於魚的世界，要腳踏車幹麼？50年對一個人來說或許是很長的時間，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尤其如此，但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只是區區一瞬。男女之間經濟關係的轉變實在太快，以至於我們的文化跟不上。

【摘文2】階級天花板

　　當男人過得掙扎，家庭就會變窮。關於近期的經濟史，其中一個最驚人的事實就是，過去幾十年來，只有女性維持著美國家庭的財務能力。而且就算是這樣，也只是勉強維持而已。除了最有錢的家庭（也就是前5分之1），自從1979年以來，家庭收入的成長，全都來自工時增加和女性薪資增加。2021年受指派進入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海瑟．鮑希（Heather Boushey）和卡維亞．瓦古爾（Kavya Vaghul）寫道：「女性的貢獻拯救了低收入和中產階級家庭，使其收入不至於暴跌。」

　　我們不應該誤以為女人是違背自身意願、為求溫飽才被迫工作。當然有些情況無疑是如此，但大多數女性（包括母親）都想賺錢維生，而且肯定想要有這種選項，而不是依靠男人。這裡的重點很簡單：男人表現好一點的話，大多數的家庭都會受益。

　　由於女性繼續承擔大部分育兒責任，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還要從事「第二輪班」（second shift，出自社會學家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也就是做家事。當然，這種雙重輪班對於獨自養育小孩的女性來說，是最沉重的。在美國，18歲以下的小孩中有4分之1被單親父母養大，而且82％是由母親帶大。按照定義，這些女性肩負的負擔更重，但她們通常也不太想認真進入一段關係。

　　社會學家凱瑟琳．艾汀（Kathryn Edin）和瑪莉亞．克法拉斯（Maria Kefalas）在著作《我能遵守的承諾：為什麼窮女人把母親身分看得比婚姻重要？》（Promises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Marriage）中表示，貧困社區中有許多女人已經把男人（包括孩子的父親）當成「只是另一個要餵養的人」，這與男人被期望的角色剛好相反。由於女性的收入能力提高，男人就必須通過更高的門檻，才能成為丈夫候選人。與其跟一個經濟地位很差的男人交往，女人更可能選擇單身。正如艾汀和克拉法斯的民族誌研究闡明，許多女人認為「如果是要過得慘，我一個人就做得到了」。

　　位於所得分配最低5分之1的那群人當中，有10分之7的母親現在是主要養家者──通常因為家裡只有一個人在養家。這種家庭生活中逐漸變大的階級落差，顯示出經濟因素──尤其是男人的地位，無論是絕對的定義還是相對於女人而言──會影響家庭組成。根據經濟學家奧托和華澤曼表示，沒讀大學的男性收入能力下降，就是結婚率下跌的原因之一。

　　就算婚姻作為經濟制度已經弱化，它仍保有大部分的象徵性力量。2015年，經過長期抗爭之後，同性戀情侶終於贏得在美國結婚的權利。同婚合法的兩年內，同居同性戀情侶結婚的比例為5分之3。不過，一個落差消失了，社會階級卻出現另一個落差。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美國人，結婚率穩定維持在高水準，其他人卻全部下跌。1979年，各社會階級的結婚率幾乎沒有差異，如今卻有很大的落差。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下、40到44歲男性，結婚率在過去40年來已經下跌20％以上，相較之下，受過大學教育的同年齡男性只跌了6％。我的同事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 Sawhill）寫道：「家庭組成是美國階級結構的全新斷層線。」

　　只有高中文憑的女性，生產時大多數都未婚（59％）。但有4年制大學學位的女性，生產時只有10分之1是如此。切林的研究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就算生一個小孩時未婚，生第二個小孩時還是很有可能已婚，而且對象通常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比起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重視婚姻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切林做出結論。這裡有一個矛盾之處。經濟獨立程度最大、教育程度和收入潛力很高的女性，如今也是最可能結婚、最能維持婚姻的女性。我不認為斯泰納姆等人有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就連斯泰納姆最後也在66歲時結婚，她解釋道：「我們這個時代，婚姻是可以選擇，而不是被期望的。」

【摘文3】脆弱的男子氣概

人類學家全都同意：男性氣質很脆弱。女性氣質更穩固，因為女性在生殖方面的特定角色使其更堅定。女性主義人類學家雪莉．奧特納（Sherry Ortner）寫道：「事實很簡單，女性的身體空間有較大的比例、壽命當中有較多百分比的時間，都耗費在物種生殖的相關自然過程。」女性氣質多半由生物學決定，男性氣質多半由社會結構決定，這就是為什麼男性氣質比女性氣質更脆弱。上一次發生「女性氣質危機」是什麼時候？沒錯，從來沒發生過。

男性氣質受到行為定義的程度，就跟生物學一樣。「我很早就學到，一名男性做了什麼……比他是誰更重要。」英國精神科醫師安東尼．克萊爾（Anthony Clare）在其著作《關於男人：男性氣質的危機》（On Men: Masculinity in Crisis）中寫道。克萊爾特別提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有薪工作，但這個總體觀察幾乎適用於所有已知人類社會。男性氣質是一種持續性的成就，而不只是一個里程碑。在許多文化中，成年儀式（通常涉及身體方面的威脅或風險）是表示男孩轉變成為男人的過程。正如美國詩人倫納德．克里格爾（Leonard Kriegel）所寫：「在所有年齡層，男性氣質都必須被贏得。」

但有可能贏得的東西，就有可能失去，所以才會脆弱。男性氣質的形成，對任何社會（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社會迅速變化時期）都是重要的文化事務。「男性氣質是一份象徵性的劇本，一個文化結構。」人類學家吉爾摩寫道；他同時也說：「真男人並不只是像蝴蝶一樣，隨著時間自然而然地從男孩子氣的蛹之中羽化；他們一定是從青春的殼當中，被別人千方百計哄騙出來，再被塑造、培養、勸告、督促成為男人。」這並不是在暗示，男人的養成只有一份藍圖。「男人必須被養成」不代表指導方法只有一套，成為「真男人」的條件會因為文化而產生極大的差異。

人類行為受到各種先天（我們在生物學上的本能）、後天（周遭文化給我們的指示）以及動力（我們的個人主動性）的驅使。人類生活中大部分的戲劇性場面，都源自這三股力量之間的張力。正如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中宣稱：「我永遠不會當個服從本能的臭小子，而是一個頂天立地、自己做主的男人，而且六親不認。」

他試圖無視自身的天性──那如同雛鵝般的本能──以及對親人的社會責任，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當然，他失敗了。沒人能夠擺脫生物學或文化，成為完全自主的原動力。就連受到啟蒙的現代人，骨子裡仍是動物，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取得適當的平衡。好消息是，隨著社會進步，先是文化、再來是個體動力，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的人生選擇變得更多采多姿，但我們不應該犯下科利奧蘭納斯的錯誤，認為自己能夠逃離文化。鮑梅斯特在《文化動物》（The Cultural Animal）中主張，我們是為了文化而演化：「人類是被塑造出來的──先被基因塑造，再被社會環境塑造，只為了活在文化中。」

文化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將男人的精力導向正面的社會目標，尤其是教導他們照顧別人。但米德警告：「這種學來的行為很脆弱，在不再有效傳授它的社會條件下，可能會輕易消失。」我們應該聽從這個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