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帝國：全球科技監理之戰

序章　從自由夢想到監控時代

數位帝國：三種監理模式的競爭／帝國的競爭：兩個層面的戰爭／帝國的擴張：影響全球的監理模式／數位經濟的核心之爭：攸關未來的戰役／本書架構

PART I 數位帝國

第1章 美國：市場導向監理模式

當市場治理凌駕政府監理／網路自由可以促進自由和民主／將自由市場的精神編入法律／美國開始重新審視市場導向監理模式／美國監理模式與中國和歐盟模式的相似之處／對美國市場導向模式的批評

第2章 中國：國家導向監理模式

仰賴數位保護主義爭取科技霸權／利用科技進行審查與監控／中國監理模式與美國和歐盟模式的相似之處／政府對科技公司的制裁／對國家導向監理模式的批評

第3章 歐洲：以權利為本的監理模式

利用數位監理來保障基本權利／用數位監理來保護與加強民主／數位規範作為促進公平和再分配的手段／在規範數位市場的同時推進歐洲整合／歐盟監理模式與美國和中國模式的相似之處／對歐洲監理模式的批評

PART II 帝國競爭

第4章 自由與掌控之間：孰能勝出

美國科技公司在中國的垂直戰役：自由與控制之間夾縫求生／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的垂直戰役：國家安全疑慮／交錯的垂直戰是否會導致科技脫鉤？

第5章 科技霸主的競爭：美中科技戰

美國對中國的措施：反制中國科技實力提升所帶來的風險／中國對美國的措施：應對美國制裁並追求科技自給自足／科技自給自足的軍備競賽／美中科技戰的影響

第6章 權利、市場與安全的衝突：美國與歐盟的監理之爭

跨大西洋資料傳輸：隱私與監控之間／數位服務稅引發跨大西洋貿易戰／歐盟的反壟斷政策與美國指控的數位保護主義／跨大西洋數位政策和解的方向

PART III 帝國擴張

第7章 美國科技放任主義的全球影響力日益式微

美國科技公司的全球影響力概述／將美國的監理模式推及全球／監理模式如何偏離市場導向

第8章 中國透過基礎建設輸出數位專制

中國的基礎建設權力伸向全球／國際標準制定對於中國影響力大戰略的意義／中國以外的數位專制／令人擔心的中國全球影響力

第9章 歐洲以監理權力將歐洲數位權利推向全球

布魯塞爾效應如何塑造全球資料隱私政策／布魯塞爾效應對隱私以外領域的影響／外國科技公司與政府對布魯塞爾效應的擔憂

結語

美國正在輸掉與中國、歐盟的水平競爭／全球趨向歐盟監理模式不一定會妨礙創新／政府並非注定輸掉與科技公司的垂直競爭／競奪數位經濟的核心

▍數位帝國：三種監理模式的競爭

目前，可喻為「數位帝國」的主要數位強權有三：美國、中國和歐盟。這些網路時代的現代帝國除了擁有領先的技術、經濟實力和監理量能，也具備野心和實力，為自身的利益與價值觀形塑全球的數位秩序。它們各自為國內的數位經濟發展出獨特的治理模式來反應不同的意識形態。如同過去的帝國，這些數位強權也在對外輸出國內的模式，擴展各自的勢力範圍，從而將其他國家拉入美國、中國或歐盟這幾個數位帝國的勢力圈內。有別於以往基於地理疆界的傳統帝國，這類數位帝國更接近二十世紀以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跨越國界的非正式帝國，藉由權力的不對稱創造對外國社會的影響力。當今的數位帝國主要藉由出口科技公司、技術及規則來影響其他國家和個人，讓這些群體逐漸適應並傾向支持帝國所倡導的規範和價值觀。

這幾個數位帝國對數位經濟的願景各不相同，體現在國內採用並推廣至國外的監理模式。這三種主要的監理模式代表三種「數位資本主義的變體」，立基於不同關於市場、國家、個人與集體權利之間的關係。正如本書所述，美國開創了市場導向模式，中國採取國家導向模式，歐盟則推動以權利為本的模式。這些監理模式與基於不同經濟理論、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所做出的社會選擇互相呼應。制定數位經濟監理政策時，這三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政府都得在支持技術創新與考量技術對公民自由、財富分配、國際貿易、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等重要政策影響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巧妙的平衡讓各個監理模式之間既有共通之處，也存在顯著差異。每個模式都涉及有爭議的政策選擇，也都因不同的原因遭受批評。目前，哪一種監理模式最適合打造活絡且具韌性的數位經濟社會，並沒有全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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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針對三種主要監理模式的粗略概述，我們得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顯著差異。但這些模式仍有一些共同點。儘管它們對市場、國家或個人及集體權利的優先順序有所不同，每個模式最終都涵蓋了所有元素。在美國，市場並非總是占上風；在中國，政府不見得真能控制一切；在歐盟，網路使用者的權利也不是永遠凌駕其他政策考量。然而，面臨數位經濟監理政策權衡與利益平衡的當下，各司法管轄區往往會回歸其特有的監理模式核心原則：美國傾向依靠支持市場的本能來限制政府干預；中國會以確保政府利益受到保護的方式做出回應；歐盟則會以提升數位公民權利為政策制定的核心。這三種模式之間持續存在的差異引發了緊張和衝突，進而形成當今數位經濟中具代表性的競爭狀態。

第7章 美國科技放任主義的全球影響力日益式微

當今全球數位經濟的基礎，都是美國和其領先科技公司打下的。二十多年來，美國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促進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向國際擴張。打從1990年代，網際網路剛盛行起來的那段期間，美國政府就一直倡導開放、無監理和私人單位主導的數位經濟，並竭盡所能在國內外利用一切與科技革命有關的機遇。在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任內，美國不僅在國內倡導自由市場和自由網路的價值觀，也積極將這些價值觀輸出至其他國家，強調這些價值觀對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性。美國一直試圖推動「網際網路自由計劃」（Internet Freedom Agenda），將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推廣到全球；該計劃主張創新必須不受政府監理或審查，否則經濟和政治進步都將受損。實際上，依循這個政策計劃等於依賴私人力量來塑造全球數位經濟，而所謂的私人力量，指的就是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在外國社會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肆無忌憚的影響力。

這些私人力量如今已無處不在。世界各國的公民都在使用美國的線上平台交流——用WhatsApp發訊息、透過Google搜尋資訊、在Facebook上分享生活大小事，用YouTube上傳、觀看影片，在Instagram上發照片，以及用Twitter評論世界新聞。這些美國科技公司促進了全球連結和對話，讓大多數人以為這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益，甚至不可或缺。很少人願意回到沒有這些工具的時代，因為這些工具讓世人能夠極其輕易彼此互動、分享資訊。然而，數位公民也愈來愈關注這些數位服務公司對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力。如今，全球數位公民在網路上接觸到的內容，全都由少數幾家大型美國科技公司的演算法決定，這些美國公司塑造了非洲、亞洲、澳洲、歐洲和拉丁美洲民眾的想法、需求和購買行為。網路平台甚至比現實中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能夠對外國的使用者與社會造成深遠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從而深深改變他們的生活。儘管這些公司在全球不同領域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它們的理念卻與全球化相去甚遠。這些公司反映的是「加州意識形態」和美國的科技放任主義，靠著產品和服務向外輸出美國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與價值觀。

本書PART I已經談過美國、中國和歐洲的監理模式，PART II則講述這些模式之間的衝突；現在，我們將放眼全球，開始研究這些模式相對的影響力。數位帝國不僅彼此之間會發生監理衝突，也在競爭全球的支配地位。美國、中國和歐盟都在輸出各自的監理模式，擴大各自的勢力範圍，它們之所以極力將世上其他地方拉向自己的市場導向、國家導向或以權利為本的模式，就是為了輸出隱藏在其中的規範與價值觀。在這一章，我們會尋訪每一塊大陸，看看各個數位帝國所依賴的影響力型態：美國利用民間單位的力量，中國利用基礎建設，歐盟則利用監理權力。

在PART III，我們會先深入探索美國市場導向模式對全球的影響。本章記錄了美國數位帝國，以及其監理模式作為全球數位秩序指標的發展起伏。我們將了解早期的美國政府如何成功協助科技公司將私人權力拓殖海外，以及這些領先科技公司如何用各種方式影響外國社會。本章也會探討美國政府如何將網際網路自由計劃列入外交政策，讓美國科技公司能夠落腳全球、無拘無束地發揮影響力。本章將解釋網際網路自由計劃特別重視、且不斷外銷的兩個核心原則：商業無監理原則和反審查原則。從柯林頓時期開始，美國政府就一直試圖透過各方面的外交手段，將這兩個原則推及全球。這背後大多都有美國科技公司的支持，畢竟無監理審查的全球網際網路，能讓這些公司將全球的數位市場塑造成符合它們利益與價值觀的樣貌。然而，美國科技公司的權力積累也讓外國政府憂心忡忡。本章會詳細介紹這些顧慮和近年來各國對美國科技公司全球影響力的批評，以及美國政府為了加強、鞏固這些權力的所作所為。我們將看到，近年來，愈來愈多人不滿美國的科技公司，美國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在全球的影響力因此動搖，歐洲以權利為本的模式和中國國家導向的模式也因此有了發展影響力的空間。

▍藉由「網際網路自由計劃」將美國的監理模式推及全球

美國科技公司能在全球大肆擴張，也要歸功於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國政府以網路自由為概念核心來設計外交政策，將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傳播到全世界，讓美國的科技公司得以稱霸全球。雖然「網際網路自由計劃」沒有標準定義，但前司法部助理部長戈德史密斯將此計劃總結成美國監理模式核心的兩大原則：商業無監理原則與反審查原則。從網際網路剛開始發展的1990年代起，美國政府營造的國內監理環境就給予科技公司很大的權力，讓它們可以毫無阻礙地成長茁壯。美國還設法將這種監理環境輸出到國外，方便科技公司占據全球主導地位。然而，網際網路自由計劃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美國科技公司的商業機會，也是未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外交路線，為推廣民主、自由和其他西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出一份力。美國擔心，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後，如果世界各國開始建立新的「虛擬牆」，審查網路上的言論、打擊網路異議人士，就有可能損害政治自由的新時代承諾。比如2010年國務卿希拉蕊就曾比較柏林圍牆和蘇聯的新聞自由限制，警告說威權政府正在加強審查力道，「一道新的資訊帷幕正籠罩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區」。這是美國政府亟需阻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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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頓擔任總統的1993到2001年間，正是網際網路商業化的初期。柯林頓政府深知網際網路能帶來大量的經濟機會，於是迫切想為美國的科技公司謀利，而這需要全球網際網路在無監理干預的環境下發展。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通訊規範法》以及著名的〈二三〇條款〉，保護科技公司不必為受託管理的內容負責。隨後，行政部門便將此原則推及全球，積極建立有關全球數位治理的論述，敦促外國政府效仿美國，擁抱無監理、市場導向的電子商務模式。

1994年，世界電信發展大會（World Tele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Conference）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美國副總統高爾呼籲世界各國協助建立「全球資訊基礎設施」，選擇以市場導向、由民間單位主導的網際網路治理方式。高爾主張，這種方式能連接全球社群，推動資訊分享與傳播，並促進全球經濟成長與民主。1997年，柯林頓政府發表了《全球電子商務架構》，概述美國推動全球網路自由的新政策。架構的主設計者是柯林頓總統的首席政策顧問馬格茲納，他負責向全球推廣美國的數位政策，包括無監理原則。馬格茲納強調：「市場會保障最大的個人自由與個人選擇，而競爭能為世人帶來最多選項。因此，競爭和個人選擇應該是新數位經濟的箴言。」他還強調《全球電子商務架構》具有「全球化的本質」，美國必須與其他國家對話，確保全球各地展開數位革命時，都有可預測的法律與政治環境。

在推動網際網路自由計劃的初期，美國政府首先把目標指向一直以來最親密的貿易夥伴和政治盟友，並在世紀之交成功讓一些盟友做出承諾，同意推廣無監理、市場導向的全球電子商務模式。在1997年到2001年間的一系列聯合宣言和貿易協定中，澳洲、智利、法國、日本、約旦、荷蘭、菲律賓、新加坡和英國等國家，以及歐盟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都同意了1997年《全球電子商務架構》中概述的原則。比如柯林頓政府在1998年與日本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共同邁進，實行市場導向、由民間單位主導的發展方針，強化隱私保護、保護智慧財產權，並鼓勵網路上的資訊和商業自由流動」。根據美日聯合聲明，「兩國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施加不必要的規定或限制」。聯合聲明還強調了自由跨境轉移資料的重要性，並強調「政府不應對網路上的內容實施比現實世界更嚴格的限制」。白宮宣布這份政治協議時，特別感謝日本支持美國市場導向和無稅收的電子商務監理模式，以及採取「反對歐盟偏愛的隱私法規」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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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柯林頓任內積極推動無監理原則，且始終保持這種立場至今。經過了整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美國似乎成功將無監理原則推行到全世界，全世界幾乎都沒有數位監理政策；而到了2010年，這種現象才像我們稍後要談的那樣開始逆轉。無監理原則的成功，讓美國政府將目標轉向防止政府審查，為自由網路消除最後一項威脅。儘管當下的重點是民主推展和反審查原則，美國政府依然堅決抵制所有數位監理——特別是2010年以來，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監理活動開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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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國透過基礎建設輸出數位專制

美國科技公司在全球擴展版圖、以及美國政府向國外推動網際網路自由計劃的二十年間，中國並沒有閒著。此時的中國政府正全力扶植國內科技業，並提供大量國家資源，協助整個產業進攻國際市場，如今中國的實力已經能與美國媲美。中國還發展出另一套監理模式，提出和美國、歐盟截然不同的數位經濟願景。而近年來，美國的市場導向模式失去國際威信，中國也趁機堅定地一步步利用科技公司的力量，扭曲全球的數位經濟、朝數位專制的模式發展，並擴張中國數位帝國的影響力。

過去十年間，中國擴大全球影響力的主要手段是向世界各國提供數位基礎建設。中國科技公司正向許多國家輸出數位建設所需的硬體，包括5G網路、光纖電纜、資料中心和其他關鍵科技，這些科技形成了一張大網，國內、跨國和世界性的資料流動得以實現。但除此之外，中國科技公司也提供愈來愈多監控技術和相關的數位產品與服務，影響外國數位社會的建設和治理方式。最能體現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就是「數位絲路」計劃，目標是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廣大的網路和中國串在一起，將這些國家緊緊拉入中國的勢力版圖。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藉著向世上許多國家供應數位基礎建設與基礎技術，掌控了某種「基礎建設權力」。

有了基礎建設權力，中國科技公司得以深入外國市場，擴展其影響力。靠著幫這些國家的數位生態系打下基礎，中國科技公司有了數位擴張的本錢，更有辦法吸引這些國家採用中國的技術、規範與標準。一旦接受協助的國家使用了中國的網路、電纜和資料中心，其未來的科技投資也更有可能向中國公司靠攏，更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由於中國數位基礎建設的設計本來就和緊接而來的中國技術結合運作，而這些技術的維護往往又掌握在中國供應商手中，難免形成路徑依賴。這導致收受援助的國家未來更容易依賴中國的科技生態系統，被中國的數位影響力牢牢抓住，結果又更受中國政府影響，更離不開中國政府。

此外，隨著愈來愈多國家選用中國技術，和這些技術有關的中式技術標準也變得更加普遍，最終成為開發其他技術時預設的標準。中國也藉此更有爭取制定國際標準的權力，以及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力。為了讓國家標準進一步成為全球標準，中國正努力安排中國人民進入許多制定關鍵國際標準的組織，打入領導階層，這麼一來，中國企業以及背後的中國政府就更能影響新科技的標準。

中國國家導向的監理模式也有可能隨著「中式智慧城市」擴張，這些城市中的監控科技也將沿著數位絲路蔓延。這類科技賦予政府更多能力去控制公民，也有可能讓數位監控常態化，深入滲透到社會當中。然而，儘管基礎建設會造成路徑依賴，但依賴並不是必然的。接受中國數位基礎建設或技術的國家並不是注定得逐漸採納數位專制的規範和做法。然而，光是有可能採納，就讓美、中和歐盟之間，開始醞釀一場爭奪全球數位經濟規範的大戰，對中國基礎建設權力的反彈也愈燒愈旺。

各國採用中國科技的理由不一而足。首先，中國政府非常積極輸出中國的數位科技、提供慷慨的國家支持、大肆在外國投資對中國科技公司有利的基礎建設。其次，許多國家也真的需要中國的技術，因為對於不少開發中國家來說，這才是負擔得起的數位發展途徑。而這些推力與拉力，都間接導致中國國家導向的監理模式擴散至全球。此外，中國政府始終強調，數位主權是中國模式的基石，這個觀點引起世上許多地方認同，讓中國的影響力更容易在這些市場扎根。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也連忙警告，接受中國的基礎建設投資可能會帶來各種危險，比方說整個國家都將暴露在中國政府的監控下。因此美國除了自己拒絕中國的科技供應商，也勸導各國做出相同的選擇。

這一章節將著重探討數位絲路的來源和影響，並介紹由人工智慧主持的中式「智慧城市」或「安全城市」計劃，如何在世界各地蔓延開來。本章也會談到，中國如何在制定數位科技標準的國際組織一步步搶占更重要的位子，協助中國的技術標準在國際間博取更多青睞。此外，雖然中國對數位經濟的監理模式仰賴許多專制統治工具，但這些工具並非中國獨有。為了證明這點，本章也將比較同樣是專制國家、同樣採用國家導向的模式，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又有什麼異同。藉由比較我們將明白，中國雖然不是唯一擁抱數位專制規範的強權，但中國在實施國家導向監理模式方面，確實占據了獨一無二的地位，因此才能天下歸心，成為全世界「科技專制政權」的首腦。然而，隨著中國數位基礎建設的觸手伸向全球，國家導向的監理模式正一步步拓展國際影響力，美國和自由世界的盟友也開始擔心這股勢力——不過，要找出對抗這股影響力的方法並不容易。

▍中國的數位影響力版圖正持續擴張

中國數位基礎建設的勢力遍及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開發中國家受到的影響尤其顯著，不過，許多已開發國家也引進了某些中國科技，中國的技術標準也因此能向全球擴展。各國需要中國數位基礎建設的原因並不一致，有些採用中國科技的地方不一定認同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許多開發中國家認為，數位發展對經濟成長至關重要，而採用中國科技是最經濟的選擇。其中一些政府也可能被「資料主權」的口號吸引，因為這會讓它們更容易掌控資料流動。不過當然也有一些政府的意識形態與中國監理模式很契合，它們深信中國科技能讓它們複製國家導向監理模式的一些關鍵特徵，像是強化對公民的監控，以及壓制異議內容，而這兩者都能幫助它們鞏固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這些威權傾向的國家在採用中國基礎建設之餘，有時也會配套引進中國的法律規範，進一步將這種國家導向的監理模式確立為數位社會的基礎。

中國科技公司在非洲許多地區都大有斬獲。根據報導，中興通訊曾在2018年為衣索比亞、奈及利亞和蘇丹的各大城市安裝行動網路和其他數位基礎建設，提供資料儲存和分析服務，以及供應監控科技。另外，華為也在非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迄2019年為止，已經有大約四十個非洲國家安裝了華為的電信網路。比方說，埃及電信部長就跟華為簽了一份備忘錄，約定讓華為在當地建立雲端運算和人工智慧中心。中國金融機構還向埃及電信產業提供了2億美元的融資，以「優惠的還款條件」支持埃及部署華為的4G網路。埃及東北部蘇伊士省的公車行動視訊監控系統也是由中國的國有企業海康威視提供。

華為也在肯亞推出了大型智慧城市計劃，首都奈洛比就是其一。奈洛比的犯罪率相當高，正好能用來展示中國監控技術的效果。為了這個專案，華為在奈洛比設置了116個LTE基地台、1,800台攝影機、200個交通監控系統和兩個資料中心。華為並不想隱藏這套監控設備的威力，官方網站這麼宣傳：「老大哥在好幾哩外盯著奈洛比的一舉一動。」肯亞當局也進一步宣揚這個消息，奈洛比警局長就曾宣稱：「每個人的一切行為都受監視。」除了這個龐大的監控系統，華為還為肯亞的行動支付系統M-PESA提供平台，而肯亞有超過一半的人口都習慣使用行動支付轉帳，等於是讓中國科技又搶下一處戰略要衝。

辛巴威也採用中國的監控技術。2018年，辛巴威政府宣布與海康威視合作，使用監控技術加強邊境安全。海康威視還在辛巴威第四大城穆塔雷提供智慧城市技術。除了海康威視，辛巴威政府也跟中國人工智慧公司雲從科技密切合作。2019年，辛巴威總統艾默森．姆南加瓦（Emmerson Mnangagwa）訪問中國後，辛巴威政府就與雲從科技達成協議，雲從科技將為辛巴威的金融部門提供臉部辨識技術，並為機場、鐵路和汽車站提供保全應用程式，接著又捐贈多套臉部辨識終端機給辛巴威。前辛巴威駐中大使克里斯托弗．穆茨萬格瓦（Christopher Mutsvangwa）對中國的布局表示歡迎：「中國一直是我們風雨無阻的朋友，而這一次，我們將請中國來辛巴威引領我們的人工智慧革命。」

中國科技公司當然樂見這樣的生意機會，不過向辛巴威等國家提供科技的背後還有更多利益。雲從科技捐贈臉部辨識技術多半不是出於利他的動機，加深與辛巴威的合作，或許也不單單是為了金錢上的利益。對於雲從科技來說，辛巴威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場，也可說是一個測試、改進公司臉部辨識技術的實驗場。有了辛巴威，雲從科技就有機會接觸與中國非常不一樣的人種組成樣本，並在訓練臉部辨識演算法時更容易消除既有的種族偏見，而這種偏見正是當今AI系統普遍面臨的一大限制。雲從科技執行長姚志強就是意識到這點，在某次訪談中，他提到：「針對亞洲人臉和非洲人臉的科技差異相對較大，不僅是膚色，還包括面部骨骼等其他特徵。」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和微軟研究院於2018年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臉部辨識科技對膚色較深的人錯誤率明顯較高。淺膚色男性的錯誤率低於1％，而深膚色女性的錯誤率幾乎高達35％。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誤，是因為此類演算法主要都是用男性和白人臉孔訓練的，因此只要在辛巴威取得豐富資料，雲從科技就能在全球的人工智慧科技競爭中搶得優勢。雖然開發沒有偏見的演算法沒什麼好批評的，但科技公司該不該在未經目標個人同意、或在缺乏其他隱私保障措施的情況下使用大量人口資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除了採用中國科技，一些非洲政府也有意識地在國內立法上複製中國的數位治理模式，特別是內容審查方面。坦尚尼亞於2015年通過了一項「受中國模式大幅影響」的網路安全法。該法禁止「虛假」內容，和中國禁止「假訊息」很類似。2018年，坦尚尼亞又通過了一項線上內容監理法，其中也有一條禁止「造成困擾」的內容，語焉不詳的程度和中國政府禁止「擾亂社會秩序」差不多。該法還有一項訂定理由是根除「敗壞風俗」，如同中國的法令禁止在社群媒體上散播「封建迷信」。埃及同樣在2018年通過了一項具有數位極權傾向的網路犯罪法，和中國的《網絡安全法》很像，一方面擴大政府審查網路的權力，一方面嚴懲發布或存取受限制資訊的個人。

當然，這些國家本來就有威權傾向，不管中國如何，它們都會想要實施內容管制。但話說回來，這些法律確實也協助中國擴張影響力，使國家導向的數位監理在愈來愈多國家成為常態。從另一些例子更能直接看出，中國的建議給了這些國家多少好處。比方說，中國曾提供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有關網際空間管理的培訓；也曾訓練衣索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的官員如何透過科技、立法與媒體互動，監控和管理線上的舆論。埃及、約旦、黎巴嫩、利比亞、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北非和阿拉伯國家的高階媒體幕僚，也接受了類似的網路管理指導。

中國的影響力在其亞洲後院更是深入，而受中國掌握最深的國家或許就是巴基斯坦，這可是一個人口超過兩億兩千萬、正在快速成長的數位市場。華為旗下的華海通信協助巴基斯坦政府鋪設了連接肯亞與吉布地的「巴基斯坦－東非電纜」（Pakistan East Africa Cable Express，簡稱PEACE，一路連到歐洲）。巴基斯坦還採用了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這是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的競爭對手。華為也提供監控設備幫助巴基斯坦建設「安全城市」，其中拉合爾安全城市（Lahore Safe City）計劃還在2016年被華為宣傳是「世界上最大的綜合安全城市架構」。此外，中國企業還主導了巴基斯坦的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市場。2017年，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與巴基斯坦貿易發展局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後，就開始協助巴基斯坦的電子商務基礎建設。而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螞蟻集團，也在巴基斯坦大行收購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公司，進一步鞏固中國科技公司對當地數位經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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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影響力甚至延伸到拉丁美洲，然而一直以來，當地無論是地理還是經濟上，都與美國有緊密深厚的關係。厄瓜多就以各種方式參與了數位絲路，從中國公司取得安全城市和其他監控科技，減少國內的犯罪率。根據2019年《紐約時報》的調查報導，厄瓜多在中國技術與資金的協助下，建立了一個叫ECU-911的深入監控體制。報導指出，這讓厄瓜多變成一座「偷窺癖的天堂」。厄瓜多ECU-911計劃的主要合作夥伴是華為和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據報導，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的技術人員，也在首都基多的ECU-911總部與厄瓜多人員一起工作。ECU-911計劃同樣有中國的貸款資助，而在資金協議中，厄瓜多承諾將供應大部分石油資源給中國。ECU-911系統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厄瓜多警方影像資料，然而，報導卻發現，厄瓜多的國內情報機構同樣可以存取ECU-911蒐集的資料。人權運動人士特別關注這個存取權限，他們指出，在前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任期期間，情報機構曾長期恐嚇、攻擊政治異議人士。但由於厄瓜多的犯罪率相當高，報導也指出，大部分民眾願意在隱私權上妥協、接受大規模監控，以期公共安全能夠改善。

中國的影響力不僅深入專制國家和急需數位發展的開發中國家，也延伸到美國和歐洲。在美國，至少有一百個市政府向中國科技公司採購了監控科技，即使2019年聯邦政府已經將海康威視、大華技術等公司列入黑名單，狀況依然沒有改善。在歐洲，塞爾維亞政府自2019年以來一直與華為密切合作實施「安全城市」計劃，在國內安裝了數千架智慧監視攝影機。塞爾維亞政府將這些計劃列為機密，並禁止民眾公開討論此議題。此外，不只塞爾維亞這種「有缺陷的民主國家」，老牌西歐民主國家也大量向中國採購這些技術。諸如法國、德國、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有中國公司設置的5G網路或監控科技。

不過，中國對待美國和歐洲的策略，與對待開發中世界的策略還是有所不同。對中國科技公司來說，已開發國家是新科技的來源，而不只是目的地。中國政府一向十分積極支持中國企業收購外國技術，根據2021年的一項研究，中國在五十多個國家大使館中都設有一名「科技外交官」，其任務是為駐在國的中國企業尋找投資機會。官員和中國科技部緊密協作，監控駐在國的技術突破，並評估這些技術的來源（無論是企業、研究機構還是個人）是否有可能分享智慧財產權，和中國建立合資企業，或是直接與中國企業合作。這些針對性的合作關係，通常是為了協助突破北京指定的科技發展瓶頸，或是專門配合中國共產黨的優先發展目標。這些外交官也協助中國公司簽署投資協議、授權和生產協議，或者聘請外國研究人員到中國工作。目前，科技外交在日本、俄羅斯、英國和美國最為猖狂。2020年7月，德州休士頓的中國領事館被人爆料，說他們積極從事此類外交活動，美國政府隨即強行關閉了領事館。時任國務卿龐培歐表示，關閉休士頓領事館與中國竊取美歐智慧財產權有關，並指稱該領事館是「間諜與智慧財產權盜竊的樞紐」。

中國休士頓領事館的關閉，只是中國監理模式的全球影響力成長引來美國、歐盟及其盟友關注的其中一例，本章的最後將有更詳細的討論。而引起最多關注的，是中國藉著數位絲路計劃，在全球性的標準制定機構中取得更大的地位，也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