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編寫邊享:自首是為了回家，回家是為了自由
「中國自由，我才自由！」
二十四年來，吾爾開希首度出書，
表明他為何多次向中國投案自首的心路歷程。
吾爾開希，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離開中國，成為一名流亡者已經二十多年。當年，他基於愛國而走上街頭、在天安門廣場上站到最後一刻，從此再也無法回到那片土地。被中國政府通緝的他，曾三度赴中國海關自首投案未果。在本書中，吾爾開希將親自揭示：他從六四以來的心路歷程、他於情於理選擇自首的原因、他為何自認也是台灣人、他對中國、台灣的兩岸願景是什麼？以及為何請大家重視西藏僧人自焚與維吾爾族的問題？
在台灣，吾爾開希不斷提倡學運、公民參與和基於自由主義的理性精神，對大陸彰顯出台灣的民主與自由價值，討論總統大選、轉型正義、學運與民運，而他也不斷以身投案，也多次挑戰了港澳的邊境管控，以及兩岸面對人權議題的曖昧態度。
對於中國，他保持異議人士的身分，他多次回顧在六四的經驗，希望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這樣使命感至今仍在他的身上。因為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軍事鎮壓，他多次明言「我無法原諒」。回顧學運之外，書中也涉及他對當代中國的種種批判，包括了他撰寫長文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分析茉莉花革命，也評論劉曉波得獎後的各方反應。這些文章在在顯示出吾爾開希力圖透過言論和行動改變中國的決定，而也是他選擇自首的原因之一。
很多流亡者都存在認同問題，吾爾開希擁有中華民國身分，是理所當然的「台灣人」，那麼他還有作為流亡者的焦慮嗎？台灣人？中國人？這些標籤在他的身上如何兼顧？對他而言，似乎還有一個新疆維吾爾族人的族群認同。吾爾開希自稱是個自由人，並且可以為了自由而自首。
自由，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避世偏安就可以保持，自首，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和自由意志的結果，馬丁路德金曾說過：「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是對每個地方公正的威脅。」吾爾開希說：「不要因為我們對荒謬習以為常，就以為這荒謬天經地義！」
這是一本流亡者的自由書，一份中華民國籍民運人士的自白書，
《為自由而自首：吾爾開希流亡筆記》，鄭重上市。
作者簡介 |
吾爾開希
中國異議人士，民主運動者，政治評論人。維吾爾族，新疆人，1968年出生並成長於北京市，曾在新疆接受三年教育，就讀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是八九學運的領導成員，與王丹、柴玲等同為當時學生領袖之一。現持中華民國國籍，並定居於台灣，曾以「國際人權同盟」代表身分，出席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大會並提出報告，曾任中國民主基金會主席，至今仍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中。台中市伊寧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
——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這一天的十七個月之前，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第二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二十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即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二十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四點二十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六月四日，國殤日二十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開希
流亡二十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二十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二十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二十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十二點，六月四日，二十年了！難道我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一年又四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是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六月三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五、六個訓練有素的警察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而此時的中國除了在天安門廣場一定是非常肅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防民運分子、訪民、藏人或其它受迫害的中國人借這一天國際媒體剩餘不多的對中國人權、政治話題的關注「滋事」，其它地方沉浸在剛剛成功舉辦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並在風雨飄搖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甚至要扮演頹敗西方的拯救者的角色，當政者是躊躇滿志、志得意滿的嗎？
再過了幾個月，十月八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以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今年，二〇一三年，本書出版時，六四紀念日又屆，我們仍然在海外，同時我們學會的堅強和希望也已深植我們的心中。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軸。二十四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二十一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二十四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素在中國一旦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以及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地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而要學會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自由。
書摘 |
內文節錄試閱一
我也是台灣人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結束在美國舊金山的學業之後，搭上華航班機，來到台灣，開始了我自此十幾年的「台灣人」生涯。
台灣，對於任何一個大陸人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我童年，文革時期，台灣是寶島，但也是需要去「解放」的寶島。我們那時被灌輸的概念是所有專制國家同樣簡單的概念，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是最好的，我們的領袖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敵人是最邪惡的，我們的敵人統治下的人民是最不幸的。」後來知道，台灣當年對人民的教育也是一樣，我確信黨年的納粹德國、今天的金氏北韓也都一樣。
但當年中國的敵人可不止蔣介石，還有赫魯曉夫、勃烈日涅夫；還有尼克森、卡特；但台灣和美國，和蘇聯還是有不同待遇，台灣是寶島，台灣人民是同胞，台灣有美麗的阿里山、日月潭；而我們不需要去愛美國和蘇聯人民，沒有被教育去嚮往洛磯山、伏爾加河。我們每次提到台灣，哪怕是說「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也必定是充滿柔情。台灣，對於中國人一直是一個神秘、美麗、遙遠不可達的童話地方。
但當然，除了文革時期赤裸裸的欺騙宣傳，說是苦難的台灣人民在蔣匪的殘暴統治之下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之外，那段時間關於台灣的資訊極少。我還記得，八○年代初，那是個什麼都在變，越來越開放的時代，連電視新聞也從三十分鐘制式八股，變成六十分鐘相對活潑再加上國際新聞的節目，即使如此，關於台灣的新聞也是絕無僅有。但某一天開始，中央台的新聞聯播結束時的各地天氣預報決定增加了一個城市，叫做台北。當人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聽到「台北」的播報時，應該都是屏氣凝神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十來歲時所看到的那個畫面，那是一個巨大的紅色中國式建築，矗立在半山。多年後，我知道了那是圓山飯店，再多年後，我親身踏足進入了那個富麗堂皇的大廳，甚至在那家飯店住了整整一個月，至今，那裡的一樓大廳後端氣派非凡的三層步梯後面藏著的一家麵點餐廳，仍然是我在台北最愛去的午餐地點之一。
圓山飯店的畫面作為台灣的具象映在我腦中之後幾年，台灣電影《汪洋中的一條船》獲准在大陸上映，應該是在一九八四年前後吧，我還是個初中生，坐在電影院裡看著當時並不認識的秦漢所飾演的從未聽說過的鄭豐喜的勵志故事，目不轉睛盯著電影畫面帶到的台灣的面貌，台灣人的面貌，故事反而沒那麼注意。台灣，這個過去遙遠、神秘的地方變得真實，而且與我們過去所想像的和被要求想像的樣子都不一樣。
記得學運期間，接觸到很多國外來的記者，通過這些記者可以瞭解到很多國外的事情。這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十年，但資訊流入的管道仍然有限，而且被政府嚴格監控。我們宛如透過窗縫看著外面的世界，用想像力把零落、片段甚至扭曲的畫面重組，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每天可以接觸很多國外來的人，跟他們談到我們關心的事情，這是學運期間我們這些「學運領袖」才有的一個非常令人羨慕的殊榮。這些外國記者之中最多的是香港人，但往往令我們更感好奇的是不多的幾位台灣記者，他們也許不像香港記者那麼積極、那麼興奮；但似乎更安穩也更能理解我們的渴望。我還記得在那時認識了後來成為台灣電視媒體紅人的鄭弘儀。
這時，我們已經知道台灣是一個民主的、自由的、富足的地方，那裡的人民比我們幸福得多，但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早已經知道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比我們自由、富足而幸福。只是這台灣人的幸福卻因為我們從小被培養出來的同胞觀念依然存在，而變得那麼直接，可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羨慕甚至嫉妒在裡面吧，算不算是嚮往呢？沒那麼簡單，但想要知道更多，想要瞭解更多卻是絕對的；當然，也會不切實際地幻想有朝一日能夠到那裡。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我以民運人士身分受邀第一次踏上台灣，參訪一個月，從此與這裡結下極深的緣份。之後的六年，我每年至少在台灣一個月，有時長達兩三個月，並在美國與一位台灣女生交往，九四年與她結婚，九六年終於決定到這裡生活，從那時至今近十七年。
從一九九〇年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時，我曾目睹台灣仍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狀態下監控媒體，還只有三家電視台，白天與宋楚瑜會面，我所有不客氣的言辭，到了晚上新聞播出時居然都被「美化」。我還曾親眼目睹在台灣學運的促成下，國是會議的召開、萬年國會的終結；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有線電視在台灣從非法的「第四台」到全面合法且遍地開花幾十個電視台；九四年歷經極其對立的族群選舉之後，陳水扁以「快樂、新希望」為口號當選台北市長；我曾目睹新黨的成立，甚至在召開記者會的那一天還在趙少康辦公室與他會面，也曾目睹新黨的由盛而衰；當然，在取得台灣戶籍之後，更第一次投票，親身參與了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迎來政黨輪替的那次大選。九八年開始，我在台灣媒體以政治評論人的身分亮相，及至二○○四年，更親身參與了孤挺花學運，與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產生了更直接的關係。
其他的大陸民運人士及流亡者對我都有一分羨慕，那就是我可以住在台灣，同文同種帶來生活的便利以及飲食購物的舒適自不在話下，但這還不是我被羨慕的原因。我的這些流亡夥伴大多都有堅定的性格，外在環境不是他們最在乎的東西，而且很多流亡者都能夠在語言文化各方面充分融入他們所在的不同文不同種社會，生活在異國並不致給他們帶來不便不適；他們對我的羨慕是另一個層面的：他們羨慕我在流亡的狀態之下又有了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在台灣有了家庭，成了「台灣女婿」，但這並不必然給我帶來歸屬感。初來時，我享受著太太家人完全接納給我帶來的溫馨，彌補一些我對遠在新疆無法見面的家人的思念；沉浸在台灣人的熱情中；享受著台灣的現代文明；實踐著台灣的自由；如饑似渴地學習台灣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說實話，當然喜歡台灣，但，是以外人的身分喜歡著，羨慕著台灣。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尤其我的兩個孩子在台灣出生、成長，我不僅是「台灣女婿」，也是「台灣之子的爸爸」，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分。一九九八年，我開始在台中全國廣播主持談話性節目，在call in聽眾的鼓勵和帶動之下，那些過去以外人身分小聲謹慎表達的「觀察、想法」慢慢轉化成為在地的大聲疾呼的「意見、批判」。這節目被熱烈的接受了，我的台灣人身分被平靜地接受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取得了台灣身分證，開始納稅、投票，對自己的台灣人身分也已經能夠完全從容以對了，流亡者特有的一種焦慮還在，但另一種踩在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篤定也在同時慢慢滋生。正是這種篤定，讓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以關心自己國家的出發點，在報刊、廣播、電視毫不保留地表達我對政府、對政黨、對政治人物、對媒體甚至對台灣選民的嚴肅批判，到了二〇〇四年，我更直接投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的學生運動，在凱達格蘭大道跟台灣人民一起，投身到公民運動中！
我自認我的初衷是正直的，我的立場是客觀的，但當然任何意見表達出來，聽到的人的感受都會見仁見智。對我所表達的意見，台灣社會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不以為然者也必定大有人在，也許是政治立場的不同，也許是看到了我自己看不到的盲點，我對於這些指教也都能虛心檢討，而最令我感動的是無論多麼對立，我「是不是一個台灣人」從來不是問題。
我的流亡夥伴們羨慕的正是台灣接受了我成為完整的台灣社會一分子。而今，我從容、篤定、倍感光榮地接受這個身分，並深懷感激。
內文節錄試閱二
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
幾年以來，流亡異鄉，心中最放不下的是我年近花甲的雙親，雖然自從八九年底開始就和他們保持著電話和通信聯絡，也從未忘記省下自己不多的零用金寄回家鄉給父母親治病，有朋友去新疆我總是懇求他們代我看望一下我日夜思念的父母，告訴他們，遠方的兒子一切平安。但這一切並不能彌補不能見面的痛苦。夏天我在台灣結婚，大喜日子的前一個晚上我和家裡通了電話，聽著我老母親在電話的另一端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我的心中充滿悲傷。自己的婚事，我的父母親居然不能參加，而這恰恰是他們在夢中都已描繪過無數次的一天呀！
把父母親接出國的努力，我已持續了好幾年了，至今仍無法如願。去年年底，我父親因心臟病不得不來北京阜外醫院，準備進行開心手術，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情緒，幾天幾夜，我臥不成寐，淚水在半夜浸濕我的枕頭，這幾年以來和家人聯絡的情形有如電影畫面，映現在我腦海中。
八九年四月二十日學運剛剛開始，還未成任何氣候，我與幾個朋友秘密籌劃借胡耀邦喪禮的機會，把學運組織化。中共北京市委在得知此一消息後短短二十個小時之內，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找到當時從新疆來北京就讀中共中央黨校的我的父親，在四月二十一日中午派員隨我父親一道到北師大阻止我的行動，全市學生的誓師大會將於晚九時舉行。那漫長的九個小時，我一方面處理著各種複雜的準備工作，一方面不斷轉移，從一個學生宿舍到另一個，每一分鐘我都在痛苦中煎熬，我在躲避的是生我養我疼我愛我的親生父親呀！九點鐘，當我站在北師大講台上向聚集在那裡的六萬名大學同學宣佈：「中國第一個公開的，民間政治組織成立」時，我立時被響徹雲霄的歡呼聲所圍繞，奇怪的是，在如此震耳欲聾的聲浪中，我卻能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兒子！」我驚異地尋聲望去。「你知道你在做什麼？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的父親站在講台腳下，離我很近的地方，我看到的他似乎一夜之間老了十歲，臉痛苦地扭曲著，我的心口一陣劇痛，我似乎感覺到那是父親的心，也在劇痛。
那個晚上，我和我的同伴匯合一部分在北大、法大集結的學生，浩浩蕩蕩，約八萬多人走向天安門。我在街道上，我在廣場，我在人民會堂前，聲嘶力竭地哭喊自由，我不敢想父親那張臉，更不敢想，父親是怎樣從師大回到他的住處的，他一定哭了。
父親是具有四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翻譯過包括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多位共產主義「偉人」的著作，給毛澤東作過翻譯。文革期間，被毫不留情地整肅，造反派的折磨使他幾乎癱瘓。他沒有癱瘓，也保住了很多醫生都宣佈保不住了的腿，甚至最後扔掉了拐杖，令醫生嘖嘖稱奇。我知道，他是靠了從我奶奶那裡承襲了樂觀而積極的精神，是靠了他從小作放牛娃至後來一生從未放棄的勇敢與命運對抗的精神，重新站起來的。這種精神，曾鼓舞我從小就不怕強勢，從高中時代就向強權挑戰。那時，我知道，他站在我身後。我父親的樂觀勇敢使我在學運開始時勇敢地站出來，並沒有太大的顧慮；作好了蹲大獄的準備，其他的，有我爸爸。可是當我在師大講台上看到父親那張因痛苦而扭曲的臉時，我找不到他的自信了：他一生站在強權的對面，現在他老了，當他的兒子要站在強權面前時，作父母的天性使他害怕，使他寧願屈就於他對抗了一生的強權，全為保護他的兒子。現在是我站出來保護他的時候了，而我卻使他擔驚受怕。
學運如火如荼地延續了五十天。這期間，我們見了幾次面，有一次在我宿舍，香港的幾個記者，剛好在場。當我回答記者的問題時，深深地為這一場偉大的運動而驕傲，我看到我父親的頭高高地昂起，他也為他的兒子在驕傲吧！
更多的是擔心，只有我們兩人時，他抱住我，老淚縱橫，說：「你不知道他們呀！你不知道這社會的複雜與恐怖」。
我絕食五天時，我母親從新疆來到北京，她是坐了三天三夜火車趕來的。她見到我時，我正在醫院，聽說我媽媽要來，我洗了個澡。我已不記得上次洗澡是什麼時候，每天在廣場摸爬滾打的我們，幾乎已全都變了又臟又黑又瘦的泥猴，我媽媽見到我的樣子一定很難過，我的臉色早已毫無任何血色，絕食已使我牙齦和嘴唇都變得慘白，我向護士要了一杯熱水，忍著胃的巨痛把它灌下去，以使我的臉上略帶紅潤。
母親憔悴了很多，她不停地撫摸我的臉，彷佛我不是二十一歲而是十一歲。她從護士手中接過一碗我一直拒絕喝的稀飯，以沉穩卻是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決地說：「從我得知你絕食到現在，我已絕食三天半了。」然後就像我小時生病時一樣，把一湯匙稀飯遞到我嘴邊。我默默地張開了嘴，和著母親的笑容吃下了五天以來第一口食物。
「六˙四」屠殺之後那一兩天，我百般努力讓我父母得知我沒有倒下，在近乎絕望的情緒中，通過了一位朋友，我得到父母親帶給我這樣一個口信：「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我可以想像出父母親說這話時的表情，這句話至今鼓舞著我，為我的理想，為和父母親的再次見面而奮鬥。
流亡的這幾年，和父母通話時也經歷了起初欲言又止，言辭閃爍，到前不久的一通電話，父親暢所欲言的變化。
在那通電話中，我與父親討論中國的發展，他很虛心地問我：「國內很多人仍然認為，如果中國變成民主了，會天下大亂，也許會像台灣立法院打架一樣烏煙瘴氣，你們怎麼回答？」
「爸爸，你記不記得學運初起時，北京市黨委叫你到師大來勸阻我？」
「當然記得。」
「你為什麼來阻止我？」
父親想了想，說：「恐懼，怕你經歷牢獄之災，甚至被暗殺也不是不可能。」
「對，後來，你告訴我只要活著，幾十年後見面也沒問題時，你害怕嗎？」
「反倒不怕了，心想只有不怕時，才能不死。」
「可後來在聽到我成功出逃之前，你們是不是很怕？」
「怕得病倒了，兒子，我們在恐懼中熬了四十天。」
「我們後來在通話時，你還說些不要反政府之類的話，是為了什麼？」
「還不是怕要監聽。」
「我的朋友去看你時，你總是要大家說話小聲是為什麼？」
「鄰居如果聽到，會害怕與我們來往。」
「如果你們可以出來看我，這裡的生活環境完全不同，我又沒錢，你們也要從頭學英語，怕不怕？」
「不怕，到了美國還有什麼好怕的？」
「對了，爸爸，如果用一句簡單的話說出我們所爭取的，那就是一個人人可以免於恐懼的社會。」
父親沉默許久，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
內文節錄試閱三
給張藝謀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藝謀吾兄
《英雄》在金球獎飲恨，因西方片商的（惡意？）檔期安排，可知將與奧斯卡絕緣，但吾兄切不可因此英雄氣短，小弟在此給兄鼓勵打氣，更直接建議續拍《英雄》，教訓這群不懂藝術的西方村野小民，小弟並在此野人獻曝，為張兄建議《英雄》續集腳本。
如同《英雄》第一集，故事應發生於大時代，最好是在西方，以期更強烈刺激西人感官，務求小金人落袋，是故，弟將之搬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時西人有德﹑法﹑英﹑意﹑西等諸國，各自為陣，書不同文，車不同軌。德國位居歐洲腹地，經一｢英雄」元首希特勒君，勵精圖治，德軍兵強馬壯﹑船堅炮利，先滅波蘭，再取捷﹑匈等小國，復與義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結盟，至四十年代初，已先後消滅收服歐洲多國，其統一歐洲之大業已然初露端猊。當然，如此大業，必仰杖軍威天下。德軍所向披靡，所到之處，血流成河，至波蘭時曾大舉殺戮異族，一中國裔家庭亦在所難免，全家屠毒，僅餘一男，名盼歸。其實此人正是《英雄》一集中殘劍與如月之後代的後代，為躲避秦王奪取天下之後的繼續追殺，一路逃避至歐洲。
盼歸承襲家傳，一身好功夫，為報家仇，決行刺希特勒，並通過殺死法國﹑西班牙等國反抗軍中欲行刺希特勒的英雄，而取得入柏林與仇家面對面的機會。千鈞一髮之際，希特勒女友愛娃，在識破盼歸計謀後，力勸｢希特勒不能殺！」
中國兩千年前，秦始皇在滅六國之後就沒再太大規模地殺戮這件事啟發著盼歸矛盾的心，換言之，雖然德軍的鐵蹄所到之處，生靈塗炭，但那只不過是取得天下所要付出的區區代價，畢竟希特勒在消滅所有的反抗勢力之後，就沒仗可打，自然就天下太平了。對於能夠統一歐洲之後可能產生的天下和平這樣的主題來講，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幾個國家，幾個民族的悲劇又算得了什麼呢？
他想，如何不被人欺侮，一般人看來是要反抗，而至高的境界，就是被欺侮夠了，或者乾脆讓欺侮人的人作了主人，欺侮自然會停止，只有沒有繼續的反抗，也許就永遠沒有欺侮了。這是中國幾千年沉澱的最主要的淳樸農業社會哲學價值。
盼歸終於沒有能夠下手，以高妙的境界，期盼以降順，最終助希特勒完成歐洲統一，書同文，火車同軌，德國汽車只需一種文字說明書的大業。盼歸必須被黨衛軍殺死，因為，希特勒要想統一歐洲，進而統一世界，就必須表現出對異族的毫不留情！
可惜，希特勒的統一大業在世界反法西斯聯軍的野蠻反抗之下，最終失敗了，希特勒與愛瑪柏林仰藥，臨終時，他說，｢只有一個刺客理解我！」
戰後的歐洲雖然表面上經濟復甦，人民安居樂業，而且也沒有大的戰亂，但卻不得不繼續忍受，書不同文，車不同軌的亂相。甚至不得不忍受多元化之下的尼采﹑薩特等異端邪說，不得不忍受畢卡索以及他的傳人的塗鴉，不得不忍受披頭四、嬉皮以及龐客運動的嘈雜，雖然最終通過外交努力，歐洲形成共同體，間接完成統一，但畢竟缺乏金戈鐵馬的英雄氣，不夠精彩。藝謀兄，我與你相信，人們其實永遠期待真正的英雄！就讓德軍整齊劃一的軍容，提醒世人，和平的重要，秩序的重要，而且，穩定壓倒一切！
藝謀兄，不知這樣的腳本是否可以？是否跟《英雄》第一集一脈相承？期待兄盡早開拍，小弟知道，因為台灣背景，我無法掛名編劇，否則北京政府如何表現其泱泱大國的霸氣，唯我獨尊的威嚴？然而我區區一個人的權益，比起兄被誤解為拍北京政府馬屁所受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比起真正的英雄大業來說，又算得了什麼呢？
張爾謀
內文節錄試閱四
烏魯木齊的血該讓我們面對的事實
烏魯木齊的流血事件，要得到完整、翔實和令人信服的真相報告，恐怕還要相當的時日，而這個問題似乎又特別敏感，諸多民運團體、論壇都對於這樣的報告出爐之前，表態多少有所保留，算是共產黨此次影響輿論的成功之處吧。但至少，烏魯木齊的流血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讓長期遭漠視的民族話題受到重視，這也許是目前僅能讓無辜受難的維漢冤魂得到安慰的一點正面意義吧。在我看來，事實的本質並不難判斷，作出有良知的表態算是中國民運人士應有的基本水準，感謝不少朋友的堅定的立場，感激之餘，淺談我的看法。
首先，政府的說法是不可信的。
政府誣蔑此次事件是「境外遙控」，這種共產黨的一貫伎倆幾乎不值一駁。先說熱比婭不可能預知事態的發展，至多影響的是發動事件最初的和平抗議示威；倘若可以預知中共的強力鎮壓，熱比婭或者任何海外的維吾爾人也都不可能作出這種由境內鄉親承擔直接後果的建議；最後說熱比婭是否有能力遙控新疆的維吾爾人鬧出這麼大的事情，推動民運多年的海外諸公應該可以有一個持平的判斷。
再說所謂「恐怖攻擊」的說法，更是荒謬，哪有上街遊行的恐怖攻擊？哪有正大光明的恐怖行動？
最後說說「疆獨、分裂勢力」的指控，原本主張新疆獨立、民族自決屬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即使維吾爾人提出這種主張本也無可厚非，但此次烏魯木齊事件首先爆發的和平遊行，大學生們手中擎著的是五星紅旗！對於維吾爾人來說，這面旗幟所代表的含義是政治壓迫，是文化滅絕，是幾十年來的屈辱，然而，他們還是決定擎著這面旗幟，就是要表明一個立場，我們不是疆獨！這種表態也許是功利，也許是計謀的，也當然是無奈的，但在消解非理性仇恨的面向上，絕對是積極的。遺憾的是，這種作法並不能改變中國政府鎮壓的立場，但至少留下了歷史記錄，讓我們能夠在此仗義執言。
政府說此次事件是暴亂，是「打砸搶燒」。我要在此責問政府的只有一句：「是不是又是先鎮後暴？」說「又是」是因為中共統治幾十年來，每次鎮暴幾乎都是先鎮後暴，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大屠殺也是如此，事後又都是混淆視聽，倒果為因，把責任推給人民。我呼籲公正的調查，但在中共的專制統治之下，對此不敢期待，唯提醒世人，在這個公正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別忘記中共的斑斑劣跡，別忘記是誰在阻止公正調查的出現，別忘記是誰掌握暴力。
第二，這次事件，是維吾爾人對漢人的專制政府長期壓迫的反抗，同時，也是維吾爾人對漢人長期歧視的抗議。
政治壓迫是維吾爾人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最首先也是最強烈的感受，這一點也是證據確鑿無須長論。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對於人民長期實行專制統治，剝奪人民政治權利，剝奪人民的思想、言論以及集會、結社的權利是事實，但到了少數民族地方，這種政治壓迫還多一層民族壓迫。在新疆，自治區主席依照法律必須由維吾爾人出任，但這個自治區主席一定還兼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服膺於公開的一把手——自治區黨委書記之下；而且，這所謂的自治區主席，實際上根本被排除在政治決策核心之外，連這個第二把手也是擺個樣子。自治區以降，各自治州、地區、縣、市、鄉、鎮，甚至到村，無不如此，政府企事業單位的一把手也都由漢人擔任，我個人連一個例外都沒聽到過。職務分配影響的除了尊嚴，更直接的是資源的分配，文化、教育以及至關重要的經濟資源的分配。可以想見，維吾爾人在新疆完全不可能有任何當家作主的權力，連表面的當家作主的感覺都被剝奪。維漢矛盾及仇恨的根源全在於此。
而這麼明顯的政治歧視、政治壓迫，被大家習以為常，在新疆的漢人，不僅沒有因為自己也是專制制度下的被壓迫者而對維吾爾人有任何的同情和理解，反而自動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上，常常掛在嘴邊的就是維吾爾人享受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計劃生育不及於少數民族等等。這種說法之中的「患不均」成分我可以理解，殊不知，其實這些所謂優惠政策比起前面所講的政治剝削和壓迫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文化教育經濟實際損失，根本連補償都不夠，更不必說少數民族對於這些政策的形成根本無權置喙。換言之，如果以落實自治換取取消所有民族優惠，即使有歷史性的不公平，維吾爾人也完全願意接受！
另一種政府常說的說法，也被漢人甚至受過高等教育的，包括一些民運人士也常常掛在嘴邊的說法，就是「如果沒有中國，新疆西藏至今只會更糟，人民只會更加苦難。」首先這種假設是完全無法論證的，而我相信，就算在一九四九年，新疆西藏比起內地平均發達水準有段距離（其實連這個假設都應該進一步討論），那麼如果過去六十年，這兩個地方沒有共產黨的掠奪和禍害，今天發展超過內地的機會很可能更大。再退一萬步，就算果真新疆西藏真的「有幸」因為成為中國的自治區而取得了經濟文化上的進步，持這種論調的人也不能就此證明征服、殖民和歧視的合理性。當年日本發達侵華戰爭時，軍事、經濟上比中國發達，而且也主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否可以說，如果日本當年占領中國成功，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一定會更發達？是否可以因此得出日本侵略中國合理的結論？
維吾爾人在政治上受到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壓迫，而漢人、尤其是在新疆的漢人支持甚至協助政府貫徹這些壓迫和歧視性政策，助紂為虐，維吾爾人感受到的就絕不僅僅是專制的壓迫了，而是對整個漢人的殖民心態、殖民政策的反抗和仇恨。
第三，雖然我常常堅信公義的貫徹始終是歷史良性發展的不二法門，然而，在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上，我們可能必須同時追求貫徹公義與民族和解。消弭仇恨原本應該是在正義得以伸張之後，但也許我們根本沒有伸張正義的機會就被仇恨所吞噬了。
而民族和解又談何容易！尤其在強大的一方依然蠻橫之時，在無理的一方繼續無禮時。維吾爾族人民對漢人的滿腔怒火絕對是事實，絕對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憤怒也在同時讓和解變得遙遙無期，對於解決維吾爾今天面臨的問題沒有幫助。所以，長期以來，我對於表達憤怒與表達仇恨並不熱衷。也常常呼籲我的維吾爾兄弟們認清這樣一個嚴酷現實。我希望我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思考及對話的努力能夠在解決維漢矛盾時能夠起到正面作用。
和解是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正義是和解的前提，而勇敢面對，理性討論，又是維漢二族共同追求正義的不二法門。到了那天，「七五」烏魯木齊流的血，才不會真的白流，受難者也才能夠真的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