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

推薦序
拉拔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近年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許多有關「階級世襲」、「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報導。雖然有些標題過於聳動、缺乏實證支持（如「M型社會」），但臺灣的貧富差距確實日益擴大，「黑手變頭家」、「三級貧戶變總統」等流動傳奇，似乎已成過眼雲煙。崇尚拓荒精神的美國，在金融海嘯、經濟衰退的衝擊下，「美國夢」也逐漸幻滅。不論在臺灣或美國，社會階級涉及的不僅是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不均，也造成下一代在生存機會與社會流動上的不平等。
本書作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是哈佛甘迺迪學院的政治學者，他曾經是美國總統的幕僚，也是深具公共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在二○○○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用清晰文字整合各項統計資料，為美國社會敲響一記警鐘，他深具說服力地呈現以下事實：社會連帶與市民參與的消退，或所謂「社會資本」的流失，對於政治民主、社會信任與個人福祉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在這本新書中，普特南延續一貫的理論立場，關注社會的區隔分化與社群連帶的流失，如何影響下一代的未來。他與社會學者希娃（Jennifer Silva）合作收集資料，一方面透過生動訪談來呈現不同的生命故事，另一方面透過各種統計資料來提供客觀證據。本書的發現或許不讓人感到全然驚奇，但透過質化個案與量化圖表的交叉呈現，讀者得以全面、深入地直視階級鴻溝的存在。
普特南成長於一九五○年代的俄亥俄州小鎮，當時的美國經濟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凝聚力豐沛，教育、通婚與社交生活都不因為階級差距而形成阻隔。他回顧自己的童年朋友，不論出身為何，多能過著比父母輩更好的生活，實現一定程度的代間流動。然而，隔了半世紀，他再度回到自己的家鄉，看到的是景氣蕭條、社區崩解與居住隔離，不同階級的家庭生活與教育機會形成鮮明對比。弱勢家庭出身的美國年輕人，有愈來愈多成為「漂泊青年」（dis-connected youth），他們年齡介在十六至二十四歲之間，既不在校讀書，也未進入職場，許多甚至淪為獄中囚。
這本書試圖回答：為什麼年輕世代的流動機會呈現愈來愈大的剪刀差（有錢人家的小孩愈來愈富有，貧窮人家的小孩愈來愈貧困）？鉅觀環境是關鍵因素之一，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如資本集中、創業利基不再），整體社會的經濟機會變得更為有限且分布不均。普特南則從中階（meso）的組織層次來找答案，他針對美國社會提出了四個主要解釋，我們可以一併思考，臺灣社會有什麼類似或不同的地方。
 
雙軌化的家庭
受過大學教育、社經地位高的美國人之間呈現「新傳統」的婚姻型態：他們較晚結婚生子，多為雙薪家庭，家務分工也較為平等。這些家庭的離婚率，在一九七○年代攀上高點後就往下滑。相對起來，中學畢業的美國人，他們的家庭模式比較多元，小孩的父母可能從未正式結婚、懷孕時年紀尚輕，他們的收入有限，離婚率也較高，被稱為「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容易影響孩子的生活與學業。
臺灣的家庭型態雖不像美國明顯的兩極化（如未婚生子相對較少），但婚配也逐漸成為再製階級不平等的重要機制。高教育族群傾向彼此通婚，減低了婚配做為流動管道的可能。離婚、單親的分布也呈現與教育程度相關。根據鄭雁馨的研究，自一九八○年代開始，臺灣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開始由正轉負，男性則在一九九○年代呈現相同趨勢，也就是說，較早世代的臺灣伴侶，教育程度高者較容易離婚，但對於晚近世代來說，反而是中低教育程度者的離婚比例比較高。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十年婚姻存活率約七成五，但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提升至近九成。^１處於經濟弱勢的單親家庭，養育下一代的負擔與挑戰更大。
 
不平等的童年
父母的教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認知、情緒與社會能力的發展。美國家庭在教養風格的階級差異逐步擴大：專業中產階級父母傾向「規劃栽培」，透過細心安排各式課外活動，希望培養出主動、獨立、自信的小孩，父母重視與小孩的溝通，並鼓勵小孩挑戰成人的意見。勞工階級父母則傾向「自然成長」，把重點放在紀律與服從。²這樣的教養方式，可說是貧窮父母的「預防」策略，面對危險多於機會的險惡環境，首求保護小孩的安全。
在臺灣，強調家長權威與嚴厲管教的傳統教養風格，在解嚴後出現明顯的轉變。近幾十年來，富裕家庭得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資源，甚至是跨國流動的教育策略，在子女身上「培養國際競爭力」。中產階級父母也較有能力挑戰僵化的主流教育，規劃另類學習模式，以保護孩子的快樂童年或自主成長。反之，臺灣的勞工階級父母，許多積極透過補習等外包策略，希望孩子能階級翻身，但他們多獨尊智育，未能搭上多元發展的教養列車。而傾向採取「自然成長」的勞工階級或偏鄉家庭，則可能被新的教養腳本貼上「不適任家長」的汙名。³
 
不公平的教育
美國學校的經費有一部分來自房屋稅，因而形成富、貧學區的資源落差，近年來許多州政府修法降低地方稅收比例、縮小教育經費的差異，但不同學校向家長募款的能力仍有巨大差異。富裕家長不僅捐錢，也出力參與校務，促成更多類型的課外活動，此外他們也要求學校提供更多的大學先修課程，這些活動幫助孩子培養軟技巧或燙金資歷，增加將來入學的優勢。相對起來，貧窮學校的課外活動選擇少，校內外的運動措施愈來愈多採行「使用者付費」的政策，就算低收入戶家庭得以減免費用，學生也容易被貼上階級汙名。學校不僅無法變成平衡階級不平等的槓桿，反而成為擴大階級差距的場所（sites）。
臺灣的公立學校，雖然沒有像美國出現明顯的資源落差、居住隔離，但仍存在核心學區、明星學校等階層差異。不論是過去的大學聯考，或是現在的多元入學，中上階級家庭的孩子，都享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國家高度補貼的公立大學、高中就讀，反而是中下階層孩子較多進入學費與品質不成正比的私立學校。⁴臺灣學校日益重視家長參與，可能會讓中上階層學生將更多的父母資源帶進學校，有助其學習或升學。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提高了家長瞭解制度與協助孩子的資訊門檻，對弱勢家庭子女更為不利。
 
社會資本不均等
高社經地位父母能夠傳遞給孩子的優勢，不僅是較多的金錢與知識，也包括更廣、更深的社會網路。由於高社經地位父母人脈較異質、高職業聲望者多，因此在子女升學、就業上能提供豐富的資訊管道。家長為小孩安排的各式活動，也幫助他們與更多專業人士及其他成年人建立連帶。反之，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社會網路通常比較同質、稀疏，其孩子多與親屬與鄰居的小孩固定往來，因此限制他們建立有價值的弱連帶，在選學校、找工作的過程中難以得到成年人的指導。此外，美國貧窮社區在人際信任、集體效能上都日益低落，宗教社群的影響力不再，讓小孩容易暴露於犯罪、毒品以及暴力的負面影響。
臺灣的社會資本研究則呈現較為不同的面貌。根據熊瑞梅的研究，不分階級的臺灣民眾觸及的人脈多元而異質，其中認識高職業聲望位置者（如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人事主管）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東亞國家。這似乎顯示，存在於日韓或美國的社會資本階級落差，在臺灣相對不是那麼巨大，但中下階層家庭是否可能把這樣的人脈轉換為下一代就業與升學上的資訊連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此外，臺灣民眾參與社團的比例雖遠低於日本、韓國（宗教團體除外），但對鄰居與社區支持的信心遠高於日韓。臺灣民眾雖然對政府的信任偏低，但對於非正式組織，如社團與社區充滿關懷與支持，展現了豐沛的社會力與活絡的公民社會。⁵
 
如果上述因素強化了下一代的階級不平等，我們如何可能改變？普特南在結論提出許多建議，未必全盤適用於臺灣，以下是我認為特別值得努力的方向。
首先，針對家庭的解組，有些衛道之士鼓吹重建家庭價值，但普特南指出，僅是呼籲減少離婚、避免未婚懷孕，其實鮮有效果。如何針對既存的多元類型家庭，予以制度性的支持，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透過長期的反貧窮計畫，像是房屋補貼、育兒照顧、就業支援，來協助弱勢家庭脫離貧窮。
同樣的，針對教養資源與教養風格的階級落差，如果只是要求父母去上教養課程，叮嚀家長「每天唸故事書給小孩聽」，未必能幫助弱勢父母提升「親職知能」，反而可能強化父母的日常壓力，甚至在社會常規的監控下「製造」了問題家庭。⁶有效讓弱勢家庭培力的計畫，必須由專業人員，不論是護士、社工、諮商師，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定期家庭訪視，在瞭解弱勢家庭的具體處境後，幫助個別家庭改善健康、教養、情緒等議題。
我們應在教育設計與入學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階級的差異與作用；學校教育應避免以中產階級雙親家庭、全職母親為原型來設計學習活動或要求家長參與，否則容易強化社會指責的階級烙印，或忽略不同家庭的處境與需要。比方說，有些中產階級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延後到校、提早下課。然而，弱勢家庭孩子反而需要更多在校時間，但不只是接受制式的功課輔導，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課外活動與學習刺激。
有句非洲諺語說：「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當今的鄰里街坊或許不再聲息相聞、人情綿密，但「社區共同教養」（communal parenting）的理想，有助於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更平等與開放的未來。具體的措施如：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運用公共圖書館、美術館、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資源，提供活潑多元的課外活動，以及結合在地的學生、志工，推動陪伴青少年的「導師方案」（mentoring program）。讓臺灣活絡的社區與民間團體，成為動員公共參與、支持弱勢家庭、促進社會平等的力量。
 
1. 鄭雁馨，二○一五，〈家庭行為的社會不平等：臺灣社會的新挑戰〉，《中央研究院週報》，一五一○期。衛福部統計處的〈九九年單親家庭狀況調查〉，也顯示單親家庭中低階層的比例偏高。
2. 參見美國社會學者拉蘿（Annette Lareau）的著作，中譯本包括《不平等的童年》（二○一○，北京大學出版社）、《家庭優勢》（二○一五，群學出版社）。
3. 藍佩嘉，二○一四，〈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臺灣社會學》，27:97-140。
4. 駱明慶，二○○二，〈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和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張宜君、林宗弘，二○一五，〈臺灣的高等教育擴張與階級複製：混合效應維繫的不平等〉，《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2）: 85-129。
5. 熊瑞梅，二○一四，〈社會資本與信任：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反思〉，《臺灣社會學刊》，54:1-30。
6. 藍佩嘉，二○一五，〈誰製造了「問題家庭」？〉，《親子天下雜誌》，第七十三期。


※內文※
一九五○年代，我的故鄉彷彿是美國夢的化身，不論出身背景為何，每個人都有相當不錯的機會。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的生活有如美國人的惡夢，生命的軌跡將小鎮一分而二，社區裡弱勢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眼中的未來。柯林頓港的故事搖身一變，化為全美各地常見的悲劇。上述改變從何而來，又將前往何處，而我們又要如何著手改變社會的不幸？這就是本書要處理的主題。
從現有最詳盡的經濟史及社會史材料來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以及柯林頓港）社會經濟阻礙最小的時刻是一九五○年代：經濟與教育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與學校的階級隔離不大，階級不是通婚與社交生活的阻礙，市民參與以及社會凝聚力也非常高，中下階層的小孩在社會經濟階梯上爬升的機會源源不絕。
柯林頓港是個小鎮，種族並不是非常多元，但是在一九五○年代，此地完全就是美國的縮影，不論在人口特色、經濟結構、教育程度、社會情況，甚至是政治板塊分布皆是如此（渥太華郡是美國指標州裡的指標郡，也就是說當地的選舉結果在歷史上一直都非常貼近全國大選的結果，而柯林頓港就是郡公所的所在地）。 我中學同學的生命經歷，證明了機會之門不僅對唐恩與麗碧兩個貧窮的白人小孩敞開，甚至對傑西與雪莉兒兩個貧窮的黑人小孩也是一樣，他們靠著個人天賦與努力獲得往上爬的機會，跟我們班上有錢人家的小孩法蘭克並無太大不同。
 
沒有一個城鎮足以代表整個美國，而一九五○年代的柯林頓港也絕非天堂。這座小鎮和當時美國其他地方一樣，少數族群面臨嚴重的歧視，女性也常常被擠到邊緣，正如本章後文所述。假如沒有重大變革，我們當中鮮少有人（連我也不要）願意回到那個年代的柯林頓港，但是社會階級在當時並不是限制機會的主要因素。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到二十一世紀的柯林頓港，有錢人家與貧窮人家的小孩面對的機會截然不同，就像我們本章會談到的雀兒喜與大衛。柯林頓港現在有著明顯的階級分化，學校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在中學停車場內，一邊停的是有錢人家小孩的BMW敞篷車，另一邊停的則是無家可歸同學的破爛舊車，他們每晚都把車開走，以車為家。當地的變化造成愈來愈多的小孩，不分種族與性別，全被阻擋在美國夢的承諾之外。柯林頓港不論在景氣、家庭結構、教養方式，或在學校與社區，都有很大的變化。令人驚訝的是，這也是美國大多數地方的情況。如果要探索美國是否機會均等，一九五九年的柯林頓港是個不錯的起點，因為這個小鎮提醒我們，美國夢已經離我們如此遙遠。
 
唐恩
唐恩來自白人勞工階級家庭，講話輕聲細語，班上同學沒有人想得到身為學校明星四分衛的他，講起話來竟是這付模樣。 唐恩的父親只讀到八年級，為了養活一家人，他同時做了兩份差事，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先在柯林頓港製造公司（Port Clinton Manufacturing）的工廠生產線上幹活，下班後再走一小段路到當地的罐頭工廠做第二份工作，從下午三點半一路忙到晚上十一點。唐恩的媽媽讀到十一年級，唐恩說她一輩子都「窩在廚房裡」，忙著替家人張羅三餐。每天晚上，媽媽都跟唐恩三兄弟一起用餐。媽媽會把家裡剩下的東西全部拿來炒馬鈴薯，所以幾個兄弟已經很習慣吃大雜燴。爸爸深夜下班回到家時，三兄弟通常已經上床睡覺。
 
他們住在鎮上比較貧窮的區域，一直到唐恩離家上大學，家裡都還買不起車子或電視，而當時美國八○％的家庭已經有車，九○％的家庭也有了電視。他們每週搭鄰居的便車上教堂，沒有太多閒錢旅遊度假。不過，唐恩父母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所以他們覺得家裡經濟狀況還算穩定，而父親也不曾失業。唐恩回想起過去：「我並不知道自己很窮，直到上大學修了經濟學導論，才發現自己的家境算是『清寒』。」
儘管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但唐恩的父母還是鼓勵他讀大學，而他也跟我們班上許多工人階級的小孩一樣，在柯林頓港中學就讀時就上了大學先修班。母親強迫唐恩學了六年鋼琴，但他鍾情的其實是運動。唐恩是籃球與美式足球兩棲，每場比賽父親都會請假去現場加油。唐恩並不是特別在意當地的階級差異，他說：「我住在鎮上的東邊，而有錢人都住在鎮上的西邊，不過在運動場上大家平起平坐。」
雖然唐恩的中學好友沒有一人上大學，但是他自己在學校的表現還算不錯，畢業成績排在班上的前四分之一。唐恩提到自己的父母對大學「一無所知」，但幸運的是他在教會有許多好朋友。他說：「鎮上有位牧師很關心我，還把我推薦給我最後就讀的那所大學。」不僅如此，這位牧師還協助唐恩弄清楚怎麼拿到學費補助，並且帶著他走過整個申請程序。
從柯林頓港中學畢業後，唐恩先是前往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會大學就讀（在那裡他也是打美式足球），之後進入神學院。他說就讀神學院期間，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有辦法「熬過一切」當上牧師，於是他回家跟爸媽說打算放棄不讀了。回到家鄉時，他路過一間撞球場，決定進去打聲招呼，這家店的老闆是父親的故友，老闆一見到他，就對旁邊的人介紹說這一位是「未來的牧師」，現場有個客人請唐恩替他禱告，唐恩認為這是個徵兆，自己應該繼續走這條路。
大學畢業不久，唐恩娶了在高中教書的君恩，婚後兩人生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後來成為高中的圖書館員。唐恩當了很久的牧師，職涯相當成功，直到最近才退休。目前他仍在當地的教會幫忙，並且長年擔任中學美式足球隊的教練。如今回顧，他說上帝賜給他一個不錯的人生，讓他從一個貧窮但家人關係緊密的勞工階級家庭，一路走上與個人聰明才智與球場膽識匹配的成功職涯。但正如後文所說，唐恩翻身向上流動的故事，在我們班上並非特例。
 
法蘭克
法蘭克來自柯林頓港少數的有錢人家。十九世紀末，法蘭克的外公開始投入捕魚事業，而在法蘭克出生之前，家族事業已經跨足不動產與其他本地生意。法蘭克的母親於一九三○年代從大學畢業，之後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在芝加哥讀書時，她遇到法蘭克的父親，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牧師之子，兩人很快就步入禮堂。在法蘭克成長過程中，父親掌管家族事業，包括捕魚事業、購物中心、農場、餐飲等等，而母親則忙於慈善工作。
 
柯林頓港的菁英長期以柯林頓港遊艇俱樂部為中心。法蘭克成長過程中，祖父、父親與叔叔都曾擔任過俱樂部的「船隊長」，而母親與姨母則是被選為「同船隊長」，這都代表本地最頂尖的社會地位。簡而言之，法蘭克的雙親是我們一九五九年這一屆，最有錢、教育程度最高、社會聲望也最高的父母。
但是，法蘭克的家庭比起那些居於社經地位底部的家庭，兩者的社會差距還是小於現今美國（即使是柯林頓港）普遍的情況。法蘭克的家距離唐恩家只有四條街，他回想起自己的鄰居「混居著各種人」，卡車司機、商店老闆、連鎖超市A&P的收銀員、本地大公司的職員、消防隊隊長、加油站老闆、生態保育巡守員。「我們在院子裡一起打棒球，在街角一起踢鋁罐」他說，「大家相處融洽。」
儘管法蘭克的家裡很有錢，但從十五歲開始，他每年暑假都在家裡的餐廳幫忙，跟高中同學一起刮油漆，做點清潔打雜的工作。法蘭克的家人在當地相當低調，「如果你在柯林頓港的朋友們只買得起可口可樂，你就只能點可樂。」祖父不斷提醒法蘭克的叔叔，「如果我們住在克里夫蘭（Cleveland）或紐約，你可以點自己想吃的東西，但你住的地方是柯林頓港，所以你只能點這裡的孩子買得起的東西。」
中學時，法蘭克與同學互動起來毫無隔閡，事實上他相當機靈，因此許多同學都未察覺到他特殊的家庭背景，只不過從許多跡象還是可以看出差別。他是班上第一個帶牙套的小孩，小學時他冬天會跟家人到他們在佛羅里達的別墅避寒，在那裡上學。法蘭克的祖父是學校的董事。他的父母親曾經邀請一位老師到家裡吃晚餐，之後法蘭克有點責怪媽媽：「你們為什麼要讓我在全班同學面前不起頭來？」父母試著介入以更改成績的想法讓法蘭克覺得荒謬：「別開玩笑了，天啊，每個小孩都知道老師肯定不會犯錯。」
法蘭克對功課有點漫不經心，但這不表示父母親不重視他的課業。「打從一出生到讀完大學，我的生命都被安排得好好的」他說，「我知道自己會上大學，而且一定要畢業。」在父母的資助下，他進入俄亥俄州一所小型學院就讀，在新聞系拿到學位。大學畢業之後，法蘭克到海軍服役了七年，駕駛海軍運輸機飛行世界各地。他回想起這段經歷說：「我愛死這份工作了！」
海軍退役之後，法蘭克擔任《哥倫布快報》（Columbus Dispatch）的編輯，前後大概做了二十五年，直到一些人事安排的紛爭才遭到解聘。之後，他回到柯林頓港，處於半退休狀態，在家族事業當中幫一些忙，包括魚類加工、碼頭租賃還有古董店等。在經濟狀況不佳的幾年，他靠著祖父在他出生時就設立的信託基金度過難關。「這筆錢雖然不多，但卻讓我不用擔心挨餓」他說。法蘭克的家產讓他撐過生命中的幾次重擊，但還不算是個跳板，讓他可以超越普通家庭的同學（例如唐恩）。
 
一九五○年代柯林頓港的階級差異
一九五○年代的柯林頓港並非毫無階級差異，但從法蘭克與唐恩的故事看來，這些差異並不明顯。藍領與白領的小孩家庭背景類似，而且大家在學校、鄰里間、童軍團與教會都很自然地混在一起。階級的反差在今日對經濟穩定、家庭結構、教養方式、學校教育與鄰里關係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在後頭會看到，即使是柯林頓港也是如此），但在當時的作用卻是微乎其微。事實上，柯林頓港中學一九五九年這一屆，每個人不論背景為何，都跟父母住在一塊，住的也都是父母親的房子，而且每個人都叫得出鄰居的名字。
 
我們的父母幾乎大同小異，母親是家庭主婦，而父親則負責工作養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算特別好。事實上，有大學學歷的父母親不到二十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中學都沒畢業（當時大部分的人普遍只有中學以下的學歷）。但是，鎮上幾乎每個人都從戰後的繁榮經濟中獲益，也沒幾戶人家飽受貧窮之苦。鎮上少數幾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如法蘭克），還想盡辦法掩飾自己有錢的事實。
有些人的父親在鎮上汽車工廠的生產線幹活，有些在附近的石灰岩礦場、陸軍軍營或小家庭農場工作。其他人，例如我父親，則是做點小生意，賺錢或賠錢取決於景氣的好壞。那是一個充分就業又有強勢工會的時代，我們之中只有少數幾個家庭有人失業或所得不穩定。大部分的同學，不論出身背景為何，都活躍於運動、音樂、戲劇與其他課外活動領域。每個禮拜五晚上的美式足球賽，也吸引鎮上許多人前來加油觀戰。
隔了半個世紀再來看，我的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已退休）往上流動的情況十分驚人。有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學歷都比父母還要好，而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都爬得更高。事實上，有些家裡沒那麼有錢的小孩表現得比出身優渥、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小孩還好。以當代的標準來看，本班同學在教育程度往上爬升的絕對程度相當驚人，呈現出二十世紀美國中學與大學教育的革命。那些中學未畢業父母的小孩，有一半在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大學，其中有不少人是家裡第一個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是家裡第一個拿到大學學位的人，在一個世代之間的跳躍極為明顯。更令人驚訝的是，本班有兩名黑人學生雖然得對抗種族偏見（之後我們會介紹），而且他們的父母連小學都還沒畢業，但他們還是取得了碩士學位。
在一九五○年代的柯林頓港，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各種膚色的小孩來說，不論是黑或白，都不像二十一世紀這樣障礙重重，難以跨越。簡單比較就會發現，一九五九年那屆學生的下一代，平均學歷並無法超越他們的父母。 原先搭載一九五九級往上走的電梯，換成我們的小孩踏上去的時候，突然間就停電了。
 
讓我們看看，兩個白人小孩，分別住在路的兩邊，兩人今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雀兒喜
雀兒喜與家人住在一棟白色大宅，宅邸前有寬敞的門廊，能夠俯視整座湖泊。他們在附近的小鎮上，也有一間價格不斐的房子，供雀兒喜與她的哥哥上學之用。雀兒喜的媽媽溫蒂，來自密西根州的富裕人家，外祖父是當地一名傑出的律師。溫蒂有研究所學歷，在一間私人診所兼職擔任特教老師。她非常重視時間的彈性，因為顧好兩個小孩（現在已經讀大學）一直是她心中的首要任務。雀兒喜的爸爸迪克，是國內一家大公司的銷售經理，常常都要出差。溫蒂說：「當孩子還小的時候，他在父親這個角色上並沒有很吃重。」
溫蒂則是完全相反，她一直亦步亦趨參與小孩的成長。「我逼小孩的程度更勝過我的父母」她說。「我真的是不斷催促（我小孩的）分數。一路逼著他們讀完中學，而且還繼續在逼。我念書給他們聽（當他們還是小嬰兒的時候）。他們小時候最重要的事，就是閱讀、閱讀、閱讀、閱讀，所以兩個小孩進幼稚園時，都已經會看書了。」她會批評其他沒有如此投入的媽媽，她說：「我看到許多小孩都非常迷惘，但他們的媽媽卻一點也不在乎。」
雀兒喜每天放學回到家，父母至少會有一人在家。母親準備晚餐的時候，她會跟哥哥坐在廚房中島做功課。全家人每天晚上都會一起吃晚餐，除了哥哥打美式足球的時候。「全家人一起吃晚餐非常重要」溫蒂說，「因為小孩可以學習如何與其他人對話。」
雀兒喜的父母親每年都會為她舉辦新奇主題的生日派對，五歲的時候是茶派對、六歲是芭比娃娃公主派對，十一歲是奧斯卡頒獎典禮（還派豪華轎車去接每位賓客），十六歲的時候則是拉斯維加斯賭城之旅。雀兒喜的父母擔心城裡的小孩無處可逛，所以在家裡的地下室精心布置了一間一九五○年代風格的餐廳，溫蒂說：「我扮演一九五○年代餐廳的廚師，這樣很好，因為他們所有朋友都會跟我聊一些事情，而我可以知道他們人在哪裡。」
溫蒂很驕傲自己可以為小孩在學校挺身而出。有一次，有位七年級的老師說雀兒喜的哥哥沒有做功課，而她向老師證明他確實有完成作業，但老師拒絕為此更改成績。她先是一狀告到校長，之後還告上學校董事會。董事會更改了成績，還把老師調職。還有一次，雀兒喜在中學時很努力地編了四年學校的年級紀念冊，而且在最後一年擔任總編輯，她料想自己可以因此贏得每年頒給紀念冊編輯的大學獎學金。當負責此事的老師拒絕提名雀兒喜角逐獎學金時，她的母親又跑去找校長，校長馬上清楚她的來意。「你瞭解我」她說，「我會去找董事會……你去告訴這個老師叫他在（獎學金）的名單上簽名，我就不再追究。」隔天，名單就送過來了。
雀兒喜說自己是中學裡「最活躍的人」，她是學生會會長、年級紀念冊主編、全國高中榮譽生會成員、讀書會的會長、還有「數不盡的頭銜」。甚至連她的父母都比其他學生的家長更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他們曾因學生們不知道怎麼做而幫忙用鐵絲網做了一臺金剛造型的花車。雀兒喜負責舞會時，由於其他學生無法到場搭舞臺，溫蒂就去會場，通宵為她黏貼舞會布景。
雖然家裡的經濟寬裕，溫蒂並不覺得自己或其他有錢的朋友是「等著領大筆遺產的貴族」（old money gentry）。「當地大部分的父母都來自中西部，他們完全靠自己努力」她說，「這裡不是比佛利山莊，也不是漢普頓（Hamptons）」。她鼓勵小孩暑假去打工。她堅持「如果你想要有錢，就必須靠自己奮鬥」。她對於要特別花錢補助貧窮小孩的教育深表懷疑，「如果我的小孩有一天功成名就，我不認為他們應該為那些整天枯坐卻一點也不努力求取成功的人付錢。」
當我們問到雀兒喜生命中是否曾感受到壓力，她說：「我從來就沒有真的為錢煩惱過」，當他們有位家族友人自殺時，她的情緒確實受到很大的影響，但是她可以跟父母親講出自己的感受，父母就是她的模範。「我身邊的人一直都盡心盡力幫我，引領我走上正軌」她說，「我對於自己生命中的一切感到心滿意足。」
雀兒喜一直知道自己會上大學。她的父母親為了鼓勵他們獲得好成績，答應他們兄妹如果中學畢業的成績排在班上的前百分之十，就會替他們出全部的大學學費。兩個人都辦到了，而現在都就讀同一所名列十大聯盟的大學。雀兒喜的目標是進入法學院，跟隨祖父的律師之路。
 
大衛
當我們二○一二年在柯林頓港公園與大衛碰面時，他看起來非常瘦，穿著牛仔褲，頭上戴著棒球帽。他的父親在中學就輟學，之後試著跟祖父一樣開卡車賺錢過活卻失敗，因此成年之後一直在打零工，做點環境打掃的臨時工。大衛很抱歉地說自己無法講更多關於父親的事，因為「他在坐牢，所以我無法問他」。大衛的父母在他還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離異，母親一去不回，所以他對母親所知有限，只知道她住在柯林頓港一帶。「她的男朋友都是神經病」他說，「我幾乎不曾好好看過我的母親，她老是不在。」
大衛的命運相當坎坷。雖然父親在監獄進進出出，但他成長過程中主要是由父親監護。大衛還小的時候，父親的女朋友一個換過一個，而且常常是在毒品中載浮載沉。大衛與父親有一段時間跟祖母住在一塊，就在港口路比較貧窮的一側，之後爸爸搬出去住，又跟另外一個女人同居。但最後不是付不起房租，就是又開始「嗑藥」，只好再回來跟祖母住。大衛有九個同父異母及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但是沒有一個固定的居住地址。
當大衛十、十一歲時，父親跟一個女人廝混了好幾年，他說她是繼母，雖然父親跟她並未真正結婚。他說繼母是個「瘋子……酗酒、嗑藥、吸毒」，現在換跟另外一個人同居，還生了好幾個小孩。大衛說，當她離開時，父親「深深沉溺在」毒品與女人之中。這些大人們在他的生命中來來去去，毫不關心孩子發生什麼事，讓大衛覺得似乎「沒有人在意」他們兄弟姊妹的死活。
大衛的爸爸最近因為一連串的搶劫而入獄，但大衛無法前往探視，因為他自己也還在緩刑期。他覺得跟爸爸很親，因為爸爸是他生命中唯一始終在他身邊的大人，只不過他擔心爸爸的情緒不大穩定，「有時候他對我生氣，有時候則不會，就看我碰上他時，他的心情好壞。」
大衛的家庭生活顯然一片混亂，他靠著跟朋友鬼混、逃家、抽大麻來面對壓力。他說，「我很想要有個家，我知道我想要自己的家人更親密，因為家離我太過遙遠。」他接著說：「我從不曾跟家人一起坐著吃晚餐，所以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因為爸爸居無定所，所以大衛讀了七間不同的小學。他回想起這段經歷，學校一直是個問題，「我就是任由分數上上下下直到每個學期結束，而我居然每年都及格，不曾遭到留級。中學的時候，我因為跟一個小孩打架，被學校踢出去，送到我很討厭的『矯正學校』。」最後，在當地一名老師的協助下，中學最後一年他轉到附近中學的「就業輔導班」（career-based intervention class），他在這裡拿到學位，因為他在大波爾餐廳（Big Bopper’s Diner）的工作經驗，得到學校學分的認可。畢業後不久，這間餐廳就開除他了。
大衛自己也惹上不少麻煩，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常跟損友鬼混。十三歲的時候，他闖入好幾間商店行竊，被判處在家拘禁五個月。他可以上學，但上學以外的時間必須待在家裡，所以他能做的就是打電動玩具消磨時間。他說，「這一切都是逼不得已。」緩刑一過，他惹上更多麻煩，先是喝醉酒，還無法通過驗毒，這讓他又進入少年監獄。大衛基本上沒有任何支持網絡，一開始是入獄前的朋友帶著他闖禍，但是之後在監獄裡遇到的朋友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他說，「如果你在監獄裡交朋友，你通常會跟他們一起再回到監獄。」
自從離開學校之後，大衛做了好幾份臨時工，速食餐廳、塑膠工廠與幫人整理庭院。由於青少年留下的犯罪紀錄，他找工作找得非常辛苦，而他也無法付出「幾百塊」的法律規費來塗銷自己的前科。他很努力工作，想爭取擔任庭院整理的工頭，卻因為曾經超速而被記點，因而喪失機會。
儘管大衛在學校裡麻煩不斷，但他卻有很明確的求學動機。「我真的想進大學讀書」他說，「我需要文憑，沒有學歷很難找到工作。」但是，他一點也不知道怎麼達到目標。他回想起過去，讀書時學校裡的生涯規劃顧問或老師都沒有太大幫助，而父母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很痛苦地意識到，自己年輕的時候，柯林頓港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幫助他。鎮上的人都知道他家裡的情況，但沒有人主動伸出援手。他認為是因為自己的父母「在鎮上名聲不好」，所以鎮民拒絕施予同情。大衛一輩子都必須照顧自己的大小事。
毫無意外，由於本身的生活經驗，大衛覺得自己對那些兄弟姊妹有很大的責任，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有能力的大人會照顧他們。「我是唯一會養他們的人」他說。大衛對這些弟弟妹妹的責任感顯得深刻誠摯，「彷彿每個人都在看我怎麼把大家拉在一起，這給我很大的壓力。」事實上，二○一二年我們第一次在公園遇到他，他正細心照顧自己八歲的弟弟。當天稍早，他也是唯一去運動會替小弟加油的家人。兩年後大衛再度接受訪問時，他說那個小弟現在要照顧一個年紀更小、由嗑藥的繼母所生的小男嬰。
二○一二年，大衛的女朋友懷孕。「這完全是意外，不過事情就這樣發生了。」當時，他希望小孩的誕生可以讓自己的生活穩定下來，但是他也坦承自己不確定是否可以信任女朋友。很不幸，他的直覺很準，兩年後，她跑去跟其他男友同居（跟她一樣是個毒蟲），她與大衛共同擁有女兒的監護權。他的生活被帳單追著跑，但是他也說女兒讓他有了生活目標。「我喜歡當爸爸的感覺，她看著我，彷彿我是她的上帝。」
二○一二年的時候，我們問大衛是否想過放棄。「是的」他馬上回答，「有時候，我覺得這一切毫無意義，但是很快就重新振作。有時候這讓我很沮喪，但是我試著不讓自己陷得太深。」二○一四年，由於女友背叛，加上找不到工作，他整個人心神錯亂，他在臉書上更新自己的動態，「我一直都是輸家」他寫著，「我只想要再感受到完整，但根本毫無進展！我這麼努力完成生命中所有事情，但終究還是白費功夫！完了……我一輩子就他媽的完了！」
如果我們比較一九五○年代柯林頓港的小孩與現在柯林頓港的小孩，會發現機會差距拉大的程度相當離譜，這有部分是因為現在有錢人家的孩子比當時有錢人家的孩子享有更多優勢，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現在貧窮人家的孩子所面對的環境比以前更加惡劣。法蘭克的父母對於他在學校馬馬虎虎的表現相當放任，完全不同於溫蒂父母急迫盯人的教養方式，從不斷催促「讀書、讀書、讀書」到通宵為她布置舞會道具。法蘭克的父母鼓勵他跟一般家庭的孩子玩耍，而溫蒂會花錢請名車接送同學參加豪華的生日派對。雀兒喜住在相當高級的地段，而法蘭克的家庭則不然。雀兒喜稱霸她中學的一切活動，而法蘭克當然不會這麼做。雀兒喜和她的母親對於家長干預小孩在學校的行為感到驕傲，而法蘭克應該會被這樣的想法嚇到。
相較於一九五九年工人階級的小孩，現在的工人階級子女，例如大衛，過的是整天惹麻煩、孤獨且沒有希望的生活。唐恩、麗碧、雪莉兒與傑西都有穩定、完整、充滿愛的家庭，但大衛根本沒有一個像樣的家。唐恩的父親儘管要兼顧兩個工作，但唐恩的每一場比賽他都會到場加油；麗碧與雪莉兒的母親都是子女的楷模，而大衛的父親、母親與繼母，頂多只是給他一堂失敗人生的教訓。麗碧在每天與家人共進晚餐中，學會了禮貌、價值觀與忠誠，但是大衛卻連家人一起吃晚餐的感覺是什麼都不知道。這四個一九五○年代工人階級的小孩都受到家庭或學校（或兩者）的鼓勵，進入大學就讀，然而大衛是「漂泊的」，基本上沒有任何人引導。老師、教練、教會裡的長輩，甚至是穿著皮衣的女主人會站出來幫助麗碧、傑西和唐恩，但是鎮上的居民卻眼睜睜看著大衛自生自滅。我父母那一代的所有人（從撞球高手到牧師），都將唐恩與麗碧視為「我們的孩子」，但令人驚訝的是，現在柯林頓港的大人很少意識到大衛的存在，更不用說視之為「我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