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明明在地理上氣候多樣、地形破碎；
在歷史上政權林立、沒有出現過大一統帝國，
何以成為「關鍵的十字路口」？
台灣位處十字路口的北大門，該如何與之交流？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東南亞史研究權威、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傑出貢獻獎得主重量級巨作
跳脫以往國別史與單一時間線的視角，
以多重時間線為經、各類主題為緯，
以地理特徵做區別，重新梳理複雜難解的東南亞
★★作者親寫「繁中版」新序——給台灣讀者看的東南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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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時，東南亞多數國家已經位居全球財富排行榜當中的第四分之三間區內，其中，新加坡與汶萊屬於超級富有的國家，這兩國與馬來西亞、泰國的排名則是排在全球前半。在人類歷史上很少有資本積累的熱帶地區當中，東南亞無疑是一顆明星。東南亞重獲（更好的說法是維持）它作為十字路口的歷史性角色，對於貿易、移民、思想的傳播保持相對開放的態度。那麼，為何東南亞的歷史具有「關鍵的十字路口」的重要性呢？
長久以來，東南亞地區在它的鄰居們眼中就十分獨特，中國人稱之為「南洋」，印度人稱它為黃金之地「蘇瓦納德維帕」（Suwarnadwipa），阿拉伯人將它稱為「爪哇」（Jawa），歐洲人則稱其為「更遠的印度」（Further India）或「超出恆河的印度」（Ultra‐Gangetic India）。
東南亞一直都是個獨特的地區，有著無窮的多樣性。它有特殊的環境，包括濕熱的季風氣候、密集的叢林、廣泛的水系，還有週期性的自然災害。由於地形的破碎和水域的隔離，導致人群相互連結的方式主要透過海洋而非陸地，使得東南亞沒有出現其他地區那種整合並統治廣大疆土的大帝國。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在外人眼中，東南亞依然是個連貫一致的整體。
然而，一百年之後，情況已不再是如此。帝國主義將這片區域劃分為英國、荷蘭、西班牙／美國、法國的地盤，各有各的教育、現代化術語和語言學研究，這片地區於是變成世界上語言最為多樣分歧的區域之一。此外，民族主義也開始驅使各種族群相信自己有特殊的民族命運。到了二十世紀，冷戰戰場殘酷地撕裂東南亞，伊斯蘭聖戰潮又使紛歧的穆斯林少數族群深信，他們不應該再容忍此區域內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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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持多樣性與獨特性兩者之間的平衡，是東南亞的挑戰所在，本書正是以「關鍵的十字路口」為基準，橫跨上古至現代兩千年的幅軸，來探討東南亞地區的多樣性與獨特性。
作者Anthony Reid是東南亞史的權威，學術研究扎實。不過作者在行文上並不是以一條單一的時間線從古敘述到今，而是分為氣候、貿易、宗教、政治、人文……等等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時代有其不同的主題特徵。而且每個時代區塊之間不一定是相互接續的，有時可能會互相重疊。這也是東南亞地區乃至於東南亞史，多元、獨特的表徵之一。
東南亞史除了自身的獨特性與多樣性之外，作者也指出東南亞歷史值得更多關注三個的原因：一是東南亞危險的地殼交界處，對於世界氣候與人類生存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再者，相較於我們已知其歷史的其他社會的女性而言，東南亞女性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更具有自主性；最後，與主宰其他地區的那些國家相比較，東南亞的社會則擁有更多具備文化與經濟連貫性的機制。
以東南亞的性別關係為例，東南亞在性別關係上與中國、印度相比，即使儒家、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將外來的男性主導模式帶進了東南亞，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男人與女人擁有相對平衡角色與經濟自主性的「東南亞模式」。例如：（一）宗教方面：典型東南亞的宗教儀式體制都強調男性和女性的互補原則，在擔任神靈媒介這方面，女性與男性於宗教領域可說是同等活躍。（二）家庭關係：家庭裡面會分出男性與女性的領域，且婚姻絕對不是女人依賴於男人的情況。（三）經濟方面：夫妻財產是由雙方共同持有，男性與女性各有他們的經濟自主性。東南亞人認為應該由女性控制家庭的金錢收入並進行理財，女性的財產權有足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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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現代東南亞的關鍵期是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此之前，東南亞地區除了區分大越國與中國的疆界之外，並無其他的固定邊界存在，東南亞依然是一個充滿宗教─文化典範中心的流動區域。但是隨著歐洲民族主義的進入，東南亞被納入了一個新的世界體系，地圖被劃分成七彩的區塊，為固定的國際邊界所瓜分。在近二百年的東南亞人生活之中，國家、民族與宗教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高，造成了破裂與分歧。導致現今的歷史學者在書寫東南亞史的時候，處理的時期愈古早，反而愈能將東南亞以整體論之。因此，作者指出，在利用已知的當代邊界來表達從前的地理時，會導致不恰當的使用國家單位來回顧歷史。所以作者在本書中，在敘述十九世紀以前的東南亞史時，會盡量使用島嶼或集水區等地理特徵，以避免進入誤區。
而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整合，讓每個國家對內都得處理日益強烈的文化多元主義，對外則得面對外國的糾纏。即使處於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階段，東南亞各個社會的多元主義本性也從來沒有消失過。一直以來，民選政治必然會讓協商與結盟模式遭到制度化。因此，在這個需要以嶄新方法結合文化多元主義、人權的世界中，東南亞經驗值得我們關注。
最後，我們所處的台灣島，乃是一個龐大語族──南島語族的誕生地。因此，如果沒有台灣，就不會有東南亞的語言地圖。南島語族先驅一定擅長航海，而且很有可能熟稔稻米農業，在五千年之前，他們從台灣出發，帶著他們的語言來到今天的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不僅於此，他們最終還抵達太平洋上的波里尼西亞還有馬達加斯加。那些南島語族人（今日台灣原住民的祖先）當然不是最後一批逃避大陸壓力而到台灣島避難的人群，但在被迫將台灣島與他人分享之前，他們已經在此生活了好幾千年的時光。十七世紀以降，隨著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台灣再次涉入東南亞的海洋網絡。一直到現代，台灣與東南亞各國曾向對方學習許多，然還有更多事物值得彼此取經。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經濟與歷史學士、歷史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是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通訊院士，現為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東南亞史大家。
拿到博士學位後，最先在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東南亞史。1970-1999年期間，在澳洲國立大學執教。1980年代曾經主持召集劍橋東南亞經濟史。1999年前往UCLA協助創辦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得福岡亞洲文化獎的學術研究部分的大獎，又蒙王賡武邀請去新加坡協助成立亞洲研究中心。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至2007年，之後在澳洲坎培拉退休。2010年得到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
韓翔中 (譯者)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譯有《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
鄭永常 (審定)
香港新亞研究所博士，專長於中越關係史、明史、東南亞華人史、東南亞史、東亞海貿史。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退休教授。著有《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血紅的桂冠：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明清東亞舟師祕本：耶魯航海圖研究》、《瞬間千年：東亞海域周邊史論》等書。
試閱文章
〈東南亞地區在世界上的定位〉
一八九○年代，德語學術界開始使用「東南亞」（Siidostasien）一詞，這是一個純粹地理性的描述，不受前述問題困擾。起初，德語學術界只是將「東南亞」用來指稱東山青銅鼓散佈的區域。至一九三○年代，「東南亞」的使用變得更加廣泛，以紐約為基地的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開始採用這個詞彙，並曾出版多冊關於東南亞的重要著作。西元一九四一年日本的入侵，讓「東南亞」一詞出現更為彰顯的政治性；企圖反攻東南亞而聚集於斯里蘭卡的英軍，則被命名為「東南亞司令部」（SEAC）。關於命名的問題，似乎在二次大戰後的世界裡解決了，雖然時至此刻的東南亞，是被當作一個衝突、而非團結的區域。
路易斯．蒙巴頓（Lord Louis Mountbatten）轄下的東南亞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收復東南亞的期間，主要倚靠的是印度軍隊，由此，東南亞司令部可以被視為印度影響東南亞的最後一次有效行動。尼赫魯（Pandit Nehru）領導的獨立印度，並沒有延續其千禧信仰的模式；反觀中國，內戰、革命、共產黨的孤立政權都讓它遲遲沒有恢復昔日影響力強盛的地位。最早表現出東南亞要獨自追求團結者，是充滿熱情的左派份子。一九四六年時，緬甸的翁山、印度支那的胡志明，已經有心號召專屬於東南亞的區域組織。他們有意將比里的左派政府視為泰國的領導者，因為比里政府本身就對國族空間具有不容質疑的控制權。從日本投降到冷戰降臨這中間短短數年的歲月，為東南亞人的自我發現提供了一個稀有難得的機會。
西元一九四七年印度自信邁向獨立之際，尼赫魯是創發與引領廣大亞洲團結運動的最佳亞洲領導人。一九四七年三月，尼赫魯在新德里（New Delhi）舉辦了一次「亞際會議」（Inter‐Asian Conference），他親自邀請胡志明派遣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與會，並派出一架飛機到雅加達，迎接夏赫里爾代表紛擾的印尼共和國出席。尼赫魯在會議開幕時合宜地宣布：「亞洲終於再度自我發現……歐洲宰制亞洲造成的重大後果之一，就是導致亞洲各國彼此孤立。」政黨紛爭嚴重的馬來亞，最終派遣十二位代表出席，其中有幾位甚至積極支持印度支那及印尼代表從事反殖民鬥爭的訴求，並非僅止於口惠。然而，尼赫魯堅決反對擴大武裝衝突，並直接了當地拒絕越南民主共和國請印度提供武器的要求。這些令人沮喪的情況，加上大國之間的顯著衝突，再加上印度穆斯林聯盟（Muslim League）及中國共產黨對此會之杯葛，造成來自印度支那、緬甸、泰國、馬來亞、印尼、菲律賓的諸多代表認定，他們最好發起自己的聚會，免於霸權的干涉。同年，西貢的共產黨領袖陳文朝（Tran Van Giau）於此會議結束後投書《曼谷郵報》（Bangkok Post），內容預期東南亞的政治聯盟，乃是克服各國「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陷入分裂的唯一辦法，也是「強化我們作為自身土地主人翁權利」的唯一途徑（Goscha 1999）。
一九四八年馬來亞、菲律賓、印尼等地的共產黨叛亂，導致冷戰殘酷降臨於東南亞，扼殺了前述的稚嫩夢想。越南民主共和國在軍事上、經濟上，都需要中共的支持方能生存；與此同時，其他的國族運動則需要遠離共產主義，以尋求獨立時所需要的西方信任。比里對於東南亞革命鬥爭的支持，很不受泰國軍方歡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軍方推翻了比里的政府（見十七章）。美國為求防備中共模式的擴散，於一九五四年使菲律賓、泰國加上東南亞以外地區的六個國家，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然而，東南亞條約組織實在稱不上是一個區域性組織，它合理化組織成員國參與印度支那戰爭的結果，所釀成的分裂遠甚於團結。
讓印尼蘇卡諾饒有興致的事情，是超越東南亞區域的意識型態團結，首先，這是透過一九五五年蘇卡諾在萬隆所舉辦、以不結盟運動為基礎的亞非會議（Afro‐Asian Conference）來推動。萬隆會議標誌中國再度進入亞洲外交圈，期間周恩來明顯表現出溫和與穩健的態度，鼓勵東南亞華人接受各地主國的國籍，原企圖領導各國的尼赫魯因此被搶盡風頭。可是，蘇卡諾本人卻逐漸愈來愈變成刺激分裂的人物，他親近中共，於一九六三年槓上馬來西亞，又於六四年退出聯合國，還以反對聯合國之名建立他所謂的「新興力量」（New Emerging Forces）或「雅加達─金邊─北京─河內─平壤軸心」。
與此同時，東南亞的非共產主義區，逐漸形成區域文化及運動組織的網絡；至於越南民主共和國所參與的，則是蘇聯方面的活動。在一九六三年印尼與馬來西亞對抗之前的寧靜時段中，新加坡的東南亞文化節，吸引印尼、緬甸、非共產國家的表演者紛紛前去。東南亞文化節再度發揚東南亞各國舞蹈與表演形式當中，長期受人忽視的相似性，並且造就更深入的交流。一九五九年首度於曼谷舉行的「東南亞半島運動會」（Southeast Asian Peninsula Games），是一項獨立的運動賽事，由此，泰國、緬甸、柬埔寨、寮國、馬來亞、新加坡、南越每兩年競賽一次，其奪牌希望當然高過四年一度的奧運或亞運。東南亞運動會最受人歡迎的創新，就是將真正的東南亞運動加入項目之中，這指的正是藤球（馬來文sepak raga；泰文takraw）。籐球原本只是一項娛樂，玩的人不使用手並盡量使籐球待在空中愈久愈好，後來籐球經歷了現代化改革，變成一種類似於排球的競技運動，比賽雙方各三人，場中間設網，並為國際化目標而以混合方式重新命名為sepak takraw。一九七五年共產黨勝利之後，此賽事變成專屬於非共產國家，從而重新命名為「東南亞運動會」（Southeast Asian Games），參與國納入印尼、菲律賓和汶萊，替換掉越南、柬埔寨和寮國。不過，柬埔寨於一九八三年、越南於八九年又再度加入賽事，讓東南亞運動會變成最東南亞地區互動中流行、最受歡迎的節目，各方角逐十足激烈。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擁有商業樞紐的悠久傳統，東南亞的貿易和交通都環繞著它們進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多元性高到不得稱其為民族主義，它們是東南亞概念最持久的推動者──雖然先受到共產黨動亂、後受到印尼對抗的傷害，使它們有尋求英國、澳洲保護的傾向。早在一九五九年，馬來亞首相便說服原本態度冷淡的泰國和菲律賓，加入日後於六一年正式成立的「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一九六三年，為了搶先防範印尼和菲律賓反對馬來西亞，各方協商的結果造就出短壽的三方產物「馬菲印」（Maphilindo），由此激發某些菲律賓民族主義者對「馬來」種族一統的舊夢。一九六三至六六年間印尼對抗馬來西亞期間，各方敵意上升到高峰，最後在泰國調解下所進行的談判協商，醞釀出東南亞國協的點子。此時，蘇哈托的軍事政權，已如鄰國一般擔憂共產黨力量的興起，雖然印尼拒絕外部軍事結盟，但印尼卻因此轉變為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重要信奉者。原先預想的作法是由東南亞協會的原始三成員國，再加上印尼，然新近獨立的新加坡也要求加入，五國從而敲定一九六七年八月成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
起初東南亞國協的運作大約只是建立彼此信任的年度會議，但隨著一九七一年英國撤出新加坡，七五年美國撤出印度支那且後者的共產黨告捷，東協的重要性也日漸提高。一九七八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並從駭人的波布處奪得政權，此事令新加坡深憂不已，因為這可能是為消除障礙以武力殲滅小國的一項先例。經過東南亞國協的遊說，柬埔寨的聯合國席位得以保留於希望本來不大的反越南聯盟手中，最終東南亞國協還說動聯合國進行協調而促成和解和選舉，以及一九八九年越南撤軍之舉。一九七六年，東南亞國協秘書處設立於雅加達；八四年，汶萊加入東協；九二年，成員國同意成立「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由此要求會員國對彼此貨物不可徵收超出百分之五的關稅。一九九○年代，東南亞國協採取與歐盟類似的策略，接納昔日的敵人而擴大組織，只不過它並沒有向歐盟那樣採納入盟民主標準。東南亞國協採取與緬甸軍事獨裁政權交涉的政策，而不願支持西方主導的制裁作法，因為西方制裁的結果只不過是將緬甸趕向中共的懷抱而已。越南進行「革新」經濟開放之後，於一九九五年成為第一個公然以威權國家姿態加入東南亞國協者。循此前例，寮國和緬甸在人權紀錄無甚改善的情況下，依然於一九九七年被允許加入東協。其實在那個時候，柬埔寨本來也是要加入東協的，但因為洪森對民選政府發動挑釁政變，才使得柬埔寨延遲到一九九九年才加入東協。
待到二十世紀末，東南亞整體才終於成為一輛消彌差異、促進整合的動力火車；雖然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當時造成憤世嫉俗的情緒多於恭賀。由於東南亞國協無能處置國際危機、成員國的人權侵害問題、邊界爭議，甚至無法對於全球大議題拿出一致立場，這股憤世嫉俗的心情似乎有其理直氣壯之處。不過，無論以哪種標準來說──歐盟標準除外──事實證明東南亞國協確實是個成功的區域性組織。東協找出了辦法，讓這些差異頗大的政權，能夠以平等的基礎、漸長的互信來定期聚會，避免武裝衝突，同時在貿易等範疇上的整合程度日益提高。泰國和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新加坡和印尼之間所爆發的國界衝突問題，都能夠提交給國際法庭處置，並且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
有些內部人士將此番功勞歸諸於非正式歌會、打高爾夫、彩色襯衫的「東協之道」，主要是以形成共識的方式來讓事情好辦。相較於其他的區域性組織，東協有一項更為重要的優點，就是維持成員國之間的平衡，國土較小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靠著它們的財富與基礎建設實力，彌補了面積上的劣勢。成員國中的巨人印尼，在蘇哈托與其民選繼任者的治下，以務實的態度專注於開發、而不是宰制，就軍事花費與國內生產毛額之間比例而言，印尼甚至是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國土迷你的新加坡，反而是東南亞最大的武器買家。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恃強凌弱，也不得向紛爭的鄰國提供軍事援助。
另外一項助益的因素，就是東南亞國協自始便接受英文作為組織的唯一工作語言，得以倖免於世界其他地區因象徵性難題而起的糾紛。因為印尼、馬來西亞、汶萊、名義上甚至還包括新加坡的國族語文，都是馬來語經由些微不同的現代化而成，馬來語文因此是東南亞境內唯一可能的競爭對手。在東南亞國協成立初期的背景之下，各國開始重新發現彼此，馬來西亞和印尼確實曾企圖將它們的語文加以標準化，以求在世界上佔據更有份量的角色。一九七二年時，馬來西亞及印尼同意引進一套共同的拼音系統，舉例來說，它將英語／馬來西亞語ch音和荷語／印尼語tj音的寫法，全部都改成字母c。然而，差異依舊存在乃至於更加擴大，因為馬來西亞語較多借鏡於阿拉伯語，而印尼語則較多借用自西方語文或地方語言。英語的優點在於它的中立性，這樣就沒有任何一方必須屈從另一方；英語也幫助東協得以承擔更大的角色，擔任大型亞洲論壇的主辦方。一九九三年度的東南亞國協年會，同意要主辦並贊助東協的區域性論壇，日後這些論壇逐漸成為亞洲地區的重大定期會議，連美國與歐洲各國也會參加。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東協十加三」（ASEAN+3）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論壇，讓易怒的中國、日本和南韓可以處在東協主辦的廣泛背景下，處理諸多金融、貿易、安全、環境等課題。
此外，東南亞國協還受益於一些並非它自身創造的趨勢。事實證明，東協搭上後冷戰時代的全球整合模式，以及英語崛起成為全球語文的趨勢，而且還表現地相當不錯。二○一○年，緬甸恢復憲政文官政府，翁山蘇姬進入國會，並讓身陷窘境的緬甸成功轉型，成為足以稱為區域主義成就的國家。最重要的是，中共的強盛和強勢，形成東南亞全境的共通問題，然更加團結的東南亞諸國也擁有可抵禦壓力的更強動機。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發展出強大的海軍實力，並運用海軍伸張中共對於南中國海的主權，此期間，菲律賓和越南都曾經在近海地區，和中國海軍活動爆發過實際衝突。馬來西亞、印尼、汶萊的專屬經濟海域，也有與中共解釋不清的「九段線」相牴牾之處，但中共宣稱的「九段線」理論上簡直就涵蓋了整片海域。緬甸對中國霸權的擔憂，是緬甸軍事統治者決定向東協與西方敞開胸懷的原因。東南亞國協成員對於要如何面對這個北方巨國的主張嚴重分歧，因為中國同時也是它們的主要貿易夥伴；雖然如此，它們全都看得很清楚，擁有共同陣線能夠帶來何等好處。
（本文節錄自：第二十章 東南亞地區在世界上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