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會走向民主還是獨裁？來自法國學者的觀察視角

前言

第一章　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強大而持久的威權平衡

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蘇聯政權垮臺的教訓／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對中國社會的控制以及對異見人士的壓制／一個被黨控制的軍隊系統／結論

第二章　官僚體制的傳統和蘇聯模式

政權的延續性／帝制與中共制度的根本分別／民國時期的繼承與決裂／結論

第三章　脆弱且畸形的民主文化

中國人在想什麽？／高效率且現代的政治宣傳和監控體系／遠離政治的中國社會／變革的因素／結論

第四章　萌芽中的公民社會和黨國體制監管的進一步收緊

中國公民社會實質性的突飛猛進／網際網路能夠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嗎？／關注衝突事件的治理機制／司法改革的重啟與司法獨立的嘗試／宗教復興及政策變化／共產黨仍然頗具吸引力／「社會信用」和社會管治／民族主義／被邊緣化的弱勢少數民族／結論

第五章　菁英階層在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共產黨的政治菁英／經濟菁英／知識菁英／「反菁英」／結論

第六章　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一個威權帝國主義的政權

經濟遲滯或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及其政治化的風險／政治危機／國際危機／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呢？結論：向威權主義、菁英主義、家長制、帝國式方向發展

結語　一個長期「緩刑」的政權

從長遠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會走向滅亡／民主國家應該做什麼？／更警惕／更謹慎和更具選擇性／更加有抗爭性和信心

注釋

第一章 節錄（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

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體制，我將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稱之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在這個體制中，執政黨與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這個體制在穩固的同時亦能保持靈活長久。這個體制在五○年代時，經歷了毛澤東與其同僚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一系列的改革轉型，也同時經歷了毛時代的所有政治風暴，特別是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以及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其後解放軍解除紅衛兵武裝之後，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鄧小平和他的同黨也調整了黨國體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軍隊暴力鎮壓了那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來，中國已然成為一個國民生產毛額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位居第一的國家。

透過上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篇章的回顧，我想要提醒讀者們注意共產黨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力和適應能力。這種能力是靈活而具有彈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識型態和組織結構中體現出來；這種能力是在中國社會希望擺脫貧困，乃至希望國家富強，能與美國勢均力敵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然是由諸多個體戶和私人經濟帶動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動黨國體制解除經濟活動的限制，而這從農村地區去人民公社化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後一個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漸延伸到城市地區乃至外貿領域。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國就開始歡迎境外投資（以香港和臺灣為首），建立經濟特區，並開始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取消了國家壟斷地位。

然而，中共從未想要與其他政治勢力分享權力，亦無意圖完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絕不能低估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前所確定的意識型態、體制和戰略的延續性。首先，整個制度依然是在五○年代時就確立的政治和行政體制的基礎上運作；儘管黨的目標和重心在改革開放後都有明顯轉變，它所運用的政治語言卻沒有太大變化：這仍然是一種受蘇聯風格影響的語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後這種語言和漢字還被簡體化，形同背叛漢語表意文字的傳統。其晦澀難懂的風格，在黨政機關之外根本沒有人能夠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便會使用毛澤東在另一個時代所用的「游擊戰術」來進行改革。在改革開放後，中共也延續了「運動式治理」的傳統，正如習近平在二○一三年推行的反腐運動一樣，也在法律法規之外透過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動改革。各級和各部門的中共官員都享有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構成了黨國體制運作發展的根基之一，保證了這個體制的適應力和靈活度，但也成為了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此外，國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地區，土地歸「集體」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層組織的管轄，這也成了無盡利益糾紛的根源；在城市地區，土地是公共財產，當地政府官員有權以自由裁量的形式處置。從更高的層面來說，儘管二○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確認了市場將在國家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黨國體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們認為有戰略意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大型企業（截至二○二四年全國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併，亦成為統治階級權力尋租的來源。

事實上，黨的領導人一直都是經濟發展和經濟自由化的領導者，他們一方面直接從被他們把控的國有經濟部門獲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時與企業家等私有生產者產生非正當的合作關係；這使得具有實權的幹部家庭富有起來，在體系內孕育了一個新的具有裙帶關係色彩的寡頭特權階層。早在一九八○年代，通常被稱為「太子黨」的領導人後代就開始進入商界。例如，李鵬的後代在能源部門有相當的投資，江澤民的後代則在電子工業領域耕耘，而鄧小平的親屬則是在軍工領域有所發展。很大程度上，這種系統性的裙帶關係也在地方層面存在，而這種潛規則也恰恰使得「紅二代」和「官二代」們能夠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來。此外，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黑手黨化」也是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現象。

中國共產黨現在擁有將近九千萬名黨員（截至二○二三年底為九千八百零四萬）、近七千萬名體制內成員（橫跨行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約三千萬名幹部和一千萬名實權領導，包括六十五萬名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正是因為以上這些現象，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相互矛盾的存在。

中國共產黨跟民主國家與多黨政治中所認知的「政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對其領導人與黨員來說，黨不只是政府的專政者（「無黨階級專政」的那個專政）與組織者，甚至堪稱是國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氣」，沒有「氣」，國家就會枯死。習近平在二○一二年掌權後，強化了黨對國家的直接領導，國務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一七年以來，收緊的力量有增無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