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摘錄)
活得最久是一件艱難的事,伊吉低聲地說。
在日本,歲月的增加是美好的,他的聲音稍微放大。我的人生有一半以上是在這裡度過。
你想念維也納的一切嗎?(為什麼不直接問他:你想念什麼,當你年事已高,而且不是住在你出生的國家?)
不,我從一九七三年起就沒再回去。那裡沉悶,令人窒息。每個人都知道你的名字。你在克恩特納大街(Kärntner Strasse)買一本小說,他們會問你,你的母親感冒好一點了嗎?你動彈不得。房子全是金箔與大理石。那裡如此陰暗。你看過我們在環城大道(Ringstrasse)的老房子嗎?
你知道嗎,伊吉突然說,日本的餃子做的比維也納的餃子好?
事實上,他停頓了一會兒說,父親總是講,等我長大了,要帶我參加他的俱樂部。每個星期四,父親會在歌劇院附近與他所有的朋友,他的猶太朋友聚會。每個星期四,他總是開開心心地回家。維也納俱樂部。我一直想跟他一起去,但他從不帶我去。我離家前往巴黎,然後到紐約,你知道,然後戰爭爆發了。
我想念的是這件事,從以前就想著。
我回英國不久,一九九四年,伊吉去世。次郎打電話給我:他在醫院裡只待了三天。這是個解脫。我回東京參加他的葬禮。有二十幾個人來為他送行,他們的老朋友,次郎的家人,中野太太與她的女兒,大家都悲傷流淚。
火化時,我們聚在一起,骨灰送出來時,我們兩兩輪流向前用長黑筷將未燒盡的遺骨挾進骨灰罈裡。
我們前往一座寺廟,伊吉與次郎在那裡有一塊墓地。他們二十年前就已經規畫好自己的墓地。墓園在廟後頭的山丘上,每塊墓地都用小石牆圍起來。灰色的墓碑上刻著兩人的名字,還有一塊供人獻花的地方。水桶與刷子,還有寫著梵字經文的板塔婆。你拍掌三次,向你的家人問好,然後為自己的耽擱致歉,因為你是最晚到的。打掃墓地,拿走舊的菊花,換上新的菊花。
在廟裡,骨灰罈放在一座小高臺上,伊吉的照片──在遊船上穿著晚禮服拍的照片──放在罈子前面。僧侶誦念佛經,我們上香祝禱,伊吉被取了戒名,以助他轉生極樂淨土。
然後我們談到伊吉。我想用日語說,我的舅公對我意義重大,但我說不出口,不僅因為我泣不成聲,也因為我的日文在我需要時並不是那麼管用,儘管我拿了兩年獎學金學習日文。於是,在這座佛寺的小房間裡,在東京的市郊,我誦念卡底什(Kaddish)為伊格納斯.馮.伊弗魯西祈禱。他離故鄉維也納是如此遙遠,而他的父親、母親以及他的姊姊弟弟也全四散分離。
葬禮之後,次郎要我幫他整理伊吉的衣物。我打開更衣間的櫥櫃,看到襯衫依照顏色排得整整齊齊。我打包領帶的時候,看到地圖上標著他與次郎假期出遊到過的地方,倫敦、巴黎、檀香山與紐約。
當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我們喝了杯紅酒,次郎拿出他的毛筆與墨水,寫了份文件,蓋上印章。他對我說,文件寫著,如果他走了,我應該保管這些根付。
所以我是下一個。
伊吉收藏了兩百六十四件根付。這些小東西的數量實在非常龐大。
我拿起其中一件,在指間反覆端詳著,用掌心琢磨它的重量。如果它是木頭,不管是栗木還是榆木,它都比象牙輕得多。你可以輕易看見這些物品上的古色:在帶著斑紋的狼背上,或者在緊抱肚子翻滾的雜耍演員上,微弱地透出色澤。象牙根付呈現出多層次的奶油色調,事實上各種顏色都有,就是沒有白色。有些鑲嵌著琥珀或獸角。有些年代較久遠的受到一點磨損:半人半羊的法恩(faun)坐在葉子上,但幾乎已看不出臀部的形狀。在蟬的上面有一道細微的裂痕,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小瑕疵。是誰弄傷了?在哪裡?什麼時候?
大多數的根付上都有簽名──當物品完成交付之後,主人會在上面署名。有個根付是一個人坐著,腿裡夾著葫蘆。他俯在葫蘆上,兩隻手握著刀子,而刀子已經將葫蘆剖了一半。從他的手臂、肩膀與脖子可以看出他多麼費力:每個部分的肌肉都貫注在刀刃上。桶匠用手斧處理一個已完成一半的桶子。他屈身坐在桶內,額頭因專注而堆起了皺紋。這是一件表現雕刻木頭的模樣的象牙雕刻。而兩件根付都是以完成某件半成品為主題的作品。看啊,它們說,我已經完成到這個程度,而他幾乎還沒開始。
當你在手裡翻動這些根付時,你會在尋找簽名上──鞋底、樹枝末端、大黃蜂的胸部──以及從簽名的筆觸上得到不少樂趣。我想到用筆墨寫下自己日文姓名的步驟,毛筆蘸上墨汁,筆鋒接觸紙張的那一瞬,以及回頭再到硯上蘸墨。不禁納悶,雕刻根付的人如何用精細的金屬工具刻出如此獨特的簽名。
有些根付沒有署名。有些貼了小紙張,上面小心翼翼地寫著極小的數字。
有許多根付以老鼠為主題。或許是因為老鼠讓雕刻者有機會將牠長而彎曲的尾巴迂迴纏繞起來,也許在水桶、死魚、乞丐的破衣上,然後再將老鼠的腳爪收在根付的底部。另外捕鼠者的根付也為數不少,我能理解。
有些根付想表現流暢的運動,你的手指可以順著解開的繩子或濺溢的水花摸索。有些根付細小擁擠的觸感足以讓你的手指打結:木盆裡的女孩,蚌殼的漩渦。令人驚奇的是,有些甚至結合了兩者:糾結盤繞的龍倚在一顆簡單的石頭上。你可以用手指感受象牙的光滑與石面的觸感,然後會突然遭遇龍身的繁密纏繞。
根付總是呈現出不對稱,我認為這是樂趣所在。就像我最喜愛的日本茶碗,你不可能從部分了解整體。
我回到倫敦之後,把其中一枚根付放在口袋裡,帶著它到處行走。攜帶似乎不能適切形容把根付放在口袋裡的感覺。它聽起來太具目的性。根付既輕巧又微小,很容易在你的鑰匙與零錢之間遊走與消失。你一下子就會忘記它在那裡。我拿的是一枚熟透的枇杷根付,以栗木雕成,是十八世紀末江戶時期的作品。日本的秋天,你有時可以看到枇杷樹;枝椏垂掛在寺院牆上,或從私宅的庭院伸展到街上的自動販賣機,那景象真是令人愜意。我的枇杷幾乎已臻爛熟。果蒂上的三片葉子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彷彿稍加撫磨就會掉落。果實的色澤有些不平均:有一面看起來比較成熟。你可以感覺到底部有兩個洞──一大一小──可以穿絲線,這樣根付就可以充當小袋子的棒狀鈕扣。我試著想像過去有誰擁有過這枚枇杷根付。它的製作年代早於一八五○年代日本開國之前,因此它可以充分反映日本人的藝術口味:這枚根付很可能是為商人或學者雕刻的。它平靜而含蓄,卻讓我會心一笑。以非常堅硬的材料製作出觸感非常柔軟的依托物,這是個緩慢而相當需要實際領會的雙關語。
我把枇杷放在我的外套口袋裡,它跟著我到博物館做研究,到工作室,然後再到倫敦圖書館。我斷斷續續地在指縫間滾動這枚根付。
我知道自己有多在乎這件軟硬兼具且容易遺失的東西如何流傳至今。我必須想法子挖掘出它背後的故事。擁有這件根付──繼承了所有的根付──意謂著我從此對它們負有責任,也對曾經擁有它們的人負有責任。但這份責任有多大,我不清楚,也感到困窘。
我從伊吉口中得知這段旅程的梗概。我知道這些根付是一八七○年代我的外曾祖父的堂哥查爾斯.伊弗魯西在巴黎買下的。我知道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將這些根付送給我的外曾祖父維克多.馮.伊弗魯西做為結婚賀禮。我很清楚安娜的故事,她是我外曾祖母的侍女。我還知道這些根付跟著伊吉一起來到東京,成為他與次郎生活的一部分。
巴黎、維也納、東京與倫敦。
枇杷的故事必須從它製作的地方說起。在一八五九年美國海軍准將培理(Perry)率領黑船打破日本鎖國之前,東京仍被稱為江戶。但這枚根付在江戶製作完成後,第一個歇息的地方卻是查爾斯位於巴黎的工作室。這是一間位於伊弗魯西宅,可以俯望蒙梭街(rue de Monceau)的房間。
對我來說,這是好的開始,因為我與查爾斯有著直接而口耳相傳的連繫。我的祖母伊莉莎白五歲時曾在琉森湖(Lake Lucerne)畔梅根(Meggen)的伊弗魯西山間別墅見過查爾斯。這棟「山區別墅」是六層樓高的粗砌石造建築,頂層是華麗的塔樓,雖然雄偉,卻不怎麼好看。這間屋子是查爾斯的大哥朱爾斯(Jules)及他的妻子芳妮(Fanny)在一八八○年代初建造的,是「巴黎緊張壓迫的日子」之餘的喘息地。足以容納來自巴黎與維也納全部的「伊弗魯西家族」,甚至還可以找來柏林的遠親。
這棟別墅滿布著走起來嘎扎作響的小徑,小徑兩旁是英國風格的整齊花圃,兇悍的園丁會叫孩子到別處去玩;在這座井然有序的瑞士花園裡,每粒碎石都經過安排鋪撒。花園往下延伸到湖邊,這裡有一座小碼頭與船庫,當然孩子們在這裡更有挨罵的機會。朱爾斯、查爾斯以及排行老二的伊格納斯是俄國公民,因此船庫屋頂上飄揚著俄國皇室旗幟。他們在這座別墅度過無數次漫長的夏日。我的外曾祖母是擁有驚人財富卻無子的朱爾斯夫妻的預期繼承人。她記得餐廳裡有一幅很大的畫,描繪溪邊的柳樹。她也記得別墅裡只有男僕,就連廚子也是男的,跟她在維也納的家相比,這裡顯然特別令她感到興奮。在家裡,只有一名老管家約瑟夫,僕役開門讓她外出到環城大道時總會對她眨眼,另外馬伕總是穿梭在一群女僕與廚子之間。顯然,男僕比較少打破瓷器。而她也記得,在這個沒有孩子的別墅裡,舉目所及都能看到瓷器。
查爾斯年屆中年,但與兩名充滿魅力的兄長相比,看起來似乎老成許多。伊莉莎白只記得他美麗的鬍子,以及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一只極為精巧的手錶。此外,跟一般的長輩一樣,查爾斯給了伊莉莎白一枚金幣。
但伊莉莎白也清楚而生動地記得,查爾斯彎下腰來撥弄她妹妹的頭髮。她的妹妹吉瑟拉──年紀雖小,卻是十足的美人胚子──總是引起這樣的注意。查爾斯叫她我的小吉普賽人,我的波希米亞女孩。
這是我與查爾斯口耳相傳的連結。它是一部歷史,但當我動筆寫作之時,我卻覺得一切栩栩如生,宛如親歷其境。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男僕的人數與略嫌陳腐的錢幣禮物插曲──但似乎都帶了一點憂鬱傷感的味道,而我倒是很想知道俄國旗幟的細節。當然,我知道我的家族是猶太人,我也知道我的家族曾有一段極其風光的過去,但我實在不想掉進家族史詩的窠臼,寫出如同輓歌般充滿失落的中歐敘事作品。我當然不想把伊吉說成是待在書房裡研究的老舅父,如同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筆下的伍茨(Utz),把家族的故事傳承給我,叮囑說:去吧,凡事小心。
我想,這樣的故事當然能寫。把幾則比《東方快車謀殺案》更引人入勝的奇聞軼事拼湊起來,當然,還要加上一點漫遊布拉格或其他同樣上相的城市的描述,以及從Google抓下來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舞廳資料。如此產生的作品將是懷舊的。而且「淺薄」。
對於一個世紀前家族喪失的財富與風華,我沒有資格懷舊。而我也對「淺薄」毫無興趣。我想知道我指間把玩的這件木頭玩意兒──堅硬、微妙與充滿日本風味──與它曾經流落的各個地點有著什麼樣的因緣。我想碰觸那道門把,扭開它,感受門的開啟。我想走進這件物品曾經待過的房間,感受裡面的空間,知道牆上掛著什麼畫,光線如何穿過窗戶灑進屋內。我想知道它曾被誰握在手裡,他們的感受如何,他們有何想法──如果他們曾想過的話。我想知道,它看見了些什麼。
憂鬱,我認為,是一種無所事事的茫然,一種免責條款,一種令人窒息的失焦。反觀這枚根付則是小巧、堅固、充滿了確切。它值得我們投以相同的確切。
我之所以在乎這些,是因為我的工作是製作物品。物品如何被對待、使用與傳遞,對我來說不只是稍微有趣一點的問題而已。它是「我的」問題。我製作過數千個陶器。我不擅長記名字,我總是喃喃自語含糊帶過,但製作陶器我很在行。我能記得陶器的重量與平衡,以及陶器的表面與容量的關係。我可以解讀陶器的口緣如何創造與失去張力。我可以感覺出它是匆促還是勤勉完成。如果它被灌注了溫情的話。
我可以看出陶器如何與座落在它周圍的物品互動。它如何與周圍的小世界格格不入。
我也可以記得某些物品是否希望你以雙手撫摩,還是只用手指觸摸,或者希望你離它遠遠的。並不是手上拿著東西就比沒拿東西「來得好」。世上有些物品只適合遠觀,不適合你胡亂踅摸。此外,身為一名陶藝家,當擁有我的作品的人把它們當成有生命的事物來談論時,往往令我有點詫異:我不確定我是否能賦予我的作品生命。但有些物品確實保留了它們製作的脈動。
這種脈動引發我的好奇。決定觸摸與不觸摸之前往往有著片刻的猶疑,這是個詭異的時刻。如果我選擇拿起把手附近有個缺口的白色小杯子,這個杯子是否會在我的生命中占有某種地位?一個簡單的物品,這個杯子更偏向象牙色而非白色,它的容量太小不適合早上拿來喝咖啡,它的外表看起來不均衡,然而這件有把手的物品卻可能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可能隱退到個人講述故事的領域裡;以感性而迂迴的方式與記憶交纏在一起。一件喜愛的物品,或最喜愛的物品。我可以把它收藏起來,也可以把它交給別人。
物品轉交的過程,背後都有一段故事。我給你這件東西,可能因為我愛你,也可能因為有人把它交給我。可能因為我在某個特殊的地方買到這件東西。可能因為你會好好照顧它,可能因為它能豐富你的生活,也可能因為它能讓別人對你心生嫉妒。轉交的故事絕不簡單。什麼會被記得,什麼會被遺忘?也許會有一連串遺忘的過程,前任物主的一切完全被抹除,正如故事隨著流傳而慢慢受到加添。傳遞到我手中的,除了這些日本的小物品,還有什麼東西呢?
我知道自己已與根付這件事物相處太久。我如果不希望自己往後的人生只是在根付的奇聞軼事上不斷加油添醋──我從親愛的長輩那裡繼承了這批奇怪的東西──那麼我應該起而尋找這批根付的意義。有天晚上,我在晚餐時跟幾名學界朋友講述我知道的根付故事,我開始對自己講述內容的四平八穩感到有點作嘔。我發現自己在娛樂聽眾,而他們的反應也說明了故事的內容。這已經不只是說得流暢順口而已,而是故事已經變得越來越淺薄。我必須趁現在好好整理這些故事,否則總有一天它會消失無蹤。
忙碌不是藉口。我才剛完成博物館的一場瓷器展,如果我處理得當,我可以將一名收藏家的委託延期。我與妻子達成協議,重新擬定我的行程。三到四個月應該可以讓我完成不少事。我有足夠的時間回東京探望次郎,並且前往巴黎與維也納。
由於我的祖母與我的舅公伊吉已經去世,因此我一開始必須尋求父親的協助。他已經八十歲,但還是樂意為我翻找與背景資料有關的家族物品。他似乎很高興,因為他的四個兒子當中有人對自己的家族歷史產生興趣。留下的東西不多,他提醒我。他帶了四十幾張照片到我的工作室。此外,他還帶了兩份薄薄的藍色文件夾,裡面放了信件,上面有他自己貼的黃色便利貼,這些書信絕大多數仍然可以辨讀;我的
祖母在一九七○年代註解的家譜;一九三五年維也納俱樂部的會員名冊;以及放在超級市場購物袋裡一堆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上面附了一些題辭。我們把這些物品矲在樓上辦公室(剛好就在我燒製陶器的房間上面)的長桌上。父親對我說,從現在開始,你就是家族檔案的管理者,我看著這些資料,完全不知道我能從裡面找出什麼有趣的資訊。
我有點失望地問道,還有其他的物品嗎?父親當晚又在他位於退休教士庭院的小公寓裡繼續尋找。他打電話給我,說他找到另一本托瑪斯.曼的作品。看來這趟旅程將比原先想的還要來得艱困。
然而,我不能從一開始就抱怨。我對於根付的第一位收藏者查爾斯所知不多,但我已經找到他當初在巴黎的住處。我把一枚根付放在口袋裡,動身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