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旗下的青春物語：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自序

兩種面孔

臺灣人非常親切。不管是年長者，或是年輕人，都自然地散發出人的溫度。這是日本社會不知何時已經遺失、令人窩心的「人情」。
隨著臺北一路往南，氣溫上升，「人情」的溫度也等比上升。受到這種溫暖的誘惑，我開始了頻繁的臺灣之行。
2004年末，我又從關西機場飛到臺北。
在臺北查閱文獻之後，我搭自強號前往臺南。這一趟花了四個小時，越過好幾條冬天枯水期滿是石頭的寬廣河道。
當我正眺望著窗外都市與鄉村的景色變換，前座突然冒出一個約莫兩歲男童的笑臉。給了他一個巧克力，被他身旁的阿嬤看到，因而得到一顆糖果作為回禮。將糖果放入口中，從背包拿出兩封信、兩張照片，試著將這次曖昧不明如在霧中的旅行目的稍作釐清。
其中一張照片，拍攝於1930年1月，畫面中是穿著臺灣服的北村兼子、林芙美子、望月百合子等人。另一張則是同年四月拍攝，上面寫著「歡迎北村兼子女士」字樣。而手中的兩封信同樣寫於1930年，一封是臺中的陳炘寫給北村兼子，另一封則是由臺南的坂本住枝寄往大阪，收件人都是北村。
這兩張照片曾在2003年朝日新聞社大阪支社舉辦的「記者『北村兼子的熱情──男子失色』展」中公開展示。我在這場展覽中的「一百年誕辰──北村兼子的夢與實現」研討會發表學術演講。
從臺灣寄出這兩封信的人是誰呢？迎接北村，和她一起拍照的臺灣人又是些什麼人？我僅靠著手上的零星資料，就這麼前往臺南與臺中。
臺南車站後站有個小出口，前站是日本時代所留下的站體與中央剪票口。前後站出口與月臺以地下道相連。進入地下道，兩邊的牆壁上展示著在戰前、戰時的臺南市街與人們的照片。從這些懷舊照片中，讓人注意到臺灣曾是日本領土。同時，也可窺見現今臺灣人對於日本這個曾經的統治國所投出的柔和目光。
火車後站，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廣大校園。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裡，有舊日本陸軍臺南第二聯隊本部的建築，夏天時，巨大的鳳凰木綠葉紅花光彩奪目。因此，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同學會稱為鳳木會。
在臺北的公園隨處可見打太極拳的人，但在臺南有不同的風景。深綠廣大的臺南公園裡，巨木之間流轉著日本古老歌謠，有一早就在此享受社交舞蹈的民眾身影。
走在臺南街道，感受耶誕節氣氛，暫且結束調查。臺南有屬於新教的長老教會與教會學校。教會的裝飾與文字，瀰漫著虔敬的氣氛。
因耶誕節的關係，很難買到自強號的車票，25日一早改搭國道巴士前往臺中。翌日拜訪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突然看見正面廣場中放置一架飛機殘骸。這是一架已腐朽的日本軍戰鬥機模型，模型上寫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末路」。
回首日本時代，臺灣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是心存懷念的柔和容顏，一是向日本追究戰爭責任的嚴厲視線。這是我在此次旅途中獲得的新思考。這兩種面孔，當然與臺灣戰後的歷史有深刻關聯，雖然無法不考慮政治上的立場，但也不是僅由戰後的歷史發展就能簡單說明。
臺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我開始找尋這個時代與人們心中的複雜之處，想更加貼近臺灣與日本的真實。我的臺灣之旅，目的是接觸真實。這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文化運動的世代

「預定要參訪臺中縣霧峰林家的宅園。」在臺北與臺南，我告知友人臺中的預定行程。
「因為地震，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喔！」
對於我的想法，幾位友人面露好奇地回答，或只是報以微笑。1999年9月，臺灣發生了重創臺灣中部的921大地震。然而，當我前往臺中市南邊的霧峰時，受地震損害的林家宅園──「萊園」已然修復了。從萊園俯視的小丘上有一座古墳，巨石刻著林獻堂的名字，我不禁低頭行禮。
林家祖先進入霧峰是在兩百多年前。他們支配臺中一帶原屬原住民的活動地域，在臺灣各地展現其家族勢力。家族分為頂厝與下厝兩系，下厝在軍事領域聲譽卓著，頂厝則在政治、學術上頗有影響力。繼承頂厝的林獻堂，學識人品優秀，政治才能兼備，是臺灣少數的名士。日本時代大正到昭和年間，他所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是引領臺灣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核心力量。
北村兼子初次訪問林獻堂、觀賞萊園是在1930年1月。同年四月再訪。同年二月，她的第11本書《新臺灣進行曲》出版，由林獻堂作序。
北村兼子當時26歲，由朝日新聞記者轉為自由記者後，以流利的英語、德語，活躍在世界舞臺上。
1929年5月，她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參加萬國婦人會參政權柏林大會，在大會結束後訪問歐洲各國與美國。在秋天回國後，短暫卸下行裝，又前往臺灣訪問。當時，陳列在臺北書店裡的雜誌，像《改造》、《政治經濟評論》、《雄辯》、《經濟往來》、《法律春秋》、《婦人公論》、《富士》等，都常刊載她的評論與隨筆。
邀請北村訪問霧峰林家的是女醫蔡阿信。蔡阿信安排了汽車，與他的先生彭華英為北村導覽。比北村大四歲的蔡阿信，是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第一個臺灣畢業生，彭華英則畢業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大正中期，當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熱烈展開追求「臺灣的幸福」的文化運動時，兩人正好都在東京求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已成為的世界潮流。而這個氣氛也鼓動了年輕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了臺灣人的民族力量。1920年代前後，林獻堂周圍聚集了許多在東京求學的優秀年輕人。彭華英身處其中，就讀慶應大學的陳炘也是。
訪問霧峰的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家族往來頻繁。林獻堂的長男，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出身的林攀龍，曾數度與北村以漢詩互贈，彼此意氣相投。當北村來訪時，林獻堂的弟弟林階堂、長女林關關與其夫婿高天成也都熱情款待。林關關畢業於臺南長老教會女學校，高天成出身東京帝大醫學部，而林階堂的漢學造詣也頗深。
這時的北村，聽到「受壓迫苦悶者的心聲」，接觸到相信「人類愛的勝利」的林獻堂，確實在她的內心深處產生了迴響。

新的相遇

2005年夏天，我自桃園機場轉國內線飛抵高雄，打算從高雄搭電車到屏東，再轉搭巴士前訪三地門。然而，高雄旅館櫃臺的女服務員對我說，這不是一天內可來回的行程。
在屏東，北村兼子見到了來自山區的原住民女性。日本女姓對她們紛紛投以好奇的眼光，北村卻深感同情。我從北村與原住民女性見面的屏東進入山區，步行於現在的村鎮景致中。
山地門位於險峻山區的入口處，山谷深邃，從吊橋上遠眺，就像是一道被巨刃畫開的刀痕。帶點墨綠的山色，攏罩著淡白色的雲靄。走在陡峭的山路上，路旁並排著深灰色石頭砌成的石板屋。
回到屏東已是日落時分。翌日我登上高雄神社遺跡，俯瞰高雄港，再從高雄火車站搭車前往臺南，接著往臺中、臺北北上。在偶然的情況下，我查到了北村的書迷坂本住枝，她曾經是臺南婦人醫院的護士。
透過在霧峰認識的友人介紹，去年底（2007）在臺中與蘇天賞醫師會面。蘇醫師出生於1921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在臺中市區開設婦產科醫院，至今仍維持每天看診。他知道蔡阿信與清信醫院的一些事。
蘇天賞的姊姊蘇永治，曾在蔡阿信的清信醫院接受治療，少年蘇天賞常去接他姊姊，那是昭和初年的事。蘇永治後來畢業於日本女子齒科醫學專門學校（今神奈川齒科大學），兄弟姊妹九人中有四人出身日本醫專或是醫科大學。因為想讓心臟不好的母親獲得健康，蘇天賞自少年時代就想成為醫師。從蘇天賞醫師口中，我聽到了許多關於他的雙親、兄弟姊妹、孩童時期、中學校時代與大學時代的事情。
我的臺灣之旅，始於探訪北村兼子的足跡。繼而以北村為連結點，也探尋了許多在1920年前後，赴日留學的臺灣學生的思想與行動。我希望透過日本與臺灣間的關係，呈現大正．昭和初期的時代情景。
我的想法，因與蘇天賞醫師見面，擴大了時代的廣度。
當時的那些學生都已不在世上，故無法訪問。但我仍可聽取在日本統治下，接受日本教育，一直到他們成人才開始進入社會活動的這些人的各種回憶。這些人的初等教育始於昭和初期，那是日本進入政黨政治、現代性文化廣傳的年代。而當他們接受中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機關學習時，這個世界卻正迎向戰爭的路上。這些在日本專門學校或大學獲得高等知識的菁英，他們究竟如何看待統治者日本，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日本社會或文化？
想了解這個時代，必須細心解讀當時的報紙、新雜誌、信件、日記、筆記、檔案等各式各樣的記錄。但不管怎麼說，口述訪問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會受到更直接的衝擊，更深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感慨。當然記憶會有錯置之處，會與後來的人生產生錯綜複雜的關聯，但這部分能透過文字資料的對照檢查來克服。總之，口述訪談有其不可取代性。
七十或八十年前的故事，現在如果不聆聽的話，以後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因此，我心甘情願地在飯店的大廳、或在某人的家中，屢屢與受訪者花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更久的時間，被拉進他們的回憶之中。
人們活著，總會被歷史吞沒，而歷史也總朝著出人意表的方向擺動。在這個歷史斷層中生活的臺灣人，會是怎樣的心情呢？我想將這些都記錄下來。記錄這個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時代，這些真實的故事，我相信這對現在與未來日臺間的福祉，會稍稍有些幫助。

推薦序
活在日本時代的臺灣人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長）

一

　　日本學者大谷渡教授，由研究北村兼子開始，一頭鑽進她的世界，企圖一一走過北村的人生軌跡，試著了解其視野而來到臺灣，由帶領北村到霧峰林家的彭華英、蔡阿信夫婦開始，接著到訪的霧峰林家，而後針對有留學日本經驗的男、女性（大半）夫妻進行訪談，終於在2008年完成了這本給日本人看的、以人物為主軸的書，書的原名和中譯的名字不盡切合，但無損於其內容所要揭示的：日本時代在臺灣受到差別待遇、在日本留學時的感受以及他們往後的人生。他所訪問的，大抵是年過八十、受日本教育的老年人，對日本統治仍有實際經驗，到如今他們回顧的人生中，「日本經驗」是什麼？
　　書中所提到的人，有我親自訪談過的，如劉秀華、林恩魁、林垂訓、鄭順娘，有我耳熟能詳的蔡阿信、彭華英，有我見過面的楊基銓。還有葉英杰的臺灣二中同學黃溫恭。近幾年來黃溫恭的五封遺書出現，不知賺了多少人的熱淚；而他未曾謀面的女兒黃春蘭所寫的〈父親黃溫恭的遺書〉一文，看而不流涙的人應該沒有。葉先生談到黃溫恭在南二中和日本同學吵架，以竹筢將日本同學打成重傷，因而被退學，這件事可能黃家都沒有人記得，因而留下了重要的證言。不過黃溫恭1953年死於白恐，並非死於228。黃溫恭、彭華英都曾去過滿洲國，是我追索臺灣人的滿洲經驗時，早已耳熟能詳的人物。霧峰林家、滿洲是我十多年來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在閲讀此書時，有無比的親切感。

二

　　本書對我這樣的讀者而言，有所不足。長期以來，我閲讀人物傳總希望是有頭有尾的，但本書的重點在了解傳主日治時期的生活、教育、感受、見聞，因此沒有一篇「有始有終」，而且選擇的人物大半是醫師，尤其是女醫；有的是以讀過臺中一中、有域外經驗的、有拾取戰爭的記憶與體驗的，可說十分隨興而自然。但在透過報導文學手法寫出來的人物傳較為鮮活、容易閲讀，因此與其說他所選取描寫人物的不全面，卻反而突顯了他所要表現的部分，也顯示了他研究的成果，也許更能吸引一般的讀者。
　　第五章的〈北村兼子與臺灣〉一文是本書中力作之一。他自1999年出版《北村兼子　炎のジヤ—ナリスト》一書後，在2005年分別寫了〈北村兼子與林獻堂〉、〈北村兼子與臺灣〉兩文，這些研究的成果即呈現在此文中，讓我們理解，北村等一行六人於1930年初來臺後，在各大都市舉行婦女文化演講會，引起新聞界和一般民間的重視，所到之處大受歡迎。他們到霧峰林家的參訪，與霧峰林家結緣，回日本後以在臺演講旅行的遊記形式，完成《新台灣進行曲》，書的前半部觸及臺灣社會狀況的核心。這本書，林獻堂、林熊徵都寫了序，林獻堂的序十分精彩，他透露出北村能理解做為被殖民者受壓抑下的痛苦、悲歎、歡聲、吶喊，因而能譜出這首進行曲。北村也能了解林獻堂參與政治運動的立場，也同情他及蔡培火飽受左翼批評的困境。北村在三個月後，再度應邀來臺，在臺北、臺中兩地演講，而後離開臺灣轉往香港。文中提到的林攀龍，1901年生，北村1903年生，兩人相差兩歳，北村和林攀龍以漢詩酬和，似乎很談得來，又相約1931年3月在歐洲見面，不知是否真的見了面。北村的來臺，究竟對臺灣、對霧峰林家、對林攀龍有什麼影響？

三

　　我個人認為「霧峯一新會」的設立，應該與北村一行來臺演說有些關係。1932年2月2日林攀龍由英倫留學回臺，24日在林攀龍主導下，召集家人及地方相關人員集會，要組織一新會，目的是「在促進霧峰在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建設」，3月19日正式成立。該會設立後，有「土曜講座」，即星期六晚上的演講會，此會的特色之一是演講者性別比例平衡，除第一次林攀龍上場演講外，每次一定有一位女性上場，亦即第二次就開始有女性上場（雖然有時也因沒有適合的人而只有男性），在留下兩百場的演講題目中，談女性的衛生、主張、男女平等等問題，上場的女性都是過去沒有演講經驗的人。而後改在星期日晚上召開，稱「日曜講座」，戰後膺選為國大代表的霧峰林家林吳帖（吳素貞），在她的《我的記述》一書中指出，一新會組織的目的在「提高女權」，即可知一新會雖然不像臺灣民眾黨、臺灣共產黨設有婦女部，但對婦女地位的提升，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學習新知，反抗社會男女不平等等，盡了很大的力量。除了鼓勵登台演講自身的看法外，鼓勵婦女做手工藝，並參加體育活動，學識字，這在1932年當時，可能是民間最進步的團體。但是這時北村已在1931年7月過世。

四

　　在看大谷訪談中，我深切體會一件事，那就是有日本經驗的臺灣人，對日本、臺灣的訪談者，有不同的待遇，亦即面對沒有「日本經驗」又沒能說溜日語的臺灣訪談者，因未能用日語回答而不能盡興，在某些內容上也做了一些保留。如我訪問林恩魁醫師（共四次）時，他沒有告訴我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學時，某次在東京街頭散步，因故和劉沼光被叫到派出所痛揍的事；也沒說到在東京帝大還有來自二高的同學。一個是二高出身的，那就是和他一樣遇到白恐的葉盛吉，只是葉被判處死刑。
　　我在訪問畢業於滿洲建國大學的李水清時，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入獄兩年半，他告訴我他被捕的經過：「民國37年（1948）11月21日，因為有人密報，刑警總隊帶人來搜查，當時有二個建大同學住在我這裏，一個林慶雲、一個賴英書，我們三個都被捉走，並搜查房子，究竟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他在接受三浦英之的訪談時，說有一天，畢業於建國大學第二屆的臺灣人學生［賴英書］，從被「抑留」的西伯利亞回家的紀念日。建國大學出身的有十多人集合起來，為他的回鄉而開宴。開宴初，李水清看到和他同期（第一期）的同學H［林慶雲］來而背脊發涼。H是治安當局視為反政府活動的中心人物，在暴動（指228）後就行蹤不明。宴會無事而結束了，一個月後的11月中旬，憲兵隊來到李家，將到李家的建大出身者予以逮捕。李水清當天被押上車送入拘留所，被調查的相關事情都是關於H的，如H在哪裡？和誰又如何聯絡？支援他的組織在哪裡？建大出身者的交信手段為？
　　在口訪過程中，因受訪者問的問題不同，回答自會有異，同一件事卻有不同的回答，雖無傷大雅，但由此可知，受訪者對訪談者的信賴度，會表現在訪談結果中。我不禁想著前輩們的認同問題，以及感受到改朝換代對經歷兩個政權者所產生的「創傷」，這樣的創傷可能隱藏起來，但是沒有人正視過這樣的創傷症候群如何撫平。由此也可看出，大谷渡教授是多麼赢得信賴，受訪者才能說出真心話。

五

　　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精彩的訪談還需要史料來印證，大谷教授大致做到這一點。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對北村著作喜愛、演講有感、在半年後寄信給北村的女性阪本住枝，他憑著姓名、住址，找到阪本是臺南婦女醫院的護士以及該院的所在地。第九章有關空襲與戰敗，以口述史料和文字史料呈現太平洋戰爭前後直到日本帝國終了前後的情況，描述了臺灣人不論在戰前、戰後對日本人所抱持的複雜的感情，顯示出作者在寫此書時，對史料所下的功夫。
　　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在第九章的最後一句話表現出來：「戰爭前後，臺灣人抱持著溫暖人性的心情來面對這個事實，以及因殖民者而受苦的真實樣貌，必須在歷史上予以銘記。」就戰後承接自日本帝國的日本政府而言，日本政府又如何看待曾經一度是日本外地的「臺灣」？相信此刻的臺灣人之心情仍然是五味雜陳，一部臺、日間的歷史該從何說起？作者由人物自身的日本經驗說起，可謂找到很好的切入點，而用深入淺出的筆法敍述，相信能吸引某些讀者對探索臺灣人物的興趣，進而探索臺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