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海洋史觀

【導讀一】日式海洋史觀：《文明的海洋史觀》解讀

　　　　　／周樑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導讀二】「陸的原理」vs.「海的原理」

　　　　　／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導讀三】關於《文明的海洋史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讀四】海洋史觀：借鑑日本、展望台灣

　　　　　／藍弘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序】追尋嶄新的歷史樣貌

【起之章】「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對森嶋通夫「鎖國」解釋之批判

．亞洲物產的國際流通與鎖國

．日本的鎖國、開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承之章】關於史觀

．唯物史觀——達爾文與馬克思

．生態史觀——戰後京都學派（今西學派）

【轉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觀

．海洋史觀

．歐洲史中的海洋史觀典範

．日本史中的海洋史觀典範

．海洋亞洲的波濤——挑戰與回應

【結之章】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太平洋的時代

．二十一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跋】追尋新的生存之道

．文庫版後記

．解說／日本文明論的嶄新地平線

〈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當我們提起文化交流時，首先總會想到學術、藝術等精神產物方面的交流；但事實上，擔負起交流重任的，往往是身處其間、作為橋梁的人們。已故的牛津大學榮譽教授理查德‧史托瑞（Richard Storry），正是這樣一位擔負橋梁大任的人物。以扎實學問為基礎、對日本擁有深厚理解與親密情誼的史托瑞教授，在一九八二年的如月將盡之際，猝然於牛津與世長辭。那年的牛津一如往昔嚴寒；在英國的原野與山間，宛若純白雪花般叢生的報春花，儘管被寒流壓得抬不起頭來，卻仍不待春天降臨，便已四處綻放。

戰前史托瑞教授在小樽、戰後則以牛津為主要舞台，不分公私，盡心竭力為日英的文化交流奔走。在英國親炙史托瑞教授言教的日本人，與其說是受到他的援助，不如說更多是被他那充滿友情的溫暖接待，撫慰了旅途的辛勞與疲憊。因為史托瑞教授相當熟稔日本，所以他的日本研究也普遍獲得很高的評價；一九八一年，他和倫敦大學榮譽教授喬治‧西里爾‧艾倫（George Cyril Allen）一起獲頒國際交流基金獎。儘管史托瑞教授得獎乃是實至名歸，但當他為了頒獎儀式而前來日本時，卻仍然保持一派純真的態度，並露出宛若孩子般的欣喜表情。對於這位身為日英交流重要基石的「史托瑞老師」，緬懷的話語就算再怎麼說也說不盡；因此，在這裡僅介紹其中一件，那就是一九八一年創立的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

戰前有位日本人曾經向牛津提議，願意出資設立同樣主題的研究所，但最後並未能實現。當時英國對日本的關注，在現實層面（政治、軍事、經濟等面相上）還勉強過得去，但學術層面則完全不在他們放眼的目光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文化交流，也只是單向（英國à日本）的流動而已。這樣一想，在象徵英國傳統的牛津大學裡設立日本研究所這件事，便堪稱是劃時代的壯舉。這間研究所設有教授、專任講師和語言教師，牛津大學的學生只要學習有關日本的事物，便可以獲得學士學位。在這間研究所設立以前，牛津對日本的研究，主要是由「Far East Centre」（遠東研究中心）在進行；然而，它只是在所長史托瑞教授的率領下，被納入廣義東亞與東南亞範疇當中的一環當中，從而進行所謂的「特殊研究」罷了。不只如此，這間中心也只是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附屬機構而已。

因此，以史托瑞教授為首的有識之士，強烈要求牛津大學應該在日本研究方面多加積累，最後在日產汽車（Nissan）的支援下，終於設立了Niss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日產日本研究所）。如今在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得以和冠有「Institute」名號的研究機構並駕齊驅，例如「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農業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考古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經濟與統計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數學研究所」（Mathematical Institute）等。換句話說，這件重要大事清楚呈現了「日本學」，已經成長為和數學、經濟學、考古學等同樣的普遍性學問，而日本研究也被這所自中世紀以來擁有八百年悠久歷史的大學，正式且制度性地納入學術領域的一環。史托瑞教授致力日本研究將近二十五年，如今它終於超越特定個人的努力而成為制度，將來也必定會在人與文物的往來交流發展上，扮演起相當重要的管道吧！

如前所述，日本研究所的設立，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重要象徵；不過事實上，外國對日本研究的興趣一直在高漲當中。比方說在經濟史領域方面，被視為經濟史國際水準指標的《劍橋歐洲經濟史》叢刊（Cambridge Economics History of Europe），就把日本和英美並列，當成是對等的研究對象。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由日本人本身進行的日本研究，今後應該也會面臨到必須打破迄今為止的封閉性格，並試著從「與國際連動的日本」這個角度，去踏實探索更加開放的日本樣貌的狀況吧！對於把西洋史等同於世界史的錯覺，我們應當要加以反省。我們在理解歷史的時候，往往會陷入一種謬誤的看法，那就是西洋的歷史經驗乃是普遍模式，而日本乃是特殊的存在。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只該加以糾正，而且還要反過來進行果斷的轉換，從日本的歷史經驗出發，來清楚呈現出西洋在歷史與社會上的特殊性質。

綜觀眼前局勢，在日本的歷史研究者之間，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可說涇渭分明；這種狀況說好聽點是「專門化」，說難聽點就是各自劃定地盤，從而讓彼此之間很難侵門踏戶、相互跨足。以日本經濟史學的主流——講座派的成果為基礎，撰成通史《日本經濟史》的石井寬治先生，在英國深造的兩年間，深感日本經濟史學的非國際性，於是回國後便極力提倡「希望從事東洋史、西洋史、日本史這些研究領域的人們，都能時時跨足其他領域、加深彼此之間的交流，並透過彼此的攜手合作，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西洋經濟史家米川伸一先生，也呼籲學會報告的領域應當跨越既有按地區分別的方式，而是改採時代區隔的方式，以促成更進一步的交流。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對日本這種彼此之間互不相干、宛若一個又一個「章魚壺」般的學術型態鳴響警鐘；而今，經濟史學家已經開始對此展開了反省。

說到底，我們在各個國別領域的垂直層次（歷史）上，擁有相當豐富的學問積累；可是在水平層次（國際的聯繫與交流）上，卻很少試著去加以描繪。要打破這種學術的鎖國狀況，就必須在既有的成果與基礎上，從全球觀點——也就是同時代乃至同一時間的關連性——出發，去重新探索日本。關於這個議題，有兩本絕對不可以錯過的作品；以下就將以這兩本書為線索，透過經濟史的方法論，來試著探討日本的國際交流。

這兩本作品分別是：森嶋通夫《續‧英國與日本》，以及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森嶋是位活躍於倫敦的經濟學者，他在《英國與日本》這本書中，對「英國病」這種常識性的說法提出挑戰，同時也涉足日本的防衛論爭，因而引發話題。之後，他將關注重點轉移到近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在《續‧英國與日本》中開創出獨樹一幟的明治維新論；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走訪牛津之際，發表了一篇名為「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 Ethos」的演說，並在翌年春天寫成《為何日本如此成功》（Why Has Japan Succeeded）一書，由劍橋大學加以出版。另一方面，華勒斯坦在受到已故的布勞岱爾——為西洋社會經濟史學吹起新風的法國年鑑學派掌門人——強烈影響下，開始構想一本能夠結合眾多個別研究成果，從而綜觀由中世紀至現代全景的「整體史」，這就是《近代世界體系》。這套書預計要出版四本，目前已經出版了三本；同時，華勒斯坦也以「Review」雜誌的主導者之姿，在歐美的社會經濟史學界颳起一陣旋風。他的學說在全五卷的《講座西洋經濟史》中，也有相當清楚的表達。

一、對森嶋通夫「鎖國」解釋之批判

森嶋在議論上雖然橫跨相當多元的領域，但對本書的骨幹架構而言，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明治日本之所以能夠達成急遽的經濟發展，其秘密就在江戶時代。具體來說，這秘密必須要從江戶時期的三大政策：參勤交代、儒教、鎖國去尋求，特別是關於後兩者，森嶋做了相當獨特的解釋。

首先是參勤交代，這是促成江戶時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這點不待森嶋指出，大家便早已相當熟悉。在專家之間，通常是將其內容理解成「領主性質的商品和貨幣流通」這樣的一個概念。在江戶這個世界人口規模最大的都會中生活的武士和城鎮居民，他們的消費行為會促使農村進行商品作物的生產與販賣，這乃是必然的契機。

接下來是儒教。西歐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其文化背景乃是以禁慾理性主義的新教倫理為基礎；相較於此，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背景，則是受江戶時代培養出來的禁慾儒教倫理影響甚深，森嶋在這方面給了它很高的評價。森嶋稱英國資本主義的形貌為「新教資本主義」，而與之成對比的日本的類似發展，則稱為「儒教資本主義」。姑且不論這個名稱是否恰當，在「日本與西歐擁有相異的資本主義價值觀」這方面，他的看法是正確的。然而，對於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森嶋同樣將之歸納為「儒教資本主義」；這種視角在和西歐對比之餘，未免對日本和其他亞洲各國之間差異的關注有所欠缺。

比起價值觀的論述更讓人感到興味深長的，是他對於鎖國的解釋。這點與森嶋的基本主張——「明治維新乃是克服技術差距的過程」相互結合，相當重要。因為森嶋的鎖國論相當特出，所以我想試著從《續‧英國與日本》當中引出一些片段。

「鎖國跟保護貿易是一樣的道理」（第十五頁）

「鎖國……乃是橫貫兩百年，相當有效的進口管理辦法」（第一百五十九頁）

為什麼鎖國是保護貿易政策、也是一種進口管理辦法呢？

「在德川幕府時代，相較日本與西歐各國的農業和工業，明顯可以看出日本比較占優勢的是農業；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在日本生產工業產品，還不如專心生產農作物，再將它們賣到西歐來換取工業產品，這樣對日本還比較划算。但這樣一來，若是允許日本與西歐間進行自由貿易，那日本人必定會專注於從事農業，而日本的手工業也將徹底毀滅。換句話說，如果德川時代實施自由貿易的話，那到幕末明治維新之際，日本將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業國度；屆時，就算明治政府想要建立一個近代國家，也必須從工業為零的基礎開始出發才行，如此一來將會是極其艱辛的歷程。」（第一百五十三頁）於是，森嶋做出了以下的斷言：

「鎖國不是無視於西歐的文化和技術；反過來說，它其實正清清楚楚表明了對這些力量的尊敬與恐懼。」（第一百五十九至一百六十頁）

關於鎖國的是非，其實有著各式各樣的議論。和辻哲郎的《鎖國》，將鎖國定位為截斷和西洋世界發達科學聯繫的政策，在否定評價中具有代表性的地位。在這部作品的開端，他劈頭就寫道「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敗北，日本民族悲慘可笑的實情也徹底暴露出來」；而日本民族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欠缺科學精神」。將這種欠缺科學精神的原因歸咎於鎖國，是和辻鎖國論的核心重點；為了佐證這點，他綜觀西洋與日本歷史，做了規模相當宏大的考證。這本以「日本的悲劇」為副標題的著作，最後是用這樣一句話作為收尾：「現在的我們，正面臨到不得不為眼前這份清單買帳的境地。」

另一方面，一六九○至九二年間曾旅居日本的德國人坎普弗爾（Engelbert Kämpfer）所著的《日本誌》，雖然是「封鎖商業國家論」——這個論點之後被費希特的和平理論所發揚——的原點，但他也說「日本的人民，不論在習俗、道德、技藝、言行舉止等各方面，都是居於世界各國國民的頂點。他們的國內交易繁盛、田野肥沃、每個人都擁有強壯健康的肉體與豪放的氣魄，生活必需品也富裕到倉廩有餘的地步、且國內維持著綿延不斷的和平，因此堪稱是世界上極為罕見的幸福國民……如今，他們切斷與海外全世界的一切交通，處於完全的封閉狀態下；放眼望去，我再也找不出除此之外，更能良好實現國民幸福的時代了」，言下對鎖國充滿了肯定之意，堪稱是肯定派的代表論述。

相對於這兩者，森嶋鎖國論的獨特性就在於，他一方面對和辻的說法感到共鳴，另一方面則又依循比較生產效率的觀點，對鎖國賦予肯定的評價。換句話說，他是以經濟學者的目光去建構鎖國觀，並將它當成是一種新鮮的問題加以提出討論。

但是，森嶋的鎖國論若從經濟實體的層面來看，則不能不說犯下了一個基本的謬誤。說到底，森嶋的假設，也就是鎖國乃是「從西歐的出口攻勢下保衛日本的手工業，從而讓日本避免淪為單純的農業國度」（第一百五十三至五十四頁）、以及若是不鎖國，則「日本的手工業將在西歐先進工業下徹底毀滅」，這些說法其實都只是他將近現代世界中「先進歐洲對後進亞洲」這樣的關係，直接囫圇投影到過去，從而產生出來的發想罷了，完全不曾反映出當時的現實狀況。

在此僅做更深入一點的說明。鎖國時期的歐洲各國，他們的代表性工業產品是什麼呢？答案是毛織品和火槍（鐵砲）。但是毛織品不管在印度、東南亞、中國，還是日本，幾乎都毫無市場可言。當時東印度公司的史料中，幾乎長篇累牘充滿了「毛織品賣不出去」的報告。不只是歐洲產的毛織品完全不合亞洲的氣候風土，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各國，本身也有更加便宜的棉、麻、絲織品可以使用。而且絕不可遺漏的事實是，這時的歐洲人，與其說是將工業製品傾銷到亞洲，反而更多是千里迢迢甘冒風險，前來購買東方的物產回去。他們一開始的目標，原本只是香料——特別是胡椒；但當他們到達亞洲後，卻為充溢各地、多采多姿的物產——棉、絲綢、染料、茶、咖啡、砂糖、瓷器、珍珠等——感到瞠目結舌。他們原本期待能用自己生產的毛織品來進行交換，但這樣的期待卻落了空；他們所能拿出來交換的，就只有真金白銀而已。特別是銀，更是付款時非用不可的必要貴金屬。事實上，英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用來支付亞洲貿易的物資中，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金幣和銀幣。自歐洲人抵達亞洲的一五○○年左右，到歐洲工業革命發軔的一八○○年前後，在這將近三百年間，歐洲人一直為了貴金屬的流出而頭痛不已。若是將先前透過伊斯蘭商人進行仲介的時期也算進去，則歐洲作為亞洲製品的進口國（同時也是赤字國）的時間，則還要來得更長。

正因如此，和森嶋的假設截然相反，瀕臨手工業危機的不是亞洲各國，而是面臨到東方絲、棉製品源源不絕傾銷的歐洲手工業者。自一七○○年左右起，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各國為了保護國內的手工業，不只設下保護關稅，甚至還好幾次頒布了「禁止進口法」（雖然實效如何不問可知），來因應這樣的危機。

隨著時代流逝，在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的幾位發明家——約翰‧凱、哈格里夫斯、阿克萊特、克朗普頓、卡特萊特等的發明下，歐洲終於走上了進口替代產業勃興的道路，緊接著更萌生了工業革命，從而使得事態為之一變。現在變成了英國的棉織品，反過來向東方輸出；從這時候開始，亞洲各國的手工業頭一遭面臨到危機。東印度公司總督在一八三○年代，做出了這樣的報告：「這種貧困的情況，乃是商業史上堪稱前所未見；棉紡工人的骸骨，幾乎鋪滿了整個印度大平原。」然而，這已經是進入十九世紀之後的事態了。因此，要說比這更早兩百年的鎖國時期，當時歐洲的產業就已經較亞洲各國更為先進，完全是誤認事實。

另一點則是有關火槍（鐵砲）的問題。據說，鐵砲是由葡萄牙人於西元一五四三年左右，傳入日本九州的種子島。日本人很快就熟悉了它的製造法，當葡萄牙人於兩年後再度造訪日本時，在堺、紀伊和九州等地，都已經出現了鐵砲的製造和買賣行業，葡萄牙人得知了這點，不禁大為驚嘆。儘管在這時候，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也都已經開始使用火器，但在歐洲人以外成功大量製造鐵砲的，就只有日本人而已。在接下來不到半世紀的時間中，日本迅速成長為世界最大的鐵砲使用國。不只如此，從「matchlock」（火繩槍）改良而來的「flintlock」（火石槍），據說也很有可能是從日本，經由葡萄牙人之手反過來傳入歐洲的。技術是相互交流的，建造朱印船的時候，也採用了歐洲的造船技術；而擁有這種船隻的，也正是當時資源（森林、鐵砂、金、銀、銅）首屈一指豐富的日本。因此，要說鎖國時期日本的工業資源和技術劣於歐洲，未免言之過早了。

（本文節錄自：〈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