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
《台灣是誰的?》作者
再度推出重磅觀察與評論——《中國是誰的?》
剝去中國複雜的表象,我們會看到什麼?而
台灣是歷史饋贈給中國轉型的幹細胞嗎?
跳出台灣偏頗的、流於觀感的中國認知,揭開一個圍繞權力而轉的幕後中國。
突破台灣或一廂情願、或出於意識形態而嚴重脫離了現實的主流中國論述,在世界文明的新趨勢下追問兩岸未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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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看北京,作者看到的不是撤除對台飛彈的假問題、不是亮麗的北上廣等樣本城市、作者也不會概念化的批評中共強權、更不會樂觀的認為對岸市場商機無限。他,透過權力塞車解讀中國政治、藉由權本主義分析中國經濟,從權力控制窺看中國社會。如果中國是一頭大象或巨獸,作者則提供了台灣讀者熟悉或不熟悉的若干切片:揭示出其內在運作的潛規則和權力邏輯。如,從看病吃藥等小事體會到台灣讀者無法想像的權力密碼,從小三和二奶的流行看到中國新世代的進階無門,從五星級酒店的地下停車場的粗陋看到北京背負的沉重權力包袱,從山寨和網路世代思考中國式民主的變形記。顯然,這只能是一個旅居中國幾十年的台灣人才看得到的中國,所以才跳出台灣人常見的獵奇、浮泛的觀察誤區,也不會簡單的把中國議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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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北看北京,意味著台北是個絕對的俯視高點嗎?顯然,在國際政治上台北只能仰視北京。然而在世界品牌的比賽場上,台北比北京具有某種顯而易見的優勢。因此,作者不僅僅是從台北看北京,更從世界文明的趨勢看兩岸,揭示出台灣經驗中存在許多權力中國的傳統病灶,尚未洗盡清除,正在阻礙台灣進一步文明化,如官有經濟。他更點出兩岸跳脫出政治正確性的未來可能——主權之外,地球上有一個更大的文明空間,有待兩岸共同定位與開發。中共如果看不見這個空間,其執政將不可延續;台灣如果繼續漠視這個空間,其創造力將消失殆盡。
台灣是中國文明的探路者;是未來中華文化的2.0版;是歷史饋贈給中國轉型的幹細胞。在新的時空背景下,作者建構出全新的中國論述。如果中國將改變世界命運,那麼,台灣可改變中國命運嗎?
作者簡介 |
範疇
連續創業者,企業及機構顧問。三人行必有我師、自然萬物皆有可觀的信奉者。工作生活於東南亞、北美、台灣、中國大陸數十載,當下遊走於台北京一日生活圈之間。著有《台灣是誰的?你的?我的?他的?世界的?》。 E-mail: 2020bluesea@gmail.com
書摘 |
引言:「中國號」超級巴士
中國現在就像一台風雨中行駛在崎嶇山路上的拼裝超級大巴,窗外風雨交加,視線不足二十公尺,而每三十公尺就有一個彎道,車子負載過重,底盤不時擦撞路面突出物,避震彈簧已經超負荷,引擎已經過熱,速度表失靈,而油錶顯示,油箱中存油不足百分之二十,GPS導航儀顯示,下一站還在百公里之外。
這輛拼裝的中國超級大巴,體積為正常巴士的十倍,引擎可達一千馬力,載客五百人,車身外部漆有「超級大巴崛起試航」字樣,但其駕駛者只有一名。車上許多人雖然也有若干駕車經驗,他們都想幫忙,但他們都幫不上忙,因為這輛大巴當時由該位駕駛者一手拼裝完成,操控系統複雜,儀錶板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開關及按鈕,除了駕駛者本人,誰也不知道這些開關及按鈕的奧祕,各種把手中不知哪個是換檔把,哪個是前進後退把,駕駛座下的踏板十幾個,有些是油門,有些是煞車,但外人眼花撩亂無從判別。
超級大巴上的工作人員不少,面對著數百名焦躁不安的乘客,他們有些送茶倒水,有些忙著拉上窗簾,而窗簾的內側都繪著陽光明媚的海灘或雲霧繚繞的寧靜山水。還有一些胸前掛著「管理」牌子的人員,逐一向乘客收取車資,遇上偶發牢騷的乘客,他們就喚來茶水員添茶水,但若遇上拒付車資或堅持退票的搗亂份子,他們也很果決,直接低聲喝止或乾脆捂其嘴,以免打擾其他乘客之情緒。
超級大巴的駕駛者,精幹而專注,臉上刻著風霜,他經過老輩駕駛員的教誨,知道一個動作都錯不得,全車乘客是否能安全抵達下一站,全在自己雙手雙腳的靈活運用上。發車之前,他就在車廂內掛起標語:風雨同車,共體時艱;旅途走到一半,他覺察到乘客的焦慮和怒氣,於是在車廂跑馬燈上打出事前老早準備好的提醒:敬告乘客,大海航行靠舵手,風雨行車靠駕駛;本超級巴士之複雜度,非任何乘客所能理解,信任駕駛是貴乘客的唯一出路。
經過間歇的喧騰後,超級大巴內的乘客逐漸的開始理解到自己的處境,此時此刻確實沒有駕駛可換,路走到一半,自己的命運確實和駕駛綁在一起。既然如此,不如收起怨言,做一些對自己有利或有意義的事。
有些,開始賣餅乾;有些,和工作人員勾結,茶水開始收錢;有些,向工作人員租用「管理」胸牌,擋住廁所門口,付費才開門;有些,設下牌局;有些,開始偷拆車廂內的小設施,塞進自己的行李,而工作人員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也都忙於自己的勾當。整輛超級大巴,此時變成原始人性的動物園,性格孱弱的乘客則畏縮蜷曲在椅角,偶有正義乘客發出怒吼,也因最終無趣而消音。
超級大巴駕駛員,由後視鏡中矇矓的看到這一幕一幕,只能嘆口氣,雙手雙腳更快速的操弄著開關、按鈕、把手、踏板,因為他知道,身後的那場混亂,其實替他買了時間,何況,工作人員中也有他自己的親戚。總之,大巴不翻車,才是他的終極責任。
這是一趟奇異又艱苦的旅程。風雨稍緩,雲層中透出第一絲陽光,大巴在油料將盡的一刻,來到一座加油站。數百名乘客疲憊惺忪的步出巴士,但他們已經不是原來的他們,他們不再單純。其中強者打量周遭,看看有什麼補充物資,可以讓他在下一段路程中更強;其中弱者看著強者身上穿著自己輸掉的外套,憂慮著將如何度過下一段旅程;其中機靈者,則乘機向陌生路人兜售口袋中藏著的各種偷拆下來的零件。
超級巴士經過這番折騰,車體機械及電路已經達到臨界點,絕非單單補充油料就能應付下一段征途。駕駛員此時呼喚工作人員集合進行大修,然而所有工作人員心已野去,各自打算著下一段路途的勾當。駕駛員嘗試號召乘客幫忙,然眾乘客早已相信自己未能碰觸那複雜的機構,何況他們早已無心。
就在駕駛員茫然苦思下一步對策之時,乘客中一名五歲孩童走來,輕觸駕駛員的衣角,怯生生地問出一句話:叔叔,你能教我開車嗎?
駕駛員苦笑。然後他仰天長嘯,超級大巴該再度出發了!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一、中國的政治病灶
問題的癥結是權力堵車
從表面的症狀來看,中國現在已經是百病叢生:貧富差距、城鄉二元化、三農問題、幹部腐敗、違法強徵土地、農地流轉問題、中央財政過度依賴土地稅費、片面追求政績和形象工程、國有企業過於膨脹、民營企業萎縮、農民工無法提升、大學生就業難、教育醫療資源匱乏、社會上流行拜金主義、特權階層橫行問題、整個社會賄賂成習;若予細列,恐怕一千條都列不完。
而中央政府基本上已經陷入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八個茶壺五個蓋、捉襟見肘的困境。癥結何在?撇開政治不談,就經濟論經濟,這一攬子問題的根源還是巨大的人口壓力;經濟不管如何成長與分配,都趕不上十三億人對提升生活品質的渴望。然而,中國人口只有在二〇二五年觸頂十五億之後才會緩慢下降這件事實,任何人、任何政黨都改變不了,因此我們只能在人口問題之外另找癥結。
人口問題之外,上述所有病症都有一個統一的病灶,那就是權力的分配機制。這個病灶不醫,中國未來一百年將繼續處於被詛咒的狀態,即使人口數量開始下降也改變不了百病纏身的命運。
當古典經濟學家論證經濟三要素為人、財、物時,歐洲的政治狀態已經讓他們假設「權力」這個資源會得到制衡;馬克斯資本論的隱藏命題就是,在權力還沒有被馴服之前,資本的集中只會帶來邪惡。
而中國恰恰就是在權力還未被馴服前,就進入了資本主義。公平地講,過去三十年來,專政的中國共產黨也曾一再在黨內馴服權力,但是,「專政」這個死前提使得它收效不彰,不說進兩步退三步,至少也是進三步退兩步的情況。首先,既然是專政,圈外人就只能扮演被動的諮詢角色,而無法發揮制衡的主動角色。其次,當權力當家時,上有所好,下必從焉。現況不僅是權力圈內如此,整個中國社會都染上了「靠權力說話」的氣息,無論是生老病死,還是教育、求職、謀生,生活中沒有一項要務不沾染著權力元素。
權力,其實是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如果配置不當,所產生的禍害遠比經濟學中的「人、財、物」配置不當來得嚴重。當權力「堵車」的時候,所有其它的經濟要素必然也堵車。若以交通網來比喻權力的流通,今天的中國就像小道密佈,支幹線不足,主幹道受控制的一個國家。大部分駕駛者被迫在小道內轉悠,為了進支幹道、主幹道,只能付出「買路費」,為了積攢買路費,只得尋租或腐敗。
在這種格局下,動力的邏輯必然是「權進民退」,大型製造型企業可以出現,金融、房地產可以肥大,但是發展不了大型的服務業,也產生不了任何真正的創新,日常生活中的壓迫感與日俱增,發洩式的社會行為日益頻繁。
有人說,中國起步晚、貧窮,因此只能集中資源辦大事;奧運、亞運、世博,三峽、高鐵,還有大城市中的高樓華廈,不都是成績?但是,當權力堵車成為整個國家的普遍現象時,每個地方都集中資源辦大事,資源那裡來?不透過腐敗和剝削可能嗎?中國各地的政績和形象工程,如美國白宮一樣的縣政府大樓,偏遠地區數萬戶的鬼城,地方財政所支持的強遷強拆,剋扣善款及農民補助的地方官員,有哪個不是假借集中資源之名?
以專政為前提的共產黨,若不解決權力堵車的病灶,恐怕就會如胡錦濤和溫家寶過去一年裡所公開警告的那樣:「改革開放的成果得而復失」、「失去執政地位」、「政息人亡」。
然而在專政之下,存在著疏導權力堵車的藍海嗎?請容我另文論之。
中共專政的出路何在?
共產黨一黨專政,已載入憲法,除非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局,否則它是一個既成現實。脆弱的中國,經不起大折騰,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一黨專政的形式依然會保留。
然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一黨專政的正當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及挑戰。中國百姓中的絕大多數其實並不那麼在意「被專政」,因為數千年來皇朝專政已經習慣了。他們目前爆發的怨氣,主要來自因專政而導致的特權橫行以及權貴經濟。
不管是由一黨專政所直接造成,還是由某種歷史文化的特質所造成,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走向一個人文精神喪失、公義被隨處踐踏的社會。這一點,執政已六十年的共產黨難辭其咎。因為中國已經邁入兩極化:少數擁有權力、獲得既得利益的小圈子,在上面統治、控制著絕大多數的圈外人。最關鍵的,還不是現存資源的分配差距,而是未來機會的分配不均。平民小百姓眼見「權一代、權二代、權三代」、「富一代、富二代、富三代」的權貴延伸,自己的未來只能是「貧一代、貧二代、貧三代」,或「庸一代、庸二代、庸三代」的噩夢。
這種結構性問題,會不會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提升,以及八〇後、九〇後世代的權力接棒,而在二十年內自我糾正?這裡有兩個問題。其一,系統是有慣性的,經濟總量的提升可能只會加劇失衡。其二,在目前的結構所迸發出來的壓力下,中國還有穩定發展的下一個二十年嗎?結論顯然是不樂觀的。
共產黨員人數為七千六百萬,佔中國人口(包含未成年)的百分之五點八五,即使加入了七千兩百萬共青團員,加入未入黨但是吃皇糧的人數,例如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解放軍、國營事業員工,總人數也不過全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換句話說,今天中國的權力、利益核心圈,與圈外人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五對八十五的局面,這還是在基數上計入兒童老人的計算法。
讓我們假設,共產黨在未來十年採取了擴大「黨基」的策略,而同時今天的八〇後、九〇後中有相當人數選擇加入了這個「圈子」。即便如此,中國的「圈內」和「圈外」的比例也就是一個二八開的局面。
二八開結構,若在六百萬人口的新加坡,是百分之二十的一百二十萬菁英長期位於四百八十萬小民之上,可以想像。若在台灣,是四百六十萬菁英位於一千八百四十萬小民之上,也可以想像,甚至在日本,是四千萬菁英位於一點六億小民之上,也可以勉強想像。但是,在中國,二點六億菁英位於十億多小民之上?不敢想像,因為基數太大,大到了超乎人類歷史的所有經驗。如果中國歷史教導了我們什麼,那就是二八開的統治結構,在中國就意味著革命暗潮;誠如胡錦濤主席所說,中國經不起折騰。
中共專政的合理性基礎,前一階段以文化大革命告終,而胡耀邦起頭、鄧小平支持的經濟改革開放,則為下一階段的執政合理性鋪墊了基礎。但是,單單在經濟上改革開放能否作為唯一的執政合理性基礎,三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辯論、質疑的狀態。江澤民接棒後,提出「三個代表」入憲,並表述了共產黨「與時俱進」的態度,在經濟總量急劇升高的好光景下,算是穩住了專政的基礎。胡錦濤主席接棒後,由於社會分配兩極化的病症顯現,面臨百姓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壓力,他因此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作為繼續專政的理論基礎。曾有一度,中共放出「今天的中國局面沒有共產黨不行」的新貓論,不管大家對現狀有多麼不滿意,能夠抓到老鼠的還是我家的貓。二〇〇八年前後,貧富不均、特權橫行的現象已經紙包不住火,加上網路輿論壓力,溫家寶總理於自然天災之際,高分貝地提出「民胞物與」、「權授之於民」的傳統儒家理念,一時之間孔子取代了馬克斯及亞當斯密;二〇〇八年可謂是「儒共元年」。時至今日,在全球經濟長期不景氣的壓力下,中國經濟越來越捉襟見肘,於是多年來不斷醞釀的「只有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救中國」的思潮開始發酵,繼之才有整個中國打擊腐敗的舉動,以及溫總理的深圳之行倡議政治改革,而胡總書記隨後附議。
從專政理論不斷地推陳出新,可以看出中國高層心裡非常明白,建國後六十餘年的一黨專政是否能繼續,最終關鍵還是在「代表性」上。雖然中國沒有一人一票的全民選舉制度,但是票還是存在老百姓心中的,亦即中國人幾千年來所說的人心向背、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然而如上所說,菁英主義在中國無法解決代表性的問題,因為中國一般百姓的數量基數太大了。如果瞬間實施一人一票,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中國的(實質及戶口名義的)十億農民將成為全世界最樂於賣票的一群人,賄選率可能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休克式療法,不論是當年蘇聯式的還是歐美式的,在中國不適用且會帶來災難,這一點我同意鄧小平的看法。
那麼,怎麼辦呢?最現實的策略是「山洞兩頭挖」:政治代表性由上而下做體制改革,社會非政治性力量由下而上加以釋放,兩者同時進行。
中共的一黨專政,已經擺脫了一人專政而進入了集體專政,這是進步。接下來,必須從集體專政進化到「代表專政」。其具體結構可以再思索,但必要條件之一是黨內必須民主,做到「同黨同權」,甚至採用無記名一員一票的黨內直選民主。唯有如此,才能對當前施政、公安、檢察、法院一手抓的專政體制,產生某種初級階段的權力制衡。
但是,單單這項改革還不足以支撐「專政」的合理性或合法性,還必須同時配以社會上各種非政治性社團的全面開放,讓社會的非政治性力量透過非政治性手段來監督社會,尋求正義。例如,大幅放開非政府公益組織以及社區業主委員會(編註:即住宅的管理委員會)在成立上的限制。
這套「兩頭挖」的辦法,乍聽起來好像也會威脅到專政本身。但是,在菁英圈子不可行、全民民主行不通的條件制約下,這個辦法是對專政威脅最小的一個。即使這樣做,中國也至少還需要十年時間來自我調整,以待下一步。若不這樣做,不斷變化的形勢可能會逼迫進行休克療法,那就是所謂的大折騰了。這樣看來,還有其它更好的辦法嗎?
鄧小平的懸念:一部分人富起來後怎麼辦?
中國共產黨過去三十年的路線難以為繼而必須政改,壓力來源不在黨員,也不在城市居民,而是人口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百姓。當年鄧小平極富智慧的說了前半段話,「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半段的「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怎麼辦」留給了後代領導人來解決。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能夠成功,本質上是基於兩股動力:有辦法的百分之十人口看到了主動獲取利益的出路;沒辦法的百分之九十人口看到了被動沾光的希望。見到出路者領頭突破,見到希望者服從追隨,局面就形成了。然而,今天這局就要破了,因為那百分之十先富起來的人群已經形成了既得利益的壁壘,那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不到長期希望了。
所謂的政改,如果到頭來僅僅是令那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