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歐洲六十年（上下冊套書）〔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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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狐狸一樣，歐洲懂得很多。」

歐洲曾經只是地理名詞，卻能夠從二戰的浩劫中走出，轉型為世界各國心生嚮往的典範。

一戰前的歐洲也許是樂觀的大陸，二戰後的歐洲卻已是懷疑的廢墟。一九四五年後的歐洲人，生活在大戰與極權主義投下的長長陰影裡，小心翼翼不去破壞得來不易的和平，遠離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專注在重建與復興的工作上。各國雖也有相當的「去納粹化」措施，對於可怕的過去與創傷，許多人選擇緘默以對。

然而，美蘇卻在二戰後開始激烈的地緣政治對抗，冷戰隨即到來，不但使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也讓歐洲大陸分為東西兩半。蘇聯在東歐建立起諸多衛星國，美國為了對抗蘇聯，則以馬歇爾計畫大力扶助西歐各國。雖然鄰國對此感到憂懼，西德在戰後卻迅速成長，成為歐洲發展的引擎。

一九五○、六○年代，英、法、西德等西歐各國迎來經濟復興，並在煤鋼共同體和北約等組織中推動多方面的整合，消融彼此的敵意，以抵禦蘇聯的威脅。同一時期，蘇聯將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東德等國納為附庸，並強行推動計畫經濟，命其服務於蘇聯的經濟體系，東歐遂陷入經濟依賴和發展遲緩之中。

到了一九六○年代末，在西歐，經濟成長雖帶來繁榮，但也使社會階級差距和青年世代的不滿逐漸浮現；在東歐，計畫經濟的低效和政治壓迫引發對共產體制的質疑。對於東西歐各自的反叛，東尼．賈德評論巴黎的五月事件「根本談不上革命」，而「共產主義的靈魂」在布拉格之春後「就已死掉」，為一九八九年的局勢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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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書中堅決把歐洲的兩個半邊整合進一個共同的故事。」

儘管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圖上南轅北轍，那並未帶給它們的受害者什麼慰藉。

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歐洲迎來的是一連串困難。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的困境。柴契爾主義推動市場化和私有化，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後歐洲社會共識的軌道。

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戈巴契夫為了挽救蘇聯的共產主義，在權力核心啟動改革，結果引發骨牌效應，東歐各國迅速脫離共黨統治，紛紛從鐵幕走出，帶著「返回歐洲」的想望，加入歐盟、北約等組織。人們不禁要問：歐洲人是誰？誰能代表歐洲？

從史達林開始，蘇聯即在戰後東歐建立起政治肅清、經濟掠奪和思想控制的統治。共產政權垮台後，東歐各國面臨要清算過去的罪行，又要同時和解與寬恕的難題。它們該如何面對過去共產主義的暴力？又該如何對待與政權合作的協力者？雖然接納了歐洲的價值觀，東歐國家仍需克服歷史遺留與社會分歧的困難。

不論是對於納粹或共產的罪行，東尼．賈德堅持，歐洲人必須拋棄遺忘或美化歷史的權宜之計，正視自己的國家曾參與的黑暗事業，而這需要歷史學者「對事實、證明、證據一絲不苟的追求」。歐洲一體化固然有所成就，但若建立在錯誤的認知之上，仍將彼此扞格不入。「歐盟或許是對歷史的回應，但永遠無法取代歷史」。

東尼．賈德（Tony Judt，1948~2010）

1948年生於倫敦，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於劍橋、牛津、加州大學、紐約大學。1995年在紐約大學創設雷馬克研究所並任所長，致力於研究歐洲事務。2008年確診罹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2010年病逝於紐約。

常為《紐約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新共和》雜誌、《紐約時報》撰文。作品《戰後歐洲六十年》名列《紐約時報書評》2005年十大好書，並贏得外交關係理事會亞瑟．羅斯圖書獎（Arthur Ross Book Award）、入圍普立茲獎決選名單和撒繆爾．強森獎決選名單（Samuel Johnson Prize）。2007年獲頒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Thought）；2009獲頒歐威爾獎（Orwell Prize）終身成就特別獎，以表彰他對英國政治寫作的貢獻。

黃中憲

政大外交系畢，專職筆譯，譯有《朝鮮半島現代史》、《太平天國之秋》、《帝國暮色》、《意外的國度》、《大分流》、《維梅爾的帽子》、《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