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出生率全球最低，
試管多胞胎率卻遠高於多數國家，
背後隱藏什麼原因？女性生命與整體社會面臨什麼風險？
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得主】 吳嘉苓
耗時15年、橫跨3國、超過100場深度採訪，
寫下第一本全面探討人工生殖議題的專業之作
從追求成功懷孕，到尋求安穩生產，
她們在人工生殖過程獨自承擔責任，卻難以掌握身體與胎兒命運……
多胞胎懷孕是一場既期待新生命降臨，又得抵抗致命威脅的旅程。人工協助生殖科技常被當成治療不孕的解方，但過程中，用來提高成功率的刺激排卵藥物與多胚胎植入，卻大幅增加多胞胎懷孕的可能，讓母嬰面臨健康危機。
當各國紛紛限制植入胚胎數目，台灣卻建立全世界最寬鬆的規範，成為獨特的「多胞胎共和國」。是什麼原因造成台灣極高的多胞胎懷孕率？孕產多胞胎隱含哪些有形無形的勞動與風險？每一位參與療程的母親，又如何做出最「好」的生育抉擇？
吳嘉苓耗時15年、橫跨3國、進行上百場深度訪談，寫下台灣女性求孕歷程的掙扎與挑戰。她揭露多胞胎母親的身心與生活負擔，她們懷抱哪些希望，承擔哪些風險？更探討台灣人工生殖技術與政策，如何跟社會期待、國家榮譽、特殊的醫療市場緊密交織。透過記錄這些真實存在的故事，本書深刻關懷母親與嬰兒健康，對人工生殖政策提供中肯建言，並帶領你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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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試管嬰兒發展技術的誕生與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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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胞胎孕產為母親與嬰兒帶來的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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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工生殖技術如何與國家光榮的論述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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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本、比利時等國人工生殖法規與醫學指引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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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求孕、減胎到安胎，產婦的密集身體勞動
吳嘉苓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含醫療社會學、性別研究、科技與社會研究等。曾擔任《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女學學誌》與《台灣社會學》等期刊主編，並參與創辦「生育改革行動聯盟」。吳嘉苓近期投入東亞跨國生殖與助產師之專業重建計畫，致力於建立更友善孕產家庭的社會制度。
柯昀青
台大政治系學士、台大社會學碩士，現職為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倡議主任、兼職譯者。譯有《懼胖社會》、《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我才不是女性主義者：一部女性主義宣言》、《審判數學：在法庭中數字如何被運用及濫用》等書。
各界好評推薦
中文版謝辭
英文版謝辭
推薦序 多胞胎孕產，美麗而危險的誘惑 陳明哲
推薦序 獨自坐上人工生殖列車的她們 諶淑婷
推薦序 成為一位三胞胎媽媽 陳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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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第一章 多胚胎植入：寄望成功、預想風險
第二章 選擇性單一胚胎植入：預想新成功、重塑IVF網絡
第三章 當IVF成為國家之光
第四章 世上最寬鬆管制的管制規範
第五章 生育受阻與最佳策略
第六章 當多胞胎媽媽遇上減胎
第七章 安胎：產婦的密集身體工作
結論
參考文獻
索引
導論
雯敏花了九年時間，努力想生小孩。那天醫師恭喜她終於成功懷孕，當下她卻非常失望，因為驗血結果顯示她懷的是單胞胎。在高雄某間咖啡廳，她告訴我：「我辛苦了這麼久⋯⋯我跟醫生說，我應該懷到雙胞胎才對。」她認為雙胞胎是自己付出諸多努力後的最大回報。為了懷孕，雯敏確實什麼努力都做了：看中醫、吃排卵藥、吃營養品、定期運動。她甚至想過離婚，讓先生能和沒有生育問題的人生小孩。雯敏還記得自己在一場痛苦的手術中，淚水流下臉頰，當時她對自己發誓：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了。在那之後她總算懷孕了。個性開朗的雯敏在小學擔任教學助理，就在她和我娓娓道來這段生育旅程之際，她年滿七歲的三胞胎在我們身邊玩耍。沒錯，三胞胎！不是單胞胎，也不是雙胞胎。雖然當初驗血結果顯示雯敏只懷了一個，後續的產前檢查卻檢測到兩個胎兒的心跳。在她懷孕三個月時，超音波檢查居然照到三個動來動去的胎兒。「我非常非常震驚，根本說不出話來。醫生是有說吃排卵藥可能會增加雙胞胎的機會，但我完全沒想到會是三胞胎。」
雯敏高潮迭起的歷程還沒結束。醫師建議她進行減胎手術（fetal reduction），在懷孕期間減少一個或兩個胎兒。她掙扎很久，努力釐清複雜的資訊和道德的困境，最終決定不做減胎。懷三胞胎期間她幾乎沒辦法走路，也無法上班，只能請假在家休息。三胞胎的早產機率很高，即使雯敏遵照醫囑，用了各種預防早產的措施，最後三胞胎還是早產。他們在保溫箱分別待了二十天到四十天不等，才得以出院回家。接受訪談那天，雯敏的三個兒子在咖啡廳裡嬉鬧跑跳，不時還會跑來打斷我們的談話，好奇地問：「什麼是減胎呀？」
我在一場台南舉辦的三胞胎家庭年度聚會上認識雯敏。參加這些聚會的三胞胎孩子都是透過不同方式孕產——有的是自然懷孕，有的透過排卵藥物，也有一些是透過俗稱試管嬰兒的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與多胚胎植入（multiple embryo transfer, MET）來到這個世界。這些家長在疫情之前，約定每年三月第三個星期天定期聚會，並把這一天稱為「三胞胎日」。我跟研究助理去當了幾次志工，幫忙安排戶外野餐與遊戲活動。能跟這麼多可愛的小小朋友相處實在很開心。雯敏三個的胖嘟嘟兒子超級可愛，令我看得目不轉睛。三胞胎年度團體大合照中的人們都有滿滿笑意，通常隔天照片就會登上媒體版面。然而，在這些歡樂喧鬧之間，不難注意到有一兩個孩子坐著輪椅，小小臉蛋上已經掛著眼鏡。實際上，舉辦這場年度聚會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支持這些孩童有健康問題的家庭，尤其是處境極度艱難的家庭。雯敏說她之前在一場三胞胎活動中，曾幫忙將一位坐輪椅的孩子搬上樓梯。當時因為電梯故障，孩子的母親得抱著重度障礙的孩子上樓，雯敏則負責搬輪椅。「我忍不住哭了出來，那個媽媽實在太辛苦了。她一定累壞了。」那個需要坐輪椅的孩子患有腦性麻痺，也就是嬰兒疾病中最嚴重的肢體運動功能障礙。
出乎我意料之外，腦性麻痺成為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台灣生殖醫學會年會上的重要主題。在這場台灣最大型的生殖醫學專家集會現場，李國光醫師在主題演講中表示：「我們可能創造了幾百個腦麻家庭。」我定期參與台灣生殖醫學會年會，與會者時常報告、討論尖端研究和技術革新，但我鮮少聽到有醫生會自我定位為造成意外傷害的原因。聽眾間瀰漫一股不自在的沉默。李國光請學會成員試著想像，一個需要照顧嚴重腦麻子女的家庭，未來四十年生活會是什麼樣子。他強調正是因為在台灣，人們普遍會為了提高懷孕成功率，而在試管嬰兒療程中植入多胚胎，才會造成多胞胎懷孕如此盛行。
當孕肚中的胎兒數量變多，母嬰的健康風險也會隨之增加，而早產就是多胞胎懷孕的主要併發症。有些早產兒不幸夭折，有些順利撐過、健康成長。有些雖然活了下來，卻罹患腦性麻痺。單胞胎的腦性麻痺比例大約是0.2％，雙胞胎會上升至1到2％，三胞胎則為4到5％。李國光根據這些罹病比例，推估台灣施行試管嬰兒療程造成了多少腦麻兒童出生。為此，他向醫界同行發出警訊：「沒有理由為了治療不孕症而增加腦性麻痺風險。」藉由展示這些令人堪慮的數據，以及描繪腦麻家庭的艱辛生活，他呼籲在座醫事人員應有所改變。
而解方就是單一胚胎植入（single-embryo transfer, SET）。李國光指出，美國、日本等國的專業指引，其實都建議採行單一胚胎植入。他也進一步分享自己的實務經驗和臨床療效，顯示單一胚胎植入真的能維持台灣既有的成功率，同時避免多胞胎懷孕的問題，箇中技巧在於妥善挑選病患與胚胎。作為台灣生殖醫學會的前任理事長，李國光很清楚要醫師改採單一胚胎植入而非多胚胎植入，一開始可能引發一些不安。為了鼓勵同行，他在演講中自我揭露自己從滿腹懷疑，到例行採行單一胚胎植入的心路歷程，並在演講的最後一張投影片上，放了張運動品牌NIKE的照片，以及人們朗朗上口的口號：「Just Do It」。決定要植入幾個胚胎的議題很嚴肅，但李國光幽默的演講結尾，依然逗得我和全場聽眾哈哈大笑。「Just Do It」的鼓勵，是否真的奏效？有沒有醫師就此決定跟隨李國光的腳步？如果這種勸說無效，台灣生殖醫學會是否打算對會員發布新的單一胚胎植入指引？
對雯敏和李國光來說，多胞胎懷孕是場五味雜陳的旅程：既期待新生命降臨，又得面臨致命的威脅。對於人們來說，懷上雙胞胎或三胞胎可能是最棒的回報，也可能是一場恐怖的惡夢。人工協助生殖科技（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ARTs）雖然為渴望生兒育女的人們帶來一線希望，但正因為要透過醫學介入以極大化成功率，患者罹患嚴重疾病甚至死亡的風險也進一步擴大。人們該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應該透過哪些機制促成最好的未來？那又是屬於誰的未來？在本書中，我將分析自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全球與台灣透過助孕科技持續增加多胞胎孕產，所引發的爭論、挑戰與治理。這個困境在過去幾十年間就一直困擾著家長（例如雯敏）、醫師（例如李國光），以及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倡議者與政策制定者。多胞胎孕產在全球的普遍程度可說是史無前例，而解決這個困擾，迄今依然是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