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年那個黑暗的夏天，我不曾絕望，希特勒最後一定會被打倒。我承認比較同情法國人。這個民族與德國人同樣偉大，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的多數時間，都在捍衛個人自由，為何會迅速輕易被打敗呢？在法國的悠久歷史中，法國人第一次亡國得如此可怕、如此徹底。」――夏伊勒
那天六月，巴黎的生活一如往常繼續，氣候依舊宜人，巴黎人在公園裡曬太陽，在路邊餐館小酌開胃酒，擠入戲院和劇院。根據從報紙讀到的和從電台聽到的，百姓相信一切順利，顯然在比利時一場大戰已然爆發，但政府向百姓保證，德軍已被擋下。
事實上，德軍勢不可擋，在裝甲軍先鋒古德林的改革下，坦克搭配轟炸機的攻勢，致使荷蘭、盧森堡均不戰而降，兩國領袖流亡海外。比利時國王雖然出兵抵擋德軍攻勢，卻自始至終不相信法國人，不願法軍提前進入比利時協防。等德軍兵臨城下，英法見大勢已去，於是發動現代軍事史上規模最大的敦克爾克大撤退。比利時國王則自願成為德國俘虜。
在巴黎，共和國總統、總理與受人敬重的貝當元帥正帶領著政府官員，在聖母院祈禱奇蹟出現，解救法國。在這座雄偉的哥德式大教堂前，有巴黎人聚在寬敞的廣場上，看著達官顯要進出教堂。但奇蹟沒有出現，德軍兵臨城下，政府決定撤離，人民也跟著逃亡，兩百萬巴黎男女老幼，打包簡單家當，放到車頂、機車或腳踏車的載物架，只要有輪子就行，許多人甚至徒步逃難。
二十二年前，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戰敗的德國人在巴黎北方的貢比涅森林裡一塊小空地簽署停戰協議，法國新政府請求停戰六天後，也就是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輪到法國人在那裡投降。貝當在納粹的掌握下成立維琪政權，二十世紀文明的象徵、歐洲文化的中心――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正式走入歷史。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
1904年出生於芝加哥，1925年，成為《芝加哥論壇報》駐歐特派員，在歐洲遊歷了十五年，因此身歷歐洲史上最動盪的時代。他親見第三帝國的興起與覆亡，也看到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如何從文明中心走向失敗主義之路。1960年，他以美國軍方繳獲的納粹文件（包括高層的日記），加上他個人在柏林的親身所見，完成名著《第三帝國興亡史》，由此奠定大眾史學家的地位。
解開了納粹德國的身世之謎後，他以同樣的精神去探究：「法國為何六週就投降了？」他深入法國外交部、軍事高層，訪問重要的當事人，從堆積如山的文獻中，拼湊出第三共和國崩潰的圖像，最終於1969年出版《1940法國陷落》。他想要藉此告訴世人：「一個偉大的國家，就算遭遇滔天大禍，也不會突然覆亡，一定是老早就種下了禍根。」
除了宏觀的國別史之外，夏伊勒親歷的歷史現場與個人回憶，也是讀者津津樂道的名著，其中包括《甘地與我》、《柏林現場》等。
高紫文，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畢，義務役步兵少尉排長退役，專職翻譯，特別喜愛戰爭歷史文學。譯有《甘地與我》、《NASA博士教你認真做防災》、《失控的正向思考》、《馬特洪峰》。
內文試閱
第三十二章 巴黎淪陷（一九四○年六月五日至十四日）
明媚和煦的六月天到來了之時，雖然北軍被消滅了，從敦克爾克到索姆河口的海峽港口被佔領了，但大部分法國仍守住，至少還有百分之九十的領土，包括索姆河、埃納河、馬奇諾防線以南的所有土地。
有很多地方可以作戰，包括首都和幾個最大的城市，也有空間可以調動部隊，但法國最高司令部認為問題是，法軍現在兵力是德軍的一半，是否有實力與能力調動部隊，以及在必要時執行戰略撤退，以空間換取時間。魏剛認為沒辦法。五月二十五日，他放棄拯救北軍的希望前一天，他向軍務委員會報告未來的戰略。他說自己與喬治研究了三個「解決方案」，否決了前兩個，認為「無法實現」，因為必須縮短前線，先退到塞納河下游，再退到羅亞爾河，其中一個還得棄守馬奇諾防線。第三個「解決方案」是要在現下守住的河流防線背水一戰，他說自己選擇這個方案，警告說要從索姆河―埃納河沿線撤退是不可能的。「我軍無足夠的後備部隊，無法撤退。」他解釋道：「軍隊數量懸殊如此之大，不可能井然有序地撤退。」他說自己只有六十個師，但卻要在四百英里的前線，從海邊到萊茵河與瑞士，對付「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個德國師」。「我們得堅守現下在索姆河―埃納河的陣地，」他結論道：「死守到底。」次日，五月二十六日，他發布總命令要求這麼做。「此役攸關國家命運，」命令寫道：「我軍將在此時據守的陣地上抗戰，不考慮撤退。」
魏剛的決定飽受批評，他墨守法軍傳統信條，認為必須永遠守住連續戰線，儘管在默茲河和比利時的行動才剛顯露這麼做多愚蠢。用空間換取時間，棄守領土撤退，來日再戰，這樣的概念他就是無法理解，儘管許多戰爭都證明過這種概念的價值，例如一八一二年俄國人在拿破崙侵略時就證明過；而這次戰爭，雙方在俄國與利比亞、德國在義大利，也將再度證明。「根據一九一八年的經驗，」戴高樂認為：「只滿足於在索姆河組織新的防禦戰線是愚蠢的。我們該停止死守連續戰線，靈活調動部隊。」他認為就算最後得一路撤到北非也無所謂。駐北非的奧古斯特．諾凱斯（Auguste Noguès）將軍的參謀長何內．貝湯（René Bertrand）將軍所見相同。他後來作證說：「參謀總部千不該萬不該在後方沒有其他抗戰陣地便打索姆河之役，北非就是很好的後方抗戰陣地啊。」
不只戴高樂和貝湯兩位將軍認為魏剛的觀點錯誤。五月二十六日魏剛明確下令固守索姆河―埃納河，不考慮撤退，次日殖民地部隊司令布和（Jules Antoine Bührer）將軍便向新任內政部長曼德爾表示憂心這樣的戰略，說德軍將輕易突破守備薄弱的防線，受命固守的部隊將被包圍，而德軍將直接繞過他們。他認為最好全面撤退，必要的話棄守馬奇諾防線，在汝拉山和布列塔尼抵抗，如此將能大幅縮短前線。馬奇諾防線部隊指揮官佩特拉（André-Gaston Prételat）擔心馬奇諾防線很快就會被從側翼包圍，五月二十六日建議魏剛準備撤離，這樣才能及時把部隊撤到南方陣地，但魏剛不聽勸諫。
六月一日，戴高樂仍指揮第四裝甲師，正在阿比維爾南邊反攻，他前往魏剛的總部，力勸把剩下的一千兩百輛新型戰車部署成兩隊，一隊在巴黎北方，一隊在漢斯南方，每隊由兩、三個摩托化步兵師支援，分配比一般多一倍的砲兵，在最後被突破時攻擊德軍側翼。他後來評論道：「至少這樣我們還能打仗，而不是瓦解。」但最高司令部寧可墨守已經釀成大難的信條，用裝甲師來防守，以阻擋最多波的敵攻擊為目標。
魏剛斷定部隊太弱，無法執行戰略撤退，這樣的判斷看似奇怪，誠如英國軍事史學家艾利斯少校所點出的：「軍隊若兵力不足，就無法撤離明顯過長而無法守住的防線，這樣的軍事理論非常奇怪……最高指揮官抱持這種觀點，那就必敗無疑。」
魏剛對結局一清二楚，五月二十五日警告軍務委員會，說「前線會被破，屆時斷裂的各部將抗戰到底，挽救國家聲譽」。二十九日，德國繼續攻擊一星期前，前面談過了，他告誡雷諾說，前線一旦被破，就無法繼續有效抵抗。
若索姆河和埃納河守不住，巴黎注定很快就會淪陷，儘管如此，魏剛仍力勸政府應該不怕被俘，留在巴黎。其實，雷諾和內閣裡的其他人開始懷疑最高指揮官想要政府被俘，好擺脫他打從回巴黎就不斷咒罵的政治家。五月二十六日魏剛告訴殖民部長路易．何藍（Louis Rollin）參議員：「政府得留在巴黎，讓敵軍俘虜，別無他法了。」最高統帥說畢竟這是有歷史先例的。
您記得羅馬元老院議員提圖斯．李維（Titus Livy）嗎…………蠻族，咱們就是當時的蠻族，侵略羅馬時……元老院議員們仍坐在席位上繼續議事……一名高盧人拉一名元老院議員的鬍鬚，那議員用權杖打他，結果所有議員慘遭屠殺。但這種氣度何等偉大啊。
殖民部長何藍參議員說自己聽完後萬分驚訝，認為「有責任」趕緊稟告總統魏剛對偉大的見解。何藍回憶道，勒布倫和平常震驚時一樣，雙臂往上一揮，驚呼道：「他肯定瘋了！他要我遭逢跟許士尼格一樣的命運嗎？政府要是被俘，怎麼自由指揮作戰啊？太不可思議了！他想把我們帶到哪啊？！」（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德軍進入維也納，奧地利總理庫爾特．馮．許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被希特勒逮捕，未經審判就被囚禁，大部分時間都被關在惡名昭彰的達考〔Dachau〕集中營和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營，直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才在蒂羅爾被美軍釋放，不久後，德國親衛隊首腦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便下令謀殺他及其妻。魏剛最早出版的回憶錄是第三卷《奉召救國》〔Rappelé au service〕，於一九五○年出現，在頁二一八的注釋中，他坦承不該說政府應該不怕被俘，留在巴黎。「政府不該自動送上門給敵人。」他坦承道。）
同日魏剛對博杜安又說了一次那個暗示時政的歷史故事，並且補充說：
若政府……想避免革命運動在巴黎發展，就得申明不論局勢如何，都會留在首都……不怕被敵俘虜，以國家秩序和尊嚴為重。
「將軍想避免國內動亂，」博杜安還說：「尤其希望避免陷入無政府狀態。」博杜安並不意外，他有記錄前一天魏剛對軍務委員會說的最後一句話。魏剛先表明：「若法軍要抗戰到底，挽救聲譽，將全軍覆沒。」接著補充說：「我們得保留軍隊，維持國內秩序。」
魏剛被倉促任命為最高指揮官，設法防止法國戰敗，但從此刻到最後，他似乎不只掛心於對抗德軍，也同樣憂心於對抗幻想出來的巴黎紅色革命，可是根本毫無紅色革命活動的跡象。他現在滿腦子想的都是保住軍隊，但主要不是用來對抗此刻他已認為無法打敗的德軍，而是用來維持國家被打敗後的法秩。
六月五日，德軍開始進攻索姆河，雷諾為了擺脫政府裡的阻礙者和失敗主義者，改組內閣，但不敢除掉貝當和魏剛這兩名領頭的軍事失敗主義者，結果雖然把達拉第、牧齊、藍穆河（Lucien Lamoureux）免職了，但實際上卻在內閣裡增加了夥同將領們呼籲法國脫離戰爭的人。
無疑雷諾很高興不用再跟死敵達拉第周旋了，波特伯爵夫人也是，看起來她不只和達拉第遭罷黜有關，還插手提名某些新閣員。貝當也幫了忙，堅持要達拉第離開，他始終無法原諒達拉第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晚上在協和廣場鎮壓暴民，以及在人民陣線扮演要角。雷諾開除達拉第的藉口是因為六月五日早上亨利．貝宏吉（Henry Bérenger）參議員來訪。貝宏吉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在法國政壇聲譽不佳，聲稱委員會一致認為達拉第待在外交部奧塞碼頭大樓「有辱法國外交」。雷諾邀貝當擔任外交部長之職，但貝當審慎婉拒，於是雷諾便自己接管該部，並任命博杜安為次長，但很快就會後悔這個抉擇。另一個更讓他悔不當初的選擇是伊夫．部提耶（Yves Bouthillier），部提耶從財政部次長升為部長，頂替藍穆河。在波特女士的慫恿下，雷諾任命尚．普沃（Jean Prouvost）為資訊部長，這位家財萬貫的紡織業巨擘買下《巴黎晚報》、《競賽畫報》（Match）、《美麗佳人》（Marie-Claire）及其他發行量大的刊物後，成了新聞界大亨。雷諾不久後也會懊悔這項任命。激進黨領袖蕭唐保證強烈反對停戰後，雷諾經過一番猶豫後，讓他留任副總理，但其實蕭唐已經偷偷在催促貝當奪權。雷諾也會為這個決定感到懊悔。
所以一九四○年六月五日達拉第永遠投閒置散了。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兩年來他不僅擔任過總理領導政府，也擔任過國防部長主導軍隊。現在軍隊即將瓦解，身邊的人都認為他看起來像喪家犬。不過，博杜安卻告訴我們，六月五日晚上雷諾和達拉第見面「痛苦」告別時，達拉第激動地向雷諾抗議。博杜安說：
他表示不想受辱，堅持沒有做過可以自責的事，自認克盡了軍事部長的職責……他最後說自己仍受到子孫敬重，心滿意足矣。
我認為可以這麼說愛德華．達拉第，他是個勇敢的人、堅定的愛國者、有能耐的政治家，但在一九三八年到四○年的危機中，他證明了自己無法勝任挑戰，這些挑戰需要能力比遠強於他的政治家才能應付，不過在那段日子法國政壇裡誰有那樣的本領？
雷諾六月五日的任命中，最令人關注且對未來歷史最重要的就是任命第四裝甲師師長夏爾．戴高樂為國防部次長，幾天前他才暫時升為准將。此舉激怒了魏剛和貝當。
魏剛向雷諾抗議：「他只是個毛頭。」戴高樂才剛屆五十歲。「他比較像新聞工作者，不像軍官。」魏剛向博杜安怒道：「他對自己的看法令人無法理解。」
魏剛對戴高樂的看法比起貝當的顯得客氣了。老元帥向博杜安說自己想「掏心談論此事」後，大嚷道：「他妄自尊大、忘恩負義、目中無人。」六月六日，戴高樂獲得任命的隔天，貝當與史必思掏心長談：
他（戴高樂）自以為對戰爭的運籌帷幄無所不知，妄自尊大，自以為對兵法的奧祕無所不曉。他或許自創過戰術，但我對他瞭若指掌，他當過我的參謀，寫了本書，至少是我教他寫的，我給他提綱，幫他校正……但他出書時卻連感謝我的協助都沒有。他不只自負，還忘恩負義。他在軍中沒什麼朋友，不過這也難怪，因為他總是讓人覺得他瞧不起所有人。
（平常溫和的元帥回想起和戴高樂為這本書爭吵，又心生反感，次日，六月七日與博杜安談話時再度動怒。博杜安在日誌上寫道：「元帥指導戴高樂寫那本書，並親筆修訂大部分內容，因此斥責他竟然在書上獨自署名。」
值得注意的是，法軍打了敗仗，正在瓦解之際，最負盛名的現役軍官竟然那麼在意一本書的作者署名，而且為此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憎惡之情。引發爭吵的那本書是戴高樂寫的，書名叫《法國與法軍》〔La France et son armée〕，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版。貝當聲稱：「其實那是參謀總部的著作，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戴高樂聽從我的命令在我的指導下寫的。」元帥一開始禁止戴高樂「使用參謀總部的著作，因為那不是他的」，但由於該書已經付梓，而且出版商打算出版，貝當才軟化態度，「准許」出版，不過有條件：必須附上褒獎他的題辭。他在九月五日把題辭內文寄給戴高樂，但太晚送達，書本已印刷完畢。其實戴高樂寫的題辭看起來已經對元帥極度奉承了，但貝當仍不悅，因為那不是他親手寫的。現在這兩人將在法國歷史的未來幾年扮演要角，而我們可以說兩人的不和始於一本書的著作署名！一般作家會為自己的著作感到虛榮，這是眾所周知，但將軍怎麼也如此呢？）
受人敬重的法國元帥兼副總理為了一本沒幾個人讀過的書的作者署名心煩，總理則在改組政府，就在此時德軍在索姆河展開攻擊了，一戰時此處曾爆發血腥但卻沒有效果的漫長戰鬥。六月五日黎明，德國裝甲部隊再度攻擊守備薄弱的法國防線，上午十點魏剛下達辭藻華麗的「本日命令」。
法國之役已然展開，余在此命令固守陣地，不考慮撤退……希望諸位念及受傷之祖國，激發不可動搖之決心，堅守陣地……祖國之命運、守護祖國之自由、子孫之未來，有賴諸位不屈不撓。
成功機會渺茫，魏剛心知肚明。博克（Fedor von Bock）和倫德施泰特有九十五個師，包括十個裝甲師，集結在兩百英里前線，從海邊到馬奇諾防線的起點龍骨勇（Longuyon），而魏剛卻只能勉強湊到四十三個師與之對抗，其中有三個裝甲師和三個騎兵師，但裝甲師的戰車數只有正規編制的三分之一，第二裝甲師八十六輛戰車，第三裝甲師五十輛，騎兵部隊的戰車更少。德軍還在前線集結了兩支航空大隊。法國空軍戰力虛弱，加上缺乏英國空軍支援，皇家空軍已把駐法的大部分部隊調回國，由此看來德軍將繼續在空中擁有絕對優勢。法國軍事史學家古塔稱之為「沒有希望的戰役」。更糟的是，魏剛還禁止撤退，結局注定是「政權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