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愛恨、憂鬱、絕望、瘋狂……，解析內心矛盾、自我療癒的心靈自由解藥

導讀

前言

序

 

第一部分 精神官能症衝突和消除衝突的嘗試

 

第 一 章 尖銳的精神官能症衝突

有意識地去體驗衝突是一種非常寶貴的優點，儘管這樣做可能會令人痛苦

 

第 二 章 基本衝突

衝突緣起於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並隨後影響到整個人格

 

第 三 章 迎合他人

服從型患者感到自己如嬰兒一般被陌生而危險的動物包圍著

 

第 四 章 對抗他人

攻擊型人格的需求從根本上來說源自患者對世界的感受，即世界是達爾文意義

上的競技場，適者生存，強者淘汰弱者

 

第 五 章 迴避他人

與他人保持情感距離是迴避型患者至關重要的內心需求

 

第 六 章 理想化形象

真正的理想讓人謙遜，理想化形象則使人自負

 

第 七 章 外化

外化是主動抹除自我的心理過程

 

第 八 章 維持虛假和諧的輔助方式

每種精神官能症都會發展出特定的防禦組合

 

第二部分 衝突未解決的後果

 

第 九 章 恐懼

懼之中

 

第 十 章 人格退化

獲得真正的內心自由的必備條件是，勇於承擔責任和對自己負責

 

第十一章 絕望

精神官能症中的強迫性傾向不是本能的，而是不健康的人際關係導致的

 

第十二章 施虐傾向

 

只有當一個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徹底絕望時，他才會發展出顯著的施虐傾向

結論 精神官能症衝突的解決 –

 

結論 精神官能症衝突的解決

【導讀】/ 潘華琴

 

閱讀可以共鳴，可以寄情，但如果它能帶來認知模式的更新，帶來突破常識的勇氣，那它就是一種自由，或者說，它是追求自由的起點。在這個資訊氾濫、知識更迭迅疾的時代，重新翻譯、閱讀卡倫‧霍妮的作品，就會帶來這樣的自由感。這倒不是說卡倫 ·霍妮為我們描繪了一個 唾手可得的新型「烏托邦」，而是因為她的人格理論刺破了個體看似完整的外在表像 ，將禁錮「真實自我 」的層層心理防禦加以剝離、拆卸，至此，個體的成長和發展才真正開始。正如埃裡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所言：自由，首先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一

卡倫‧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派中新佛洛德主義代表人物。這些耀眼的頭銜一方面彰顯了卡倫‧霍妮在專業領域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暗示，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她能踏入醫學領域，並成為精神分析學派的繼承者和革新者，其人生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突破常規、自由探索、成長和發展的過程。和大部分女性一樣，她也經歷了女童、少女、為人妻、為人母的人生軌跡，在整個過程中，她也必定遭遇過個人意願和外在環境之間的激烈衝突，這些衝突也必定造成了她內心的激烈動盪。事實也是如此。她一方面作為精神分析學派的教授和臨床治療師為學生傳道授業，為患者排憂解難；另一方面卻罹患抑鬱症，作為患者接受他人的治療。不過，憑藉對事業近乎信仰般的堅守，她反倒得以將教學和臨床經驗與自身的人生體驗相互融合，錘煉出了獨具特色的人格理論和治療理念。相較於佛洛德冷靜、理性的科學主義立場，以及對人性的悲觀主義態度，卡倫‧霍妮對人性的剖析雖然尖銳，卻充滿著悲憫的情懷和樂觀主義的勇氣，因為她認為，精神分析並非純粹的技術問題，或抽象的心理學理論，而是分析師和患者共同努力，抵達那個被層層心理防禦禁錮的「痛苦的靈魂 」。她堅信，心理防禦一旦拆除，每個人都有著趨向人格完整的可能。

在日常語言中，「人格 」一般等同于個體的道德品行，有崇高與卑劣之分，但在心理學領域，「人格 」（personality）也稱「個性 」（individuality），是一套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徵，具體體現為個體對現實的態度、趨向、選擇以及特定的行為方式。它與「自我」（self）密切相關，即它是個體將自身體驗為自我，同時與他人區別開來的重要依據。因此，對「人格 」問題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對「認識你自己 」這一古老神諭的現代回應。探討「人格 」的心理學方法眾多，但大體可歸為兩類，其中一類是對作為人格的心理特徵進行靜態描述、歸納並分類，比如人格特質論提出的「大五人格 」模式 ；還有一類就是將作為人格的心理特徵看作心理動力的運動結果，追溯其根由，勾勒其發展變化的脈絡，從而將人格構成描繪成自我發展和完善的心理圖景。精神分析流派的人格理論當屬此類方法的代表。

就理論淵源而言 ，卡倫 ·霍妮的人格理論無疑出自弗洛伊德的理論框架， 即個體性格形成和人格構造的基本動因是內驅力的運作和受阻，但對「 內驅力 」的不同理解卻 讓卡倫 ·霍妮成為傳統佛洛德理論的違抗者，轉而接近 阿爾弗雷德 ·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和埃裡希 ·弗洛姆的社會心理學。內驅力 「又稱「驅力」，是個體在需要的基礎上產生的內部緊張狀態，表現為推動個體行動以滿足需要的內部動力。佛洛德把「 內驅力」的實質解釋為人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它們相當於生命力的最本真狀態，尋求即時的滿足，但卻遭到個體所處的外部環境的遏制，不得不採用「昇華 」或「壓抑 」的方式，尋求本能的變相實現 ，從而構成不同的性心理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等同於他提出的性心理結構，具有鮮明的生物學特徵。在佛洛德看來，那個我們習慣自稱為「我 」 的個體並不等同於確定的理性自我。他認為，個體的人格結構由三個部分構成：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 」 就是個體內部的本原性力量 ，是促動個體發展和行動的驅力，而「 自我 」和「超我」則是根據外部世界的現實原則，對「本我」這一驅力加以調適和修正的產物，這種調適和修正對「本我」而言，無疑是一種阻抑，所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矛盾和衝突。因此，每個個體的人格結構並不是穩定的靜態模式，而是本我、自我和超我這三種力量相互運作的動態平衡。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 ，人的外在行為就會失常，表現為臨床意義上的「癔症 」，即神經症。但佛洛德認為，個體成長到青少年時期，隨著性心理結構相對穩定，個體的人格結構也趨於穩定 ，儘管人格結構三個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衝突永遠不會消除。

卡倫 ·霍妮的人格理論也源自人的驅力，但她對驅力之實質的解釋卻迥異於佛洛德。她認為，個體行為一般都源於尋求滿足和安全這兩種驅力 。「滿足 」驅力是一種「趨近 」力，可發展為主動贏取的動機和態度「安全 」驅力是一種「 回避 」力，其主要功能是減輕焦慮。人格構成的決定性力量不是性本能驅力，而是滿足和安全驅力的運作結果。從個體遭遇外部世界伊始，「滿足 」驅力就會遭到遏制，從而形成人之在世的「基本焦慮 」：孩子面對的世界充滿潛在的威脅，從而讓孩子感到恐懼、無助和孤立。對卡倫 ·霍妮來說，這些潛在的威脅不是形而上的理論假設，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客觀事實，它們包括成人的控制、冷漠，成人的古怪行為，成人對孩子個人需要的漠視，成人對孩子的貶低、過度保護，父母失和時孩子必須選擇支持哪一方，以及充滿敵意的氛圍等。在卡倫 ·霍尼的論述中，「父母」是孩子遭遇的外部世界的原型，代表孩子人格構成的最初情境。受「安全 」驅力的驅使 ，孩子為了減輕「基本焦慮 」，不得不在對世界（父母）充滿敵意的情況下依賴世界（父母）， 因為依賴 ，他就必須壓抑對世界的敵意，於是無意識的依賴—敵意衝突形成了，衝突導致新的焦慮，為了消除焦慮、獲得安全感，個體便會發展出初級防禦，卡倫 ·霍妮稱其為「神經症傾向 」。由此可見，個體的人格構造從一開始就是為克服「基本焦慮」而採用的心理防禦策略的組合。

卡倫 ·霍妮將作為初級防禦機制的「神經症傾向 」分 成三種類型 ，分別代表個體在所處環境中為了減輕焦慮、獲得安全感而採用的對待他人的基本態度，它們將逐步發 展成三種性格傾向：迎合他人、對抗他人和遠離他人。迎合他人的性格類型承認自己的無助，以順從的姿態贏取他人的愛，並依賴他人。對抗他人的性格類型接受環境的敵意，並自覺不自覺地決定反抗，對他人給予的關愛充滿懷疑，並隨時準備戰勝他人。遠離他人的性格類型既不想從他人那裡尋找歸屬感，也不想反抗他人，他只想與他人保持距離，並努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從根本上講，這三種基本態度是相互衝突的，但它們是人格構成的三個基本要素，同時共存於每個個體身上。對正常人來說，這三種傾向可以根據具體情境靈活調節，他們既可以愛，也敢於恨和反抗，也能夠享受獨處。但對神經症患者來說，一種傾向會壓倒其他兩種傾向，成為主導性格傾向，如此，這種傾向就成為一種不可遏制的強制性驅力，成為神經症患者人格結構的顯著特徵，同時也導致其行為模式的死板僵化。而被壓抑的傾向會成為與主導傾向相反的驅力，隨時都有可能與它發生衝突，從而導致因人格結構失衡而產生的行為失常。卡倫 ·霍妮稱這三種神經症傾向之間的衝突為「基本衝突 」，認為它才是導致神經症的核心力量。以占主導性地位的神經症傾向為依據，卡倫 ·霍妮將神經症人格結構分成三種類型：服從型人格、攻擊型人格和超脫型人格。為減輕「基本焦慮 「而形成的初級防禦（性格傾向）反倒帶來了新的衝突，新的衝突又導致新的焦慮，新的焦慮需要新的防禦策略，因此，對神經症患者而言，他的人格構成又必須疊加上二級防禦策略：理想化形象、外化、合理化、隔間化和超脫等。

和佛洛德一樣，卡倫 ·霍妮也認為，個體的人格構成源於驅力的運作，且與個體成長密切相關，但她的人格理論至少在三個方面突破了佛洛德理論框架的限制 。首先，在她看來，不是性本能，而是尋求滿足和安全的驅力，才是人格構成的決定性力量。其次，她不認為嬰幼兒至青春期的性功能發育和性心理發展期是人格構成的決定性階段。她更強調個體所處的具體外部環境——比如童年時期的家庭環境、青少年時期的同齡人群體以及個體所處的整個社會文化環境——與驅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人格構成的影響。她認為，行為正常的個體總能結合他所處的環境不斷調整他對待他人和自身的態度，而神經症患者在分析師的幫助下，也應該能發展出這種能力，因此，個體的人格成長是終身的。再次，就神經症的病因而言，與其說是某種先天的強制性驅力（比如佛洛德的性本能驅力 ），不如說是在個 體的人格構成中，由於外部環境的因素，三種神經症傾向中的某一種發展成了強制性驅力，從而導致神經症。因而，她對神經症治療的態度相較於佛洛德就更為積極和樂觀。正因為突破了佛洛德的性本能說，卡倫 ·霍妮的人格理論以 及她對「焦慮」的心理防禦機制的剖析、闡釋和治療，被譽 為「動機心理學、行為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精神分析以及心理治療理論和實踐中最新觀點的萌芽」。
 

【前言】 / 卡倫．荷妮

 

謹以此書向精神分析的發展致敬。

這本書是我個人經驗的產物，是我對患者及我自己所進行的分析工作的結晶。儘管此書提出的觀點歷經多年的醞釀和發展，但直到我得到美國精神分析協會的贊助，開始準備系列講座之時，它才得以真正成型。第一個系列講座以《精神分析技巧上的問題「(Problems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為標題，內容主要圍繞分析的技術方面﹙一九四三）。第二個系列講座以《人格整合》﹙Integration of Personality）為標題，於一九四四年完成，涉及的問題也正是本書探討的題，其中三個主題—「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人格整合」、「迴避心理學」、「施虐傾向的意義」—已分別在醫學院和精神分析發展協會上以講座的形式發表過。

我衷心希望，對那些致力於推進精神分析理論和臨床治療的精神分析學家來說，這本書能有所助益。我也衷心期望，他們不僅將本書的思想應用到患者身上，而且還用於自身。精神分析學只有透過困難的方式—將我們自身及我們的困難都包括進來—才能取得進步。如果我們自己安於現狀，拒絕改變，我們的理論必定會變成貧瘠的教條。

然而，我堅信，任何一本書，只要它突破了純粹的技術問題或抽象的心理學理論的藩籬，都會給那些渴望瞭解自己、從未放棄自我成長的人帶來幫助。我們生活在障礙重重的文化中，大部分人都被本書所描述的衝突困擾著，任何我們能夠得到的幫助都顯得彌足珍貴。儘管嚴重的精神官能症必須由專家治療，但我還是認為，透過不懈的努力，我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讓自己從內心的衝突中解脫。

我要向我的患者致以最深切的謝意。與他們的合作讓我更深入地理解何為精神官能症。我同樣要向我的同事們表示感謝。他們的興趣、善解人意激勵著我的工作。我所說的同事不僅包括那些年長者，還包括那些在我們的研究所實習的年輕人，他們一絲不苟的討論總是極具挑戰、卓有成效。

我要感謝的另外三位並非精神分析領域的同仁，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支援並促進了我的工作。在一個唯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為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之正統的時代，阿爾文．詹森﹙Alvin Johnson）博士邀請我在社會研究新學院發表自己的觀點。社會研究新學院哲學和人文科學系主任克拉拉．梅耶﹙Clara Mayer）出於持久的個人興趣，年復一年地鼓勵我將分析工作中的新發現提出來用於討論。第三位是我的出版人W．W．諾頓先生，他的建議令我的書增色不少。最後，我還要感謝米奈特．庫恩﹙Minette Kuhn），他在整理資料和梳理思路方面為我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序】

不管探索的出發點是什麼，探索的過程多麼曲折，我們最終都必須將心理疾病的源頭追溯至一種人格障礙。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幾乎所有的心理探索。那是一種真正的再發現！歷代詩人和哲學家早已懂得，性情寧靜平和之人從來不會陷入心理障礙，相反地，飽受內心衝突的人容易遭此厄運。借用現代術語便是：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管其症狀如何，都是性格精神官能症。因此，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臨床治療方面，我們都必須力求更好地探索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偉大的開創性工作就是向這一思想的逐步聚攏，儘管他採用的發生學方法未能使他對這一思想做出明確的表述。但佛洛伊德工作的後繼者們—特別是弗朗茲．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奧托．蘭克(Otto Rosenfeld）、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和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已經對這個觀點做了更清晰的界定。但關於性格結構的確切性質和動力學，他們當中尚未有人做出定論。

我個人的研究起點不同於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就女性心理學所做的假設對我啟發甚大，它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有關何為男性特質、何為女性特質的觀念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我而言同樣明顯的是，佛洛伊德正是因為沒有考慮這些文化因素才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對這一課題的興趣持續了整整十五年。在一定程度上，與埃里希．佛洛姆的交往進一步強化了我的興趣。他在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的淵博學識令我更加意識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絕不局限於它在女性心理學領域的運用。當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時，我的這些設想得到了證實。我發現，在美國，患者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很多方面與我在歐洲國家所觀察到的不一樣，而唯一能解釋這種區別的就是文化差異。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The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中，我最終闡明了這一思想。而在這本書裡，我要表達的主要觀點是，精神官能症的誘因是文化因素，更確切地說，精神官能症因人際關係障礙而產生。

在我寫作《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之前的幾年間，我的研究思路與一個更早的假設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這一假設圍繞的核心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內部驅力是什麼？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佛洛伊德。他的答案是強迫性驅力。在他看來，這些驅力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本能，它們尋求滿足，不甘受挫。但遺憾的是，他最終把這些驅力從精神官能症本身推廣到整個人類，認為驅力在每個人身上運作著。假如精神官能症是人際關係障礙的產物，佛洛伊德的這個假設就不太可能有效。就這個問題，我的觀點可以簡述如下：強迫性驅力確切而言就是精神官能症；它們誕生於孤立、失望、恐懼和敵意這樣的情緒之中，並表徵著人們在這些情緒的控制下應對世界的方式；它們的目的主要不是尋求滿足，而是尋求安全；它們的強迫性特徵必須歸因於隱藏其背後的焦慮。強迫性驅力的兩種最為鮮明的外顯形式，就是對愛和對權力的病態需求，《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一書對它們做了詳細描述。

儘管保留了我所認為的佛洛伊德理論的基本原理，我當時還是意識到，為了更為深入地瞭解精神官能症，我的研究已經使我背離了佛洛伊德。如果被佛洛伊德視為本能的那些因素是由文化決定的，如果被佛洛伊德稱為「原慾」(libito）的那些慾望是一種對愛的病態需求，它源自焦慮，其目的是尋求與他人共處時的安全感，那麼原慾理論就站不住腳了。童年經歷固然重要，但它們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會以新的方式顯露出來。其他與之理論的差異也會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因此，重新思考我與佛洛伊德的關聯，對我而言就是必需的了。

與此同時，我繼續進行著精神官能症驅力的研究。我把強迫性驅力稱為精神官能症傾向，並在隨後的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精神官能症傾向。至那時，我已經確定，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是至關重要的。在那本書裡，我把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看作一個宏觀世界，它由許多相互作用的微觀世界構成，每個微觀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種精神官能症傾向。這種精神官能症理論具有實踐意義上的應用價值。如果精神分析方法不再局限於將我們當下的障礙與我們的過往相聯繫，而是轉向分析我們現有人格內部力量間的相互作用，那麼就算較少依賴甚至不依賴專家的幫助，我們也可以認知並改變我們自己。

心理治療的需求廣泛，但可提供的幫助又極為稀少，面對這一現狀，自我分析似乎可以滿足大量需求。因此，我那本《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的大部分內容都在討論自我分析的方法、局限和可能性。但就我對具體精神官能症傾向所做的表述而言，我並不完全滿意。雖然每種精神官能症傾向都得到了精確的描述，但我還是覺得這種列舉方式使它們相互分離，喪失了內在聯繫。我當時已發現，對愛的病態需求、強迫性謙卑和對「同伴」的渴望應該歸為一類。但我未能發現，它們三者共同構成並代表了一種對待他人和自我的基本態度與獨特的生活哲學。這三種傾向構成了我現在提煉出的「服從」型性格結構的核心。我也發現，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求和病態的野心有著相同之處，它們大體上是我現在所提出的「攻擊」型性格結構的構成因素。但渴望被人崇拜和追求完美主義，儘管有著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並影響到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卻似乎主要涉及與自我的關係。同樣，與情感需求和權力追求相比，剝削他人的欲望似乎並非根本性的，也不那麼普遍，它似乎本該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而不應該單獨列為一種傾向。

事實證明我的疑慮是有道理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的研究興趣轉移到了精神官能症的內在衝突上。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一書中，我已提出精神官能症產生於不同精神官能症傾向的相互抵觸。在《自我分析》一書中，我也提出精神官能症傾向不僅相互強化，而且還滋生衝突。但不管如何，衝突仍然屬於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年也越來越意識到內部衝突的重要性，但他把內部衝突看作是壓抑和被壓抑之間的一場鬥爭。我著手討論的衝突屬於另一種類型。它們發生在相互對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從本源上來講，這些衝突與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有關，但它們遲早會與對待自我的矛盾態度、矛盾的性格、矛盾的價值觀有關。

臨床觀察越多，我就越清晰地看出這些衝突的重要性。但我最為震驚的是，患者對自身顯而易見的矛盾茫然無知。當我向患者挑明這些矛盾時，他們開始迴避，似乎對其毫無興趣。這種經歷重複多次之後，我意識到，這種逃避表明患者對處理這些矛盾深感厭惡。對衝突的突發性認識會讓患者充滿恐慌，這終於讓我明白，我所研究的對象就像一個極度危險的易爆品，患者完全有理由迴避它們：他們懼怕這些衝突的威力會將他們炸得粉碎。因而我開始意識到，為了「消除」1這些衝突，或確切地說，為了否認這些衝突的存在，從而營造了一種虛假的和諧，多少精力和智慧被耗費在這種令人絕望的努力之上啊。

我按書中的順序依次討論四種主要的消除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掩蓋衝突，並將其對立面抬升至優先地位。

第二種方式是迴避他人，它為病態疏離(detachment）的功能提供了新的闡釋角度。疏離是基本焦慮的一部分—即初始性的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之一；但它同時又是一種消除衝突的方式，透過在自身和他人之間保持一種情感距離，使得衝突不起作用。

第三種方式與前兩種大相徑庭。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迴避他人，而是自我逃避。他的整個真實自我對他而言都是虛假的。他構建出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取代了他的真實自我。在這個理想自我中，原本相互衝突的部分被改頭換面，它們不再顯現為衝突，而是表現為豐富性格的不同面向。這一觀點有助於澄清許多精神官能症難題，它們至今尚未得到解釋，因而臨床上也無從處理。這一觀點也將原先無法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渴望被人崇拜和完美主義—納入了相應的模式。對完美的追求表現為努力符合其理想化形象；對崇拜的渴望則可理解為患者需要從自身之外獲得一種確認，即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這種理想化形象脫離現實越遠，對崇拜的渴望從邏輯上來講就越無止境。在所有消除衝突的方式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構成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但它又轉而導致一種新的內在分裂，從而需要進一步的修補。

第四種方式，即外化，就是試圖修補這種分裂，儘管它在無意間也有助於消除其他衝突。透過所謂的外化，內在的心理過程被體驗為發生在其自身之外。如果說理想化形象意味著脫離真實自我，那麼外化代表著與真實自我更為徹底的分離。同樣，它也滋生新的衝突，或大大加劇最初的衝突—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把上述四種方式看作精神官能症患者用以消除衝突的四種主要嘗試，其原因在於：一方面，儘管程度不一，它們都規律性地存在於所有精神官能症中；另一方面，它們都會導致人格的深刻變化。但它們絕非僅有的四種方式。其他相對次要的方式還包括：剛愎自用，其主要功能就是平息所有的內心疑慮；嚴格的自我控制，即以純粹的自制力將分裂的自我整合在一起；玩世不恭，以藐視一切價值的方式消除理想方面的衝突。但是，這些未被解決的衝突所帶來的後果，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

這些衝突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道德操守的喪失，陷入衝突的患者因無法自拔而產生嚴重的絕望感。直到我理解了病態的絕望，我才開始思考「施虐傾向」究竟意味著什麼。我開始明白，施虐傾向是對真實自我感到絕望的人採用的一種嘗試，即借助代償性生活獲得補償。我們經常能在追求施虐快感的人身上觀察到一種全心投入的激情，它產生於施虐者對復仇快感的無止境需求。

因此，破壞性的剝削欲望，事實上並非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它屬於一個更廣泛的行為模式，而且是它永不消失的表現形式，但對這個行為模式，我們缺少更好的術語，所以只能稱之為施虐。如此，精神官能症理論向前發展了，它的動力中心是三種對待他人的態度—順從他人、攻擊他人、迴避他人—之間的基本衝突。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擔心發生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須產出一致的自我行動，於是不顧一切地嘗試各種消除衝突的方式。但這些方式只能讓他保持一種虛假的平衡，新的衝突不斷產生，他需要源源不絕地找到新的方法來遮蓋衝突。為了維護一致的自我而採用的每一步驟，都會讓精神官能症患者變得更有敵意、更無助、更疏離自身和他人，其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障礙變得更加尖銳，而解決衝突的方法卻越來越難獲得。最終，他可能變得絕望，並試圖在施虐行為中獲得補償，但這種做法反而加深了他的絕望，滋生新的衝突。

這就是精神官能症的演化樣貌及最終的性格結構，相當悲哀。既然如此，我為何又稱自己的思想是建構性的？首先，這一種思想要清除那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即認為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可笑的簡便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它也不會陷入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主義。我稱它為建構的，首先是因為它第一次允許我們處理並解決病態的絕望。其次，我稱它為建構的原因在於，儘管認識到精神障礙的嚴重性，它仍然為調和乃至解決內心衝突提供了實際方案，從而讓我們得以為人格的真正整合而努力。

理性決策是無法解決精神官能症衝突的。精神官能症的方式不僅無效而且有害。但是，透過改變人格內部導致衝突的心理條件，這些衝突是可以被解決的。每一份成功完成的分析工作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從而使一個人不再那麼無助、那麼恐懼、那麼充滿敵意，也不再與自身和他人疏離。佛洛伊德對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充滿悲觀，因為他對人性的善良和人的成長持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他認為人命中註定是要遭受苦難或毀滅的，人的內在本能要麼被控制，要麼被「昇華」。這是佛洛伊德的假設。我的信仰則是，人既有能力也有願望發展自身的潛能，以便成為一個得體的人。如果人與他人，隨之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而且這種干擾持續不斷，那麼他的這種潛能和願望就會被侵蝕。我相信，人是變化的，而且只要活著，這種變化就不會終止。我越深入理解這一點，我的信仰就越堅定。

 

【摘文】1

對抗他人

攻擊型人格的需求從根本上來說源自患者對世界的感受，即世界是達爾文意義上的競技場，適者生存，強者淘汰弱者在討論基本衝突的第二個方面，即「對抗」他人的傾向時，我們將採用先前的步驟，首先考察攻擊型傾向占主導地位的人格類型。

服從型人格死守「人是善的」這一信念，但在與之相反的事實面前又屢遭挫敗。與之類似，攻擊型人格將「人是惡的」當作理所當然的事實，並拒不承認會有好人。在他看來，生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鬥爭，而且「人各爭先，落後遭殃」1。就算他承認有例外，他也是極不情願並有所保留的。有時他的攻擊性態度很明顯，但更多時候，它被蒙上了一層溫和、禮貌、公正、人緣好的不實修飾。這種「正面」形象僅是為了私利，代表了一種馬基維利式2的權宜之計。然而，一般而言，它是偽裝真實情感和病態需求的合成物。只要別人不質疑他的領導權，他也希望別人相信他是個好人，並為之做一定的善事。在致力於攻擊性目標的同時，他也有著對愛和贊同的病態需求。服從型人格無須這種「正面」形象，因為他的價值觀不管怎樣都與社會和基督教精神所認可的價值相吻合。

攻擊型人格的需求和服從型人格的需求一樣具有強迫性，想要領會這個點，我們就必須認識到，這些需求同樣也是由患者的基本焦慮造成的。必須強調這一點。因為「恐懼」這個因素在服從型人格中如此明顯，但在攻擊型人格類型中卻從未得到承認或被表露出來。攻擊型患者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或顯得有力。

攻擊型人格的需求從根本上來說，源自患者對世界的感受，即世界是達爾文意義上的競技場，適者生存，強者淘汰弱者。患者所處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哪些因素對生存最為有利。如果對個人利益的無情追求被當作生存的最高法則，那麼攻擊型患者的首要需求就是成為主宰者之一。主宰的手段是多樣的。他可以直接行使權力，也可以用過度熱情或施人以恩惠的方式間接操控；他還可能更喜歡幕後操控；或憑藉智力—相信透過推理和預見，他可以將一切納入其掌控之內。採用哪種主宰方式一方面由他的天資決定，另一方面也表明，相互衝突的傾向是如何被融合在一起的。比如，如果攻擊型患者同時又具有疏離的傾向，他就會避免直接的控制，因為這會使他與別人的接觸太過密切。如果攻擊型患者對愛有著隱密的需求，他也會採用間接的控制方式。如果他想幕後操控，就意味著他想利用他人來實現自己的目標3，而這是施虐傾向的跡象。